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范式演变及其前景探讨.docx

摘要：清代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对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全面回顾，是观察中国经济史研究走势的良好窗口。在清代经济史研究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中，社会科学范式、生产关系范式、现代化范式，以及从中国自身出发的内部视角，均在不同时期产生了导向性作用。而这些范式也都有着各自的局限。特别是21世纪以来，原本以历史学为主体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又受到了来自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强烈冲击。而总结以往研究范式的得失，努力探索从实践出发的经济社会史，是清代经济史研究应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有力做法。在中国经济史领域，清代经济史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首先，清代是唯一兼跨古代经济史和近代经济史的断代时期。清前期是传统经济的重要发展阶段，其后期又发生了向近代经济的转型，使得清代经济的内容较其他断代更为复杂多样。其次，清代经济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中体量最大的部分之一。由于资料上的巨大优势，加以时间上距现代较为切近，清代经济史研究的主题范围之广、成果数量之多，都大大超过其他各断代时期。近年来，清代经济史研究虽然在成果数量上依然不断增长，却少有理论、方法和观点上的重要突破。有鉴于此,对清代经济史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其经验教训以展望未来，自属应有之义。而以往的回顾要么是对某些特定时期的成果综述，要么是对某些具体主题的评述，不能充分反映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面貌及其特征。本文则立足于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史分析，通过揭示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各种范式及其转换脉络，以期较为简明地归纳以往研究的长短得失，并对其发展前景做出探讨。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论述对象聚焦于中国本土清代经济史研究，对于成果丰富的海外清代经济史研究，因其发展脉络自成一体，将来再另文探讨。一、社会科学范式与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在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初兴过程中，在方法论层面上起到首要推动作用的是社会科学范式。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中虽然有着记载经济史内容的悠久传统，但只能构成以注重记载典章制度和经济实践为主的“食货之学”，远非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学。随着清末民初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向中国的传入，引发了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现代中国经济史研究才得以萌发。至于现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与传统“食货之学”的根本不同，正如李伯重指出的那样，”这种研究的科学性主要源自社会科学”，而且“经济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并更多地依赖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由此可见，社会科学范式是推动中国经济史成为一个学科的重要基础。就清代经济史研究而言，也正是由于在发端时期便赶上了这种范式的潮流，使之不仅很快在中国经济史领域中占据了不容小觑的一席之地，并且产生了一批至今依然令人仰止的经典研究。学界一一般认为，社会科学范式在中国经济史领域中的确立，是经历了社会史论战的洗礼后才实现的。而来自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情况表明，这一说法不无可议之处。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到，还在社会史论战发生之前的1924年，就出现了三种具备社会科学范式特征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其一是曾留学于哈佛大学的卫挺生在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的清季中国流行之货币及其沿革一文。该文用现代学术眼光对清代币制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无论是其立论还是论证形式，都显著表现出了现代经济史研究的规范架构。其二是同样具有深厚留学背景的陈瀚笙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的最初中英茶市组织一文。该文探究了鸦片战争爆发前一个半世纪里清朝与英国的茶叶贸易情况，其问题针对西方学界论述而发，其资料也主要是国外文献，可谓是站在当时国际学界前沿的一项研窕。其三是曾留学日本的曾鲸化所著的中国铁路史。该书论述了晚清以来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状况，既是十分规范的学术著述，也是关于中国铁路史的重要文献。这三种研究不仅都充分践行了以问题为中心、以资料为依据的社会科学方法，而且都属于从历史学角度出发的考察，可谓是中国经济史学早期的标志性成果。当然，中国经济史学界对社会科学范式更为自觉、广泛的遵循，还是在社会史论战之后才实现的。