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与格局(笔谈)-Concepts,MethodsandParadigmsoftheResearchonEarlyModernChineseLiterature.docx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与格局（笔谈）Concepts,MethodsandParadigmsoftheResearchonEarlyModernChineseLiterature作者：王达敏/李思清/马昕/潘静如/马勤勤作者简介：王达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安徽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李思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潘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勤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32原文出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昆明）2019年第20195期第68-86页期刊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0年02期关键词：中国近代文学/女性小说/民国旧体文学/近代诗词主持人：王达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主持人按：中国近代文学（18401919）是古典文学的终结，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迈着越超的步伐，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中国文学体系也度步日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并驾齐驱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近七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先后崛起了两个研究范式：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二是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在这两个范式笼罩下，中国近代文学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迄今为止，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潜力虽然还未完全掘尽，但其局限早已有目共睹；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因其解释尚具一定的有效性而仍在学界流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不足之处也引起学者注意。这里刊出的五篇文章，从宏观到微观，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在宏观层面，马昕的"晚清"还是"近代"认为,“近代”概念依托旧民主主义文学研究范式，内中隐含着进化论的思路；“晚清”概念则与传统文学史观念接樟，内中隐含着更多变化和可能，因此用“晚清"替代“近代”或者预示着研究范式将发生新的转移。为构建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自足空间，揭示其自性所在，马勤勤的中国近代文学的发生学问题以清末民初的女性小说文类的兴起为例，说明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于共时空间中异常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场域。民国古典文学是一个庞大的历史存在，在现有文学史体系中却无立锥之地，王达敏在文学史如何妥置民国古典文学中为民国古典文学回归文学史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路径。在微观层面,李思清的近代文学视野中的wChristianLiterature"对新教传教士在华文学活动的研究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他认为，传教土不仅带来了西学，也通过编、译、写等方式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文学生产。潘静如的近代诗词的"未充分经典化"及其研究认为，由于近代诗人、词家距今太近，其作品并未充分经典化。因此，学者在研究中应慎选方法，以免出现“研究的热情与密度超过了被研究对象所能承受的阈值"的尴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重镇。此次笔谈的四位作者李思清、马勤勤、马昕、潘静如是我文学所的年轻同事。他们与文学所另外数位青年学者一起，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的学者春秋正盛，有鸿鹄之志。他们治学刻苦，又好深湛之思，或握灵蛇之珠，或抱荆山之玉。可以预断：他们与全国其他青年学者一道，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另开新局。