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可均《唐石经校文》的文献价值-TheDocumentaryValueofYanKejun'sTheAnnotationofTangDynastyStoneScripture.docx

严可均唐石经校文的文献价值TheDocumentaryValueofYanKejun,sTheAnnotationofTangDynastyStoneScripture作者：刘冬颖/李思远作者简介：刘冬颖（1972-）,女，黑龙江大庆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李思远（1995-），女，河南驻马店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文学文献学研究。黑龙江哈尔滨150080原文出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0193期第90-95页内容提要：唐石经在中国经典传承史上具有重要价值，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中的清人严可均撰唐石经校文，是公认的唐石经考订最全面、水平最高的一部著作。严可均从小学和金石学入手来研究经学，选用最接近唐石经原貌的新拓本，广采传世经书善本，对唐石经进行精校精注，其唐石经校文为研究中国经学史存正了文献资料，也重新确立了唐石经作为儒家经典的文献价值，而且考据更为详实。唐石经校文的文献价值主要在于，堪正传世经文版本之误，保存唐石经之真以及辨正前人对唐石经的误读三个方面。今天关注和研究严可均的唐石经校文，需要重新重视它在经学传承上的意义，以及金石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互相补正的作用。Tang-DynastystonescripturehasimportantvalueinthehistoryofChineseclassicinheritance.TheAnnotationofTang-DynastyStoneScripturewrittenbyYanKejuninQingDynastyandincludedinContinuationofSiKuQuanShu,isrecognizedasthemostcomprehensiveandhighest-levelworkofTang-Dynastystonescripture.YanKejunusedthemethodsoftheChinesetraditionallanguageliteratureandepigraphytostudytheChineseclassics.HeselectedthenewbookofrubbingsclosesttotheoriginalappearanceofTang-Dynastystonescripture,andusedtherarebooksoftheclassicstodotextualcriticism."TheAnnotationofTang-DynastyStoneScriptureprovidedauthenticliteratureforthestudyofChineseclassicshistory,itre-establishedthedocumentaryvalueofTang-DynastystonescriptureasaConfucianclassic,andthetextualresearchwasmoredetailed.Thedocumentaryvalueof“TheAnnotationofTang-DynastyStoneScripturemainlyinvolvesthecorrectionofscriptureversions,thepreservationoftheTang-DynastystonescriptureandtheamendmentoftheTang-Dynastystonescripture.Today,inordertostudyYanKejun,sffTheAnnotationofTang-DynastyStoneScripture,itisnecessarytore-emphasizeitssignificanceinthestudyofChineseclassics,andthecomplementaryfunctionoftheepigraphyliteratureandthehandeddownliterature.