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民间文学教材建设回顾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类课程设置探讨.docx

20世纪以来的民间文学教材建设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间文学教材的初创期。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民间文学教材基于“五四”文学革命思潮，在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对比中构建教材的基础理论。第二阶段是民间文学教材的成型期，从4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民间文学教材承续延安文艺“以人民为主体”的传统，凝聚共识的框架体系逐渐形成。第三阶段是从70年代末至今，民间文学教材建设得到大发展，经历了从体系固化到反思自身，在语境研究的学术转向中开拓新的形式。弓I言一个学科的教材体现了该学科的知识体系与理论成果，民间文学教材是民间文艺学基本理论的重要载体，有着明确学界共识、催生学术增长点、指导后学等重要作用。民间文学教材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在“五四”文学革命影响下,经由基本术语并不统一的初创期，形成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二元对立的话语逻辑。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教材继承延安时期“人民文艺”的传统，在外来苏联经验、国家文化建设与学科内部逻辑的碰撞间孕育，民间文学教材体系在困境中酝酿成熟，并形成了80年代之后的民间文学教材出版高潮。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运动的大规模开展，亦使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这一重大内容得以纳入民间文学教材体系，民族民间文学教材亦取得显著成果。民间文学教材“概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一方面意味着民间文学学科发展趋于成熟，基本知识与基础理论取得广泛共识，具备知识普及所必需的可复制性与传播性。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民间文学教材处于有限创新、理论框架近似、囿于本科阶段教育的限制之中。初版于1980年的民间文学概论仍是本学科最权威的教材，但民间文学概论是偏重于基础知识的入门教材，供本科生了解民间文学知识，为更高层次的学生提供用于研究的理论工具则不足,存在理论层面的时代差距。若是面向研究生教学,张紫晨民间文艺学原理、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与董晓萍现代民间文艺学讲演录三本教材虽能起到一定提供工具的作用，亦已出版多年，难以吸纳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及新的理论方法。因此，回顾民间文艺学发展史，归纳各历史阶段通行教材的主要特点，有助于发现民间文学教材建设中的缺憾，总结可能的新发展方向。从民间文学教材建设史的视角来看，呈现出“民间文学”与“民间文艺学”两种不同的概念体系分立的状态。“民间文学”自梅光迪于1916年提出之后,超越了“白话文学,“平民文学,“俗文学,而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非作家文学研究中的，显性话语”，虽然仍与“民间文艺”“民众文艺''等多词并用，但其指代的与作家文学对立建构的文艺形态却愈发鲜明。与之相对应，“民间文艺学”的概念早在1935年即提出，从学科领域与研究对象两方面对“民间文学''进行拓展。本文以从“民间文学，到，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史历程为线索，在回顾百年来民间文学教材建设的得与失的基础上，反思民间文学教材应有的形态，探索民间文学教材建设的可能性，将有助于民间文艺学基本理论的更新。民间文艺学高等教育的进步，使民间文艺学的学科立足点更加稳固，更好地应对学科从属的困境。一、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民间文学教材的初创期自20世纪20年代始，随着“五四”文学革命影响力的深入，作为一门学科的民间文学走向了繁荣发展，高校中的民间文学课程亦开始出现。1923年北大风俗调查会成立后，张竞生开设了“风俗学”课程，开风气之先。中山大学于1927年开设“民间文学''课程，1928年开设民俗学传习班，课程内容涉及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类课程逐渐走入大学教育，至1938年有十余所大学开设民间文学类课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由于民间文学搜集、研究、教学实践的需要，具有教材性质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也开始出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期，可称为民间文学教材的初创期。