1932年，北平社会调查所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经济史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主办者在创刊号中宣称：“我们认为整理经济史最应注意的事有两点：一是方法，二是资料。关于前者，我们以为一切经济史的叙述必须根据事实，不可凭空忆度，所采用的方法应与研究其他的严格的科学无异。”1935年，汤象龙在总结中国经济史的发展现状时，强调在经济史研究中“现象和问题的分析需要经济、法律、统计等科的知识，非比一种普通的单纯的研究。尤其忌讳的是那种找到一方面的原因去解释全部现象或问题的方法由此可见，这种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自觉，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而汤象龙、罗玉东、刘隽等人更是在实践中大力贯彻社会科学方法，使得清代经济史领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高水平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例，便是罗玉东于1936年推出的中国厘金史。这项研究不仅廓清了清代厘金机制的面相，而且首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数据量化处理，由此为厘金研究也为中国经济史树立了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丰碑。从全面抗战爆发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战争连绵不断的极端艰苦条件下，清代经济史领域却出现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进展，那就是傅衣凌在社会科学方法指引下所开辟的社会经济史流派。傅衣凌早年即接受现代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又经历了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的洗礼，所以非常注意“吸收传统学术和日本社会史学、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的长处傅衣凌也强调社会科学方法在自己研究进路中具有重要影响：“我自三十年代起，便采取地志学的研究方法，先从搜索史料入手，以个别地区社会经济的调查与分析为出发点进行解剖，然后在这一个基础上陆续撰写一些论文，以探求总的发展规律。”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他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的多项研究，诸如关于明清时期福建佃农风潮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考察、对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的探讨，都成为至今仍被反复提及的重要成果。二、生产关系范式对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清代经济史研究在生产关系范式的强烈影响下，很快呈现出了一幅与此前不同的面貌。概括说来，这种新面貌的主要表现，就是清代经济史的主体基本上围绕着封建经济论、资本主义萌芽论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论这三个主题而展开。而这三个主题的逻辑认识前提，其实都是以生产关系为基准的中国特色社会形态发展观。对于这种发展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便做出了系统表达。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发展，这种发展观得到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阐述。清代经济史则从经济史角度出发，完整地阐发了这种发展观：首先，作为封建社会晚期阶段，清代经济机制自然被认为始终带有浓厚的封建经济属性；其次，清代前中期在经济领域特别是生产所有制形式方面出现的诸多变化，又被视为封建生产关系内部滋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第三，晚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半殖民地经济的根源在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半封建经济的基础则是本土封建经济关系依然强大。总之，清代经济史以其丰富的实证内容，对这三个主题的论证都给予了十分有力的支持，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清代经济史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段时期清代经济史研究的主导框架是生产关系范式。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以封建生产关系为标准来考察清代经济现象的做法，成为清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大潮流。更重要的是，虽然清代被分为封建社会晚期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两个阶段，但封建关系无疑是贯穿整个清代的主线。因此，封建经济论的重要性丝亳不亚于资本主义萌芽论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论。