文学史如何妥置民国古典文学王达敏民国时代的文坛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古典文学，或称旧体文学；另一部分是现代文学，或称新文学。这两部分文学各有独特的历史衍生过程，又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它们既冲突，又混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自使力，共同再造中华民族的新文明。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终点是五四。研究近代文学史的学者以为，近代文学是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是为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做准备。因而，他们虽然将辛亥至五四之间的古典文学纳入研究视野，但在"过渡""准备"思想指引下，在具体论述时，在古典文学与新文学元素之间，难免畸轻畸重，而五四之后的古典文学则因超出近代文学史研究范围而被忽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是五四。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学者以为，现代文学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因而，他们只将五四至1949年之间的新文学作为论述主体，对这30年间的古典文学要么存而不论,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视其为新文学的对立面而口诛笔伐。无论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学者，还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者，他们皆站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展开论说。长期以来,在特定意识形态和进化史观支配下，民国古典文学被遮蔽，被遗弃，成为文学史体系中的失踪者。数十年来，如何在文学史体系中妥置民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五四之后的古典文学，成为学界难题。历史事实是：民国古典文学在诗、词、文、小说、戏曲、文论诸领域,皆创下了辉煌的实绩。民国古典诗歌出现数度繁荣。据胡迎建所撰民国旧体诗史稿Z1912-1917年间，古典诗歌流派纷呈，主要有以樊增祥、易顺鼎为首的中晚唐派，以王闿运为首的汉魏派，以张鸿、汪荣宝为首的吴门西昆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诗界革命派，以柳亚子为首的南社派，以陈三立、郑孝胥为首的同光体。其中，同光体流播最广，影响最大。1917-1927年间，因新文化运动兴起，古典诗坛受到抑制。1927-1937年间，古典诗歌创作开始复苏。当时南京诗坛非常活跃，诗家结社禊集、交流诗作、印刷诗刊之风炽盛。郁达夫、周作人、王统照等新文学家也为古典诗歌所溺，竞为五七言。1937-1949年间，古典诗歌创作出现鼎盛局面。面对民族危机，无数古典诗人满怀爱国挚情和忧患意识，既为山河破碎、田园荒芜而哭，更为军民英勇抗敌而歌。民国词是千年词史的结穴。据曹辛华所撰民国词史考论和所编全民国词，民国词人众多，知名者不下五百家。这些词家略可分为四代：第一代以晚清遗民为主，包括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等，他们在民初词坛占据主流地位；第二代以南社成员为主，包括王蕴章、陈匪石、易孺、吴梅、汪东、吕碧城；南社之外有叶恭绰、夏敬观、张尔田、马一浮、张宗祥等，他们是民国词坛的中坚；第三代包括赵尊岳、龙榆生、夏承煮、丁宁、黄公渚等；第四代以潘景郑、吴则虞、沈祖芬为优。与清代相比，民国词社林立，词家通过词社同声相应，切磋词艺。其最著者：上海有淞社、超社、希社、丽则吟社、舂音词社、七襄社、讴社、午社、声社、歌社、词学季刊社，浙江温州有瓯社，常熟有虞社，北京有聊园词社、趣园词社、延秋词社，苏州有琴社，天津有须社、玉澜词社，南京有如社、同声社，等等。桐城派是民国古文的代表。其一，河北莲池学者群体是桐城派在民国文坛的主力。曾国藩总督直隶(1868)后，他和弟子张裕钊、吴汝纶经过20年耕耘，将桐城派种子洒向燕赵大地。以莲池书院为中心，北方形成了一个以桐城派为旗帜的学者群体。这一群体绵延近百年，相承历六代，有文学成就者不下百人，影响遍及北京、天津、保定、沈阳等地。其二，桐城派学者参与了现代大学学科的建立。在清代，桐城派学者大多兼综四部，形成丰厚的博雅传统。进入民国，桐城派学者适应分科需要，在国家教学大纲的制订和伦理学、逻辑性、美学、文学批评、史学等现代学科的建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三，桐城派学者的理解和宽容，是五四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桐城派受到冲击。但桐城派在政坛的领袖徐世昌、傅增湘等，在学界的名家马其昶、姚永概等，在变革中坚守，在分歧中理解、宽容新文化派，坚持文明对待学生，极力挽留蔡元培、营救陈独秀。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徐世昌等的斯文作为，五四要取得成功不可想象。民国骈文虽然不如清代鼎盛，但也颇有可观。据郭战涛所撰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研究，1912-1917年间，骈体小说极一时之盛。徐枕亚的玉梨魂等，以美丽的文字抒写缠绵、纤细、轻灵的情感，和生命的忧伤。据谭家健所撰中华骈文通史，民国各级政府，各类军阀，民间团体和个人，常常以骈文发表通电：或颁布命令，或互相攻讦，或表达诉求。