从源头上追溯，“五四”文学革命塑造了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文学革命带来了“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对立的逻辑，从而激发从民间寻找“民族的诗''的北大歌谣运动，作为学科的“民间文学”由此诞生，同时形成了民间文学的“五四”传统。这一传统关注什么是“民间文学”，一方面认为民间文学是反映民众心声的比作家文学更高级的“国民文学”，既为民间文学铺垫了人民性的底色，又形成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在比较中建构的理论逻辑基点，为民间文学学科与教材的形成提供了本土理论资源；二是开创了“文艺的”与“学术的”两条研究路径，“学术的”借鉴西方人类学与民俗学理论，研究作为“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的歌谣；"文艺的”则不仅要“表彰隐藏着的光辉“，书写国民心声，更期吩在歌谣之上产生“民族的诗”，在张扬文学革命立场的同时，暗含着从民间文学中诞生“国民文学”的期待。这两条研究路径涵盖了民间文学的文学文本性与生活文化性，奠定了从文本与文化两方面进行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于这一视角，本文从如何对“民间文学”进行界定的角度，探索民间文学教材初创期的特性。民间文学教材在其初创期非常明显地借鉴了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的观点。1921年，胡愈之论民间文学一文最早系统地对民间文学进行总论，其定义与分类基本取自人类学：“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FOlkk)©德文的,Volkskunde，大略相同，是指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像那些神话、故事、传说、山歌、船歌、儿歌等等都是。“胡愈之参照英国人类学家托马斯(N.W.Thomas)的观点，将民间文学分为故事、有韵的歌谣和小曲、片断的材料三大类，几乎是照搬了西方民俗学的分类方式，说唱文学、民间戏曲等中国本土民间文艺现象不在其中。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教材既以添加讲唱文学、重新划清边界等方法对其进行完善，同时也基本延续了这一分类方式，民间文学教材仍有很浓重的西方民俗学的影子。现今所见最早的民间文学概论著作是1927年出版的民间文学，作者徐蔚南。民间文学虽然篇幅短小，但不乏学术的严谨性，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其观点具有代表性。十章内容包含了民间文学的理论与作品两部分，如作者所言：“民间文学范围极广，本书目次虽寥寥十则，但关于民间文学的全体，大致已包举无遗了。前五章为民间文学概论，题为：民间文学是什么、民间文学的守护者、民间文学的价值、民间文学与文学、民间文学的分类。实际上涉及民间文学的定义、传承、功能、特征、文体分类等基本理论问题。徐蔚南以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比较作为基点，为民间文学勾勒出了最基本的结构，通过与作家文学在创作过程、作者、创作动机、传承方式、创作后是否改动、读者这六个方面的对比，他将民间文学定义为：“民间文学是民族全体所合作的，属于无产阶级的、从民间来的、口述的、经万人的修正而为最大多数人民所传诵爱护的文学。”刘锡诚认为这一定义参照西方民俗学理论，尽量从中国民间文学实际出发，站在文学立场对民间文学进行界定。钟敬文在当年11月即写作“民间文学”一评徐蔚南民间文学一文予以回应，肯定了其首创之功，理论概括精妙明白，颇具特色，但仅通过与作家文学的对比来界定民间文学，不足以凸显民间文学自身的特征，且全书篇幅太短，稍显简略。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进行对比，其实已经隐含着后来由钟敬文所提出的“民间文艺学是特殊的文艺学”这一思想，既强调民间文学自身的特殊性，通过与作家文学的比较完成民间文学的本体建构；又强调其属于文艺学，本质上是文学属性，避免民间文艺学被人类学与民俗学裹挟。"五四'文学革命主将胡适提出的“双线文学”观，以涵括着“民间文学'的"活的文学''来对抗以古文文学为代表的“死文学，其两种文学的对抗是文学发展的动力的文学史观，深刻地影响了民间文艺学的话语逻辑。较长时期内的民间文学教材编纂者，都通过这种二元对立结构导向“民间文艺学是特殊的文艺学''的结论。由这一二元对立结构可拓展至“三线文学”“五线文学”“源与流”“中国文化三大干流”等诸多话语的继承与流变,构成了属于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内在传统与理论资源，使民间文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探索不再局限于对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的借鉴。1930年出版的杨荫深中国民间文学概说和1932年出版的王显恩中国民间文艺是同时期有影响的两部教材。中国民间文学概说共分六章，相比徐著缺少了论述民间文学传承的章节，增加了“民间文学的由来”论述民间文学的生成史。该书有以下几点特色：（一）坚持文艺学立场，强调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平等地同属文学。（二）引用原始思维等理论，论述民间文学发展史，认为民间文学最早是歌谣，其后发展出神话、传说和其他文体。（三）分类体系更具有合理性。（四）大量列举民间文学材料，占全书篇幅70%以上，实际上将作品选引人概论体系。王显恩中国民间文艺共七章，论述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民间文学的意义、价值、分类、产生。