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验法”与战国秦汉文辞-TheMethodofComparisonandVerificationandWritingsintheWarringStatesandtheQinandHanDyna.docx

“参验法”与战国秦汉文辞,zTheMethodofComparisonandVerificatio11z,andWritingsintheWarringStatesandtheQinandHanDynasties作者：黄若舜作者简介：黄若舜，男，福建泉州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南京210008）o原文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0225期第85-95页内容提要：“参验”是以道家循环史观为哲理基础，通过考察“物（事）变”之迹以判定事物发展趋势的方法。参验法深刻作用于战国秦汉时期的文辞，造就了一种就事论事、重视历史经验的文辞风格。参验必基于“虚静心术”，为准确考察物情事变，其潜在地要求参验者排除个人的主观杂质，故这类文辞多具冷峻的美学气质。至西汉中期之后经术兴起，遂发展出另一路以经术为根基的“述圣”之文，文辞传统中“历史”的重要性逐步让位于“经义”。尽管如此，参验法及其影响下的文辞特性仍以被统合的形式存在于后世文辞之中。ComparisonandVerifiCation（参验）wasamethodtodeterminethetrendofdevelopmentforthingsbyexaminingthetraceofchangeof"things/events”onthephiIosophicalbasisoftheTaoistcyclicalviewofhistory.ThismethodhadaprofoundeffectonthewritingsoftheWarringStatesandtheQinandHanDynasties,andcontributedtoawritingstylethattendedtofocusonfactsandattachedgreatimportancetohistoricalexperience.Comparisonandverificationmustbeconductedinamentalstateofvoidquietness（虚静心术）.Inordertoaccuratelyexaminethesituationsofthingsandchangesofevents,thismethodpotentiallyrequiredthepersonwhomadethecomparisonandverificationtoremovehissubjectiveimpurefactors.Therefore,mostofsuchwritingshadasoberandsternaesthetictemperament.ThestudyofConfucianclassicsbecamepopularafterthemid-WesternHanDynasty,whichledtothedevelopmentofanothertypeofwritings”tonarratethevirtueoftheancientSageS（述圣）onthebasisofthestudyofConfucianclassics,andtheimportanceof'history"inthetraditionofwritingsgraduallygavewaytothedoctrineofConfucianClaSSiCS（经义）.Nevertheless,themethodofcomparisonandverification,togetherwiththecharacteristicsofwritingsunderitsinfluence,stillexistedintheformofbeingintegratedinthelaterwritings.期刊名称：中国占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2年12期关键词：参验法/物变/虚静/经义methodOfCOnIPariSOnandVCrifiCatiOn/changeOfthings/VOidquictncss/doctrincOfCOnfUCianCIaSSiCS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22)05-0085-古人论及文辞，常有种“本源"或"权威"意识，动辄称道"众说之郛""群言之祖”。这种见解固然重要，却也容易遮蔽对文辞传统的全面体认。不妨有此一问：若抽离这种意识，文辞又会有何种风貌？自晚周王纲不振,至西京经学兴起之前，战国秦汉间的很长一段时期，文辞之士既难述“王言"（顾炎武谓"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亦无"百家腾跃，终入环内"的"经义"可宗。