其理由在于，后两者其实都只能应用于部分时期，实质上是割裂了清代历史时期，封建经济论则有助于把握清代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在封建经济论的视角下，清代经济史研究主要关注土地关系、相佃关系、赋役机制、人身依附关系等问题，对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总体说来，学界对于封建经济的定性，往往与明清社会停滞论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如傅衣凌指出，“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阻碍明清社会前进的主要绊脚石”，其”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长期迟滞是一个严重的因素，这也是十六、十七世纪以后中国落后于西方和百年来中国挨打的一个历史根源另如方行认为，清代地主制经济的充分发展“对封建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却成了巨大阻力诸如此类的说法，迄今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表述。相对而言，资本主义萌芽论对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更为突出的促进作用。1955年1月9日，邓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形成热潮的起点。他在这里主要论证的观点是，18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换句话说,该文用来证明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基础的实证内容，正是来自清代经济史。在这篇文章的带动下，加以清代经济史资料的极大丰富性，大批学者都致力于从清代挖掘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各类证据，从而在客观上使清代经济史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开拓。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清史研究在历史学界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清代经济史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的地位所争取来的。而正如后来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在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视野中，经济史成为“研究生产关系递变的科学”，生产力只是一种条件而已。因此，资本主义萌芽论当然是生产关系范式的派生物。如同资本主义萌芽论提升了清代前中期经济史研究的地位一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论则提升了晚清经济史研究的地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便鲜明地指出，中国自晚清以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中国革命的逻辑前提。至于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经济基础，吴承明精当地对之做出如下概括：“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外国资本经营的、官僚资本经营的和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化企业的相继出现，使原来完全以个体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的中国，逐步演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说，构成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论的核心，乃是一种畸形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论同样也位于生产关系范式的范畴之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到改革开放初期，晚清经济史研究在这一总体框架下的指导下得到了极大的扩充。与此相应，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及其影响、洋务运动中经济建设的性质与作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及其特质这三大论题，也就成为晚清经济史研究的主体内容。三、现代化范式引导下的清代经济史研究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史学界出现了对于生产关系范式的反思。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注重生产力指标的现代化理论，在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传入我国，并迅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恰好为这种反思提供了良好的帮助。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清代经济史研究也成为大力应用现代化理论框架的领域。在现代化范式的引领下，学界对清代经济史研究整体上的问题意识都重新进行了设置。尤其是根据这种范式衍生出来的市场经济论、产业经济论和经济现代化论，成为清代经济史研究实践中最为普遍的思考路径。其中，市场经济论和产业经济论主要应用于清代前中期经济史的研究，经济现代化论则主要用于晚清经济史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框架对于清代经济史研究来说完全具备了范式意义。总体而言，现代化范式主导下的清代经济史研究，更侧重以生产力问题为轴心，故而相对于此前生产关系范式的流行，可以说该领域实现了某种“生产力转向，而在这种转向的观照下，先前在革命史叙事中往往不受重视甚至被否定的经济内容，却在现代化叙事中得到了深入的挖掘和强调。最晚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现代化范式已经成为清代经济史研究的主导框架，并且极大地拓展了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在现代化范式的指导下，学界对于清代经济史的许多内容都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再评价，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性取向，便是以“市场经济论”来理解清代前中期的经济。