在哀祭、祝颂、信函、书序、启示、游记等文体中，骈体的应用就更为普遍。著名骈文作家有康有为、饶汉祥、刘师培、吴承燧、傅熊湘、樊增祥、屠寄、易顺鼎、李详、孙德谦、陈去病、柳亚子、陈含光、黄侃、黄孝纾、范烟桥，等等。在中国古典文学体系中,诗文词位在雅部，小说、戏曲则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据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进入民国后，通俗文学作品面向普通受众，既重视作品的趣味性、娱乐性，也宣扬传统的孝、义，惩恶劝善。民国通俗小说继承古典小说中志怪、传奇、话本、讲史、神魔、人情、讽刺、狭邪、侠义传统，并根据时代需要而加以改良和拓展。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的主潮是谴责小说、哀情小说和历史宫闱小说；五四后，毕倚虹、平江不肖生、张恨水、还珠楼主李寿民、刘云若、宫白羽、王度庐等所创作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受到热烈欢迎。据左鹏军所撰晚清民国传奇杂剧文献与史实研究,在民国剧坛，传奇杂剧，京剧与其他地方戏曲，外来的话剧，鼎力而三。此时，京剧达于极盛，其他地方剧种久演不衰，传奇杂剧的传世剧目有数百种之多。这些传奇杂剧的新变表现在：舞台性削弱，案头化倾向突出，传统戏曲所注重的歌唱、搬演、音律等元素逐渐失去地位；传奇、杂剧之间的文体界限变得模糊，难以有效区别。民国时代的话体文学批评著作包括自成一格的诗话、词话、文话、曲话、小说话等。黄霖在为其主编的民国旧体文论与文学研究所撰前言中说，民国时代的话体文学批评空前发达，即使是话体之作最繁富的清代也瞠乎其后。关于民国文话，王水照编历代文话收入22种，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收入10种。关于民国诗话，据曹辛华论全民国诗话的编篡及其意义统计，现存民国诗话著作逾两千种，张寅彭主编的民国诗话丛编辑入声名较著者、流传较罕者37种。民国话体文学批评家在著述中提出了诸多原创性概念。他们为承续中国文论传统、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史做出了贡献。概而言之，民国古典文学有如下特点：一是除了少数遗老外，用古典文学体裁进行创作的作家多半在国内进过新式学堂，或拥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或在家中通过阅读流行的报刊书籍接受欧风美雨洗礼。二是这些作家在吸收传统文学营养的同时，努力接纳西学。他们的作品在古色古香中，掺入了新的思想、新的审美趣味、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意境、新的艺术技巧、新的词汇与句法。三是这些作家大多努力参与社会实践，其中一些人从事政党政治，其作品因而浸润着浓郁的党派意识。四是这些作家的作品基本在报刊上发表，或在出版机构印刷发行。借助现代媒介，他们的作品在公共空间迅速传播。五是大批女性作家登上文坛，成为推动文学、社会进步的有生力量。民国古典文学的辉煌实绩，在现有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体系中，被遮蔽、被遗弃、被失踪了。民国古典文学是客观的历史存在，不容改变。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调整现有的文学史学科，以妥置民国古典文学，从而还历史以公道。三十多年来，一些敏锐的学者感到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五四作为分水岭而带来的困扰，开始了突破五四界限的有益探索。第一，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论”20世纪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此后十余年间，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化为实践的著作有：严家炎、钱理群主编的六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仅出版第一卷），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些学者将触角伸到五四之前，主要是为了追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源，那些所谓缺乏现代性的古典文学作品并不在其考察范围，五四之后的古典文学尤不为其所措意。第二，关于“民国文学”概念。陈福康、张福贵先后提出“民国文学”概念，孙郁在民国文学十五讲中对新、旧文学有所论述，李怡、张中良主编的"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从民国史视角研究现代文学。第三，关于"雅俗双翼展翅"概念。范伯群提出，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两翼。长久以来，学者只留心纯文学，而将通俗文学这一翼弃而不顾。虽然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所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8年版中加入三章论述通俗小说的内容，但毕竟篇幅有限，无法达致雅俗两翼的均衡。因此，范伯群期待出现一部"雅俗双翼展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四，关于"晚清民国传奇杂剧”概念。