于是，当文辞无法祖述本源、称道权威，便倾向于诉诸"历史"之"经验".战国秦汉时期，以黄老道术为哲理基础的“参验”之法曾深刻作用于文辞之中。凡重视"参验"者落实于对"历史""物变”超然的观审之上，必考验"事实"而绝少诉诸"权威"。本文无意以"参验"往往周涵一长时段之文辞，唯意在从一个不太常见的视角，提示一种切近于"历史""现实"与"经验”的文辞风格及其背后的黄老哲学基础；以此观照后世文辞之生成衍化，或当别具意义。一、"参验法”的黄老渊源"参验"（亦可作"参稽""稽验”等）为笔者尝试提出并深化原有理解的概念。“参验”一词本见于管子韩非子等文献，例如"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学界遂将其系于法家思想，指涉一种通过比验以考实的哲学方法。但值得注意的是，管子韩非子均有深厚的黄老学术背景，如若不拘泥于成词拆分开来看，则不难发现"参""验""考""稽"等有着"征实"特征的术语多有道家色彩。经法道法云：”称以权衡，参以天当，天下有事，必有巧（考）验。"经法论约云："参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承袭并改造稷下黄老认识论的荀子解蔽篇云："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论及参验的文献还会时常提到"往事""远事"，如鬼谷子决篇云："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荀子大略篇亦云：”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大量文献表明"参""验"等术语渊源于黄老思想。有鉴于此，本文正意在深化目前的认识，不将这一概念限于综核名实的名法学意涵，而阐拓其义，用来刻画黄老道术中通过比验古今"物变"之迹以判定事物发展趋势的哲学方法。围绕参验法的黄老渊源，有几个疑问亟待澄清。其一，为什么黄老学的相关文献会频繁提及"参""验"一类带有强烈"征实"色彩的术语？这需要理解道家思想对于"常（恒）道”的独特体认。与三代时期难以捉摸、带有神意色彩的"天命"观不同，道家思想革命性地将恒常之"道"视为宇宙创生的根本动力。河上公注老子“象帝之先"句云："道似（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之生也。"（11）这种看法置"自然性"的"天道"于"神性"的"天命"之上，标举一种具有客观规律性的"天常".朱谦之曾引司马谈语概括老学："盖道者，变化之总名。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虽有变易，而有不易者在，此之谓常."（12）"常道"观念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去除了自然世界的神秘"滤镜天命靡常"一变而为"天行有常"，宇宙的盈虚与人事的兴替开始变得有迹可循、可"参"可"验"。经法论约云：始于文而卒于武，天地之道也；四时有度，天地之李（理）也；日月星晨（辰）有数,天地之纪也。三时成功，一时刑杀，天地之道也；四时而定，不爽不代（忒），常有法式，天地之理也；一立一废，一生一杀，四时代正，冬（终）而复始，人事之理根据黄老学派的理解，天道和人事不再神秘莫测，而是纪以度数，呈现终始相应的循环秩序。正是由于这种“哲学祛魅"与自然律则化的倾向，李约瑟遂认为中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开启与道家存在密切关系（14）,这一看法看似令人疑惑，其实自有其深刻性。其二，黄老学的相关文献为何时常提及“故事"，且幽卜注重比验古今事变？这就要进一步理解道家基于"常道"的"循环史观"。借用荀子赋篇所言"干岁必反，古之常也"Q5）,道家的“天常"正是循环不已的。老子以"逝""远""反"来概括天道周巡，意即运行至极点便复返于初，是谓"反者道之动"（16）。经法四度亦云："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17）鹃冠子环流云："物极必反,命日环流。"（18）这种“永恒回归"（19）模式同时也显现于人类历史，塑造了永恒复返的“循环史观"。显然，”终则复始，极则复反"（20）的宇宙常则意味着"太阳底下无新事"，“当下”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重复“过去"，历史经验对于烛见眼下的政治现实便显得意义重大。老子有云："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王弼据此阐发老子“知常”思想云："天不以此，则物不生；治不以此，则功不成。故古今通，终始同，执古可以御今，证今可以知古始。此所谓常者也。"（21）据此，循环史观确立了一种"验古明今"的时间性结构，这成为学道者参验事物的核心基础。