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终结论反思当代文论话语空间的建构-ReflectionontheConstructionofContemporaryLiteraryTheoryDiscourseSpacefromthe.docx
从文学终结论反思当代文论话语空间的建构ReflectionontheConstructionofContemporaryLiteraryTheoryDiscourseSpacefromtheEndofLiterature作者:杨向荣作者简介:杨向荣,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桐乡314500原文出处: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0165期第120-125,141页内容提要:西方思想界的“终结论”话题在文学艺术界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争议。学界在对黑格尔、丹托和米勒的艺术终结或文学终结命题进行解读时,存在着诸多误读。反思学界对“终结论”话题的争议,可以让我们更理性地探讨当下中国文论研究的诸多问题,进而实现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空间的建构。yzTheendtopicinthewesternideologicalcircleinliteratureandarthasattractedalotofcontroversy.TherearealotofmisunderstandingreadingoftheendofartandLiteratureofHegel,DantoandMillerinacademiccircles.ReflectingthecontroversialacademicthesisonyzTheendtopiccanmakeusmorerationaltoexplorethepresentproblemsinthestudyofChineseliterarytheory,andthenrealizetheconstructionofcontemporaryChineseliterarytheorydiscoursespace.期刊名称:文艺理论复印期号:2016年09期关键词:文学终结论/错读/中国文论话语/反思/theEndOfLitUratUrU/misreading/discourseOfChineSeIiterarytheory/reflection中图分类号I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16)05-0120-06DOL10.15937ki.issn1001-8263.2016.05.018在当代西方思想界,"终结论”的言论不绝于耳:艺术终结了、艺术死亡了、艺术史终结了、文学终结了、历史终结了、哲学终结了、意识形态终结了等等。尤其是米勒所提出的"文学终结论”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人文学界学者们的回应与争论。问题在于,在与米勒的对话中,中国学界对文学终结论及其相关命题的解读是否合理?进一步的担忧在于:我们在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与接受中,是否存在着理论的错位解读?地方性本土经验又是如何支撑和验证终结论这一话题?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文学终结论"又有何不同的话语内涵,能否解答中国时下各种各样关于文学艺术消亡的终结困惑?沿着米勒的命题来审视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议,可以让我们更理性地反思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诸多问题,进而实现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空间的建构。一、文学终结论的争论及其反思2000年,米勒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文学与文学研究在全球化或电子媒介时代即将终结和消亡,次年,文学评论刊发了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米勒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文学引向了终结。米勒回顾了印刷术出现以来的各种发明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指出新媒介特别是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变化,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一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刃解做不合时宜。”米勒的观点随即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和热烈争论,随着后来大量的国内外学者参与讨论以及各种“终结论”论著的发表,文学艺术的终结话语日益成为人文学界一个具有公共意义的事件。在这场论争中,有学者认为终结就是消亡,有学者认为终结就是结束,也有学者认为终结就是边缘化。笔者以为,在分析文学终结论时,我们必须结合米勒所提出这一命题的背景和语境。米勒在提出文学的终结命题时引用了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观点,认为终结是指整个的所谓文学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米勒提出"文学的终结”命题,是因为他意识到当代文学功能的弱化和文学地位的降低,"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可见,米勒关于文学时代的终结感叹,主要是基于美国文学界的现状,他提出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对当下文学史发展所面临的矛盾与危机的回应。