经管前沿系列讲座课程总结.docx

安徽工业大学研究生课程考核答题纸考核课程：经管前沿系列讲座I阅卷人：班级：学号：姓名：注意事项1 .请将上述项目填写清楚2 .字迹要清楚、保持卷面清洁3 .将试卷、答案一起归档二O一七年月日经管前沿系列讲座总结在这经管前沿系列讲座的课程学习中，老师们的精湛的讲课让我学到了很多，同时也是受益匪浅。讲座第一讲是李伟军教授的行为经济学的现实意义：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谈起。老师分别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回顾、行为经济学的贡献、中国化实践：一个房地产的视角、现实意义四大块展开讲解。自1969年，迄今共颁出47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24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个人独揽，17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由2人同享，5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由3人共分，其中，2000年以来，行为经济学领域屡次获奖，获奖的学者有卡尼曼（2002）、席勒（2013）、泰勒（2017）o十五年前，当把诺奖颁给卡尼曼时，很多人对这个领域还将信将疑，而在过去十多年里，经济学领域几乎掀起一场行为学革命，行为经济学以及相关的实验经济学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主流学术期刊把相当篇幅留给行为经济学论文，而众多知名经济学家也都纷纷转入这一领域。行为经济学是作为实用的经济学，它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以发现现今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进而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不足。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多次金融危机，如何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或“动物精神”成为全球学者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对于一堆不起眼的篝火，如果我们能控制好它，我们谁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然而一旦它突然烧成一片火海，就会表现出巨大的杀伤力。在传统主流经济学中理性与非理性的较量中，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理性人”或“经济人”是对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个体，包括个人、企业、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等利己特征的高度抽象,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博取最大效用、收益。然而，在现实社会相结合的过程中，“理性人”假设不断受到质疑。其中，包括马斯洛(1943)需求层次论、西蒙(1955)有限理性论和诺斯(1990)新制度学派等的挑战。促使人们不断放松“完全理性”的假说条件，从更加现实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马斯洛(1943)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有轻重层次之分，并由低级向高级逐渐过渡。这意味着，传统“理性人假设”所强调的“经济利益”并非个体唯一需要。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人类的利他行为也是客观存在的，从而能够获得宝贵的无形资产、尊重等更高层次需要，这是传统“经济人假设”难以合理解释的客观现象。新制度学派代表诺斯(1990)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著作中认为，人类经济行为远比经济学家模型中个人效用函数包含的内容复杂，不仅表现为对财富最大化的追逐，还是利他、自我约束的综合体，这些都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进一步，他提出用“社会一文化人”的概念来代替“理性人”，从而使得具有多重目标、受他人决策及文化结构、意识形态影响的“人”来代替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成为现实选择。这不仅有助于揭示人类行为的多面性、复杂性，同时又在效用福利函数基础上，将人的假设前提拓展到个人目标或偏好的形成过程等更加具体的实践领域中。阿克洛夫和希勒(2009)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期，由于某些原因，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住宅是颇具吸引力的投资对象的观点牢牢占据了大众的想象。