其三，受黄老道术影响，参验法具有哪些核心'特征？首先，参验法以比验古今事变为基本方法，格外重视“历史”，突显事物变化的"过程性"。道家思想与三代史官传统渊源深厚，史官掌"记事"（22）,他们遍观故"Vt便会记取其中的"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23）,从中抽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七略诸子略中提出了“道家源出史官说"，刘咸斯在解说这一点时特意拈出"御变"二字："太史迁所谓通古今之变，即是史之要旨，吾名之日察势观风。此观变之术,道家所擅长。道家因出史官，故得御变之术。"（24）这种概括切中要害。总体而言，道家思想承袭史官传统之处即在于深观"物变"、洞察"形势"、抽绎“常则"。故而从这种观念中提炼出的“参验法"自然对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有着独特的敏感。对黄老道术有深刻领会的贾谊（25）尤其重视参验古今：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26）贾谊所言突显人事盛衰之变，显然不能仅截取历史片段加以参验，而重在对事变全过程的洞察。这正是“参验法”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参验法以黄老虚静心术为认识论基础，务求明晰细致地比较与刻画物变之迹，具有冷峻的底色。关于这点，陈来曾把史官对待历史较为冷静的态度命名为"价值中立的人事理性主义”（27）,用以认识黄老道术亦然。道家深明自然法则的冷酷性，将“终始循环"的“宇宙论"转化为理解“人事盛衰"的"历史观”，确立了一种超然观乎世变的"冷眼"。故而黄老自然之旨不对历史投射过多的情感，而是顺应时变，以“故事"作为"参验”的对象，采取极为理智的态度。这种态度令学道者面对古今物变能保守T分清明，得以从容应物、不惧时变。经法道法便刻画了这种"应物"之时的理智状态：故唯执道者能上明于天之反，而中达君臣之半（畔），密察于万物之所终始，而弗为主。故能至素至精，恰（浩）弥无刑（形），然后可以为天下正。（28）这段话描述了执道者观物之状，首先是明于永恒复返的天道（"天之反"），继而详察物变终始，"弗为主""至素至精"则对观物的客观性、精确性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务求让事物显现其本然。可见，黄老道术在应物一端具有独到的冷峻气质；而追索其成因，则不能不审视参验法的认识论基础、道家"观物"之要谛"虚静心术”（29）。受宋明理学及当代文艺学、美学的影响，学者多会从修身工夫论或审美无功利的视角，将“虚静"理解为去除私欲、淡泊宁静的心性修养之术，而这一概念在黄老学原典中的早期形态反未获足够关注。事实上，"虚静”首先应作认识论层面的理解，最初描述的是探究"物情”时的心灵状态，所谓"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30）。考察相关文献，不难发现道家渴望借由这种心术突破人类的认知局限，"一世之寿,而观千岁之知”（31）,从而整全该遍地探究物情。司马谈论道家云："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32）这里的"究万物之情"指的便是突破认知有限性，实现全知全能。荀子解蔽对于虚静心术在"认知"方面的作用便有着细腻的描绘，除"蔽"有赖于"虚壹而静"，做到这点便能进入全知全能的“大清明"状态："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理）矣。"（33）故而以暴露"物情"为主要目的的"参验法”，便基于这种“大清明"。虚静心术意在鉴形万物，以"大清明"体道，这势必要求排除心灵中的一切主观化杂质，这便是管子心术所说的"洁其宫，开其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34）。"洁其宫"包括扫除"成见"与"情感"两个方面。荀子云：”故（胡）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IL'术之公患也。"（35）这里的"蔽"便是指各类成见，老子谓之"前识"，并以之为"道之华，而愚之始"（36）。又管子内业云："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37）庄子庚桑楚云："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38）可见体道过程中还要排除喜怒哀乐的"情感"。故黄老学中常以"容器"之喻赋"虚"，而以"明镜"之喻赋"静"（39）,指的都是排除主观杂质的心理状态，意在如实地接引物情。与虚静论相关，道家文献中经常提及所谓"白心".（40）不论“虚静"或是"白心”，讲究的都是"无执""不藏""万物无足以镒心”，务求心宫灵虚寂静，以免对物情、事变的考察为成见、情绪所扰而失准。