一般说来，将现代化、市场经济等概念与晚清经济史联系起来还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如何能够在清代前中期经济史研究中应用现代化范式呢？对于这一问题，吴承明给出了最为明确的解释。他指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先前出现过的“现代化即工业化”“现代化即西方化”，以及“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等假说都存在着明显缺陷。由于中国“市场和商业的重大变革也是始于16世纪”，故而“用市场和商业研究现代化因素，符合这个时期需求牵动生产的历史工他据此提出，这可以形成一种“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假说。稍后他更明确指出，“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而“中国市场的转化''也是从16世纪开始的。换句话说，中国自明清时期便开始了一个“市场转向”过程,也就是商品经济或商品化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与现代化经济趋向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市场化为指向的商品经济研究在清代前中期经济史中一时蔚然成风，特别是市场发育与商品流通、商品化与商业的发展、商人的经济与社会作用，更成为学界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与“市场经济论”一样，这种“产业经济论”也是特指用来考察清代前中期经济史的路径。这是因为，这种“产业”，是指中国传统经济中的生产部门，而不是现代工业化所催生的产业类型及产业门类。但是，从方法论层面来说，学界运用“产业经济论”路径研究清代前中期经济史，确实是现代化范式影响的结果。在生产关系范式盛行的时代，学界对于各个生产部门的具体构成并无太大兴趣，而在注重生产力的时代，产业部门的发展状况则被视为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显著指标。因此，在现代化范式指引下的经济史研究中，产业经济史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就清代经济史领域而言，正是随着“生产力转向”的发生，清代农业才被作为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产业部门。有学者甚至提出，16至18世纪的中国农业“大大超过了同时期西方农业革命的内容”，”不妨称之为中国的，农业革命J此外，也正是由于产业经济论的投射，学者们大量使用现代产业观念来对照、发掘和看待传统产业的发展水平。这方面一个明显表现，便是前近代时期区域经济研究的兴起。这是因为，这种“经济区”概念就是以现代区域性“经济有机体”为参照系的，而构成这种“经济有机体”的基础，又取决于该区域产业部门的发展情况。而在这种潮流下，早先许多未曾被多加注意的经济内容，都开始被学界作为专门性行业来加以探讨，传统中国遂日渐呈现出产业化经济发展的形象。与清代前中期经济史研究相比，现代化范式对晚清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更为明显和强烈。众所周知，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兴起，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社会变迁也被视为经历了一个现代化进程，并构成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历程的组成部分。因此之故，晚清时期中国所出现的所有社会变动，当然都可以从现代化角度出发来加以认识，经济领域中的变动自然不会例外。就晚清经济史领域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经济现代化论”对中国学界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现代化成败为指标来评价晚清时期的经济变动，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思考路径。在“经济现代化论”的驱动下，晚清经济史研究明显出现了与先前不同的新动向。这首先表现在，从80年代中期开始，学界批判西方对华经济侵略的调门在不断降低，而将西方的经济冲击视为促进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外部因素的看法，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其二是，在生产关系范式的视域内，学者们还需要为洋务运动是否具有进步意义而争辩，而在现代化范式的观照下，研究者则需要努力发掘洋务运动在促进近代工业化方面的得失经验，才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做法。总之，基于这些从经济现代化论出发的研究，使得晚清经济史呈现出了一幅与生产关系范式视域中完全不同的面相。四、“中国中心观”在清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回响虽然现代化范式在清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影响至今不衰，但是大约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学界对该范式的反思和质疑亦潜滋蔓长。21世纪以来，这种反思和质疑的倾向更为明显。其中，对现代化范式形成直接挑战的认知思路，与最初兴起于美国中国史学界的“中国中心观”取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美国学者柯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总结美国中国史研究的路径演变时便指出,“传统-现代''或者“现代化模式隐含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思维，而从中国本身历史出发的“中国中心观”取向，正是要从根本上挑战这种西方中心论思维。