在他看来,当代文学已经发展到其内在精神的极端,而无法从其自身继续延续其辉煌。就米勒而言,终结的只是精英文学,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也不是指普通意义上的文学死亡。当然,若我们对终结话题展开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必须回到西方"艺术的终结”的话语情境中。在西方思想界,一般认为黑格尔是艺术终结论的提出者,他在1828年的柏林美学讲演中首次提出了这个命题。黑格尔当时的这个命题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议,真正引发此话题热烈讨论的是丹托在1984年所重提的艺术的终结命题。舒斯得曼在评论丹托时写道,如果艺术在本质上是现代性的产物,那么随着现代性的终结,艺术也将终结。从这一角度来看,艺术终结在丹托看来更多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题域是理解丹托理论的话语背景。再回到米勒,米勒从20世纪末以来共发表十多篇文章,不断深化他对文学终结论思想的阐述。米勒一方面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另一方面又肯定文学"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可以说,“终结”一词的内涵匕瞰含混,而米勒的用意也是将其视为一种文学隐喻: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文学出现了边缘化现象。但国内学者在对终结一词的理解上出现了误读,而且将这个命题追溯到黑格尔、阿多诺和丹托等学者的理论中,视终结为"结束"或"消亡"的意思,因而导致对此命题的不同理解和阐释立场。从黑格尔到丹托再到米勒,笔者以为,在“终结论”的话语体系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倾向:根据黑格尔的思考路径,也许作为经验之物的文学艺术作品还会继续存在,但文学艺术作为精神的传达或表征方式,其价值已不可挽回地没落或终结了;根据丹托米勒的思考路径,终结只是一种话语的重构,是一种话语建构向另一种话语建构的转变,它是对当前艺术"危机一回应"的反思性话语建构,是将一种新的艺术观念或艺术形式纳入到艺术史中以应对当前艺术危机的话语策略。从后来看,笔者以为,"终结论"隐藏着对文学当下性的批判性反思视角,这实质上建构了当下文学研究的反思性批判资源。因此,从文学艺术实践的角度来看终结话题,一方面反映了文学所面临的话语危机及其应对策略,有助于我们对文学越界生存的反思和新的认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明确这里的文学艺术并非实践经验中的文学艺术,否则会造成更大的理论混乱和误读。随着文学实践的不断发展、现代性研究的深入、文化研究的转向以及视觉时代的文学转向,我国学界对"文学的终结”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但整体而言,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还有所不足。首先,缺乏对话争辩。米勒在我国提出文学终结论后,随着相互间的进一步对话,虽然我国学者以及米勒本人的观点都得到了修正与深化,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对话没有坚持多久,而且对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缺乏针对性的思想交锋与对话。很多研究者往往任意地选择自己所需的观点,或者对文学和终结的内涵进行随意解读,甚至无视他者的观点而自说自话。学界的讨论虽然众声喧哗,但并没有加深对问题的深化和理解,反而愈辩愈乱。一般来说,对他者的结论下判词是容易的,然而要让自己的结论让他者信服却并不容易,它必须经历一场思想的交锋,只有针锋相对,使各自的观点随着辨析深入而明晰,才能推进理论研究的深化。其次,理论的背后缺乏本土经验的支撑。黑格尔将艺术视为向宗教和哲学转化的一个中间环节,丹托基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语境中提出艺术的终结论,而米勒提出文学终结论也有其特定的话语情境。事实上,丹托和米勒对终结论的考察与黑格尔的考察有着明显不同的语境和立场。他们是在当代变迁的语境中就文学与艺术的发展实践而对黑格尔的命题展开回应的。他们与黑格尔有着不同的艺术实践与批评实践的话语场域,两间之间内涵的不同也就显得勿需置疑。但回过头来看我们国内学界对终结论问题的争议,更多是游离于文学与艺术的实践之外,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话语层面。这些讨论基本上脱离于中国的本土文学和艺术经验,即便有一些个案,往往也是将西方的个案挪用到国内来加以强制征用。无疑,没有本土经验和批评实践的理论往往是无根之木,泛而无物,这也就形成了中国话语在与西方话语对话时的错位交流。笔者以为,只有加强本土的文学和艺术批评实践经验的积累,加强文学批评的实践性和现实性,才能突破理论与文本的错位对接。因此,只有实践才能焕生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学理论,也只有实践的本土经验才能为理论的提升以及理论的本土化提供实践资源,进而避免空而无物的泛泛而论。最后,缺乏本质主义的关怀。理论的建构需要有对理论本质内涵的清晰认知和解读。就艺术终结论和文学终结论而言,我们必须要探讨文学和艺术的本质是什么。只有先弄清楚了文学的本质或艺术的本质,才有可能建构终结论话语的理论基础和立场。但纵观国内学界,往往有着“理论之后"或"后理论"的理论预设立场,或者跟在西方思想的背后妄言理论消亡、理论退场和理论终结。这样的理论立场使得国内学界或者对文学艺术的本质避而不谈;或者因为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觉得此问题无法入手而避重就轻;或者持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怀疑论立场,认为在消费时代和图像时代讨论本质问题已不合时宜。