理解了以上内容，便可据此归纳"参验"的核心方法，即冷静、细腻地比对历史与现实中的相似事件，考验古今事变的异同因果，以此"前知"物变、趋吉避凶。本文认为，这种基于黄老道术的“参验”之法不但广泛运用于战国秦汉的文辞之中，且塑造了一种不拘文义，全然以历史、经验为考验基准的行文格局。二、参验法在战国秦汉文辞中的运用晚周已降，稷下黄老对于天道自然观与虚静心术的揭示浸毓一时之学术，邹衍、荀子、韩非等无不深于稷下之学（41）,蒙文通遂有"黄老独盛，压倒百家"（42）之说。基于这种囊括式的影响，黄老道术所蕴含的哲学特性也深刻作用于战国秦汉文辞，并影响其美学气质。尤其是参验法这种冷静而精细的观物之道与战国策士纵论今古、审验时势的言谏策略相互激发，便缔造出文辞中尚"经验"、重"现实"的一面。而在战国策士眼中，"参验古今"甚至成为一种游说用的"话术"。鬼谷子反应云：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此。动静虚实之理，不合于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圣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俞梭注日："老子日：反者，道之动。又日：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此反复之说之所由本也。"（43）所谓"反以观往,覆以验来“，是指纵横策士在游说时不断通过排列古今史事的方法铺陈形势、增益辞气。这种话术在当时有高下之分。其下者袭取此术资其骋辞诡辩，对古今事变的解说多不客观，所谓“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44）,到诸侯王面前虚声恫吓，"腾说以取富贵"（45）。而真正杰出的谋略家则善于直观事物的本质，他们冷静地密查物态终始，疏通知远、验古明今，真能以"参验”之法明断时局、折冲樽俎；再出之以反覆骋辞之术,其文往往成为战国秦汉时期的政论佳构。以战国策名篇苏秦说齐闵王为例：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昔者，赵氏袭卫，车不舍，人不体，（传）傅卫国，城（割）刚平,卫八门土而二门堕矣，此亡国之形也。卫君跣行，告邂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剑，挑赵索战。邯郸之中鹫，河山之间乱。卫得是藉也，亦收余甲而北面，残刚平，堕中牟之郭。卫非强于赵也，譬之卫矢而魏弦机也，藉力魏而有河东之地。赵氏惧，楚人救赵而伐魏，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子大河。赵得是藉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沟蒲,坠黄城。故刚平之残也，中牟之堕也，黄城之坠也，棘沟蒲之烧也，此皆非赵、魏之欲也。然二国劝行之者何也？卫明于时、权之藉也。今世之为国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敌强，国罢而好众怨，事败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地狭而好敌大，事败而好长诈。行此六者而求伯，则远矣。此节苏秦参验今昔，以证成其用兵须倚重"权藉"与"时势"的论断。考察“赵氏袭卫"一战，卫国初无"权藉"，亡国在即，而“卫君跣行，告邂于魏"之后便逆转了形势，很快借魏势收复失地；赵国失利后则同样求助楚国，卷土重来。在对史势所呈现的因果利害进行了细腻地形容剖析之后，处身列强交争之世，是学习前人"借势用兵"，还是如"今世之为国者"一般"兵弱敌强"，结论不言自明。仅此一节文字便再三转折抑扬，雄奇跌宕而极具说服力；而这种说服力实则源于苏秦的“现实感"。其言辞虽低昂变奏，却能通过对"事变”过程的细致刻画直观本质，抽绎出"权藉"这一主导事变的核心力量，逼迫对方直面严峻的事实。又如范雎说秦昭襄王时，直刺穰侯计疏，遂参验前事：昔齐漕王南攻楚，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岂不欲得地哉，形势不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莫，君臣之不和也，兴兵而伐齐，大破之。±辱兵顿，皆咎其王，日："谁为此计者乎？“王日："文子（指孟尝君田文）为之。"大臣作乱，文子出走。故齐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月巴韩、魏也。此所谓借贼兵而赍盗粮者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且昔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疆则附赵，赵暹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46）齐国连战连捷，诸侯反而利用其战后的疲敝与滑王、孟尝君臣不和乘隙进攻，最终齐寸土未得，"伐楚而肥韩、魏"。