在这种“中国中心观”取向的指引下，美国中国史学界表现出了力图从中国内部来追寻社会发展线索的强烈努力，清代经济史则成为践行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场域。对于纠结于“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的中国学界来说，“中国中心观”取向显然具有某种启示意义。最晚到20世纪末，中国学界日渐显示出了对这种取向的积极呼应，重新看待清代经济也成为焦点问题之一。虽然这种取向下的成果数量还颇为有限，但是其在某些情境下的社会影响力己不容小觑，甚至在局部问题上具备了一定的范式意味。美国中国史学界运用“中国中心观”取向来探讨清代经济史的努力，其实是在柯文前述著作出版后才有了较为显著的表现。在“中国中心观”指引下，一批美国学者力图从内部视角出发来重新审视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与先前截然不同的评价。曾小萍在80年代中期便反思了有关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属于静态经济的说法，她把雍正时期的财政改革政策视为一种“理性化财政管理”，认为这种改革所创造的财政制度，”还可能会成长为适应于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财政体系”。到了“加州学派”群体那里，则从更为宏观的中西比较视野对清代经济进行了正面定位。如王国斌认为，“无论是近代早期的英国农业经济，还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农业经济，都为那些与亚当斯密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学说有关联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变化力量所支配”。彭慕兰也称，18世纪中期前后，中国的核心区”与西欧最先进的地区相同，精密复杂的农业、商业和非机械化的工业，以相似的、可以证明甚至是更充分实现了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因此，在这些研究者看来，18世纪清代经济的发展，完全可以成为对以西欧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的一个挑战。与美国学界强调清代经济发展不亚于西方水平的做法相比，中国学界更倾向于发掘出与西方并行不悖的本土式发展道路，来突破对现代化模式的迷思。而能够将这种本土式视角与实证研究较好结合起来的事例，首推李伯重关于清代江南特色道路的探索。对于这条道路，他首先基于对清代江南和英国农业发展的比较研究，指出“普遍承认的由西欧经验总结出来的农业成长模式，完全可能不适合用于江南工其次则基于对“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的论证，认为由于江南与英国两地在轻、重工业的发展上各自具有特殊有利条件，因此两者在工业发展方面“各走最适合于自身发展的道路了”。在他看来，这两条道路并无高下之分。第三则是基于对19世纪前期江南与荷兰的对比，强调“由于近代早期江南与荷兰在经济发展方面有众多的相似“，所以同时期的江南经济”也同样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近代经济之一”。总之，李伯重关于清代江南经济的这些研究，为突破先前普遍存在的西方中心论局限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瓶颈提供了新思路。另一位从本土立场来反思现代化模式的代表性学者是高王凌。他通过对清代经济发展序列的探讨，强调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并非是“长期停滞''或"净走错路'而“勿宁说，它是一个自有条理的、有次序、有步骤、由低到高的、合理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直到清末或20世纪初叶，也并没有，走到尽头巾。他还据此反思了现代化范式的固定思维，指出“当18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或略早于他们）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和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所以，中国具有自己的并不输于他人的，理路匚此外，许檀关于明清时期市场网络体系的研究，也鲜明地表现了从本土出发的取向。她指出，“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而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过是利用和部分地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罢了。显然，这些思考都有助于重新理解中国本土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问题。五、清代经济史研究面临的新挑战及其应对回望清代经济史研究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先后出现的社会科学范式、生产关系范式、现代化范式以及发展中的本土化视角，分别在不同时期对清代经济史研究有着极大的指导作用，并在时间序列上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承接关系。不过，其中每个范式的生成和范式转换的发生，都决不仅是学术理念的转变所导致的结果，而与中国社会变迁进程密切相关。最初，在近代中国“史学革命''思潮影响下，以及唯物史观和西方学术体系的传播，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清代经济史研究才得以逐渐成形，并鲜明地应合了时代要求、体现了时代特色。而清代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后迅速以生产关系为主线而展开，与服务于巩固新政权、建设新社会的客观需要之间，有着高度契合的关系。