但需知,不弄清文学和艺术本质是什么,抽象地争议文学艺术的终结,这终归是缘木求鱼,而很难有实质性的理论突破。只有对处于不同时代和语境中的文学艺术的本质进行回答,才不会停留于争论的现象层面。也只有真正弄清文学?口艺术的本质,有着建构理论的勇气与行动,才会使当代文论在新时代境遇的挑战下不断走向深入,最终实现文论的话语空间建构。暂且不论米勒所言的文学终结是否完全合理,以及是否适应中国语境,但文学终结论的提出确实也道出了国内学者对当下文学与艺术命运的隐忧与警醒。应该说,我国学者对终结论的批判以及给出的文学艺术不会终结的理由也随着思考的深入在不断深化。笔者以为,无论是讨论文学的终结,还是艺术的终结,应当在特定的时代文化语境中来加以探讨。首先,要立足于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视野以及消费社会的角度进行探讨,要看到消费时代的到来导致了文学的商业化,特别是网络文学的兴盛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导致了传统的精英文学的消解。传统的精英文学走向了死亡,非文学性的文学取代了传统的有着确定文学性色彩的文学。其次,要立足于视觉时代和读图时代的来临,从技术与文学的关系来探讨文学或艺术的终结。从视觉文化的时代语境来看,科技的发展导致了传统印刷文化的没落,传统的文学和文学观念也因而被消解和终结了。最后,要从西方文学观念或艺术观念的转型角度来展开探讨。晚近几年所出现的反文学或反艺术观念使当代文学艺术实践偏离了传统的学科规制范围,因而导致了传统文学和艺术的衰落和消亡。笔者以为,在文学终结论的背后,展现了传统文学在遭遇网络空间和技术时代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终结话题是文学在后现代情境下的文学边缘化生存,或者说文学越界生存的另类表征。文学的当下越界生存意味着传统文学的文学性的消解或弥散,意味着文学的非文学性的衍生,以及文学样式在新的语境中的转型或泛化。在当下的文学或艺术话语场域中,非艺术、反艺术、非文学和泛文学的东西逐渐占领原本的艺术或文学阵地,成为新的文学或艺术存在形式。而事实也表明,随着网络文化?口界面文化的发展,传统的一部分文学样式逐渐在没落和消亡,全新的文学经验也慢慢地浮现出来。在商业化的消费时代,文学的商业化、时尚化与泛化也确实是当下文学所面临的尴尬处境,而这也是文学在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雅与俗之间的悖论性生存现状。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空间的建构任何文学或艺术创作都是历史、传统、时代、人性、审美的综合体现,只有以此为基点,文学在时代变化的语境下,才不会终结或消亡,反而会在新的时代情境中转型,寻求适应时代发展但又不失人文内涵的意义生长点,并重建文学的经典。不论是面对西方的理论建构,还是阐释中国的本土经验,都应当有着基本的理论原则:回到问题提出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和时代文化情境中去。比如在阐释西方的“终结论"思想时,我们应当从"哲学一历史一艺术”的视角去剖析黑格尔、阿多诺、丹托、贝尔延、卡斯比特和米勒等人观点具体语境,根据他们提出问题时的具体文本经验,进而找到理论阐释和批判的依据。进一步深入下去,根据文学终结论的争论来反思当下的文论话语空间,笔者以为,这一命题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密不可分。文化研究源于法兰克福学派,而真正的奠基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随后,文化研究涌入美国学界,受到一大批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关注,如詹姆逊、赛义德、斯皮瓦克、米勒等等。这批学者一方面使文学理论研究从精英的文学阐释域走向了跨学科的文化阐释域,另一方面也凸显了社会学研究的政治问题域,如邦内尔和亨特所言,"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依赖于一系列阐释范式并且从根本研究支配的问题,即权力的主张"。而格罗斯伯格则认为,文化研究应当采取一种将抽象性与基础性分析相结合起来的强有力的方式,将理论政治化并将政治理论化。此外,文化研究还应当拒绝任何反对研究生活与消费的观点。可以说,文化研究是新世纪以来学术界讨论得比较热闹的一个话题,文化研究的兴起是文艺学学科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的结果。周宪认为,文化研究凸显了研究的政治倾向性,它要挑战的是文学活动中存在的种种权力关系和压制。"文化研究不是要完善文学研究,而是要瓦解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另类非文学性的思路。"可以说,文化研究的出现并不拘泥于现有的学科规范,甚至也不在意是否要创立一个新的学科,而是文艺学学科对文艺现实做出的应有回应。而如果以此路径来展开对中国同类话题的讨论,这对于中国当代艺术与文学的研究,对艺术和文学实践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可以说,文学终结论所引发的文艺学边界之争是当下文学艺术面对新的危机而做出的回应,是文学艺术的一种自我批判和反思。文艺学的边界之争的内在实质是当下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反思性话语的体现,这是一种在"守界"与"扩界"的张力中对文艺学知识理论进行反思的话语之争。同时,文艺学传统边界的消解和新的边界的确立,也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学范式终结之后的一种重构,是文学艺术新的转型或进步。虽然时下文化研究思潮的涌现打破了文艺学传统的边界,改变了有关文学的定义,但今天的文艺学发展也应该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学艺术形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寻找更宽广、更具包容性和更富于生命力的研究范式。