反观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成功并吞了曾为心腹之患的近邻中山国，”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可见战争只是手段，兼并才是目的。据此范雎参之以当前形势，提出"远交近攻"、执"天下之枢"，所论无不彰其稽古揆今的史识与深远卓绝的战略眼光。此议虽涉私仇，却绝不失对形势敏锐的洞察力。王应陵论日："晋楚之争霸在郑，秦之争天下在韩魏。林少颖（林之奇）谓六国卒并于秦，出于范雎远交近攻之策，盖谓取韩魏以执天下之枢也。古史云范雎自为身谋，愚谓此策不为无益。"（47）相较而言，极具现实感的特点在韩非的文章中体现得更为鲜明。太史公云："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檄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刘熙载则对其峭直峻刻的文风略有微辞："韩非锋颖太锐。庄子天下篇称老子道术所戒日锐则挫失，惜乎非能作解老喻老而不鉴之也."（48）他们的议论很好地刻画出韩非散文刻削尖隽的特点，并揭蕖其与黄老道术之间的渊源。韩非参验古今的冷眼与其“精核严厉"（49）的文章气质相表里，其人拒斥幻想、极度现实,故文中全以鲜活的"史实”说理，内储说外储说诸篇录有大量零散的历史故事，正为资其行文时参验之用。这与玄辞瑰玮、好以“寓言"体道的庄子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如说难一文揭发人心之深险，观者无不惕然心惊，这缘于韩非洞悉钩心斗角的人类历史和杀机环伺的现实政治，文中所举"郑武公戮关其思""绕朝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弥子瑕色衰爱弛"诸史事便是明证。（50）十过篇则清晰地体现了参验法对韩非文章格局的影响，全文以完全一致的"奚谓昔者故曰"格式排列，每事必引史以证，参验之后得出“行小忠则大忠之贼""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之类的严苛"事理"。奸劫弑臣中"厉怜王"一节，他为了证明人主一旦"无法术以御其臣"就极易为权臣所弑，便先参验春秋史事"王子围绞王""崔杼之徒弑君”，继而又察"近之所见"，如"李兑饿主父百日而死""卓齿擢渭王之筋悬之庙梁”，历观弑君惨状，遂得出"劫杀死亡之君，此其IL'之忧惧、形之苦痛也，必甚于厉矣"（51）的结论。这种探究物情的方式绝不预设成见,而全然建立在对"物（事）变"的观察之上。愈明参验之法，其人必愈具经世远猷，这点深见于贾谊的文章之中。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云："贾太傅有经国之才，言言蓍龟也。"（52）所谓"言言蓍龟"便指其"前知之能"，他生前做出的预判应验纷至，故而徽誉后世。（53）这种料事之能便缘于他"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的参验术，以及“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的时势感。贾谊为文以"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由"（54）见长，时常通过比较古今形势，细致地考察事变，从中抽绎因果关系。以治安策为例，他先指出诸侯割据却仍"天下少安”的原因在于侯王尚未成年，成年之后必然反叛。紧接着比较高祖、文帝时期诸侯割据的情况，盛陈割地定制的重要性：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独布王淮南，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骰乱，高皇帝与诸公并起，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廛得舍人，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诿者，日疏，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厚?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这段“亲疏危乱”之论之所以使人凛然折服，根源便在于贾谊参验"今"（文帝朝）"昔"（高祖朝）之时对“事变"；令静而犀利的考察。高祖亲封异姓功臣，是为有"德"，又以个人能力折服诸王，是为有"才"，结果十年之间诸王还是纷纷造反；文帝于诸王既无亲封之德，又无臣服之能，相较之下不难得出结论：诸侯王迟早要反。