不仅房地产价格上涨了，房地产投资也呈欣欣向荣之势。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有动物精神在发生作用”。惯性效应又称动量效应，指短时间内的资产价格继续延续原有的运行趋势，引发市场价格的失效。反转效应则恰恰相反。Titmanetal（1993）认为，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源于市场信息的反应速度。当信息冲击发生时，信息效用逐步从市场价格中显现，并在短期内沿着初始方向变动，即出现动量效应；而当市场受到外部信息冲击时，会引发预期过度乐观或过度悲观，并导致资产价格向相反方向运动，即出现反转效应。羊群行为是典型的非理性行为。不确定性环境下，投资者受他人行动启发，进而会模仿他人行为。韦尔奇等（WelChetaL1992）构建了信息追随模型（即BHW模型）描述了其微观机制，该理论的逻辑在于个体决策依赖其他人的行动，即便在他人行动缺乏理性的情况下，个体依然会做出跟随策略，忽略自身的客观私人信息。在此情况下，能够形成“向上”追随、“向下”追随和“无”追随的序列，进而通过序列的正确性概率反映出个体行为的理性程度。预期是对不确定因素（如未来的资产价格、通胀、利率、汇率、税率）的看法或意见。如果预期不存在系统性偏差，并包含了完备信息，则称为理性预期。如果人们根据过去的行为来形成他们的预期，则称为适应性预期。预期是房地产价格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过度自信是投资者倾向于高估成功概率而低估失败概率的心理偏差。自罗尔（1986）提出“自大假说”以来，企业过度自信成为解释过度投资及其行为偏差的重要原因，姜付秀（2009）、李善民（2010）、余明桂（2013）等学者分别讨论了过度自信对中国企业投资扩张、并购决策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特别不确定环境下，房地产企业会在乐观预期中形成过度自信，并高估投资的未来期望。现实中，中国房地产市场并未经历过泡沫破灭的“学习机制”，因此市场预期容易陷入乐观情绪，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和人口迁移又带来利好，加剧市场的过度自信。损失厌恶指人们在面对同等数量收益和损失时，损失会造成更大的心理波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79）的心理学实验表明，人们在面对收益和损失时表现出不确定性。人们并非确定性的厌恶风险，在合适情况下，人们愿意尝试风险，其条件取决于损失所带来的痛苦和收益的比较。一些研究认为，损失的负效用约为等量的正效用值的2.5倍。人们进一步发现与损失厌恶相关联的是个体的禀赋效应，许多决策是在两种方案间进行权衡：维持现状或者接受一个存在不确定性的新方案。通过对2000-2015年间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快速发展趋势研究,我们发现房地产价格、开发投资、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销售面积等多项指标都表现出快速上涨。一方面，这与市场化改革后的政策红利、经济增长、收入增加、人口红利等客观因素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市场内部金融属性的逐渐显现甚至扩张有关。房地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有限理性”特征。经济学的生命力不在于他自我的精致化、复杂化、标准化，而是在于它能否回答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几乎都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检验，我们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评委会通过经济学诺奖的获得者及其他们的著作，向当今社会传递着重要的经济学理念（价值观）和由此产生的政策信息。从心理学去观察人性的视角，再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去分析市场失败的问题，这就是今年诺奖获得者理查德塞勒等行为经济学家做出的贡献，给我们打开了修复“人性的缺陷”和市场失灵问题的又一扇窗户。它的意义可能正如作者在“错误”的行为一书的卷首中所引用的帕累托的那句话：“每门社会科学的基础显然都是心理学。有朝一日，我们肯定能从心理学原理推导出社会科学的规律”。第二讲是王铭教授的阿米巴经营模式诠释及落地实践案例解析。阿米巴，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中使用这一词，称作“阿米巴经营管理模式”。阿米巴经营就是以各个阿米巴的领导为核心，让其自行制定各自的计划，并依靠全体成员的智慧和努力来完成目标。整场讲座围绕三个案例展开讲解，邯钢模拟市场核算，成本否决和海尔基于市场链业务流程再造，以及稻盛和夫在京瓷的阿米巴经营。邯钢是1958年建厂的老厂，1990年面临成本上升市场疲软双重压力，经营效益急剧下滑。