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现状的统计与简析(2015.8-2016.7)-StatisticsandAnalysisofChineseModernLiteraryResearchStatus（2015.8.docx

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现状的统计与简析（2015.8-2016.7）StatisticsandAnalysisofChineseModernLiteraryResearchStatus（2015.82016.7）作者：丁帆/赵普光作者简介：丁帆，赵普光，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210023）,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210097）。原文出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17年第20171期第129-148页内容提要：继对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间的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现状的考察之后，我们今年又统计了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之间的研究文献。基于统计，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之间的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体现出某些特点和新变。一年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既有收获、实绩，也不乏偏失和缺憾。在延续2015年统计思路的基础上，针对变化着的研究状况，本文对应该肯定的方向做出了判断，对研究认识的误区和亟待反思与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述评和讨论。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7年05期关键词：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统计/分析在2015年8月份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上，笔者做了一个关于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状况的统计简析的报告，后来整理成文发表。转眼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又过去了一年。这一年间，既有新的收获，亦有诸多缺憾；有突出的研究实绩，同时也不乏偏失和泡沫；有热闹的焦点，也有边缘冷清的领域。为对这一年间现当代文学研究做以大致的观察，同时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常规研究工作，我们又对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之间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从总体格局上来看，与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间的状况趋势相比，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这一年时间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状况趋势并没有发生大的突变，我们一些观念和基本判断也没有变。但是从统计和观察的过程和结果看，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一年里的研究还是凸现出值得探讨的若干问题，这包括应该肯定的方向、亟待认识的误区、需要提及的问题，以及值得反省深思的现象。这就是我们又一次进行这项年度统计考察的原因。一数据统计：原则与方法（一）数据统计原则1.计算方法上，对各个时期或某几个时期均有涉及的专著和论文，按照研究内容分别计入各阶段，因此共重复计算了156部（篇）/次。但是在计算各类研究所占比例时，总数不累加，均按实际的1356部/篇来算。所以，每个阶段的所占比例之和，大于100%2.所列均为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份之间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著和论文。3 .重版的专著不计入。4 .在港台出版、发表的，如果较多涉及中国大陆文学则一般按照历史时期，计入不同的阶段，如果不涉及中国大陆文学的，则不计入。5 .文学史著教材不在统计之列。6 .非正式公开出版的专著，不在统计之列。7 .非学术论文一般不计入。8 .因时间关系，各类报纸上的论文不在统计之列。9 .内部交流刊物或民间刊物上的论文，不在统计之列。（二）采样分类方法我们通过对图书馆藏书与现刊的搜集及学术数据资源的查阅，统计了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间公开出版、发表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著与学术论文。这是近一年来中国大陆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绝大部分文献，有着充分可信的统计学基础。