左鹏军所撰晚清民国传奇杂剧文献与史实研究对1840-1949年间的传奇杂剧进行了贯通性研究，他用"晚清民国"来代替"近代""现代"称谓，从而为自己的论述留下了更多空间。此外，孙之梅、胡迎建、杨萌芽、刘梦芙、张煜、潘静如的民国古典诗歌研究，曹辛华、李剑亮、张晖的民国词研究，均在学界赢得声誉。以上诸多研究者皆突破了五四界限，皆对民国古典文学有所关注，但在文学史体系中如何从整体上妥置民国古典文学，则尚无有力结论。在文学史体系中妥置民国古典文学，有两条路径不妨一试。第一条路径：将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两个学科合并为一个学科，在合并后的新的文学史框架中，从晚清到民国时代的古典文学应占据恰如其分的地位。首先,根据王飕在中华文学通史近现代文学编绪论中的说法，1840-1949年间，中国文学体系完成了整体性的从古典向现代转型，因而在中华文学通史中，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应该合为一编。其次，18401949年间，古典文学继续沿着既有轨道前行，各种体裁均有出色表现；现代文学从无到有，一步步茁壮，散文和小说取得非凡成功，而新诗和话剧的影响则一直难与古典诗和戏曲比肩。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虽时有不谐，但又互相影响，彼此呼应。合并后的文学史应该如实地描述百余年间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各自发展的轨迹，如实地呈现二者之间丰富、复杂的关系。第三，在历史学界，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两个学科早已合并为一个学科。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从现代化的角度，全面叙述了1840-1949年间的中国历史过程,是这一领域的标志性成果。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合并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合并提供了重要依据。第四，合并后的文学史学科可以命名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也可以命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英文中，近代和现代本无实质区别。如果考虑到1840-1949年间古典文学的通贯和繁盛，考虑到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冲突和混融，考虑到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两个学科合并后取名“中国近代史”的先例，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合并后名曰"中国近代文学史"，似更妥适。但是，如果侧重考虑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侧重考虑在古典文明和西方文明交汇中现代性的孕育、成长，侧重考虑文学史发展的总体趋势，这一段文学史连同此后的当代文学史一起，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相对，命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亦无不可。第二条路径：取消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将晚清文学还给清代，将民国时代的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还给民国，撰写统一的、有机的"中华民国文学史"。这条路径的实质是把朝代作为文学史叙事的单位。第一,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既与清朝不同，也与后来的新政权有别。它是一个独立的历史时代。把这一历史时代的文学史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在学术层面完全可以成立。第二，就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实践而言，以朝代划分文学史段落是古今通则。古代正史中的文苑传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但撰史者将一个朝代的文苑作为该代历史的有机部分加以描述，凸显此一时代文学和历史的特征，文学史的脉络在不同朝代的更替中得以显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创立以后，以朝代为单位展开文学史叙述的模式并未从根本上打破。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袁行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是这一模式的典范之作。但这两种中国文学史均设有近代文学编，将中国文学史的下限断在五四，又逸出了以朝代划分文学史段落的格局。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彻底地坚持以朝代为单位划分文学史段落的原则，果断地取消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独立地位，将鸦片战争至中华民国建立以前的文学明确归于清代文学范围，将此后的文学丢给另一个时代。其实，把1949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终点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起点，根本依据正是易代。