企业亏损，但各分厂的报表所有产品都是盈利的，奖金照发,感受不到市场压力。原因在于企业内部计划价严重背离市场，价差由总厂包揽干好干坏一个样；核算不出企业真实成本和效益。为了解决这一现状，该厂于1991年开始推行“模拟市场核算，成本否决”为核心的内部改革，把市场机制引入到企业内部，结果效益明显大幅上升。据统计，从19911995年，邯钢生产成本连年下降，从1991年的6.36%、4.83%、6.13%、8.996、一直到1995年再下降l%o1990年仅实现利润100万，人均创利38元，1991到1995年利润连年上升,从1991年的5020万、1.49亿、4.5亿、7.8亿一直到1995年在钢材售价平均下降12.蝴的情况下仍然实现利润7.09亿，5年因成本下降增效8亿元，占实现利润的37虬可见邯钢模拟市场的方法是行得通的，该方法包括管理控制权：调度集中，生产计划企业统一制定、材料统一采购、产品统一销售，内部价格（包括目标成本）统一制定,内部责任主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决策权，实际上各责任主体仍属成本中心；内部交易价：依据市场情况重新制定材料和半成品的内部价格，使内部价格尽量接近市场价，与市场接轨；目标成本：目标成本依据最终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行倒推，一直推到各责任主体的工序目标成本；绩效考核：对各责任主体每月考核，重点对目标成本进行考核，与个人收入挂钩，重奖重罚，成本完成情况一票否决，每月考核，累计考核，累计完成目标成本，补回罚款，再奖，当月完成，累计未完成，当月奖金一票否决；激励机制：按劳分配，工效挂钩，奖金分配按人员成果重奖重罚；其它手段：后增产量否决、品种否决、质量否决、以质论价等。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市场的内部定价虽然有了，但未对利润进行重点绩效考核，内部竞争的促进作用稍差。海尔基于市场链业务流程再造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案例。1999年的海尔与世界500强有较大差距。海尔制定了企业愿景，进军500强。实现愿景需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如何增强员工责任心并提高积极性，二是如何回避大企业病。大企业病的原因是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流程无法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和消费者的个性需求，职能化专业分工的效率优势被高昂的协调成本抵消，信息不畅和反应迟缓是大企业的通病，造成大企业的经营灵活性和市场反应速度降低。解决方法是：组织设计创新，按大企业的规模和小企业的速度进行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设计。解决问题先从增加员工责任心和积极性做起，海尔选择方法是把外部市场压力传递给每一个员工，压力变动力，压力大家分担凝聚企业活力。1999年3月，海尔提出要完成三个转变，组织由职能型结构向网络型结构转变，市场由国内向国外转变，模式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市场链在这三个转变的过程中应运而生。最后的效果也非常给力，截止2001年，订单响应速度由36天提高为10天，原材料周转速度由36天降低到12天，一年时间，为企业创造3.45亿收益。其中海尔运用的方法包括管理控制权：借助流程再造，决策权由二级单位向总部集中。将原二级单位的采购、销售业务分离，形成物流部，统一营销统一采购。职能机构如人力技术等分离形成独立经营的服务部；内部交易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定价，由内部供需双方商定，如产品生产与销售之间的交易，按市场价的折扣比例确定（主要考虑销售费用），人力、研发也相应定价，使内部价格尽量接近市场价；绩效考核：以利润为中心进行全面预算管理，预算分解到每一个部门甚至个人，通过责任中心的方式进行管理，绩效与预算执行情况挂钩，因为预算以利润为中心，所以利润便成为绩效的关键标准；激励机制：员工报酬完全来源于市场，内外部客户满意度也是考核标准，分配机制是按结果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这些举措都取得了客观的成效。稻盛和夫在京瓷的阿米巴经营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新。1959年稻盛和夫创立京瓷公司，当时只有28个人。第二年招聘了10个高材生-高中毕业生。他们工作了一年，突然跑到稻盛和夫那里要求改善待遇，还写下了血书，如果不能保障他们的未来，他们就辞职。谈判持续了三天三夜，最后稻盛和夫把刀子往桌上一拍说：“我要用我的生命做赌注，为了大家过上好日子我会去维护好这个公司。如果我是为了自己的私心杂念而经营公司，你们可以砍死我。”在稻盛和夫创业时公司才28个人，他处处冲在第一线，研发、制造、技术服务等等阵阵不落。但是公司扩展成了100人、200人、300人，他作为“大头兵”，再能折腾，再阵阵不落，也忙不过来了。公司经营管理到底靠什么？既然一个人能够管理100名员工，而一些中层人员还只能管理20、30人，为什么不把公司分解成若干小集体呢？