至于现代化范式在清代经济史研究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则显著体现了史学研究与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之间的共鸣态势。此外，随着西方现代性弊端的不断暴露，如何在加强对外开放的同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新时期的焦点。因此，深入检讨西方中心论,努力探索反映中国主体性的清代经济史研究思路，也就应运而生了。不过，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时代的来临，清代经济史研究整体上还没有出现与时俱进的显著进展。现下研究的主体内容，要么是细化现代化视域下所催生出来的论题，要么是继续努力追寻中国经济的内在发展线索。客观而论，虽然如今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论著数量仍然可观，但是很少见到具有突破意义的、足以回应现实社会经济变化的思考。更严峻的是，在现下倡导学科交叉和开展跨学科研究的潮流之下，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学科背景还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特别是经济学依靠其在当下学科体系中的优势，在经济史领域日渐形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式的强势。有人便提出：“历史学角度的经济史研究是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素材，经济学角度的经济史研究是以历史学家的素材为基础进行加工，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发展或者提出新的经济学理论”。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是，历史学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只能作为经济学的下手而存在，同时历史学取向的经济史研究也很难有什么理论性贡献可言。对此，以清代为主的中国历史GDP研究可谓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事例。作为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产物，GDP概念成型于20世纪30年代。21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先前将GDP应用于中国经济史领域的尝试，日渐引起了中国学界的重视。在历史学出身的经济史学者那里，这种研究的积极意义，主要是有助于拓展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思路。如倪玉平等便认为：“中国历史时期GDP研究是深化历史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纽带'另有学者认为：“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已成为经济史研究的规范认识，GDP研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工而在经济学出身的学者看来，GDP应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是中国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接轨的一大关键。如颜色便坦言，如果“能重建一套中国历史上的GDP序列”，就“能够提供与西方经济史研究可以对比的长时段序列，我们便能初步获得国际上的认可李稻葵等人则强调，开展中国历史GDP核算，“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将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结合，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国古代经济增长的绩效及增长模式依照这种思路，中国历史GDP研究的主要功能，不过是为源自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和模型提供基准参数的实验室罢了。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迷思，当然不限于中国历史GDP研究。杜恂诚在深入考察了当前中国经济史学所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后，指出要构建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应该“从经济史学的研究成果中，汲取历史特征和非经济因素在不同时段经济增长过程中展现的规律，融入其经济学理论中去，而不是用中国的历史数据来证明某个西方经济学模型的正确性和普遍适用性显然，紧跟经济学理论、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并不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唯一出路。对于历史学取向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来说，努力探索“从实践出发的经济社会史”，就是一种值得期待的取向。这种取向的基本思路是，力求从实践出发，确切揭示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怎么发生的等问题，以期在准确勾勒经济发展面相的基础上，提炼出更加符合历史进程、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的经济史概念及其逻辑。