期刊名称：中国占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0年01期关键词：唐石经/唐石经校文/严可均/顾炎武/Tang-DynastyStOnCSCriPtUr。/ThCAnnotatiOnOfTang-DynaStyStonCSCriPtUrC/YanKCjUn/GuYanWU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ZWO39）。中图分类号：K877.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1971（2019）03-0090-06作为目前保存最早的、且保存比较完整的石刻儒家经典文献，唐石经（又称"开成石经"）在儒家经典从写本到刻本的转变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晚唐雕版印刷术兴起，所开雕经书是依石经句读刻写，但经宋、元、明诸代转刻，儒家经典的版本已多有讹误；且宋、明学者多注重义理，对于唐石经关注较少，只有王应麟（宋）、李如圭（明）等学者在著述中略有提及。清代学人重视从金石之学出发研究儒家经典，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收录了六部研究唐石经的专书，其中有四部刊行，"清代学者严可均撰有唐石经校文，最为精密"1。凡石经有磨改的、与今本有异的，严可均都一录出，加以注释。唐石经校文在清代即有四种刊本，在"正版本之误，存唐石经之真，纠顾氏炎武之非"01304等三个方面有着突出的文献价值，为治经者必备的要籍。一、勘正传世经书之误儒家经典自先秦的六经、汉代的五经和七经、唐代的九经和十二经，一直到南宋的十三经，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典籍，也是科举考试的用书。历朝历代都特别重视对经典的阐释，因此对经典的版本、文字的考辨特别关注。清人严可均从小学和金石学入手来研究经学，对唐石经尤为重视，在唐石经校文叙中，严可均明确指出唐石经是"经本之最完最旧者"：既又思若汉，若魏，若唐，若孟蜀，若宋嘉祐、绍兴各立石经，今仅嘉祐四石、绍兴八十七石，皆残本，而唐大和石壁二百廿八石巍然独存，此天地间经本之最完最旧者取今本与石经对校，乃益审知今本逊宋版本，宋版本逊石经，而石经又非善之善者。然而后唐雕版，实依石经句度钞写，历宋、元、明转刻转误，而石经幸存，以之复古则不足，以正今误则有余，世间无古本，石经即古本矣。3245(一)唐石经校文是经学史上重要的经典传承版本唐石经作为中国古代第三次刊刻的儒家经典石刻文献，是经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经典传承版本，严可均视为古本,特别重视其版本价值。1 .唐石经是最古老的保存I：匕较完整的石刻经书版本因校正儒家经书的需要，自汉代以来就有刊刻石经的传统，如东汉的熹平石经、三国魏的三体石经、唐石经、五代蜀石经、北宋二体石经、南宋御书石经、清石经等等。目前只有唐石经和清石经保存最为完好，尤以唐石经版本为最早，其余石经只有部分残石存世。唐以后的儒家经典流传，因多次转刻所据之本往往不是善本，流传中多有错讹，所以，严可均认为清代通行的经书版本逊于宋本，宋本又逊于石经。2 .唐石经所选用的底本均为善本隋唐科举考试中以儒家经典为考试的教材，唐初科举考试中即有"明经"一科，儒家经典被分为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在内的九经，以此考察读书人对儒家经典熟悉和掌握的程度。但是唐朝是一个写本的时代，在经典传抄的过程中，讹、脱、倒、衍在所难免，影响了经典的传播和传承。唐朝晚期，为了校正经书文字、方便士人对比校勘儒家经典，由国子监主持其事，前后费时约七年，到唐开成二年(837),刊刻完成了十二部儒家经典，作为经书范本。除了前面涉及到的九经，将孝经论语尔雅也一并刻石，另附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和石台孝经。唐石经在每部经书标题下均标注了所依据的版本，如周易用王弼注本，尚书用孔氏传本，毛诗用郑氏笺本，周礼仪礼用郑氏注本，礼记首月令篇用李林甫等奉敕注本，春秋左氏传用杜氏集解本，公羊传用何休解诂本，毂梁传用范宁集解本，孝经用唐明皇注本，论语用何晏集解本，尔雅用郭璞注本01304。正因为唐石经的刻写采用了当时的善本，所以在中国经学传承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严可均撰唐石经校文十卷，共校订整理出传世经书与唐石经有异之处3226条，涉及十二经及附录三种。