何不放权给这些小集体让他们自己管理呢？既然要把公司分解成若干个小集体，何不让这些小集体独立核算呢？这些想法促使了阿米巴管理的产生。阿米巴经营的方法包括管理控制权：权限下沉，尽量分权给阿米巴，每个“阿米巴”都是独立核算单位，它们既可以在公司内，也可以在公司外销售和采购，各个小集体就像是一家家的中小企业，但总公司会下达一些经营指标，主要是毛利指标；内部交易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定价，由内部供需双方商定；绩效考核：使用单位时间核算制，考核指标里最重要的是单位时间附加值，利润中心尽量下沉,“阿米巴”的负责人，要对“阿米巴”的运作、组织和成败负责；激励机制：员工报酬与考核分开，薪资不在单位时间附加值的计算范围之内，防止因薪资问题引起员工离职。京瓷的激励更多的是精神激励和职业上升通道激励，这些说明了阿米巴经营的可行性。通过对这三个案例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在组织分权的粗和细方面，邯钢按分厂分为成本中心，给以较少的管理权限，海尔按工序细分为利润中心，给以一定的管理权限，京瓷按需要划分利润中心，给以一定的经营权限。在市场导入的深和浅方面，邯钢根据市场价制定内部交易成本价，逐步缩小与市场价差距，海尔根据市场价协商制定内部交易成本价，适当考虑内部费用，京瓷根据市场价协商制定内部交易成本价，可以与企业外交易。在考核范围的取和舍方面，邯钢以制造成本为主要核算范围，海尔以包含了部分费用的利润为核算范围，京瓷的“阿米巴”核算中不包括薪资内容。在目标制定的精和简方面，邯钢制定目标成本，核算各分厂的目标成本完成情况，海尔制定目标利润和内外部满意度，核算各分厂的目标完成情况，京瓷制定单位时间附加值目标，依据京瓷会计进行核算。如果每一位员工都能够以自己的公司而自豪，都能够发自内心地为公司服务，那么这一家公司就一定会发展得很好。相反的，员工成为批评家，经常批评自己的公司，那么，这样的公司就一定会破产，经营者再努力也好不起来，这就是阿米巴管理的思想。同时稻盛和夫还提出了经营十二条，第一条：明确事业的目的与意义第二条：设定具体的目标第三条：胸怀强烈的愿望第四条：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第五条：追求销售额最大化和经费最小化第六条：定价决定经营第七条：经营取决于坚强的意志第八条：燃起斗志第九条：拿出勇气做事第十条：不断从事创造性的工作第十一条：以关爱和诚实之心待人第十二条：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稻盛和夫倡导的经营理念就是以光明正大、谦虚的心态对待工作。拥有一颗崇尚自然、热爱人类、热爱工作、热爱公司、热爱祖国之心。阿米巴经营模式的本质是一种量化的赋权管理模式。阿米巴经营模式与“经营哲学”、“经营会计”一起相互支撑，是一种完整的经营管理模式，是企业系统竞争力的体现。阿米巴经营模式的本质就是“量化分权”，推行时应该遵循基本的规律：由上到下，由大到小，分层逐步推进。管理问题的根源，根本不在管理，而是“经营出了问题”，唯有将“复杂的管理问题”上升到“经营的高度”，才能实现简单、彻底解决。从核心层面看，经营在于增值，管理在于有序；从时间序列看，经营在于未来，管理在于当下；从目的性来看，经营在于结果，管理在于过程；从基本状态看，经营在于思考，管理在于答案。所谓的阿米巴经营'，核心是把企业划分成独立核算单元，每个单元就是一个阿米巴。也就是以各个阿米巴的领导人为核心，让其自行制定各自的计划，并依靠全体成员的智慧和努力来完成目标。阿米巴经营有三个目的，确立与市场挂钩的部门核算制度，培养具有经营者意识的人才，实现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经营。阿米巴经营模式是将领导力培养、现场管理和企业文化这三大企业管理的难题集中在一起，予以解决的伟大经营模式。虽然将三大难题熔为一个炉，但难能可贵的是阿米巴经营模式却是特别特别的简单，只要对经营企业有所热情的人，就足以很好地理解和领悟。拥有独特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变思考方式，创新的能力速度时代，把握机会的能力持续学习的能力正向思维的能力危机处理的能力接人待物的能力营销能力。无论组织规模的大小，阿米巴经营要求所有的阿米巴都能提升“附加价值”，但是对于业绩出色的阿米巴不会在公司内趾高气扬，也不会获取高额奖励，取而代之的是得到伙伴们的赞扬与感谢等精神上的荣誉。对于阿米巴的评价不是注重订单、生产总值、单位时间等绝对数额，而是重点关注各阿米巴如何通过钻研创新来提高这些数据。实施阿米巴经营的目的，不是让各阿米巴在公司内部形成竞争，而是认为理想的企业应该是相关部门在和谐相处的同时，能够自觉的提升各自的实力。换言之，各阿米巴的行动，并非出于“只要自己好就行”的利己的动机，而是为了公司整体的发展，要求团结所有阿米巴以及全体员工的力量。第三讲是汪小国教授的从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视角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不是万能，存在固有的弱点，当市场出现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时，我们就称之为市场失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已经不适合社会的需要，尤其是经济危机频发，所以更不能放任自流，从而就需要政府的调控，需要政府来弥补市场失灵。