第一章论述民间文学学术史及最后一章论述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为前两书所未有。第四章列举了中外学者22种民间文艺的分类方法，评价比较后给出了自己基于韵文与散文分野的分类方法。该书的特色是：（一）资料价值较高。第一章记载文学革命以来的民间文艺学术活动，对各地的民间文学组织和刊物介绍详尽。（二）对民间文艺学的学科边界有自己的理解。中国民间文艺全书使用的皆是“民间文艺”这一术语，虽然以民间文学为主，却也涉及民间音乐，突破了文本中心。（三）对民间文学的变异现象给出了一定的解释。一上述两书继承了徐蔚南对民间文学的定义方式，首先认为民间文学是文学，然后在与作家文学的对比中确认民间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杨荫深借用美国文论家韩德（TheodoreW.Hunt）对文学的定义，说明文学有四个条件，即思想、想象、感情、引起一般人的理解和兴趣，而民间文学有“自然的音律，精妙的结构”,符合文学的定义，是“真正的文学”。而从文学演进的视角来看，文人文学受原始社会的歌谣与神话的哺育，民间文学亦吸收文人文学的内容，二者密切联系，价值相等。从特征上来看，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有口述的与写述的，群众的与个人的，平民的与贵族的，自然的与雕饰的四点区别，这四点区别并不损害二者同为文学的本质。王显恩认为民间文艺符合文学的内质，“民间文艺是文学，这句话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不仅将民间文艺与作家文艺对比，同时也将民间文艺与平民文艺、文丐文艺、通俗文艺、白话文艺区隔开，强调民间文艺的集体性、口头性与阶级性。在民间文学的分类上，徐蔚南的故事、歌谣、片段材料的三分法基本参照英国民俗学的列举式归纳，缺乏严密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杨荫深则对比文学的小说、诗歌、戏剧三分法，将其分为故事、歌谣、唱本三大类。故事包括神话、传说、趣话、寓言，歌谣包括童谣、山歌、时调、谜语，唱本包括唱词和唱曲，王显恩亦采用了类似的分类方式。虽然时人质疑这一体系不包括地方传说、谚语、谜语、歇后语这些拥有大量材料的常见文体，且作者对神话、传说的定义不明确，常与地方传说混淆，但其明晰程度显然高于徐蔚南的分类。陈泳超特别注意的是杨荫深对唱本的强调，认为这是基于中国民间文学实际情况的较大进步。1935-1936年，魏建功在北京大学开设“民间文艺”课程，编写讲义民间文艺讲话。他通过具有音乐特点的汉赋追溯到诗、乐、舞一体的古代文化，认为民间文学的实际流传中往往三者一体，明确了“民间文艺''的名称。讲义现存三篇，题为“民间文艺与雅乐”“民间文艺与音乐”“民间文艺与伎艺”，非常强调民间文学与音乐的关系，论述了歌诗与音乐的联姻。由于讲义未完，仅涉及远古时期的歌谣一种文体，但可感其独创之处。不仅通过敦煌学进入俗文学领域，并且提出古代民间文学的创作与传承依赖职业艺伎，可谓洞见。总体而言，初创期的民间文学教材书写具有探索性的特点。从教材所服务的高校课堂教学而言，这一阶段的民间文学课程多以介绍、启发为主，注重深入浅出与基本概念的厘定，并不意在培养学术研究能力，缺乏专业训练环节。从歌谣运动开始的现代民间文艺学具有多学科参与的特性，一方面为民间文艺学提供多学科的理论借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非专业性，存在学科意识淡薄、学科归属不明的问题。一部分课程冠以“民间文艺”“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纲要''此类总括性的名称，依附于历史学、语言学与民俗学，将民间文学理解为生活文化与民众知识的一种，对其文学性关注较少；更多的课程依托于歌谣、神话、童话等各民间文学文体，依附于文学，处于文学类课程框架体系下，作为古代文学和白话文学的补充，而相对忽略其日常生活性。陈泳超指出：“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入调查，带动了民间文学研究的方法更新和程度加深。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都不以民间文学本身为旨归，而是拿民间文学作资料，进行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民间文学的整体面貌反而因此弱化了歌谣运动开拓的“学术的”与“文艺的''两条道路各自独立发展。这一时期的理论著作由于以上特点，多是各高校学者出于自身授课便利编写，以总结课堂经验的讲义形式存在，缺乏单独编纂教材的精力，仅少量印刷流传于师生内部，多数为未完成稿，显示出学术队伍的势单力薄。同时，也意味着教材建设动力的缺乏，不具备推动民间文学教材编纂的社会需求，多数学生并不具备对民间文学的真正兴趣和足够的了解。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的“歌谣”课程尽管引起了学生的兴趣，却并没有成为常驻课程，讲义也处于未完成稿的状态。钟敬文热心主张的中山大学民俗学传习班有22名正式学员，到课程结束时却只剩下6人，落得尴尬境地。因此，这些教材与论著的学科立场常常不同，基础概念尚未明确统一，对民间文学的定义和范围仍有争议，作为研究对象的“民间文学''仍然面貌模糊。俗文学是否属于民间文学、说唱文学是否属于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是否属于民间文学研究范畴，是民间文学还是民间文艺等等此类探讨常见，却未有公论，出现术语使用上的歧义性。同时，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教材却在使用“概说”“概论”式结构框架上趋同。