其中十二经包括周易141条，尚书126条，毛诗219条，周礼270条，仪礼352条，礼记384条，春秋左氏传966条，公羊传170条，谷梁传”9条，孝经5条，论语59条，尔雅159条。另附五经文字133条，九经字样22条,石台卷41条。(二)唐石经校文是校勘学中的典范唐石经校文勘正传世经书之详细，不仅是一部研究经学的重要著作，也是校勘学中的典范。1.选定最接近唐石经原貌的新拓本为底本在严可均所处的时代，唐石经一般都以嘉靖乙卯前的摹本为最佳。这主要是因为在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末，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大地震，唐石经在地震中折断四十石，残损颇甚。震后虽经修整，却未对残损部分予以补葺。直到30年后的万历十六年(1588),由左布政使姚继可主持，对经碑进行全面修葺补刻，由西安府学生员王尧惠等按照旧文集其阙字，以便摹补装册时缀入，共计约5.3万字。补刻文字刻在96块113面小石碑上，置于经碑之旁。后人补刻文字椎拓后，剪裱黏贴在残缺的经文拓本上，以示完整4。由于据以补刻的文本是明朝的传世本，而非唐代的古本，所以补刻文字与原刻经文应该区别对待。到了严可均的时代，嘉靖乙卯地震前的旧拓本已经不容易得到了。严可均经过研究，认为附有王尧惠等补刻字的拓本是不可靠的，他没有像顾炎武等清代学者一样，以王尧惠的补字装册本为底本，而是从友人叶绍桂处借到了唐石经的拓片，选用了没有经过装册的唐石经新拓本，在底本的选择上保证了唐石经的原貌，而且不受王尧惠的补字装册本的误导,因此在唐石经底本的确定上，严可均的唐石经校文超过了前人对唐石经的研究。2 .广采传世经书善本作为校本严可均比前人选择了更多的经书善本来校注唐石经，他以明万历国子监注疏本和毛晋汲古阁注疏本为校本，同时稍载宋元本，著其异，不著其同，并且不用坊本32460以唐石经校文卷六春秋左氏传部分校文为例：唐石经文字严可均校文春秋经传集解隐公第一监本、毛本脱“公”。传：非公命也监本、毛本“公”误作“君”。他邑唯命监本、毛本“他”作“佗”。传：公及宋公遇于清监本、毛本误作“宋人”。公孙滑奔卫岳本、监本、毛本“滑”下衍“出”。公会郑伯于时部谋伐许也“时邪谋伐”磨改作“郑谋伐”，各本无“时”。仍叔之子弱也秋大零“之子弱也秋大”磨改作“之子来聘弱也秋大”。案杜解举传文有“来聘”，初刻非也，各本脱“来聘”。传：十年周谚有之日匹夫无罪“之日匹夫”磨改作“之匹夫”，各本无“日”。传：冬十有二月衍“有”字，各本无。传：卅年谋山戎也“山戎也”磨改作“伐山戎也”，各本无“伐”。明万历监本十三经注疏是严可均时代校勘质量最好的经书版本，毛晋汲古阁刻十三经注疏则是明末刻本中的精华。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卷五唐石经中，仅以明监本校勘唐石经，漏校了一些地方5。钱大昕的唐石经考异广采经书异本作为校本,对校诸经的相异之处，皆逐字校出，并加以考订21303.但是钱大昕在校勘过程中，同时采用了版本价值不高的坊本，而严可均在校勘唐石经时则没有采用坊本。与清代各家校勘唐石经的著作相比，严可均的唐石经校文校勘最为缜密。3 .确定了严整的校例严可均对唐石经进行校勘时，在校文前先列出校文出处。"标举唐石经文字，或隶或真，或损阙，或避讳改字阙笔，悉仿石经"3247。严可均全部按照唐石经原来的字体原貌列出石经文字，无论唐石经的文字是隶书，还是楷书；也无论是唐石经有缺损的地方，还是因为避讳而改字阙笔的字，全部都保持了唐石经的原貌。对唐石经中的误字，严可均规定校勘的书写格式为"云甲当作乙"；而传世经文版本中的误字，格式为"云某本甲误作乙"。如果是众校本出现了错误，格式为“云各本甲误作乙"；若是有异文而两通，格式为"云某本甲作乙，各本甲作乙"；有衍脱之处当删补，格式为"云某本甲下衍乙、脱乙，各本甲下衍乙、脱乙"；若是两通之处，格式为"云某本甲下有乙、无乙，各本甲下有乙、无乙"；如果是旁增字，格式为“云某本有、某本无，各本有、各本无"。唐石经校文不仅为后世学人做了一个校勘的典范，也提供了一条治经门径。清代学者姚文田评价唐石经校文，“然后唐石经之胜处以显，而由是而求复于古，则后学之津筏，六艺之梯杭，皆于是乎在"网374。严可均根据当时未装册的新拓本，对唐石经进行精校精注，不仅校勘了传世经书之误，也为研究中国经学史存正了文献资料。二、校正唐石经流传之误，存唐石经之真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石经作为儒家经典文献的标准读本，很好地起到了善本和范本的作用，历代也多以此来校正传世手抄本之误，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日本学者水上雅晴曾分析严可均在编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使用过的金石材料，并与其同时代的学者孙星衍所藏金石材料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严可均等清代学者认识到了经史诸书考订中金石资料的重要性6。