按照历时的阶段，我们将学术文献中所集中研究和重要部分涉及的内容，分成了五个时段：1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1912-1949年间文学的研究；2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十七年"间文学的研究；3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文革”期间文学的研究；4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研究；5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新世纪以来文学的研究。我们分别就论文文献和著作文献进行了统计，从而得出了每种类型在上述这五个时段的研究文献在全部所查阅文献中的比例。二统计结果：参差的呈现（一）论文文献统计我们查阅这一期间公开发表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论文1282篇，每种类型的研究比例如图2-1所示。图2-1学术论文研究对象比例统计图示（2015年8月一2016年7月）由此可见，具体数据比例如下：第一种类型，亦即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1912-1949年间文学的研究有60：L篇，约占46%;第二种类型，亦即主要论及“十七年"文学的有84篇，约占7%;第三种类型，即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文革”期间文学的研究有13篇，约占1%；第四种类型，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研究的有289篇，约占23%;第五种类型，主要研究新世纪文学的有401篇，约占31%。（二）学术专著统计我们查阅这一期间公开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著74部，每种类型的研究比例如图2-2图2-2学术专著研究对象比例统计图示（2015年8月一2016年7月）由图可见，具体数据比例为：第一种类型，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1912-1949年间文学的著作46部，约占62%;第二种类型，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十七年”文学的著作19部，约占26%;第三种类型，主要论及“文革”的7部，约占10%;第四种类型，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有27部，约占37%;第五种类型，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新世纪以来文学的著作有25部，约占34%0（三）专著与论文总体统计基于上述两项调查统计，我们又把论文与著作合而观之，得出如图2-3所示。图2-3专著及论文研究对象比例统计图示（2015年8月2016年7月）由图可见，具体数据比例为：第一种类型，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1912-1949年间文学的647篇/部，约占48%;第二种类型，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十七年"间文学的103篇/部,约占第三种类型，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文革”期间文学的20篇/部，约占1%;第四种类型，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316篇/部，约占23%;第五种类型，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新世纪以来文学的426篇/部，约占32%o三"漏斗”的形成：三个"三十余年”文学的研究现状从上述三组数据比较可以看出，一年来的研究，存在这样的情况：研究1912年至1949年民国时期文学的著述，数量比例最高(48%),而且其中论著文献的比例(62%),要高于同类研究的论文文献比例(46%);研究新世纪文学的研究文献的比例(32%),高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研究的比例(23%),虽然目前还低于研究民国时期文学的研究文献比例，但有渐趋逼近的趋势。由此，如果我们把民国元年至今的文学分成前、中、后三个“三十余年”的时间段,也就是说，1912-1949年的三十七年为一段，1949-1979年的三十年为一段，1979-2016年的三十七年为一段，各三十多年文学的研究文献所占比例，如图3-1标图3-1三个"三十余年”研究文献数据柱状图前三十多年间文学的研究文献数量比例是(48%),中间三十年研究的文献比例是10%,后三十七年研究的比例是(55%)。可见，最近三十七年间文学的研究文献数量最多，民国时期文学的研究次之，“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远远不够，"文革"期间文学的研究最为寥寥。如果改成曲线图会更直观些，见图3-2o图3-2三个"三十余年"研究文献数据曲线图我们看到上述曲线图构成了一个大大的"漏斗"。这"漏斗"形研究态势的形成及其为何形成等一系列问题，都颇值研究者深思。关于其背后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有文学自身的问题，更有文学之外力量制动的不可抗性。尤其是“文革"文学的研究，并不是研究本身资源和能力的匮乏，而是客观条件的不允许。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去年的那篇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的统计与简析（2014.1-2015.7）中已有所论说。