虽然立场和结论各不相同，诸位教材编写者都选择了以民间文学的定义、价值、分类、特征四个方面构建基本的理论框架，且着重阐述民间文学各文体的分类方式与特征描述，文体做为民间文艺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民间文学的定义具有模糊性，如徐蔚南“民族全体”“属无产阶级的"最大多数人民”等描述，难以作为判断某一文体是否属于民间文学的具体标准，宝卷、弹词等俗文学、说唱文学即面临如此困境，于是诸位编纂者都选择了以穷举法列出他们认为属于民间文学的文体，从侧面逼近“民间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这一思路也影响了以后的民间文学教材体系，一方面埋下民间文学本体论隐患，另一方面使民间文学教材形成独有的框架结构。二、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民间文学教材的成型期新中国成立以后，民间文学课程重回高等院校教育，正式列入大学学科体系，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在1952年大规模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民间文艺”课程以“人民口头创作”的名称成为师范院校的必修课，一些院校开始招收研究生。民间文艺学课程建设走上正轨，与之配套的教材建设也提上日程。这一时期公开出版的民间文学教材主要有赵景深的民间文艺概论（1950年），匡扶的民间文学概论（1957年），张紫晨的民间文学知识讲话（1963年），吉林大学、辽宁大学、黑龙江大学、吉林师范学院、哈尔滨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合编民间文学概论（1959年），加上编译苏联教材苏联口头文学概论（1954年）共5本。同时，存在相当数量的未公开出版教材、讲义的编撰活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形成了多种相异的传统与思潮，学人以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进行概括。处于相同的时代大势之中，民间文艺学的情形相似，呈现出北平俗文学研究、西南民俗学调查与延安民间文艺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共同发展的境况。4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民间文学的学术实践与教材编纂，主要承续了延安文艺传统并将其规模化。延安时期的解放区文艺开创了伟大的人民文艺传统，“人民性”得到高扬，民间文艺从边缘走向中心，搜集整理与创作实践均有很大的发展。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核心思想使延安文艺相比过去的民间文学研究具有更强的实践性与互动性，主体与客体存在于同一时空场域之中，对民间文艺的理解更加深入。与“五四”时期依靠个人兴趣爱好与学校对学生的号召，仅在知识分子范围内进行的搜集整理不同，延安文艺工作者注重深入现场，直接从乡村民众处采集。何其芳从搜集到写定（1946）强调直接向老百姓搜集，要有尊重百姓的态度，这些从实际调查中得来的经验逐渐上升为理论原则，形成民间文艺搜集调查的集体工作模式。秧歌、说书、道情、秦腔，此类在过去教材中定义不明、被相对忽略的文艺形式得到重视，延安文艺工作者不是教条式地借鉴民间文学的西方式分类，而是从民间文艺的现实生态中延展了民间文学的范围。此时“民间文艺”的使用，不是作为非作家文学的“民间文学”的同义替换，而具有了基于中国本土文化生态进行学科拓展的深刻意义，突破了书面与口头的限制，木刻、版画、黑板报、年画、民间音乐等无语言文字的视听艺术走向中心，“民间文艺”在更广的意义上定义了民间文化活动。延安文艺对民间秧歌、说书、戏曲的重视与成功的改造实践拓宽了民间文学的内容领域，使得这一时期的教材都将民间小戏、秧歌、曲艺视为重要部分，与民间叙事文体和歌谣并列。“人民性''作为民间文艺的重要特征固定下来，取代了“阶级性”“民族全体”等术语。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开展了全国性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运动，搜集整理成为这一时期民间文艺学领域的核心话语，搜集成为与研究同等重要的学术活动，民间文学教材均将搜集整理的原则与方法作为重要部分着力阐述，民间文学的学科领域得到拓展。同时.，亦因为搜集整理活动的成果，中国各民族、各地域的民间文艺典型作品不断得到发掘，民间文艺作品选得以成为民间文学教材体例的固定组成部分。以延安文艺传统为主的同时，“五四”文学革命缔造的学科化民间文艺学传统并未完全中断。延安文艺传统、“五四”文学传统和俗文学传统以及外来的苏联口头文学理论，共同构成了这一阶段的民间文学教材理论资源。同时，民间文艺学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需求耦合，内外部因素共同促成了民间文艺学理论整合的开始，民间文学教材进入到理论与框架的成型期。但意识形态因素亦能制导学科自身的发展，民间文学教材建设掺杂着政治形势、自身传统、外来影响等诸多因素,至80年代才真正完成了第一次整合。在50年代初，这种理论整合进展是较为缓慢的。钟敬文民间文学、赵景深民间文艺概论及苏联口头文学概论代表着与延安文艺传统有别的“五四”传统、俗文学传统与外来理论。