唐石经刊刻完成之后，在唐代到清代的流传过程中，其本身也会产生与传世经书类似的错误。因石刻文献原文阅读不便，在传承过程中历代学者大多看的都是拓本，拓本在多次传抄的过程中也如传世经书版本一样，也会存在讹、脱、倒、衍等现象。所以，严可均认为用金石文献来治经,必须要首先保证金石文献本身的准确性，也就是说要恢复唐石经的原貌。而前人在研究唐石经时，正是因为选用的底本不是完善的，没有展现出唐石经的本来面貌，所以才产生了校勘中的问题。严可均重视唐石经的本来面目，在唐石经校文的凡例中明确规定了校勘唐石经要特别注意其中的改字。首先，强调在字体上保持唐石经文字的原貌。唐代是汉字楷书的定型时期，政府教育机构以正体楷书要求文本书写，唐石经是汉字楷书定型之后的第一套国家标准教材。唐石经各卷题名以隶书刻写，内容则以欧体楷书刻写。然而，明末清初的学者治经时，认为唐石经的文字字体不古雅，经常依据说文来修改唐石经上的文字。严可均认为，唐石经作为经书范本，刻写时采用的是当时的通行文字楷书，若以篆书的标准来衡量唐石经，是不可行的。因此，在校勘时，他特别强调在字体上保持唐石经文字的原貌。其次，在唐石经文字校勘中，严可均也特别注重不用改刻之字，而选用唐石经原文。因为严可均选用了未经装册的唐石经拓本为底本，所以在恢复唐石经的原貌上比前人的研究更进了一步，他将唐石经中有磨改、旁增的地方都标注出来，同时指出唐石经本身的误字、脱文、衍文等等。如唐石经校文中论语"公冶长不知其仁"，"仁"磨改作"人"，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云"仁"误作"人"。严可均认为按照宋代邢禺所作之疏，"则不知有其仁德之人，复安用其佞邪”？唐石经上的应该是"人"字，现今以为是误字，其实是改刻者造成的，初刻的时候应是"仁"字不误3355。以唐石经校文中的尚书部分校文为例：唐石经文字严可均校文朴有教刑“朴”磨改作“扑”，监本、毛本作“扑”，说文无“扑”字。帝初耕于历山“初耕于历山”磨改作“初于历山”。案孔传言“舜初耕于历山之时”，则唐石经文字当有“耕”，足利、古本有“耕”，今各本脱。甘誓：御非其马之政“政”磨改作“正”，各本作“正”。案孔传“御以正马为政”，则经当作“政”，史记夏本纪作“政”。仲虺之浩：惟天生聪明“天生聪明”磨改作“生聪明”，各本有“天”。予有乱十人“乱”下旁增“臣”，各本衍“臣”。牧誓：惟妇言用“言”下旁增“是”，各本衍“是”，五行志中之上引无“是”.封比干墓式商容闾“干”下、“容”下并旁增“之”字，各本无“之”，文选钟会檄蜀文李善注引”式商容之闾”。乃或诲言尔攸居“或诲言”磨改作“或言”。案孔传“我乃有教诲”之言，则经当有“诲”字，各本脱“诲”。君爽不用“不”磨改作“弗”，各本作“弗”。费誓：东郊不蹋“附磨改作"即'，各本作“即'。台湾学者陈韵珊等认为严可均是乾嘉朴学的代表刀，他的唐石经校文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唐石经的原来面貌。因此，在清代学者对严可均的研究著作极为重视，如清人丁溶所言："读石经实自严氏始。郑覃、唐元度为经之功臣，严氏又郑、唐之功臣矣。严氏之专且勤、精且敏也。有志读石经者，其以严氏校文为圭臬可矣。"3245严可均的唐石经校文不仅完成了对唐石经的精细校勘，也重新确立了唐石经作为儒家经典的文献价值。三、辨证顾炎武对唐石经的误读唐石经刊刻完成后，先后经历了五代、北宋两个朝代的三次迁移和明嘉靖年间的地震损毁，其多有讹误、脱衍之处。唐石经产生后，宋代学者虽在学术研究上开始重视金石之学，但因唐石经采用的是唐代通行的楷体刻写，既不是古体字，也不是出于名家之手8,故宋人对之不是特别重视。在对唐石经的考释与研究中,只有南宋学者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稍有提及，以及南宋学者李如圭在撰写仪礼集释时略有参考。清代的金石之学是以顾炎武的金石研究为开端的，其著作石经考是一部专门研究历代石经的专著，书中著录汉以来碑刻三百余种，其中对唐石经的刊刻、存亡等情况均有论及9。清人特别重视朴学，所以清代学者如万斯同、钱大昕、严可均、杭世骏等均有关于唐石经考证的研究之作。清初的顾炎武是严可均之前第一个对唐石经进行多方面研究的学者，他以明监本校勘唐石经，将其录入著作金石文字记卷五中，具体考证论述了唐石经的刊刻过程、经数和碑数5。