现在我们的观点依然未变。如何使八九十年代及新世纪文学的研究和批评远离浮躁、功利，这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文学批评看似门槛不高，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好的文学批评更考验学者的才能和胆识。真正的文学批评更不能"缺骨少血".文学批评应有尖锐的穿透性。只有刺穿，才能抵达真的文学即生命的表达。这抵达或者说抵达的过程，才是文学批评的真义所在。文学批评应有厚重的历史感。批评家首先考虑的不该是你写了多少篇，而是你的文学批评有哪一篇能经受住一些时间的考验，批评家应该常问，我的批评，让自己能否安心?所以，文学批评，既是基于文学的，又是独立的，而这个独立，依靠批评家批评生命的独立！上述"漏斗"形图表还表明，关于民国时期文学的研究（现代文学）毕竟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民国时期文学及其研究，积淀时间最长、研究积累最厚、规范性最强，其学理化、系统性、历史化的程度也高，故现代文学依然是众多有更深学术积累和更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关注的最重要的领域。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一些危福口挑战已经初露端倪：首先，八十年代至新世纪文学的研究至少在总量上已经超过了现代文学的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和博士生、硕士生更倾向于进行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的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着越来越明显的“老龄化"趋势。其次，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涉足民国时期的文学、文献、现象等方面的研究，已经获得通过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就有两项。这应该只是一个开端，或许以后会有更多的古代文学研究者进入到民国时期文学的研究中。尽管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古代文学研究者研究民国时期文学的某些立场、角度等，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他们运用自己的训练、积累与方法对民国文学进行研究，亦有其自身的学术优势，目前的一些研究确实不乏启发性。比如他们对于资料更为细致全面的占有搜集，他们的某些文体观念的开放性，以及他们对民国时期文学的本土化一面的注重，这些都对传统的新文学研究是有参照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形成的直接后果是对现代文学学术研究的互补性和冲击性。四问题与原因：五种类型研究现状的分析前面在大的趋势下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分成三个“三十余年"作了大致观照，下面则按照分类统计的结果，对五个阶段或者说五种类型的文学的研究状况、问题及原因，逐T乍更细致的分析。（一）关于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民国时期的文学的研究如前所述,我们看到，民国时期文学的研究著述数量最多，因其学理化、系统性、历史化的程度高，依然是众多学者必然关注的最重要的领域。当然也仍然存在不少重复的泡沫。大致看来，这部分研究体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趋势。(1)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展。持续地探索新的研究论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在这一年间有多部关于民国大学与新文学关系的论著出版。如中国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传统燕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学等分别从宏观的历史研究和微观的现象分析，勾勒出民国大学与中国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大学普遍衙门化、研究普遍功利化的背景下，这些研究的深意是不言而喻的。此前有民国大学的文脉，稍后又有增订版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这些著作虽然视角或有不同、深度也有参差，但总体上一起拓展了现代文学新的研究理路，亦可以视作是对民国文学和民国研究热潮的某种呼应。还有如研究对象颇具新意的感于气物,发为诗文一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季候书写的考察、发掘中学校刊史料的民国时期的中学校刊及其文学史料价值等等都属值得肯定的尝试。在对象扩展中，对原来某些并未成规模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进行更加系统深入的专门研究也属此类。比如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将作家自传纳入现代中国的研究视野。总体上说，这类的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更新推进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应该注意，一些单纯追求所谓新颖的研究，并非学术问题的现象也可能成为学者追逐的对象。