在文学性的扩张与审美泛化的冲击下,文学的终结似乎势不可免,文学似乎在终结的语境中失去昔日的地位,但也应看到,文学的研究范式和思维表达在人文科学和日常生活中却获得了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对文学终结论所引发的焦虑也无需担忧,这种终结体现了文学艺术在边界消解中的自我重构和建构,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文艺理论在新的语境中的一次突围或进步。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在西方美学与艺术哲学史上,自黑格尔在美学中将美学与艺术哲学关联起来,随后的康德更是将审美艺术与日常生活严格区分开来,认为审美是一种非功利性的存在,或者说审美强调艺术的自律性表征。杜威曾提到一个适合于艺术的公式,认为艺术品是将自然物收集起来,将其提纯、综合和利用,直到它们的新形式产生一种它们的原形式所无法提供的满足。然而康德意义上的审美观念发展到了当代艺术那里,却受到颠覆性的挑战和质疑,进而演化为当代艺术定义的本质主义解构危机。杜尚的小便器艺术喷泉、沃霍尔的波普艺术和漂流木艺术等,使艺术的审美本质主义观念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戴维斯写道:"如果泉确实成功地切合了艺术的要素,那么它的成功则归功于拥有了由获得艺术身份而带来的审美属性,而不是因为它与其他艺术的小便器具有相同的审美属性。”QD也就是说,如果抛弃艺术存在的惯例或语境,抛弃艺术获得其身份的场合,现成品艺术、波普艺术、漂流木等作品,它们作为艺术的身份其实是存在问题的。这些事实也表征了艺术现代观念的转变,即传统的艺术定义向现代艺术定义的转型。西方艺术观念的审美激变或转型显然让中国学人的边界意识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当代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必须不断地转换阵地来尝试解答艺术边界话题。随着当代审美艺术观念的转变,西方当代艺术的转型也带来了中国当下艺术观念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与西方艺术和美学理论进行有效的对话,并在对话和交流中保持本士经验与西方观念之间的张力。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和美学所面临的纠结与困境。在当代美学的思考中,艺术和审美边界的消解使得传统艺术的审美普遍意义遭遇到种种质疑,艺术的审美功能建构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西方审美中心主义的立场受到中国学界越来越多的抵制,而拿来主义或被动接受的文化心态也受到了普通质疑和批判。因此,重新审视西方当代审美艺术观念,反思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经验话语中的适应范围,成为了当下中国学人应有的理论立场。中国当代的审美艺术观念何去1可从?从西方援引和阐释而来的观念能否有效地解决中国审美艺术现实和本土文化经验?西方审美艺术观念与经验如何才能融入到中国整体审美文化精神的自我阐释与民族叙述中?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中国学界的反思。笔者以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叙述和呈现中国经验。汉语是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文本体现,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要摆脱西方文论的话语预设立场,就必须摆脱"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的话语模式,要成为中国本土的经验叙事。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理论的当下建构必须呈现出独特的中国问题范式、本土经验凝视和东方文化分析的路径。应当说,独特的中国问题意识和本土经验以及批判的理论立场,是打破西方文论话语垄断,摆脱理论预设和增强理论自信的强大资源和资本。因此,我们应当关注在理解和解释日常生活的社会化效应时所使用的种种批判性、思辨性和审美性的理论向度。真正的理论研究需要一种内在的批判理性,而这,恰恰是我们反思西方理论话语应当秉持的基本立场。在当代的文论话语建构中,学科化和专业化已愈演愈烈。理论的锋芒和思想的自由已逐渐消解,文学理论被专业化的知识生产塑造成一种纯技术化的操作。在当下的许多研究中,技术性的因素捆束了思想的个性发挥,大量的引文和文献也消解了作者的思想和批判性。这正如利奥塔尔所言,学科的专业分化导致各个学科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最终只有学科间的各自语言和游戏规则。"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12)应当说,华而不实的"理论”在分析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时的自我指涉与自我关注形成了理论阐释的封闭式循环怪圈,而其仅有的社会关注也往往局限于情绪式的诉说和表态式的判断,而鲜有学理层面的深入挖掘与批判性反思。这正如洛文塔尔所言,在文学研究实践中,"可辨别的是社会批判精神,这种精神推动了那时还年轻的学者群体在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中拒绝传统的研究方法,并且寻求一种新的比较大胆的分析材料的方式一简言之,敢于打破学院象牙塔的墙壁,在那里专家在追求他们的专业兴趣时没有任何社会的或道德的意识。"(13)理论的创新应当是思想的创新和批判性的出场,文学理论更应强调思想性和批判性。但纵观当下中国的文论现状,一方面是专业化和学科化的建制和生产,另一方面则是理论批判功能的退场和后理论时代的价值虚无出场。以此来审视当代的中国本土文学理论,可以说尚缺乏良好的批评论争传统和健康的学术批判语境,这也意味着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批判理性的建构任重道远。