第三,虽然文学史与历史有所不同，但历史毕竟是文学史发生的背景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对文学史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以朝代为单位划分文学史段落自有其合理性。第四，从长时段看，所谓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都仅是相对的概念，并不具有史的稳定性和恒久性，只有按朝代为单位划分文学史段落才具有稳定、恒久意义。以上两条路径皆可妥置民国古典文学。不过，比较起来，在"中华民国文学史”的框架内,将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一并论述更有理据，更为顺理成章。但是，无论采取哪条路径，文学史家都必须挣脱特定意识形态和进化史观的束缚，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都必须跨越和淡化五四界限，都必须坚持多元思维，否则，民国古典文学在文学史体系中便永难赢得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近代文学视野中的XhristianLiterature关于新教在华文学活动的研究史回顾与思考李思清讨论近代文学的新变，不可避免地要从西学东渐、翻译文学等论题谈起，而这又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马礼逊、米怜等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来华。新教在华传教士普遍将文字事工视为与医务、教育、慈善等并列的部门(department),一向重视有加。据美以美会传教士保灵(SLBaIdwin)统计，1810-1875年间新教传教士用中文(含方言)撰写的宗教出版物达1036种，世俗性的文学作品477种，总计1513种。这当然是不完全统计。另外还有大量在中国出版但是用满文、蒙文、马来文、日文、英文写成的出版物。新教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学，也通过编、译、写等方式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文学生产。近百年中，从事传教士研究的学者代不乏人，成果堪称丰硕。有关文学活动的研究也在深入。在华传教士们谈及文字事工时，常用词汇有"Publications""ChristianliteraturewLiteraryworks"等。伟烈亚力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称著述为"publiCations"1877、1890、1907年召开的在华传教士大会上，文学事工被列为重要议题，他们的提法是Xhristianliterature;季理斐基督教来华百年史称翻译、印刷、著述等事工为"Iiteraryworks"。民国时期，教界人士又有“文字事业”的提法。学术界的称谓更加多样。韩南将米珍、郭实猎等人所写的中文叙事文学称为"传教士小说"；吴淳邦则称"中国基督教小说"；陈庆浩研究了"基督教古本汉文小说"；宋莉华有"传教士汉文小说”的提法。黎子鹏认为，"韩南及宋莉华的称法，没有涵盖中国基督徒单独创作的小说”，故他提出以“晚清汉语基督教小说”来指代研究对象。传教士使用Xhristianliterature时，"literature"指的是广义的"文学"，"汉语基督教文学”中的"文学”则通常是狭义的。最近的研究史也证明，进入研究者视野的"Christianliterature多是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从韩南所讨论的传教士小说，到黎子鹏所考察的以天路历程汉译为代表的翻译文学以及以约瑟纪略为代表的“演义"文学，都有此倾向。王国强在考察中国评论（1872-1901）与西方汉学的关系时，将近代在华西人的中国文史研究成果称为“侨居地汉学"，这是将传教士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阅读与介绍也涵盖了进来。以文字为载体、为手段的这些“文学活动"（literaryactivities）,或体现为转瞬即逝的言语与声音（如圣经故事演说与福音宣讲），即口头的；或以手稿或印刷物的形式存于世间，即通常所说的"文本"或"文学"；而金属活字铸造、印刷出版、书籍分发销售、图籍选购、图书室筹建、英语教学、西学知识传授等事工，则是与文本、文学相关的生产与传播活动。也就是说，"文学活动”包括了如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传教士在华所写的汉语（包括方言）、非汉语（如蒙文、日文）以及母语（如英语）文学；二是圣经故事演说与福音宣讲等以声音为手段的文学事工；三是印刷、出版、期刊、杂志等带有文学性质的生产传播活动。这些有形的文本与无形的实践共同发力，作用于中国社会和人的精神，成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动力引擎。“文学”在这儿是广义的，也是跨国界（指作者身份）和跨语言（指语言载体）的。最近40年间，关于近代来华传教士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已成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从最初旨在探究传教士白话译经对语言变革的贡献，到发现传教士留下的大量中文译著之文学或文献价值，再到"传教士小说""汉语基督教文学”等概念的提出以及翻译文学研究的兴盛，一批文学研究者投入于传教士与西学东渐、传教士与中学西传等论题的研究，使得该领域成为近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仅2015-2018年间出版的重要著作就达20余部，另有译著及文献类书籍多种。