所以，新不应该成为研究的唯一衡量标准，提出并解决真的问题，才是优的学术。(2兑微观文本研究在深入。这里所说的文本，一方面指文学作品，一方面也包括民国时期具体而微的现象。在这类研究中，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文本的细读和重读，一是边缘现象的重识。前者如大量的作家作品研究著述，后者也包括了对边缘文体、现象、作家作品等问题的考索。史料研究作为学术体例之一种，近年来重新受到重视。首先应该提到的是4卷本500万字的文学期刊信息总汇1872-1949，作者长期从事文学期刊史料研究，作为大型资料汇编，可谓厚重、扎实。另外，值得一提的现代文学的细节，该书体现出对于文学历史细节的细致观察和辨析能力，也考验着作者的见识。在并不久远的历史中，在被人为有意无意掩盖的历史中，拂去尘埃，凸显的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学者的耐心，更是学者的见识和良知。还有民国文学中的边缘作家群体（11）在边缘作家群体的发掘上有所贡献，对新南社、白马湖文人、东吴女作家群体等都有专门论述，且渗入了民国文学的观念。一些具体而微的考据，也是值得肯定的。如徐玉诺史料掇拾（12）朱自清全集日记卷中的若干篇名人名辨正（13）等的史料发掘对于研究对象的补充完善都有所裨益。在这些边缘的挖掘当中，比较钟情于此的，还有一些学院之外的学者，也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比如现代文坛断片（14）致力于对现代作家文人的散佚文的搜集、整理、研究，有着查漏补缺的作用。当然，这类研究应该辩证地去看待。一方面，能够扩充现代文学研究，使文学史更加丰富、多元。但另一方面，这种研究基本上还属于基础性的建设。应该看到，这些边缘研究，只是给予现代文学研究在"量”上的扩大和积累，还是在一个平面上扩充，如何在新材料发掘中提升研究高度，在"量”的积累上实现"质"的突破，则需要将新材料和新观念结合，从更加宏阔的视野，从一种新的文学史价值体系和新的价值观念上进行重构，从而使这些在传统文学史周边的游走和检视，不仅仅停留于查漏补缺的层（3）视角的更新。角度的更新，是学术研究推进的极为重要的方式，对于较为"拥挤”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尤其如此。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在不断地转换视角的过程中前行的。一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在研究视角更新方面的值得提及的不同尝试。比如文章在兹：非文学的文学家鲁迅及其转变Q5）从文章学的角度重新审视鲁迅的创作，尤其是杂文文本。从语言的角度考察现代文学，最近重新成为关注的热点之一（2016年4月复旦大学还举办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如清末汉字汉语变革方案及其对国语建设的影响Q6）对语言变革与新文学发生的关系作了细致梳理。而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幻象性诗学与拟喻性语言（17）现代汉语人称代词与中国现代诗歌（18）则分别从不同的语言角度切入，探索现代诗歌的生成。除了相关论文时有出现外，2015年下半年相继出版了两部探讨语言与现代文学关系的论著，一是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再探索（19）,一是作为语言艺术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文学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演进（20）,两者的研究论题类似，但角度不完全一样。前者从国语运动、国语教学、现代文学三个维度透视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后者则注重形式的探讨，研究文学语言与现代文学体裁的关系。另外，京海派论争前后的文学空间（21）用知识考古学话语分析的方法重新辨识中国现代文坛京派与海派的文化源流和存在形态。武侠文化符号学20世纪中国武侠文本的虚构与叙述研究（22）从文化符号学的视角去考察现代中国武侠创作的复杂命运及其流变规律。还有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文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23）也在研究视角上有了新的尝试。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24）显示出了对社会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以五四之后社会思潮的分化为线索，在文化与政治运动的紧张中，选取若干对象，探讨青年群体与新文学的关系。如果说公寓里的塔是从社会史角度的微观透视,而北洋政府的文化管理机构与文化政策（25）则近于社会史研究思路中自上而下的宏观探讨。运用横向或历时的纬度重新审视现当代文学现象，也是有意义的尝试。如约翰克利斯朵夫精神命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回响（26）梳理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若干精神联系。在这类研究中，还值得提及启蒙中的明与暗：柏拉图的洞穴和鲁迅的铁屋子（27）0此文将"鲁迅改造国民灵魂，打破铁屋子的启蒙呐喊"和"柏拉图引导洞穴囚徒实现灵魂转向的辩证法”这中外两个极为重要的思想理路和哲学命题进行融会比较，提出：”立足于事实性的现在，承认人类只能带着与生俱来的有限性，生活在一个由铁屋子、洞穴世界和光明世界共同组成的世界里，则是回答鲁迅问题的必需前提。