钟敬文对民间文学教材的探索始于20年代杭州时期的民间文学纲要讲义，至1948年他在香港达德学院执教，编写民间文学概论讲义，1949年至1952年，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三校讲授“民间文艺''和“民间文艺研究”课程，同时对原有的讲义修订补充，名为民间文学。1950年，钟敬文辑录了22篇文章，题为民间文艺新论集作为教学参考书，这一理论教材加文选的分册模式后来延续到1980版民间文学概论与民间文学作品选。1952年院系调整后，课程改名为“人民口头创作”,该课程讲义与民间文学讲义一同收录到钟敬文全集。民间文学讲义旨在培育具备学科专业知识并学会深入思考的专业人才，具有浓厚的学科本位意识。除开民间文学的定义与特征、作用、分类、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等基础问题外，明确地提出民间文学的社会学、民间文学的美学、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中的智力与伦理这些其他教材未深入论及的问题。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神话学与美学等诸多理论，构建起对民间文学较为立体完善的综合考察框架，承续着“五四”时期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学科建构传统。该讲义对民间文学、文人文学、通俗文学的分化，已经体现了1982年钟敬文所提出“三大干流”说的雏形。董晓萍认为，民间文学理论、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互促共生的理论、通俗文学理论是这本讲义的骨架。根据董晓萍的介绍，配套本书使用的不仅有理论文选民间文艺新论集，也有民间文艺作品选，涵盖神话、传说、故事、谚语、谜语、戏曲等多种文体V赵景深民间文艺概论是1950年作者于复旦大学讲授“民间文艺”课程整理学生笔记而成的讲义。他站在俗文学的研究立场上界定民间文艺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民间文艺应包括通俗文艺，这个观点与杨荫深类似。全书共八章,题为“民间文艺的意义与性质''”民间文艺的遗产”“民间文艺的语言”“民间文艺的内容”“民间文艺的技巧”“民间文艺的音韵''”民间文艺的分类”“民间文艺的搜集与整理”，总体框架仍然延续前一时期的讲义式结构，似乎缺乏建构基础理论的学科意识，更倾向于基于现有理论拓宽研究对象。其民间文艺是文艺之源，作家文艺继承民间文艺并逐步僵化的观点也继承自杨荫深，在当时即遭到于彤反驳，认为其划分不符合史实，过于机械地以论代史。民间文艺的定义方面，赵景深延续徐蔚南的观点，同样受到于彤的批评。在民间文艺的价值与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上,赵景深都表达出符合当时文艺政策的观点，认为民间文艺是改造民众的工具,强调其工具价值，搜集整理也应以改写推广为主。于彤看到了赵景深文艺学立场的软肋，认为他仅关注民间文艺的文学审美价值却不关注其中蕴含的民众思想史，因而会认为民间文艺含有大量糟粕亟需改造。于彤认为这不符合事实。民间文艺的藏污纳垢形态不仅收纳污秽，更主要的方面是蕴涵反抗压迫的意志。于赵二人的论争一方面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吁求与不彻底，难以深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意味着两种民间文艺学传统的冲突。于彤强调民众的思想情感，赵景深更关注民间文学中“美”的语言表达。民间文艺学基本话语的转变使本时期民间文学教材需要顺应新的立场，由过去的“民间文学”转变为“人民文学”。苏联口头文学概论是1952年以苏联模式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改革后出版的第一部民间文艺学教材，是当时学科建设的重点参照对象。本书实际为苏联中学文学教科书中口头文学部分的翻译，内容十分简短，仅有两章。“人民口头创作”替代了"民间文学”，钟敬文亦言“在苏联先进科学的指导下，我们能够怎样避免错误和快步前进”，显现出中国民间文艺学话语的依附与迷失。译者连树声于1957年发文关于人民口头创作，引发了一场关于民间文学范围界限的讨论，其中包括当下人民创作是否属于民间文学以及民间文学特征等问题。这些讨论的背后是在以“口头文学”或“口头创作”取代“民间文学”的苏联经验影响下，民间文学不同传统间的冲突与融合。1957年发生的另一场讨论更加深入地涉及这个问题。1957年，刘魁立与董均伦、江源就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展开争论，许多搜集研究工作者参与其中。搜集整理问题的核心是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刘魁立仍然坚守歌谣周刊发刊词所说“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地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即一并采录以供研究的学术立场，董均伦、江源则继承刘复“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的有所选择的搜集方法，只是其选择的标准由“不涉淫亵''变成了排除封建迷信，传达群众心声。与“五四”时期以民间文艺补足新文学，取法民间而生成“民族的诗''的文艺学理想不同，这一时期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的目的是“教育''与塑造新人，塑造社会主义“新民”，是新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一部分。