至于历史学界的传教士研究，同样根深叶茂。相关论题的研究路径大略有三：一是以文学为切入点的传教士研究，二是以传教士为切入点的文学研究，三是以语言对译为切入点的翻译研究。这些路径，又都需兼顾文学活动在传教圈（EVangeIiCalCirdeS）与世俗界（LayPUblie）的不同影响（此处借用MurrayA.Rubinstein的提法）。而世俗界又可两分为知识界与不识字的民间，前者可以通过分发有形的文本以发挥影响，后者则需要通过演说、交谈等声音的方式展开。以下结合常见的几种研究范式略作分析。基于档案的传教士研究。以施其乐（CarlSmith）、苏精、李志刚、吴义雄、顾长声、陶飞亚、林美玫等为代表。苏精出版有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中国，开门!马礼逊相关人物研究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等书，贡献尤著。（2）文学史研究。这类研究，致力于细致敏锐的文本细读，多从文类及文本出发，以文学史为论述框架。以韩南、宋莉华、黎子鹏等为代表。传教士所写的一种类乎小说的叙事性宣道文字，韩南称之"传教士小说”；宋莉华称之"传教士i又文小说"；陈恩维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论说文引入中国传统论说文的历史脉络中，阐释其特质与新变。（3）文学翻译或翻译文学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传教士及其中国同道的翻译作品而非原创作品。从方法上看，这类研究可称之基于文学史的文本对译研究，重视分析文本的跨语际转换。以宋莉华、宋丽娟、王燕等为代表。宋莉华关注传教士小说由英文到中文的译入；宋丽娟和王燕的方向相反，更关注中文经典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的情形。以上学者偏于实证。赵稀方、王宏志等人的研究则提供了有启发性的理论视角。（4）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该范式偏重对文献生产过程、传播过程尤其是接受和影响过程的考察，以熊月之、张西平、邹振环、谭树林等为代表。其下又可三分，一为中学西传研究，二为海外汉学研究，三为西学东渐研究。刘丽霞近现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研究以教务杂志中国丛报为例讨论传教士对中国古典文学、新文学的译介，是关注到了发生在中国本土的“中学西传"。（5）以圣经汉译、中国经典英译及词典编纂为重心的翻译/语言研究。以杨慧玲、邓联健、何绍斌、薛凌、赵晓阳、游汝杰等为代表。学者们在探讨圣经汉译的文体问题时，往往向下呼应五四白话文运动。传教士与圣谕广训之关系也是近年研究热点。（6）口岸文人、中国助手研究。以施其乐的香港精英及"中间人"（middlemen）研究、陶德民的罗森研究、段怀清传教士与晚清口岸文人、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以及姚达兑对王韬、管嗣复、蒋敦复、杨味西等人的研究为代表。（7）个案考证型研究。多从人物、文献或事件入手，具体而微，深入细致。例如宋丽娟、林惠彬同时注意到，传教士修德所译、出版于1829年的时钟表匠言行略论为"目前所知最早译介到中国的西方基督新教小说"，纠正了美国学者韩南的说法（韩南认为1873-1875年连载于上海瀛寰琐记上的昕夕闲谈为第一部汉译小说）。有些论著虽不以考证为旨归，但考证同样出色。（8）文献整理与编译。以熊月之、黄时鉴、张西平、沈国威、陶德民、张晓、俞强等人为代表。顾钧、杨慧玲、尹文涓、邓肇明、段怀清、倪文君、赵康英等翻译了一批重要文献。周振鹤主编的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收入马礼逊、卫三畏、丁鹿良、李提摩太、裨治文、伟烈亚力、狄考文、理雅各、林乐知、台约尔等人的传记或研究性著作。美国爱默蕾大学、哈佛大学等校图书馆所藏传教士文献目录以及中国丛报等早期报纸杂志得以整理或影印出版，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文献基础。麦华陀在倡议为中国人建阅览室时曾说，其目的是“鼓励中国人对工艺和常识感兴趣，而不仅是对文学研究有兴趣".作为传教手段的文学活动怎样参与了传教史？文学的意义又在哪里？这是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前者的落脚点是历史学（尤其是教会史），如陈建明等人的研究；后者的落脚点是文学史、文化史。当然,近年研究也更多体现了二者的融合，如黎子鹏的研究（黎子鹏著有福音演义：晚清汉语基督教小说的书写、NegotiatingReligiousGaps:theEnterpriseOfTransIatingChristianTractsbyProtestantMissionariesinNineteenth-centuryChina,编有晚清基督教叙事文学选粹赎罪之道传一郭实猎基督教小说集道德除害传一清末基督徒时新小说选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编年史（1860-1911）等）。这也是相关研究史的第一个特征，即文、史视角的由分到合。第二个特征是史料与史观的兼重，即将新材料与新视野结合起来。史观的更新，其难度甚于史料的突破。总体来看，"转型期""现代化”"基督教中国化”等是研究者常取的理论框架。历史界多用后两项，文学界常强调前两项。第三个特征，是个案研究、微观研究突出，整体研究尚嫌薄弱。