这当然不是简单地把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启蒙方案拿来铺开，而是要求我们在复杂纷纭的当代历史语境之中，改变单向度的现代性启蒙策略，考虑如何开启一种甚至多种能够同时处理铁屋子和光明世界等异质元素的新启蒙。”尽管我们并不完全同意此文的某些论断，但必须肯定其在研究的理路和提出的问题等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同时，此文在行文风格上也呈现出反思和驳诘的色彩。不断变换角度对既有文学现象进行考察和透视，或许能使文学历史的真相更为丰富多元地浮现。但是需要指出：一、问题是关键。视角的新变，要基于问题的意义本身，要解决真的学术问题，而不能为新而新，更不应跟风和迎合。学术是天下公器，启蒙和批判的意识不仅仅是民国文学的精神，同时也应该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观念底线。二、高度是根本。要实现学术研究的推进，研究角度的转换和新领域的开拓是必要的，但最为重要和根本的，则更在乎研究高度的提升，即能从更高的层面审视和把握问题。对于学术的推进而言，高度远比角度更有意义。（4）文学史学研究持续推进。这类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为文学史观念的新建构提供了学术积累。其中中国新文学研究史（28）梳理了1917年至1949年间新文学研究的历史面貌，试图勾勒出新文学研究的学术条理和脉络，并对新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有所评判。但须指出，文学史建构离不开价值维度，需用一个价值坐标进行全面考察和合理剪裁。这方面的论文数量比较多，视野比较宏阔，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元观察提供了可能，为文学史观念深化、突破做出了思考和探索。如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十年情结"（29）发现既往"文学史叙述中十年一环所存在的叙史模式的谬误"。作者指出了“十年一环”的思维模式的形成，与进化论观念、政治意识形态等存在联系："十年一段的文学史描述盛行着转变话语和进步话语。这种环环相扣的进步链条，其实只是形而上学的理论设想，它不可能在真实的历史中存在进化论永远是成长史,这势必造成了历史描述与历史本身的错位，造成了对于历史描述的错误定性。十年体制的起点是很具有意味的，它往往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自我论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此文提出的问题，是普遍而切要的。正因为"分期对于历史不可或缺。标出一个时期，意味着提供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尾，并以此来认识事件的意义。从宏观的角度，可以说历史的规则就是通过对分期的论争而得出的结果，因为分期本身改变了事件的性质"（30）。所以，如何挣脱外在力量和既有观念的束缚，建构出更接近文学自身的文学史依然是极具诱惑力的大命题。应该说，对传统的现代文学史建构及现当代文学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满足，试图能够有所突破，已经成为了很多学者的研究自觉。所以，我们看到前述大量的新研究对象的拓展和既往对象的重新认识。这些工作对既有文学史观念和文学观念会带来冲击挑战，乃至推动新的文学史观念的提出。在涉及文学史观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本年度依然出现了不少论及民国文学的著述，如从现代文学研究到民国文学研究：观念转变与范式变革（31）民国视野：走出"现代性"研究范式的方法（32）以及从军日记）与民国“大文学"写作（33）等。而出版禁令法律与民国作家的生存空间（34）则在贯穿民国文学理念中，探讨民国时期出版律法与文学创作空间之间的关系，提出民国文学衍变与生长的外部基础。在关涉“民国文学”概念的有效性和阐释力的诸多论述中，部元宝从反向的思路作出"民国文学”是“民国的敌人的文学”的思考。部文提到“民国时期的文学不仅不等于民国文学，往往还是反民国的文学是走在鲁迅所谓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上而又不甘心完全被政治收编的相对独立的文学"（35）的观点，颇具启发性。但对于作者在文末所说"诚笃、勤勉、成就卓著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们如果忽略作家主体和民族精神的因素，一味研究不同文学时代制度机制对文学的作用，好像文学的高低完全取决于环境的优劣，这种文学史观念是否也有必要加以反思呢?”的这一论断而言，应该说，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目前的文学研究界，关于"不同文学时代的制度机制"的研究不仅没有过多，恰恰相反，真正深入系的口直面现实的关于"不同文学时代的制度机制"研究和反思还显得太少太少。（二）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研究将后三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合而观之，我们发现这部分的研究文献的数量占绝对优势。这与去年的统计并无二致。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热闹的现象，对此，我们去年曾指出其三个原因，这种观点，至今并无改变。通观这部分的研究，大致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首先跟踪性的即时性的评论仍是当代批评界的重要方式。