尤其是，我国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更需要政府来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来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弥补市场失灵，概括来说，就是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由称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来决定采取哪一种手段抑或采取综合手段。然而，政府在运用这些手段时，除了政府失灵外，这些手段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弊端，有时也可能会扰乱经济的发展。经济手段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是政府最经常使用的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市场失灵，也给中国中国的社会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房价越来越高，甚至高的离谱，充斥泡沫，又如人们逐渐富有，私家车越来越多而造成的大气污染，直到最近的大范围的雾霾，都是市场失灵的表现。面对市场失灵的种种表现，政府通过调节个税起征点来减小贫富差距，通过征收二套房产税来抑制炒房需求，通过征收车辆购置税来抑制车辆的需求，弥补私家车通行造成的负外部性。这些都是政府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弥补市场失灵的表现。然而，经济手段往往是政府最常用的手段，通常也是效果最明显的，但是经济手段也存在很多的缺陷和弊端。因为宏观经济是非常复杂的，很多时候可能会出现对经济形势的误判，又或者当经济手段起作用的时候，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等等的问题。所以政府运用经济手段的时候要准确的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充分考虑经济政策发生作用的时间，同时更要征求广泛的意见。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机构，采取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手段。行政手段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很常见的，比如工商局的检查，税务的查税，政府的命令等等。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垂直性、具体性、非经济利益性、封闭性等特点。行政指令方法具有一定长处，不能忽视。一能维持行政管理系统的集中统一，便于充分发挥行政组织的管理功能。二是具有一定弹性，能比较灵活地处理各种特殊问题。三有利于政府直接领导、协调和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业的发展。同样，行政手段的运用也会有很多局限，一是不利于发挥下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适当地单纯运用它，就会形成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下级有职无权，养成对上级的依赖性，执行上级指示的被动习惯和消极意识。二是信息传递迟缓，失真率记。如果发讯者的权威小，则信息传递缓慢，接受率低；尤其在机构庞大、层次繁多的情况下，则必然信息传递拖延、失真。因此，对于行政指令方法，不能单纯依靠，而应与法律、经济、思想教育诸法有机配合使用；特别须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正确命令指示，防止主观主义、瞎指挥和简单强迫命令。总之，政府弥补市场失灵，需要根据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在保证市场的基础作用的同时，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结构性改革提出紧迫要求。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打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做好“减法”，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使新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行动，为新常态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为依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第四讲是吴金南教授的支付宝持续使用行为研究一一整合模型与实证研究。