围绕单个人物、差会或特定地域的单位研究较多，长时段的纵深研究、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与影响研究较少，有"点繁"而"面简"的倾向。另外，当前研究也经常将论题的“宗教色彩"加以过滤，从而造成解释上的隔膜。这涉及宗教与世俗的关系问题。以下论题的研究尚不充分，因此，它们也有望是未来的学术生长点。（1）总量研究。目前，我们了解1867年之前的传教士著述主要依赖伟烈亚力等人的目录或著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华传教士数量更多，他们的著述情况需要做细致深入的整理。仅傅兰雅一人的中文译作即达157部。针对传教士文献书目开展总量调查，集中力量编写总目提要是当务之急。（2）过程及活动研究。传教士著述的写作、翻译、出版过程以及中国助手的参与情况、合作模式等，是近年研究的热点。印刷、出版、传播甚至铅活字的铸造这些“活动"性的内容，以往多在印刷出版史框架内讨论，若文学研究者从目录、版本、校勘等角度入手,当有新的发现。（3）传播与接受研究。既有研究较多呈现传教士分发圣经及宣道读物的过程、方式、次数及分发数量，较少涉及这些读物在中国人中的阅读与接受情况。（4）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阅读与接受。该领域的研究已在进行，如卫三畏中国总论、郭实猎中国开门等早有学者关注。这是一个涉及面广、也有一定难度的领域。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国丛报都有对中国文学的介绍；伟烈亚力编中国文献记略（NOteSonChineseLiteratUre）则是对中国经史子集的集中探讨；魏安编马礼逊藏书书目（CatalogueoftheMorrisonCollectionofChineseBoOkS）反映了马逊当年在华购买、收藏中文文献的情形；丁魅良汉学菁华（TheLoreOfCathay）也有对中国文史的系统评述。以上均有待开掘。（5）年谱、传记及个案研究。中国学者所写的传教士传记或年谱尚不多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雷雨田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沈迦寻找苏慧廉：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及一条开往中国的船：赴华传教士的家国回忆、葛桂录英国三大汉学家年谱：翟理斯、韦利、霍克思等，都是很好的尝试。个案研究更是空间辽阔，仅以已成热点、研究成果较多的郭实猎为例，郭所撰汉文小说十余种，仅是非略论等少数几篇进入研究视野。（6）文献资料尤其是英文文献的利用。施其乐、苏精、吴义雄等人的研究多得益于英文文献。其实这类文献仍有研究空间，如Indo-ChineseGleanerxChineseRepository以及国图所藏传教士档案缩微胶卷（片）等，都是宝藏。Indo-ChineseGIeaner译载中文文献20余则，涉及神仙通鉴、王阳明谏迎佛疏筹海图编太上感应篇等；还载有阮元两首五言古诗（四十咏怀起早歌）；又载有论为异教徒所作基督教出版物之风格问题一文，文章介绍的是T立叫"PohGae"（博爱）的朋友的观点。吴义雄认为作者当为米怜，该文阐述了基督教出版物的风格问题，涉及用中文写作基督教读物的原则、技法等问题。诸如此类的材料不胜枚举，期待引起研究者的重视。（7）文学文本研究。传教士所撰写的狭义上的文学文本，如游记、印象记、中国人物速写、民风民情的描绘，在华所写的英文小诗、散文等，期待有学人做全面的整理。如傅兰雅档案收有傅兰雅的多篇旅行札记，北华捷报上也有不少文学性的游记。即使像米怜张远两友相论这样受关注较多的作品，也仍有探讨空间。小说主人公之一的"远”曾提及自己的年龄为"26岁"，而这正是梁发随米怜前往马六甲时的年龄。"远"是否以梁发为人物原型？至于此书后来多次修订再版，版本众多，也值得深入研究。荷兰学者范勒尔(JCVanLeUr)曾对前人撰写印度尼西亚历史的方法提出批评：对荷兰人到达之前的历史记录是以印度尼西亚人的视角，但这一视角在写到荷兰人到来后的历史时发生偏移，印度尼西亚人只能通过荷兰人的眼睛反观自己。皮尔森在研究非洲东海岸斯瓦希里地区社会结构变迁时提到，"东非创造了跨境居民(tranSfrontierSman)这一词汇，专门用来描述跨境活动的居民，以此作为边疆居民(frontiersman)的反义词"。(参见澳迈克尔皮尔森著，闫鼓润译：港口城市与入侵者：现代社会早期斯瓦希里海岸、印度和葡萄牙)虽然皮尔森强调“跨境居民"指的跨境活动的、"趋于本土化”的欧洲人，例如在葡萄牙帝国境外(譬如在孟加拉湾)活动的葡萄牙人，但这个词是出于东非人的视角，并没有将东非人内部的“跨境”活动者(例如经济代理人、商贾等)纳入进来。如今我们讨论近代文学中的"ChristianLiteraturew,也会发现类似的现象。马礼逊、裨治文、麦都思、伯驾、合信、卫三畏、马儒翰、美魏茶等英美传教士所写的文字，均出自外国人的手笔，但其生产地、传播地都是中国，目标读者也是中国人。这些跨境、跨教甚至跨语言的文学文本与文学活动，背后所体现的固然是传教士的思想和眼光，但它们的发生、发展，都有与之息息相关的中国语境。传教士们的文学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介入了、参与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是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的内在成分。对相关的文本史、活动史的考察，一方面有助于通过外国人的眼睛反观自己，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多地基于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的脉络，从中国人自己的视角观察之、研究之，从而走出传教士们当初所投射、所预设的宗教框架。