但是这其中很多评论表现出泡沫化、圈子化和缺乏学理性的问题，尤其是如笔者以前曾经所说的“缺骨少血”的问题在一年来的研究中还存在着。其次，已经被经典化的当代作家依然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研究大量地集中在某几个作家身上。其中最热门的，当属莫言。一年来，有关莫言的研究著作出现了多种，如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与西方（36）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译作品译介为例（37）文本的跨文化重生：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研究（38）等。应该说，这些研究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做出了推进。曹文轩是2016年度另T立被较多关注的焦点作家，这与作者获得国际奖项也有直接关系。这些作家被更系统深入研究，自然应该肯定。但是，就某些研究著述而言，还是应有所反思的。如果说大众传媒常助推新闻热点的形成，也会被形成的一时新闻热点所裹挟的话，那么严谨的学术研究则需要更加客观，需要远距离的静观，而这恰恰是当下即时性的批评最易忽略的学术准则。莫言、曹文轩等之外，阎连科研究在2016年度也是值得关注的。阎连科的文学创作，因其极为鲜明的个性，也必然导致很大的争议。对于阎连科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既考验着学者的文学感知，更能判断学者的价值纬度。一年中，西部文学受到更多关注。仅专著就有20世纪80年代西藏汉语文学发展概论(39)中国西部小说叙事学(40)精神的高原：当代西部文学中的民间文化书写(41)等数部。相关学术论文更多。十余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推出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42),那时西部文学研究还相对冷寂。近年来，西部文学研究升温，这与当前政策推动的背景(如"一带一路"战略)有关，同时就学术研究而言，也表明了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创新意识。2016年6月初，在兰州召开的w2016:西部文学研讨会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修订会"，也属西部文学研究深化的表现。从地域文化、乡土文化、民族文化的多角度来看，西部文学确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但是如何更加准确和明晰地对西部文学进行界定，如何更加客观地定位西部文学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格局中的地位，则需要研究者更加冷静和深思。历史的复原也有推进。尽管说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历史离我们很近，但是有时候距离近反而可能使历史面目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刚刚发生的历史，不见得就能看清，更不见得能很好地言说。前文所统计的后三十七年文学史即是如此。在这个方面，很多学者已经在致力于文学史真相的梳理和还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解冻与复苏：1978-1982年中国杂文档案(43),此书采用编年史的方法和体例，梳理研究1978-1982年间杂文创作、传播、接受的过程及其经验、教训。此书所涉内容丰富全面，涵盖了重要的政治、思想、文化政策，对杂文发展有显著影响的社会思潮、思想运动、文化生活，有代表性的杂文观念、杂文理论论争、建设，杂文样式、杂文艺术的发展，杂文作家交往，重要杂文作家生平事迹，重要杂文作品、研究成果的创作、出版和评论等诸方面。该书更突出的特点还在于史料搜集归类，作者的观点和评价就隐含在这些史实及其所建立的关系之中。此类相关的论文更多，比如转折时期文学体制的内与外：以1979年今天)与安徽文学的交往为例(44),该文详细地研究了同人刊物今天与体制内地方刊物安徽文学在1979年的一段交往史料，试图呈现出那个历史转折时期"体制内/体制外”关系调整中出现的历史面相。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发的文学社团与刊物"开拓生存空间所付出的积极努力和受到阻碍的过程。另外"新时期文学”起源考释(45)基于史料的考辨，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这类史论结合的著述，值得肯定。我们已经看到，近几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和史料建设渐呈热点。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此，从一年来的研究著述及课题立项即可看出。2016年6月文艺争鸣杂志社等机构组织召开专门的当代文学史料研讨会，探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当代文学史料本体特点与发掘、整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学科规范"、"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热点难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未来发展"、"当代文学史料搜集与整理相关经验”及“具体作家日记、书信、文集中的文献史料问题”等相关问题，并且发起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46)这是当代文学在逐渐沉淀、更趋学理化的一种表征。