从抽象的“民族全体''到具有特定政治意涵的“人民”，民间文学经历了“人民性”的转换，“人民的文艺''成为"显性话语经过这次讨论，1958年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大会制定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方针与“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尽管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并未因此而结束，融合两种传统的尝试已然开始。全面搜集、加强研究更倾向于学术立场，而又突出对符合政治与文艺二重审美标准的民间文艺作品进行重点整理与大力推广。忠实记录之后的慎重整理，依然需要排除迷信与淫亵要素，“整理的目的就在于扬弃民间文学创作中的反动思想毒素和不健康成分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最终导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立于实践基础上的民间文艺资料学。匡扶而民间文学概论显现出50年代后期理论整合的初步成果，陈泳超评价为：“该书虽然薄薄一册，但所论述的问题非常多，也非常细致，是大纲式的要言不烦，其理论概括大致代表了50年代的通行观点。”全书共十讲，总体架构突破了民国讲义式框架，不再大篇幅地分论各民间文艺文体，而是集中地探讨民间文艺学的本体理论，对民间文艺的认识也超越了片面立场，重视民间文艺的艺术特色的同时又主张民间文艺的历史真实性，“文艺的”与“学术的”并重。1980年，钟敬文在主持民间文学概论编写工作时，评价本书有诸多可参考之处，尤其是对人民性、艺术性、爱国主义、和文人文学的关系以及搜集整理的论述颇有价值。内部出版的乌丙安人民口头创作概论进一步推动了整合进程。该书对80年代民间文学概论的影响较大，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总论，下编专论。第一章论述马克思主义口头文学理论。第二章论述人民口头文学的人民性。第三章论述人民口头文学的基本特征，提出人民口头文学具有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的特征。第四章论述人民口头文学与作家书面文学的关系。第五章论述神话与传说。第六章论述民间故事，将故事分为魔法故事、动物故事、生活故事与笑话。第七章论述歌谣，将歌谣分为劳动歌、仪式歌、生活歌、情歌与故事歌。第八章论述谜语和谚语。第九章论述新时代的人民口头文学。其基本内容源于北师大1952年至1955年“人民口头创作”课程，其章节排列结构被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吸收。除了上文提及的教材，本阶段未公开出版的民间文学教材或讲义不在少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段宝林撰写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论初稿（I960）以及两本民间文学讲义（1963、1966）。兰州大学中文系四年级民间文学小组编写有“中国民间文学概论“教学大纲，该概论教材在1958年11月举办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上展出，是否出版未知，该教材与大纲的具体撰写者存疑。1958年，新疆大学的王堡曾从云南大学等高校获取民间文学油印自编教材，后来买买提伊敏胡达拜地根据其讲授内容编写了维吾尔文教材。1955年，赵景深计划编写“人民口头创作概论''讲义，与山东大学关德栋三次通信，从信件内容看关德栋亦曾着手编写讲义。可见在民间文学以“人民口头创作''的名义进入高等教育学科序列之后，随着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课堂教学实践的深入，原有的民间文学教材不能满足授课的需要，各高校都产生了自编民间文学教材的需求与实践。然而这些自编教材或停留于大纲讲义，或未能公开出版，仅供数届师生教学之用，均未能形成大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系统性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大规模开展，围绕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思想性与社会价值、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文学史的源与流、民间文学范围界限等问题进行了几次大讨论，这些学术活动的兴盛推动着中国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的成熟，实践与讨论产生了新的学术共识，一种有别于西方人类学、民俗学传统的新的学术传统正在形成。1980年民间文学概论正是此学术传统的集大成者，系统详细地阐明了这一自50年代开始形成的民间文学知识体系，奠定了民间文学的经典样态。然而，在国家意识形态规约下，民间文学的工具性与功利性价值被凸显，实证性与学术性受到限制，又因为民间文学学科自身并不成熟，大规模的教育教学实践刚刚展开，没有足够的积淀，使得这些教材多半夭折，理论整合步履蹒跚。后来各地高校的教材编纂风潮正是此时期教材编纂活动的一种延续。与前一阶段的千人千面、异彩纷呈不同，本阶段教材的框架和表述都更为类同，一方面意味着学科属性的明确，基础理论获得共识，教材体系逐渐成型，另一方面折射出因学术研究受政治规约而现出弊端的情况。民间文学、民间文艺、民间故事等多样化的名称高度统一为“人民口头创作”。对口头艺术的无上强调，恰恰掩盖了非口头性质的民间文艺，其口头文本得到空前重视，肢体语言与现场表演却被忽视，俗文学传统也失去了发声的权利。