而皮尔森所提到的“跨境思路，也启发我们将学术关注重心从传教士身上，转移到传教士周边的中国助手、中国信徒（即本土人中的“跨境"活动者）身上，以及转移到二者间的关联上。若如此，则有关传教士的文学活动史之研究，便不再只是"在中国发现中国史"，也是"在中国发现世界史"一因为"ChristianLiterature既是近代中国的文学现象，也是一个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相伴而生的世界命题。"晚清"还是"近代"？一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的概念更替与新旧融合1957年，教育部颁布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该文件依据历史学界当时所盛行的新旧民主主义理论，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文学史单独提出。次年，北京大学中文系集体编纂的中国文学史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纂的中国文学史出版，这两部带有深刻时代烙印的文学史著作不约而同地设置了"近代文学编"，以响应大纲的要求。自此之后，近代文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承认。迄今为止的大部分近代文学史著作，都将近代文学的上下限定为1840年和1919年，以此来连接古代与现代。这一断限与所谓“晚清"的时间段基本重合，这就使研究者出现了学术措辞上的微妙分歧。中国文学从古代到现代的过渡时期，究竟称作"晚清还是"近代"，就成为了一个问题。"近代"一词的背后，赫然站立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经盛行一时的"新旧民主主义文学研究范式"。这一范式所暴露出来的泛政治化倾向，其内核实则是社会进化论的思想。文学在历朝历代都深刻地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这也是自古以来的文学批评家所普遍承认的道理。明人高阑是出"四唐说"，胡应麟又据此思路提出宋诗四期说，背后显然是一种以王朝政治的盛衰代变来解释文学史的思维习惯，这类思路中暗含的是一种文学发展的“循环论"思想。正如叶燮在原诗中所说，”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而"新旧民主主义文学研究范式”的政治化倾向，与古人的文学分期思维的根本差别，就体现在将“循环论"替换为“进化论"，在由"旧"到"新"的递变中，蕴含着为无产阶级革命寻求合法性的政治要义。近代文学研究范式中的进化论思想，实则又根源于近代史研究中类似的现象。这直接促成了“近代文学”与“近代史”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同质性。梁启超在其中国史叙论中，最早提出“近世史"概念，即"近代史"之雏形，依托的正是19世纪后半叶兴起于英国的社会进化论学说。但自一战结束以来西方世界对国家主义的反思，以及二战结束以来后殖民主义思潮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社会进化学说早已被丢入人类思想世界的垃圾堆中。受此牵连，“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所谓的新旧文学转型、文学现代化转向等概念相关的一系列结论，也都面临着这一新思潮的冲击。即便是近代文学界在旧民主主义研究范式之外又开创出"中国文学体系的转型研究范式"，仍然不能摆脱进化论的嫌疑。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型，无论是近代政治发展的附属产物，还是文学自身内部的演化规律，都面临着"新"与"旧"之间巨大的鸿沟。左鹏军在近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文学立场及其影响之省思（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早已形成并长期存在着一种以新文学、新文化为价值标准与评价尺度的学术观念和思想立场。"他认为这种观念和立场是近代文学研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明显滞后的直接原因。这番话无疑点出了近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的痼疾，但从21世纪以来学术界所发表的近代文学研究论文来看，左鹏军所担忧的事情似乎已经得到了缓解。相比于民国时期新旧分途中鲁迅、周作人、胡适、阿英等新派学者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今日的近代文学界倒真是"风水轮流转"，开始转以旧文学为研究重点。与此相伴随的则是，"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使用频率开始减少，而"晚清文学"的使用频率则有增多之势，虽然始终是前者多于后者，但二者的差距在明显缩小。我们在“中国知网"的“期刊库"中以“主题搜索”的方式检索"近代文学”和"晚清文学"这两个关键词，会发现学术界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频率呈现出以下变化趋势：由上图可以发现：在1981-2000年之间，“晚清文学"概念的使用频次一直都很低；但在2000年之后,则有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在2013年达到高峰。若将两个概念的使用频次相除，得出二者之间使用频次的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