以往有一个颇为普遍的误区，认为当代文学没有或者较少史料问题，所以长期以来当代文学研究也比较忽视史料建设。恰恰相反，由于种种原因，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更加重要和迫切，在已知的历史之下，更有着未知的巨大的史料冰山，”只有随着共和国文学的史料大量被发现，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才会有重写的可能性随着共和国历史不断的延长，我们堆积下来的史料就越多，被遮蔽的东西也就愈加沉重，只有认清史料发掘的重要意义，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读懂许多被历史沉淀下来的作品，我们才有治史的资本和资格。"（47）当然，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中，尤其要注意：一是警惕批判性、思想性弱化的趋向；一是史料的甄别辨正的问题。史料发掘研究的首要目标和准则是求真，唯有求真，方能得善、美。真与善、美是一体的。史料建设绝不是简单的技术操作，而是深蕴着追求真善的价值观念的历史建构。如前所述,相比其他中文类的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显得“拥挤"。这不仅是因为该专业聚集着数量众多的研究者，而且也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跨度有关。所以，如何在如此拥挤的领域，做出新的突破，是很多研究者共同的"焦虑"。而视角更新是缓解这种焦虑的重要选择。视角的变换更新的特点，同样体现在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的研究文献中。如巴金随想录忏悔意识成因传播与影响力研究（48）从传播学和接受学的角度，重新研究巴金的随想录，不失为有意义的尝试。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与新世纪文化建设（49）对世纪之交中国现代作家对基督宗教文化的接受态度进行分析，自有其价值。类似的，还有当代乡村叙事中乡贤形象的变迁（50）提出了现当代文学中的乡贤形象建构的问题。而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麦家小说论（51）作为作家专论，其价值还不仅仅是首次对麦家小说的全面研究，从超越雅俗展开立论的思路同样具有启发性。对于正在进行中的文学，不仅需要具体而微的作品批评解读，同样更需要对当下文学病症和趋势的敏锐把握。这其中有必要提及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研究著述，其中一些研究，体现出了从更高层面审视和从更大视阈立论的意识自觉。如论新世纪文学的“同质化"倾向（52）提出新世纪文学作品数量迅猛增长、文坛显得异常繁荣的表象下存在的"同质化"痼疾，作者认为"它既表现在作家创作的自我重复上，也体现在作家群体对某种社会热点或文学类型的相互袭仿之中”。有文章则指出新世纪文学出现的"外向化趋势"，提出："文学主体应该以内在力量激活现实；文学与视觉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在竞争中共生；文学是人学，更是心学，文学应该直面内心困惑。"（53）同样是宏观研究，长篇小说的轻与重（54）则在把握当下长篇小说发展轻质化动向的过程中，重新强调多元的文学立场。（三）"十七年文学”研究依然边缘化从前文统计可见，"十七年文学"研究依然处在非常边缘冷寂的境遇中。这部分的研究著述，数量很少。一方面这固然与此时期的文学创作本身的艺术水准局限及政治意识形态性突出有关；另一方面,毋庸讳言的是这也与来自意识形态的某种限制以及研究者的自觉屏蔽有关。在有限的研究中，一类是考察“十七年文学"的审美弱化现象，并对此进行历史考察和原因探讨。比如概念化与公式化：1950-1970年代文学的创作困境（55）,该文指出，”概念化和公式化曾是1950-1970年代文学创作的普遍现象。文学领导、文学批评家和作家积极提出解决概念化、公式化创作的药方，但并没有产生药到病除的效果，反而结痂越来越厚，乃至成了文学创作的顽症或者说困境。当代文学创作被霞于既要表现生活的本质又要遵照艺术规律的两难处境，当代作家也在艺术独特性与概念化公式化、个人主体性与政治意志之间无所适从，缺少精神的主体性和思想的创造性，不得不在反概念化、公式化中又深陷于概念化和公式化的泥淖。当代文学还对形式主义展开批判，虚构了形式主义的罪名，也为概念化、公式化提供了方便之门。"公式化、概念化，几乎是那个时代作家的宿命，即使是做出某种挣扎，也显得无力和无奈。对此孙犁1950年代对“农村题材”的批评一一以论农村题材为中心（56）一文曾有细致的分析。该文指出，孙犁1954年发表论农村题材对当时居于主流位置的农村题材写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种独立思考预示他的写作与“时代主潮"渐行渐远的落寞命运。“十七年"文学审美的弱化和局限，与文学空间的压缩关系直接。"十七年”讽刺喜剧的官方审查和接受（57）就从官方审杳和接受的角度来考察讽刺喜剧在“十七年"中的命运，反思中国当代戏剧的生态环境。在“十七年"戏剧研究中，专著并不多，而此前出版的象征行为与民族寓言：十七年历史剧创作话语形态论（58）则试图"内外兼修"，即一方面研究“十七年”历史剧创作的话语形态形成与构成的内部机制，一方面从权威话语的规训与制约的外部机制着眼，对研究对象作全面综合研究和检讨。总体上讲，关于“十七年"文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其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特征始终交织在一起，但它整体上所具有的反现代性内涵,使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自五四以来的人的文学传统。"