整个讲座分六块展开讲述，分别是研究背景与问题、理论基础与假设、数据收集与分析、数据分析结果、结论与展望、关于论文撰写的一点建议。对于古老的中国，我们以拥有四大发明而感到自豪，而对于当今的中国，我们又拥有新的“四大发明”，它们是高铁、双十一、共享单车、支付宝，当今的中国无疑在移动互联的时代走在世界前列。经研究发现，主观参照、效用期望、信任、满意、沉浸体验、技术准备、服务质量、感知风险、关系质量、感知安全性与隐私、感知有用性，这些因素影响着人们对移动支付的认识行为。目前市场上支付宝支付和微信支付两个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移动支付持续使用行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要想做强需要开发新的理论或强化相关理论改进移动支付用户行为研究，加强对特定类型移动支付工具/服务（平台+）持续使用行为的关注。就拿支付宝举例，平台用户规模是否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支付宝？用户使用习惯对支付宝持续使用行为有何影响？平台用户规模是否影响用户使用习惯？用户感知重要性和体验后悔是否起到中介作用？这些都是支付宝面临的问题，也是移动支付在市场环境下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不妨从社会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组织行为学研究这些问题，通过对一部分人问卷调查发现，平台用户规模的确会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支付宝，用户使用习惯也会对支付宝持续使用行为产生影响，而平台用户规模分别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影响用户使用习惯，用户感知重要性和体验后悔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从2005年3月以来，国内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推出国内支付领域的首张数字证书，向其有的认证用户免费发放,用电子方式证实用户身份，为用户提供阻挡网络盗贼的安全屏障，帮助包括淘宝网在内的国内数十万网上商城实现真正的“百分百安全网购”o同样支付宝的使用也存在着各种风险，第一，支付宝被钓鱼风险。（1）钓鱼网站通常是指伪装成银行及电子商务等网站，故其造成风险主要存在于网购支付、支付宝使用过程中，其主要危害是窃取用户提交的银行帐号、密码等私密信息。影响风险产生、存在及发展的因素，可分为风险因素、风险事项及损失。针对支付宝被钓鱼致使财物损失这一风险，风险因素可概括为消费者疏忽大意及支付宝支付身份验证不完善。风险因素即造成损失的内在或间接原因，由于消费者自身原因，支付时未能辨别网站真伪，使得信息被盗取，这也是致损后财物无法追回的根本原因。而客户身份验证步骤不够完善，使得用户名、密码信息被盗取即可入侵账户获取货款，则是另一个风险因素。风险事项则定义为造成风险损失的偶发事件，此处为消费者打开钓鱼网站、收到并打开钓鱼邮件输入个人账户信息，正是由于风险事项的发生，才使风险造成损失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风险损失是指非预期非计划的经济价值减少，此处包括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损失，即账户内钱财被盗取，及不可以货币衡量的损失，即被欺诈财物两空且损失无法追回给消费者心理带去的创伤。数据显示，钓鱼网目前已成网购头号威胁，每12人网购支付就有1人被盗，其风险致损威胁几乎随处可见。（2）绑定设备丢失风险。为完善仅密码认证的支付体系，各大商行陆续推出优盾、电子密码器等与网银支付宝绑定的即时密码获取设备服务，由于消费者疏忽使得设备丢失密码被破译造成损失风险仍然存在。第二，信用卡金额套现风险。虚假交易可以说是信用卡套现的最终本质。比起传统交易，该类交易的隐蔽性使得逃税和套现都变得更加容易，而支付宝作为交易支付使用的中介，也成为套现实现的核心工具。网络套现的方式是双方事先计划好进行一场虚假交易，只要双方确定了交易，整个过程不需要任何手续费，而网站本身很难确定交易的真实性。操作者只需要按照信用卡的透支限度，在规定还款时间内还款，这期间他持有套现出的这笔资金就是无息的。因为信用卡认为他用来购物，而在还款期限内透支购物无利息。通过反复操作，套现人可以获得长期的无息流动资金。支付宝收款退款本身很难确定透支交易的真实性，使得支付宝这一原本帮助资金安全保管流转的第三方机构成为了无息套现实现的提供者，其中对套现人带去资金便利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信用以及法律风险。央行上海总部10年7月26日表示，信用卡套现是违法行为，央行正在研究将持卡人套现行为记入个人征信系统，直接影响其个人信用记录，面临信用风险的同时，甚至还要承担个人信用缺失的法律风险。第三，洗钱风险。周晶波认为，网上购物的拍品价格是由卖家自行确定，因此买家完全可以为了洗钱目的，让某一卖家向买家定向发布完全偏离物品价值的商品，由买家拍下后，将资金转移给卖家。这种特殊的交易模式完全可以被犯罪份子用来洗钱，而且更加隐蔽。