显然，只有这种取向指导下的清代经济史研究乃至中国经济史研究，才能在全球史视野下的比较经济史研究潮流中，既能够理解世界的“共性”，也能够把握中国的“特性在清代经济史研究领域，这种取向已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例如，老一辈经济史家汪敬虞提出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为中心线索来重新认识晚清以降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思路，便较好地实现了将中国近代经济演变中的内因与外因相结合、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因素相结合，从而兼顾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合理性。夏明方则针对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演变的问题，提出了“过密化市场''的概念，力倡将经济学理论下理想化的市场体系，放回到“具体的历史的自然、社会条件之中，以求更准确地把握这一市场体系的特质及其演进趋势”。由此可见，这种对于清代经济实践的重新认识和把握，不仅有利于更充分地展开比较经济史研究，并且可以有效地回应“经济学帝国主义”，甚至还能够对中国经济学学科建设形成积极回馈。这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中关于“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的呼声渐起，而其间的枢纽便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毫无疑问，从中国历史实践出发的经济社会史，当然能够为这种转向提供坚实的历史认识基础。如果今天有学者提出废除汉字，那一定被指斥为荒唐。然而，20世纪前期,钱玄同、鲁迅、蔡元培、陈独秀、傅斯年、胡适、郭沫若、吴玉章等各派学术领袖在废除汉字的诉求上却惊人的一致，并付之行动。这并非是孤立的现象，打倒孔家店，更是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革命成为主流思潮，其影响贯穿包括清代经济史在内的20世纪学术界，在不同程度上延续到现在。不过由感性到理性，由偏激到缓和，由片面到全面，由主观到客观，由主导到多元，各种偏差与认识误区仍然广泛存在。20世纪史学偏差症结何在，是哪些原因所致，21世纪应如何进一步反思，研究范式、思维路径、重大问题将发生什么变化？本文集中于清代经济史抛砖引玉，以期高明之论。一、20世纪中国学界的主流思潮：对传统的否定与革命第一，土地产权制度被视为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但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社会上普遍认为土地私有制造成土地买卖，导致土地兼并与集中，农民破产流亡，社会经济衰败直至崩溃。另一种学术观点恰好相反，认为传统中国缺乏私有产权制度，因此不能像英国圈地运动之后确立私有产权制度进而推动工业革命。还有一种观点则臆测中国为土地国有制，每个新朝代都要重新分配土地。这些迥异的观点，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都是基于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推测与想像。但它们都是偏颇的，甚至是错误的。土地集中严重，一直为全社会所诟病，1948年狄超白中国土地问题讲话估计地主富农占有68%的土地，此后长期俗称为百分之七八十，但现在连教科书都改为约百分之五十了，而不少学者仍未改变认知，更没有看到前沿成果，我们根据土改普查的准确数据，最新成果考证土改前夕南方前10%的乡村富有阶层占有土地约为30%左右。第二，未能像英国一样源发性地产生工业革命，既表明清代经济的滞缓，也是近代经济落后的根源。与此相似，国际学界也探讨了法国、西班牙、印度、穆斯林世界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的问题。事实上，英国之外的其他地区，都是通过学习和模仿“英格兰模式”而实现工业化的。没有出现自发性、源生性的工业革命，并不能由此说明中国传统经济的停滞与缺乏活力，更不能以此全面否定中国传统制度与文化。还应该注意的是，英国之所以原创工业革命，并非其民族素质、传统文化与制度所致，更非希腊、罗马文化传统所决定，而是两百多年对自身的革命之后，集西欧各国之大成，通过长期的制度变革形成了的新制度。第三，中国人缺乏自组织能力，缺乏民主与自由的传统，加之专制政府控制了一切，难以形成现代制度；与此相反，最近的一种观点认为清朝政府能力太弱，在近代化过程中没有发挥西欧前近代政府那样的作用。“中国人一盘散沙”、"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变成虫，这些说法曾深入人心。福山信任断言，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与民族，而英国、美国、日本则是高信任度的国家与民族。尽管此书的历史考察可谓满纸荒唐言，却不影响福山成为中国政界与学界的座上宾，备受最高礼遇。事实上，清代民间组织等微观主体自发或政府授权提供基层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甚至公共管理。多为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以法人产权拥有独立的财产，以董事会制度公开透明地经营，可以持续上百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地持续下去。通过这种制度，士绅在民间组织中发挥作用，具有较强的自组织性和朴素的民主机制。只是在20世纪的革命后，民间自发力量几乎被政府所替代了。第四，朝代更替，循环往复，导致经济与社会缺乏活力(不过清朝统治长逾两个半世纪)。有人认为皇帝或专制中央集权的政府控制资源和配置资源，但基于历史上交通运输、信息、金融技术条件的天然限制，它并不能主导资源的控制和配置。相反，对基层社会多实现经济自由主义，在濮德培、墨子刻等看来，清廷是一种有限政府(limitedstate)o就社会剩余掌控的税收体现来看，李伯重考证清朝江南一带税收仅占GDP的5%左右，远低于西欧近代国家的水平。清政府直接经营的领域很少，仅限于盐等极少数专卖品。大统政府缺乏效率，腐败丛生，此类论述很多，但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善只是出现在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黄仁宇认为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社会治理效率低下，历代政府在征税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组织效率低下。