不过当年的侯王皆异姓功臣而非亲戚手足，关系疏远，与今时之情有别。是以贾谊又进一步比较：文帝与诸侯王沾亲其实更麻烦，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他们在地方上令行禁止、僭越帝制，可见内心无不是以"天子自为者"。缜密分析过后，贾谊冷峻推断："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55）通过以上所举，不难体会战国秦汉文辞中对于参验法的广泛运用。此处尝试借助楼昉过庭录中的一段话归纳其中的若干特点：予少时每持"非圣贤之书不敢观"之说，他书未挂眼。有一朋友谓某日："天下惟一种刻薄人，善作文字。"后因阅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方悟此法。盖模写物态，考核事情，几于文致傅会，操切者之所为，非精密者不能到，使和缓长厚多可为之，则平凡矣。（56）这段话提示了诸多要点，用以理解参验法影响下的文辞可谓恰切。第一个特点，参验重在"模写物态，考核事情"，形诸文字必明晰而精密。陈深韩子迂评序谓韩非文："上下数千年，古今事变，奸臣世主，隐微伏匿，下至委巷穷闾，妇女婴儿，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脏。"（57）不难想见,这种曲尽人情事变的笔法背后必有一种精细的观物之道。在这方面贾谊的文字也颇为典型。谭家健曾认为贾谊“不以历史家的细密严谨的理性剖析见长，乘气势而不拘细节只是简括而夸张地描述形势而已”（58）,此说其实可商。贾生之文其实极为理性、清醒，正如许结所论，贾生策论乃是"以情感之马驭驱理性之车"（59）,"经世的热心”从未拂乱其“观世的冷眼”，故他的雄峻文风之中暗藏一种明决之力，卢藏用遂称之为"老成人之风"（60）,柳宗元则谓"明如贾谊"（61）。以贾谊为例，他在陈述形势时总是不辞细碎、务求尽实，因为他深知观物越是昭晰真切，参验的结果必然越精准。王洲明论及新书中的孽产子篇，认为其文虽短，却“层层推演，缜密而翔实，作到条分缕析，给人一种犀利而又敦实的感觉"。文中贾谊相当琐碎地描绘了奢侈僭越的社会现象："民卖产子，得为之绣衣、编经履、偏诸缘，入之闲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庙而不以燕也，而众庶得以衣孽妾。白毅之表，薄纨之里，健以偏诸，美者脑绣，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贵富人大贾者丧资，若兄弟召客者得以被墙。"又如治安策中论及秦俗对汉代民风的恶劣影响，他指出秦人贪财趋利，惟知慈爱子女而不知孝养父母，"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ISsa,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淬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考察民风具体而微。其二，重参验的文辞强调历史与现实，多有冷峻严厉之风，这与战国秦汉间严峻的政治现实相表里。毫无疑问，战国秦汉间为文辞极具"现实感”的时代，洞晓史势、鉴机察变更是当时学术的主要特色。"王言"失落之后，传统贵族政治所仰赖的权威与教条已无助于诸侯争霸或求存，游士对君王"言必称尧舜"未免"迂远而阔于事情”（62）;反倒是揭露你死我活的现实更能耸动人君。出于说服的需要，战国秦汉间的政论文字对于历史与现实往往留卜关注，朱熹谓"战国文字豪杰，便见事情，非你杀我，则我杀你"（63）,刘熙载则提出过“秦气"的概念，"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一路无秦气"（64）。不论是"战国气"还是“秦气"，都说明当时文辞的雄肆、凌厉、峻刻，是以你死我活的冷酷现实作为底色的，其文自然不如后世的经术化散文那般柔缓醇厚。按照楼昉的说法，这类冷峻文字令"和缓长厚"之人为之，则势必"平凡"，仁柔多情反而扰乱对事态的研判；唯有"刻薄人""精密者”方能冷静地直面时势、曲尽事变。同时，参验法的认识论基础一虚静心术也容易导向一种严峻甚至冷酷的政治理性。就老学本旨而言，"虚静"乃除私去欲、还淳复朴之术；但进一步观其流衍，洁除心宫的空无状态也潜在地要求将“仁爱”之类的人文情感排除在外，便容易引向一种缺乏人情味的“冷寂心灵"。关于这一点，古人多有洞见。郭象解应帝王"亦虚而已"句云"不虚，则不能任群实"，而解随后的“至人之用心若镜"一句便云"鉴物而无情"（65）。这里的"无情"二字点出了虚静心术不易为人所察见的另一层面。太史公论老学源流之时，曾提及韩非"惨嗷少恩"的冷酷性"皆原于道德之意"（66）,苏轼韩非论衍其义曰"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也"，他进一步认为正是这种自然人情上的冷酷设定引出了法家的“刀锯斧钺"，导向"仁亦不足以治民"“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67）的残忍之治，其说便与郭象“鉴物而无情”的看法相通。