利用支付宝洗钱能否实现，目前仍存在一定争议，但笔者认为洗钱可能通过支付宝实现核心仍是支付宝货款流转无法确认交易情况真实与否，在虚假交易付款退款的掩饰下，洗钱可能性并非全无，因此其具有的风险则主要为巨大的法律风险。支付宝作为一种信用担保网络支付方式，逐渐在消费者中得到广泛应用，应该更好的预知风险，应当风险。支付宝能在中国电子商务支付平台占有绝对的优势，其所具有的独特的支付模式所做出的贡献不可忽视。但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各个网站的支付模式逐渐完善，支付宝若仍想立于不败之地，完善原有的支付模式刻不容缓。货到付款是一种传统而又安全的付款方式，支付宝有充足的理由将货到付款招入麾下。同时拥有货到付款的厂家之所以能从淘宝商店抢走大批的顾客，就是因为货到付款的安全性远高于网上支付。所以，阿里巴巴应该致力于提高支付宝的安全性，使它能够在安全性方面不输给货到付款，从而不给货到付款的厂家可乘之机，是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因此，网络支付安全问题是否能够在今后的运营过程中得到良好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客户对支付宝这种支付方式的选择，以及支付宝在第三方支付中的品牌地位。支付宝自身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相信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运营模式的改善，支付宝会带动起我国第三方支付行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五讲是徐德信教授的互联网与市场：谁计算得更easy?一一经济学的介绍。互联网与市场，谁计算得更easy?似乎不需设问，关键在easy,亚当斯密所谓Easytaxes,不是Iighttaxes的意思，它预示了现代税制的诸般原则：税收平等；税收法定，它依据明确的可预期的规则；具有合理的税收分类和标准，缴纳便利；税收机构设置和税收成本相当合理，且很大部分用于地方建设和济贫等，借用斯密EaSy意指，讨论互联网与市场，它们谁的计算不仅容易、快速，而且更加便捷、适宜。这几年，马云、刘强东的豪言壮语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2015年9月，马云对台湾“中央日报”表示，“2030年计划经济将成为更优越的系统。”2016年11月19日，马云公开演讲再提“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马云2016年11月19日在上海市浙江商会成立30周年大会上演讲：昨天在一场交流里，马克思主义讲到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到底哪个好？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原因就在于数据的获取，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在没有X光和CT机之前，我们是没办法把肚子打开来看一看，所以中医的号脉，望、闻、问、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指挥系统，但是X光出来以后，发生了天翻地覆，数据时代就像我们有一个世界经济的X光机和CT机,所以30年以后将会有新的理论出来。2017年5月底，马云坚持：大数据时代到来，要重新定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马云的观点集聚于,由于大数据时代的出现，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将进行重新定义，我们在过去的五六十年，大家认为市场经济要比计划经济好很多。但我个人觉得，未来三十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将会被重新定义。我这个观点在国内得到了很多的经济学家一致批判，大家觉得我是胡说八道。这里我自己先告诉大家，我指的计划经济不是那时候苏联的计划经济，也不是中国刚开始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是，市场经济有一只无形的手，我想问大家，如果这只无形的手你愿意摸到，你愿意做计划吗？在大数据时代，特别是万物互联的时代，人类获得数据的能力远远超过大家想象，人类取得对数据进行重新处理以及处理的速度的能力也远远超过大家，不管是Al也好，MI也好，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由于大数据让市场变得更加聪明，由于大数据，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而刘强东在2017年01月20日，在与秦朔对话中说新技术将推动共产主义早日实现。秦朔问刘强东，我听你描述的场景，突然觉得这可能是结构性供给侧改革的最佳样本，它极大地减少了各种浪费、低效，让它进行最恰当资源的匹配。刘强东回答说，咱们中国提出共产主义，过去很多人都觉得共产主义遥不可及，但是通过这两三年我们的技术布局，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人类可以享受，或者可以做点艺术性的、哲学上的东西。