今天,现代性的话语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日益突显,传统的普适性价值立场日益遭到颠覆和挑战,进而导致各种文化和思想资源的重新排列和定位。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现代性问题,但实际上,中国的现代性经验与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文化的差异性,随便拿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来解读中国问题,否则必然会陷入错位解读和误读的泥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经一度迷失于西方文论的话语中心体系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话语体验,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极度不自信状态。似乎一旦离开了西方文学或文论话语,我们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就成为了一个学术上的“失语"者。Q4)笔者以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着严重的话语缺失症,其根本点就在于我们的学者们过于狂热地诉求西方理论,跟在西方理论的后面依样画葫芦,结果反丢失了自己文化上的"根"。这种"根"的缺失,我以为,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就是身份认同意识的缺失以及对本土文学经验与文论资源的不自信。随着现代性转型的日益深入,中国本土的文学经验和思想文化资源日益在全球范围内凸显其重要性。而文学理论作为知识生产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中国文化和思想资源的输出无疑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因此,面对全球化的地球村格局,我们一方面需要有强大的本土文学理论的自信,同时也不能盲目于民族化的狭隘视域,而应当强调视域融合,立足于本土,基于实践来展开全球化的理论对话。我们需要以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和视角看待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问题,不能局限于对西方文论思想的简单接受和拿来,也不能将之与中国经验的本土化阐释生硬嫁按。我们应当在研究中有批判地展开对话,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且,中国传统思想的许多观念、命题和思想,无疑都可以在现代性视域下进行重新转化和建构,进而转化当代全球范围内文论话语中的宏大叙事。从20世纪早期中国国门初开对西方各种思想的引进,到改革开放后对各种现代、后现代文论思想的引进,包括对当下西方最新思想的介绍与跟进等,中国文论学界基本上走的是一条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道路。也就是说,以西方的文论作为主体,来解释中国的本土经验现象。这是一种基于理论的普适主义,同时在具体使用时强调有所适应性的研究思路。虽然西方思想的引进促进了我国文论话语空间的建构,但理论可以通约的,地方经验却是不可通约,如果在西体中用的过程中没有把握好度,就很有可能导致理论脱离实际,或者说理论先行、理论强制阐释的后果。中国本土的实践经验应当是根,应当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空气和营养。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筋口西方汲取各种思想资料作为本土经验阐释的依据,但无论是"古为今用"还是"洋为中用"的理论立场,其中的"古"和"洋"都只是"用,而只有适合中国土本经验的具体实践,才是真正的"体"。理论必须接地气,要有问题意识,要能解决现实经验中提出的问题,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真正鲜活的、有根的理论。注释:米勒: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就终结一词的本义来说,黑格尔所用的derAusgang不仅有终结和结束之意,同时也有出口和出场之意。可以说,黑格尔意义上的终结本身就包含着"终点之后的新的开始”的意思。而英文用End来翻译德文,这本身就是一种误读。而中文又用结束或死亡来翻译End,这就是误读之后的再一次误读了。©HistoryandTheoryl998年出版了讨论丹托艺术终结论的专号"DantoandHisCriticsiArtHistoryfHistonographyandAftertheEndofArt"。专号对丹托的命题展开了批判性讨论,如卡罗尔(NoelCarTOlI)的TheEndofArt?,辨I(MichaelKeIly)的EssentialismandHistoricisminDanto,sPhilosophyofArt,库迪卡尔(RObertKUdielka)的AccordingtoWhatArtandthePhilosophyofthe"EndofArt",西尔(MartinSeeI)的ArtasAppearanceiTwoCommentsonAuthur,>(三)R-ShustermanfPerformingLive:AestheticAlternativesfortheEndsofArt,NewYorkCorneIIUniversityPress,2000,p.3.比尔纳其:超越文化转向之引言,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三)LGrossbergzBringingitAllBackHome:Ess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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