对苏联理论的照搬，挤压了中国本土理论的生长空间，钟敬文在多学科对比的视角中建构民间文艺学的创见没有得到呼应，在作家文艺与民间文艺对比的思路中建构民间文艺本体仍是主流。民间文艺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遮蔽了民间文艺批评。民间文艺因其工具性得到重视，人民被视为被改造的对象，“人民性”的高扬并未使人民的参与主体性与利益主体性得到保障。尽管本阶段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得到了巨大发展，高等教育课程常态化，体系化教材编纂工作进展明显，民族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硕果累累，民间文艺期刊、组织建设卓有成效，但以一种“倒放电影”的手法回顾，便会发现民间文艺学易受政治话语影响的困境已经浮现。当下民间文艺学面临的诸如学科建设的内生性动力不足、基础理论难有大的突破、学术对话与跨学科交流进行较少、知识生产面临危机等问题有其历史渊源性。此一时期运动式、集训式、跃进式的学科建设模式对民间文学教材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使学科发展缺少独立自主、自觉自由的生长空间。三、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民间文学教材建设的大发展1978年夏，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了文科教材座谈会，将民间文学重新列入高等教育课程之中，但面临没有教材的窘境。1978年10月，在兰州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选会议上，许多教师向钟敬文表达了对民间文学教师培训和教材建设的强烈需求，于是钟敬文提出采取进修班培训和教材编写结合的模式进行，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和教育部的支持。1980年，民间文学概论出版，它是第一部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大学教科书，构建了民间文艺学的理论系统，标志着我国民间文艺学学科理论框架在长期探索后的第一次定型。此次进修班同时培养了一批民间文艺学的播火者。虽然施爱东以学科良性发展的视角剖析这种跃进式短期培训无法培养专业人才，顶多是培养了民俗学爱好者，只能作为一种常识教育使人人门。但在当时语境下，即使培养爱好者也具备其历史意义，从爱好者走人研究的不乏其人。民间文学概论基于钟敬文自身的理论探索，参考了赵景深民间文艺概论、匡扶民间文学概论、乌丙安人民口头文学概论三部50年代的教材编纂而成，分为民间文学概论与民间文学作品选两册。其基本结构分为三部分，民间文艺学基本原理、民间文艺学搜集整理论、民间文艺学各文体专论,继承了二三十年代以来教材建设的优秀成果，具有较为严谨的结构，作品选可视为对文体专论的补充。民间文艺学基本原理事实上仅探讨了民间文学的本体理论与功能理论，对生成理论、生态理论、文本理论、审美理论均未进行深入的探讨，围绕的核心仍是在与作家文学的对比中建构民间文艺学，民间文学讲义中探讨审美理论，将民间文艺学与其他学科对比的理论创新并未全面延续到民间文学概论当中。该书为“引论''性质，仅介绍比较稳定的基础知识，因而更多地显现出与前人成果的共通性。民间文学概论实际上是自20年代民间文学教材初创期以来，对既往理论的一次大整合。过去用于描述民间文学特征的诸多概念如口头性、口述性、人民性、阶级性等被集中概括为“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的“四性”特征;基于50年代搜集整理实践的成果，将民间文学的文体分为十类，“过去含混不清的文体概念和分类体系得以统一理论框架的更加完善，标志着民间文学教材的第一次成熟。自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出版之后，受其影响，多所高校编写民间文学教材。这些教材基本延续了钟编概论的理论框架。影响较大的有1981年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1985年刘守华民间文学概论十讲、1987年吴蓉章民间文学理论基础、1987年彭维金民间文学漫话、1993年刘守华民间文学导论、1994年汪粉玲民间文学概论、1995年高国藩中国民间文学新论、1996年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2002年刘守华民间文学教程、2004年黄涛中国民间文学概论、2006年段宝林民间文学教程、2012年毛巧晖、陈勤建新编民间文学教程等，这些教材作为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开设民间文学类课程的教材与教学经验的总结，是80年代以后民间文学课程重回高等教育序列过程的一部分，是民间文学教育从北京师范大学等少数学术核心扩散至全国，遍地开花的成果。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教材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一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翻译工作有序进行，至80年代成果斐然，阿诗玛刘三姐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创世纪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经典文本经整理与翻译得以面世。