国家可以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总而言之,马云、刘强东认为，互联网的技术发展和信息革命，特别是大数据，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新技术将推动共产主义早日实现。对于两位互联网界大佬的言辞，学术界褒贬不一，其中吴敬琏、钱颖一、张维迎等学者分别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方面予以了批驳。荣剑则从本质上指出，计划经济不是数据经济，而是权力经济。网络批判文章很多，其中知乎上的ManOIo具有代表性。钱颖一明确指出历史已证明计划经济的失败，二十世纪全球经济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类尝试用计划经济替代市场经济，希望创造效率更高同时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计划经济无法达到这个目标，不仅与发达市场经济距离越来越大，而且也无法与新兴的市场经济竞争。到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几乎所有的计划经济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是这个历史大趋势中的一个例子，而且是突出的例子。吴敬琏则指出马云的说法非常可笑，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曾实践过“计算机社会主义”，就是计算机的社会经济，通过计划经济来模拟市场，根据市场供求来定价，以期达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同的效果，前苏联也曾建立了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建立的网络，各种数据直接报到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然而实践证明这一理论与方法根本行不通。张维迎指出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市场真正最重要功能不是配置资源，而是改变资源，用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形式来改变资源的可用程度，甚至获得全新的资源。这些改变就是创新，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创新带来的，这种创新不是数据能提供的，包括大数据。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一定是超越这些知识和数据的，也超越我们现在讲的大数据。仅仅基于数据的决策只是科学决策，不是企业家决策。荣剑给出了不同的见解，他指出吴敬琏、钱颖一、张维迎似乎并没有击中马云的要害，经济学家们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方面来批驳马云的新计划经济论，论据是充分的，但从现有的报道来看，我认为似乎并没有击中马云的要害。我在给朋友的微信中说：计划经济的实质不是数据经济，而是权力经济，对于马云，不能指望通过单纯的经济学理论和以往的经验来驳倒他，他是在拿未来说事，这个争论就好像是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争论，人们总是把希望寄托于年轻人，争论的出发点错了，这是我说的没有击中他要害的意思。ManOlo于2017年1月3日和8月26日，在知乎网上分别从是“计划经济”，还是冠以美好之名的垄断？大数据决策者，真的能拿到所需的“原料”吗？大数据决策者，他/她/它想要的是什么？计划经济下，权利的界限在哪里？计划经济，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的五个方面指出，即使对非常简单的情况，更多的信息也未必能提高社会福利，还有可能降低。那么，从数据不那么容易获取，到最后有相当多“原料”的过程，转型中社会的福利究竟如何变化？会不会中间损失掉的福利，还大于可能的提升呢？此外，还有一些古老难题需要回答。首先，在部分人所期待的“计划经济”中，企业家从哪里来呢？其次，效率是针对人的效用定义的。但是，什么事物可以给人带来效用，这一点本身也是人说了算。比如说自己的ID,Manolo的鞋子，未必在每个年代、每个国家都那么受喜爱。这个符号是人们制造出来的，价格反映了符号承载的意义。“计划者”会怎么看待这许许多多符号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Hayek的思想：价格能够有效地、低成本地加总信息，而计划经济很难做到这一点。经济体中每个人都有很多私人信息，政府想实现效率，就需要获取这些信息。如果不使用暴力，那就只能通过精心设计的制度来诱使人们说真话。而在市场竞争中，人们只需要了解价格，市场就可以达到有效率，看起来需要付出的信息成本应当是最小的。确实如此，Hurwicz严格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