虽然顾炎武对收集到的金石材料进行了精细地考证，也难免有缺漏和不足，如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的顾炎武著作中失误的地方，即在于“勇于非古"和"失之臆断"。严可均在唐石经校文中，系统梳理了顾炎武对唐石经的误读之处，并客观评价了唐石经的得失：首先，在底本选择上，订正顾氏之误。顾炎武作为明末清初著名的经学家和金石学家，其学术成就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息息相关的。明代对于金石之学不是特别重视，顾炎武开创了清代金石学的先河，主要运用碑刻，以金石文献和传世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进一步研究经典文献8。但是顾炎武所举唐石经中的谬误，大多是明嘉靖年间西安王尧惠等人所补的文字，并不是唐石经原文。严可均评价顾炎武所作的九经文字和金石文字记，“刺取寥寥，是非寡当。又误据王尧惠之补字以诬石经"3246。顾炎武在校勘唐石经时，以明嘉靖间西安王尧惠等补字的装册本作为校勘底本，如，以此勘正唐石经左传时，就校勘出误字九十多条，其后的学者也大多不加省察，笃信顾炎武的结论，以至于轻视了唐石经作为儒家经典版本的重要价值。到乾嘉时期，学者钱大昕、杭世骏、严可均等人皆著书对顾炎武的唐石经研究进行辨正，严可均的唐石经校文则是对顾氏之非辨正最为全面的著作。他以未装册的新摹本为底本，还选了众多的校本，以求考辨经典更为完善。前述顾炎武校订的唐石经左传之误有九十多条，经过严可均的精校，唐石经左传误刻之处实则只有几条口0。严可均从文献考辨出发，彰显了唐石经作为儒家经典文献的版本价值。其次，广泛征引古书，校订顾氏之误。严可均广泛征引了说文解字经典释文文赋等古书，且以传世善本明万历国子监注疏本和毛晋汲古阁注疏本，间及宋元本等，和唐石经互为补正，指出了顾炎武所校唐石经失误之处。在唐石经校文的凡例中，严可均说：”顾氏等所引石经，余校之而不能然者，云石经未误作，云不作，云不多，云不脱，云未误,云不误。至所引有在石经没字处者，云莫辨。又王尧惠补字,无足挂齿，故置不问。"3247清人李慈铭在越缰堂读书记中对其评价："阅严氏唐石经校文，此书甚精慎，其抨击亭林顾氏之误，几无完肤。"11在严可均对唐石经进行的校勘中，不仅比前人更加重视唐石经的校勘价值，考据也更为详实，补充和完善了前人在唐石经研究上的不足。在宋、元、明三代都没有学者对唐石经进行过系统、专门研究，甚至还从书法价值等方面否定了唐石经的文献价值。严可均的唐石经校文不仅充分校勘了传世经文版本中的错误，恢复并保存了唐石经的本来面貌，而且辨证了前人对唐石经的误读，从经学传承史上认可了唐石经的文献价值。此外,对于唐石经本身的失误之处，严可均同样客观指出。如唐石经校文中春秋左氏传"能者养之以福"，"之以"应当作"以之"；尚书中"呜呼克有绩呼克有"磨改作“呼有”等等。文献学家王欣夫对严可均及其唐石经校文有很高的评价："深通许学，非明人之比。"口2当然，作为一部学术研究著作，唐石经校文也有自己的局限。这首先是因为唐石经本身的刻写在当时是奉诏行事，在版本上未尽合古，既不是汉魏六朝的旧本，也不是陆德明、孔颖达所据之本，如，其中的礼记就用了唐玄宗改动过的月令。在简帛儒家文献频出的今天，我们看待唐石经的文献价值，要结合更多的出土文献在版本上进行辨正，认定其为儒家经典的善本之一，而不是唯一；其次，唐石经校文中也有个别讹误，如严可均认为论语中“女得人焉耳乎"的"耳"与"尔"不两通，尚书中的“敢对扬天子休命"，各本"子"下衍"之"等13。当然这只是少数遗漏，无伤全书的大体。今天研究关注严可均的唐石经校文，需要重新重视它在经学传承上的意义，以及金石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互相补正的作用。注释：严可均在唐石经校文叙中提到，"乾隆乙卯春入都,往来诸藏家,所见益广。其明年,嘉庆改元，知叶编修绍桂得旧拓本散片。又明年二月，假榻叶所，取今本与石经对校，凡八阅月，十二经与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校皆再过。“据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研究文中所引蒋光煦东湖丛记卷五春秋内夕M专考证,其中陈树华谈到"国初顾亭林先生著金石文字记，信刘响唐书贬石经语，遂详校易书诗三礼三传论语尔雅，识其谬庆，孰谓所据摹本屏入明嘉靖西安王尧惠等补刻，正左传误字计九十余条，唐刻误者实止数条。"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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