因而，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知识整合，编纂相应教材的需求随之产生。1980年，云南大学中文系举办了全国19所高校青年教师参加的“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师资培训班“，钟敬文亲临现场为学员授课，在培训班讲义的基础上，形成了第一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这本由朱宜初、李子贤主编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1983)多次重印，目前仍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领域的权威教材，体例与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近似，首先阐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特征、意义、起源、发展，然后分文体进行论述。因少数民族文化中保存了较多的原始宗教色彩，该书着重论述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原始思维、原始文化、图腾崇拜的关系。此后又出现了数部民族民间文学教材，其中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编中国民族民间文学(1987)体例较为特殊，实质是集合了55篇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况的论文，介绍性、资料性强于理论性。王堡新疆民族民间文学研究(1986)为新疆民族民间文学研究论文集，同校的乌斯曼斯马义著有维吾尔民间文学体裁(1994)、维吾尔民间文学概论(2009)等维吾尔文教材。另一方面，陶立瑞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1985),李景江、李文焕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基础(1986),王光荣等编民族民间文学原理(1993),赵志忠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1997)等教材同样基于概论框架，以民间文艺学基本理论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阐释，可视作对概论体系的丰富。上述概论式教材大多延续钟编概论体系，均从民间文学的概念、特征、功能与价值、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互相影响、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等方面论述民间文艺学基本理论，并加入民间文艺各文体分论，形成一套稳定的知识传递结构与课程讲述模式，内容观点却未有大的突破。施爱东于2004年在西北民族研究上刊文“概论教育”与“概论思维”，系统地梳理了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体系的构成与20世纪末编写概论教材的实践,对延续钟敬文概论体系而缺乏创新的教材编写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指出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运动式“概论”思维的深层原因。此文的发表，有利于教材编纂者反思以往概论教材编写的利弊，树立理论建构意识，自觉吸收学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对教材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高等院校本科民间文学教材主要是向本科生普及民间文学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如何处理基础理论与学术发展新成果之间的关系，寻找普及与提高、专业基础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平衡点，是本科民间文学教材编写的关键问题。同时，高等教育中，对本科生、研究生的民间文学教育要区别对待。在这方面，概论式教材里不乏创新性探索，如吴蓉章教材对民间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论述，李惠芳教材对民间文学创作、流传特征的分析，黄涛教材对各章编写体系的创新以及民间叙事经典类型的补充，毛巧晖和陈勤建教材对理论与方法的强调，都是编写者弹精竭虑、苦心探索之处。2009年出版的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虽然作为引论性质的基础参考书仍然以体裁论为主体，但在对民间文艺学基本原理的论述中引入了“口头程式”“狂欢化诗学”等新理论，在对民间文学的概念界定和特征描述中，能抓住民间文学的生活文化属性与活态性，并介绍民间文艺美学、民间故事形态学等新研究方法与视角，且在文体分论中融入了自己的禁忌研究的成果，在保持了钟编概论框架体系通俗易懂优点的同时，将理论方法做了更新，其难易程度在本科生与研究生之间，是一部优秀的基础性教材。由此可见，民间文学教材编写过程中，只有对己有的学术范式予以深刻反思，才能搞清楚该继承什么和该舍弃和突破什么，明确学科发展的新方向，明白前路何在。在民间文学教材编写实践中，思考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