（59）即使有学者试图尽力发掘1949-1966年间文学可能存在的新面相与新气象，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出现了编码方式模式化、意识形态话语操控和难以祛除的文本匠气等问题。（60）于是，从接受学的角度而非纯文学审美的角度研究“十七年"文学，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在关于"十七年"长篇小说的外部研究系列著述中，"十七年”时期长篇小说出版研究（61）较为系统。该书通过考察原始版本和相关研究文献，对该时期长篇小说的出版、传播和接受情况进行分析。而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81）（62）则试图从人生与世变的关系，透视特殊时代的文化转轨。这些似可视作是在接续常常被忽略的人与文的联系、恢复客观化学术研究的生命感的一种尝试。从这个角度看，李辉的努力亦值得提及。虽然李辉的书写并不是学院派的研究理路，且都被视为传记写作，但其实他很多文字都属学者之文。比如李辉在收获书城等杂志上的基于史实考辨而追溯文人与文坛历史的系列文章，在温情的铺叙之下，拼接起历史的细节，也体现出文学研究的人文特质。若深入透视"十七年"文学的特点，历史地观察其源流，则不能忽视从延安时期文学到“十七年"文学之间的一贯和联系。然而，这方面的成果，为数更少。其中白毛女与诉苦传统的形成（63）一文从历史细节入手，在对史料分析辨正的基础上，由政治动员的视角发现“诉苦传统”形成的过程，将历史与文学、政治生态与文学文本互相发明，这可视为以文证史、以史解文的研究操练。白毛女与诉苦传统的形成的理路与此前李洁非关于四五十年代文学体制的若干研究，可等量齐观。可以说，"文"与"史"的联系和互证是研究这段时期文学现象的重要而有效的思路。由此，有必要提到悲剧如何被"颠倒"为喜剧：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土匪史实考释（64）一文。该文对林海雪原的本事曲波所在部队（牡丹江军区二支队二团）1946年冬的剿匪史实进行了大量翔实的发掘考辨，并将之与小说进行详细对比分析。该文发现：“这些豪杰之士的动荡人生及其所涉及的宽广社会内容和人性复杂性，足以催生一部类似于静静的顿河的史诗巨著，但林海雪原却活生生地将之处理成了喜剧。"诸匪的人生包含广阔的社会内容与深刻的悲剧内涵，的确可能促成伟大悲剧史诗的诞生，但那无疑要求写作者具有超越"民族与民族、党派与党派、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仇恨”的"人性的反思”，而作者采取了“妖魔化一野兽化的方式”以及对"豪杰之士"自我逻辑与"否定的美质”的双重"抹除”的基本策略，终于令人遗憾地丧失了史诗巨著出现的可能。（四）关于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论述涉及“文革”期间文学的研究和去年相似，这部分研究，相比而言显得非常寥落。关于“文革"文学研究冷落的原因，我们去年已有申说，不必再述。我们想再次强调的是，在档案不能解密的背景下，"文革”文学的研究工作恐怕还是首先得从史料的发掘搜集整理开始扎扎实实地做起。还原历史是第一步,为接下来的研究深化提供基础。这些工作毕竟有人不断地在做着。2016年亦有收获。比如施燕平人民文学复刊和编辑日记劄记系列论文（65）基于史料对“文革"末期的文学面貌和历史风云进行还原。纪要问世的前前后后（66）梳理了座谈会召开和纪要反复修改的过程，揭示其中的“黑八论”的由来，重新梳理了文艺领域极"左"思潮的来龙去脉。"暗淡岁月”中的文人传统：以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为中心（67）涉及“文革”后期知识分子在“暗淡岁月"中借助尺牍书写方式进行无奈言说的历史，引人思考：在特殊的历史气候中传统文人生活、文学知识和精神情趣有机一体的方式为何及如何存在。另如重返历史现场："五七干校"文学的散文叙事（68）一文，言及“从五七干校文学的沉重历史记忆中，我们可以瞥见当代知识分子曾经的苦难人生和屈辱心灵，也可以发现一代知识群体重返历史现场的精神维度和思想限度，还可以感知人世间的生命残缺与人性幽暗”。作为曾经苦难荒诞历史的见证，包括干校书写在内的文学如何记述历史，都并非无关紧要，而是关切到当下和未来，正如该文作者所言的，"这种文学的历史记忆与我们关于未来的预设密切关联。"“文革”文学并非可以简单地以文学性、审美性的缺乏为理由轻易地略过。恰恰相反，在文学中深味那段历史，客观正视其时的荒诞，探究荒诞背后的社会政治根源及人性的复杂幽暗，是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不应也不能回避的任务，同时这也是一种精神的考验。需要指出的，近些年一些非学院派的学人对“文革"历史进行了扎实的研究，特别是在一些史料的发掘保存方面有所贡献，而学院中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未成气候。这是需要反思的，当然，这也与学院体系和学术机制作为体制化的一种延伸和组成的性质有关。事实上，“文革"文学研究的冷落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整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文革”研究也往往是最容易被选择性遗忘的。所以，才有了这种很让人痛心的说法："文革"在中国，而“文革"学在勘卜。确实,从“文革”史料的搜集保存的系统完整这一个方面而言，国内的研究界做得不够，远不如海外，特别是域外一些重要的“中国研究"学术机构，在“文革"史料搜集保存的系统性、学术性、全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