总括而言，深受“参验法”影响的文辞以古今“物（事）变”作为考察、论说的对象，造就了战国秦汉文辞强调现实感、重视历史经验的一面。相传"东坡教人读战国策，学说利害；读贾谊、晁错、赵充国章晞，学论事”（68）,可见东坡非但借镜了战国秦汉散文苍莽遒劲的笔力，更试图传承其"就事论事”的精神。这种极具现实感的论"事"之文往往通于一种严峻而精密的文章气质，迥别于经学时代文辞渊懿典雅的审美取向。当然，当凌驾于历史与世事之上以超然观审的政治理性被过分放大，并发露于篇章之中，这样的文字往往有"事实"之冷峻，而缺少"人文”的温度。这或许正是后世辞章家诟病"战国气"与“秦气”的主要原因。三、汉代文辞的重"事"与重"言”受参验法影响，战国秦汉间的大量文辞更切近于“历史""现实"与"经验”，而至西汉中期经学时代拉开帷幕，政论文辞的总体风貌则有一变。（69）伴随"经术兴而横议熄"，凌厉跌宕的笔力渐寝，文气渐趋柔缓与节制，这便是方苞所说的"西汉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气奋动，倜傥并造，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后，则渐觉繁重滞涩"。（70）经术兴起带来了文运潜移。战国以来重"参验"的文辞根基在"历史"；而经学时代的文辞固然有承袭"战国气"与"秦气者，却也发展出另一路以"经义"为根基的"述圣"之文。不难发现这类述圣之文将对"言"（经义、王言）的考察置于对"事"（历史、现实）的考察之上，他们对"物情"与"事变"的关注远不如“圣人言辞"与"先王政典"。当文辞之士不再满足于"就事论事"，而开始"引经据典"，仅考察"引用"方面的细节变化便不难窥见上述文辞之变。观西京早期的政论文字，如贾山至言，张英认为其"温醇绵密之气”开T弋新风，使"嚣张请辩归于纯正"（71）。其实观其文术，全文引经之处唯三见，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则是其通篇的"历史感”。文中时而参稽秦事，"至秦则不然"云云，论及秦时赋敛之重、宫室之丽、驰道之奢、葬埋之侈，叙事缕,有如亲见；时而追叙三代，如"夏商之季世，虽关龙逢、箕子、比干之贤，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时，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刍髡采薪之人皆得尽其力,此周之所以兴也"；时而观于当下，如"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于事也，诸侯闻之，又必怠于政矣”。（72）通览此文，乃是以"历事”为本，而非以“圣言"为法，如吴汝纶便指出贾山恐言之不入，遂”引秦为喻，多作危语"（73）,便暗示其近于战国文术。再以汉书本贾谊治安策为例，贾谊为左氏传人，故儒家经典亦时为所引，治安策引尚书学礼论语各一处，孔子佚文一处；余下的引用则十分有趣，如引"黄帝曰""莞子曰"，甚至于"鄙谚曰""里谚曰""人之言曰"。且这些引用与后儒崇隆先师、引经述圣的格局全然不同，仅为辅助史事分析和日常经验的佐证。如引管子"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一句后，他竟然紧接着解释道"使莞子愚人也则可，莞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74）,难以想象类似的言辞会出现在儒者对于圣人之言的引用之后。而喜用参验之术的作者多好引谚语亦为一大特色。如韩非五蠢六反诸篇中便常引"鄙谚""古者有谚"，在奸劫弑臣中引用了“厉怜王”的谚语后还进一步解释道"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75）"鄙谚"并不具权威性，只是民众对日常经验的总结。这种现象正说明他们的引用仅为资其参验、增益修辞，令读者有生动之感即可，并非为了诉诸权威。而反观西汉中后期的经术化散文，如董仲舒天人三策，刘松来即注意到"在思维方式上，董仲舒的政论散文也一改汉初散文以古鉴今的线性思维模式，开始注重逻辑演绎，往往从赋予儒家经典以绝对神圣含义起步,推导出礼义教化的天然合理"（76）。通览三策，仅其引"孔子日"（即论语）便多达15处，复引易、诗、书、“周公日"、"曾子日"数处，足见对"圣人之言”的敬畏崇奉。与之相为表里的则是其行文的“深察名号”结构，董仲舒善析名理，通篇都在定义和推演"道""元"“性""命"之类的大概念，而这些"名"在他看来同样出于“圣言"°深察名号篇中便认为："古之圣人，三高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诗日：维号斯言，有伦有迹。"此之谓也。"（77）董仲舒认为名号是上天借助圣人所发出的种种"鸣号"之"声"，亦即潜在的“天言"，故"不可不深观"。缘此，其郊语顺命诸篇用了大量篇幅解释论语"畏圣人之言"一语，认为"天地神明之心，与人事成败之真，固莫之能见也，唯圣人能见之，圣人者，见人之所不见者也，故圣人之言亦可畏也（78）。可见其文辞重"言"的特点与这种宗教体验式的敬畏感切切相关。西汉中期之后的经术化散文多有瓣香董子者，如以“道味渊静"（79）著称的匡衡奏疏，浑化经义于行文之中，故真德秀称"衡之奏对，本于经术，故在汉儒中议论最为近理"（80）。其政治得失疏先引孔子"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一语，继而论日：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性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三黑天性，有由然也。（81）这些文字立足于对“圣言”的诠释，有如一段优雅的经解，故朱子时采匡衡奏议入诗集传中。他通过对“圣言"的解读反观当今的严刑峻法的"俗吏之治”，明显是借重圣人权威以申明治道，而非就事论事。也正因其奏议之中往往高谈经义而不涉实事，真德秀复批评"衡之论美矣，然方是时，恭、显用事，逐堪、猛，杀贾捐之，衡对略不及此，虽有近忠正、远邪佞之言，何益哉？"（82）这种"离事而言理”的风格恰与早期参验今古、通篇不离时势的文风异趋。本文以"参验法"关联一长时段之文辞，当中必有不周之处。然从大处着眼，晚周至西京一度王纶失落、辞无准的，文章之士诉诸经验、参稽历史确实是颇为主流的现象，所谓"战国气""秦气"正缘此而兴。嗣后经学昌盛，"述经叙理"之文郁起，文辞之道中的"经""史"两维呈现出更为深刻的张弛与互动。在兼顾文辞个性化色彩的前提下，本文所论应可作为考察早期文学流变的有效线索。西汉中期之后，经术文风成为主导数千年文章史的主流文风，但这并不意味着参验法及其文章美学从此便风流云散了。此中内含的重视历史与经验、就事论事的文辞特性，乃至前知物变的预见之力，始终有着持久的魅力。即使在经术化散文占据主导后，仍以一种被融摄与整合的形式保留于后来者的文辞创作之中，持续沾溉后世论事说理之文。郭象升文学研究法论为文之道有云：”客观者，救偏之圣剂也。客观有二：有稽古之客观，有阅世之客观。稽古者，为文必具之学识也；阅世者，为文必具之经验也，内外交修而文章之道尽矣。"（83）此"稽古""阅世"之说，正可为本文所论"参验”之法及其影响下的战国秦汉文辞下一注脚。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三“周末风俗”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49页。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一宗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3页。从思想史来看，黄老为道家学派一大宗，一些勘卜汉学著作特意采用"黄老道"的提法以示与"道家"的区别，如浅野裕一黄老道的形成与发展（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年版）、金晟焕黄老道探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但考虑到汉代"道家”一词主要指涉的就是黄老道术，本文基本不对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四奸劫弑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0页。古代哲学、逻辑学领域多讨论韩非的参验思想，几未涉及"参验"和黄老道术之间的渊源关系，也很少涉及其与文风的联系。少数著作注意到贾谊的思想也涉及参验的内容。这些看法对参验真正的哲理基础黄老道术缺乏足够的体认，且窄化了其内涵。过常宝参验法和辩难术则特别留意到韩非"参验"认识论与其重经验的文风之间的关联，参见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389页。本文将拓展这一方向，揭示"参验"法在战国秦汉文辞中的广泛运用。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6页。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一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第166页。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97页。按：荀子为稷下学殿军，其学说承袭、改造黄老处甚多。白奚稷下学研究中的荀子的认识方法论与稷下学一节主要讨论了解蔽篇“虚壹而静”思想袭用、改造黄帝四经管子虚静说之处，见稷下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