但只要与西欧比较，就会发现这并非症结所在。西欧各国是在近代财政军事国家形成过程中，征税能力逐渐增强的，而且其政府规模仅相当于中国一两个省。黄仁宇亲历抗日战争，退伍后赴美留学，深切感受到落后挨打，深刻影响了其史观，可谓20世纪后期中国史观的代表。当今腐败杜而不绝，在政府控制资源的前提下，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催生了腐败与寻租。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全面控制和配置资源，按等级、以身份分配。在传统时期奉行藏富于民，反对“与民争利”，政府控制资源有限，从源头上减少了腐败。第五，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恶曾经流传一种说法，中国的地主剥削最严重,中国的皇帝最残暴。满清以外族征服华夏，征服过程及维持统治的暴力与血腥，留下一段罪恶的历史。但也应该看到，暴力政权可以说是东西方的通病，直至选举获得民众授权的现代政府才算划上句号。一些黑恶因素，即使在近现代的西方仍然存在，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仍盛行黑奴制，直到20世纪60年代黑人仍受到公开的歧视，公共厕所分黑白，公交车上黑人女性要给白人男子让座。直到今天某些歧视仍未完全消失，以至新冠疫情期间发生袭卷全美的BlackLifeMatters的激进运动。另一方面，恶创造历史，欧洲战争与竞争不断，但由此也推进金融制度、工具与技术的进步，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准备了条件。二、披沙沥金，比较视野下挖掘和提炼历史遗产传统经济、制度与文化导致了清代的落后，20世纪的这种史观之下，传统制度遗产的挖掘受到忽视，或有所偏差。正本清源，挖掘和整理历史遗产，从比较视野寻求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应该而且已经成为21世纪清代经济史的着力点。第一，清朝通过简炼的文官体系维持大一统集权统治，西欧则在财政-军事国家形成与竞争过程中不断制度创新。朝廷以持续执政和稳定税收为要。虽然皇帝似乎是可以任性的，影视剧给人的印象影响了学者的思维与想像，但另一面，更多的皇帝勤勉理政以延续祖宗基业，也存在谏官等约束自身的某些制度。皇帝的意旨主要通过官僚体系来实现。从委托-代理的角度，作为皇帝的代理人，官员有可能以其权利中饱私囊，鱼肉民间，因此朝廷实现严厉的管制，成体系的考核、激励与约束机制，尽管克服激励不相容难度很大，以致出现朱元璋恨不能摧毁自己亲手建立的官僚体系，允许民间将贪官绑赴入京的极端做法。皇帝与朝廷对官僚体系的控制是极为严厉的，贬谪、抄家、乃至杀头，但这种严酷主要不是针对普通百姓与商人。清朝官僚通常都有自家的田产，辞官回家仍可当一个足谷翁，保持自身的独立，所以偶有犯颜力谏者。当然，中西方的传统政治制度都不可能杜绝腐败与寻租，这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使命。不过，通过文官体系维持大一统，这在王朝时期大体上实现了。朝廷直接管制的文官体系与政府直接征税的体制，体现了清朝国家能力的特征。王国斌比较西欧与中国的差异，在西欧民族国家中央集权体制形成之前，文官体系在中国已存在两千年，而西欧的文官体系通常只能覆盖数百万至千万的人口，中国则是覆盖全欧的地域。一是小而精的有限政府，明代1427个县，5800多名地方官维持了大一统，清朝与之相若。二是基层自主之下委托代理链条简短，尽可能克服信息传递扭曲和信息不对称。应该说，中国文官体系的遗产，相比较西欧近代国家确立过程中形成的文官体系，其历史之长、规模之大，仍是值得挖掘的。西欧议会成为权力约束的制度，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制衡的产物。最初是国王与其所属的封建领主、自治市镇商议征税等事务而形成的制度。因为国王不能在分封出去的领地上征税，国王和领主也不能在其授权出去的自治市镇随意征税，随着社会剩余增加，国家开支的增加，于是与领主和市镇商谈征税等事务。在英国，新兴的财富拥有者进入议会，辉格党人逐渐主导了议会，呼应了航海拓殖、圈地运动带来的社会流动，推进了产权及相关制度的形成。过去感性地归功于西欧文化、基督教乃至言必称希腊罗马，并由此反思中国缺乏对应的推动要素,显然走向了歧途。政府权力受到限制并不意味着财政能力就不能得到提升，只有那些既实现了财政体制的中央集权化(Fiscalcentralization),同时政府行政权力又受到制度约束的国家(limitedgovernment),国家能力才能得到更大地提升。二者的同时作用才是西欧兴起的真正原因。在1618世纪西方各国的竞争中，财政动员能力(税收和公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英国与联省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使其税收更具合法性基础并提升了其公债信用，从而能够更好地动员民间财政资源，西班牙和法国则相形失色。由封建制孕育出来的王权约束制度特别是议会制度，西欧具有例夕卜，性(Europeaninstitutionalexceptionalism)o战争与冲突是国家能力形成的关键动因，促使西欧国家建立中央集权的税收制度与融资渠道。6相比之下，满清完成军事征服之后，依靠官僚体系维持大一统，战争远不如西欧各国兵连祸结，其目的也不是通过战争掠夺财富，而是防御守土，大体是财政有钱才打仗，以消除隐患。第二，基层自发秩序及其制衡力量清政府对基层社会及其公共领域实行间接统治。农民与土绅拥有独立的私有财产，民间组织拥有独立法人产权的财产，土绅、民间组织提供基层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政府允许或授权民间组织对基层社会实行间接管理，官不下县，缩短了委托代理链条，从而低成本实现大一统。但另一方面，由于基层自立，导致政府在公共建设方面缺位，未能推动公共经济与财政制度的变革，法律体系更未能走向独立和成熟。而20世纪的大势，就是政府控制逐渐强化，日益深入基层社会，与清代形成对照和反差。土绅与民间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僚体系形成制衡作用。基层自主自立提供公共品，政府在这方面鼓励、支持甚至仰仗民间力量。不少土绅帮助百姓与政府交涉甚至诉讼，让官员颇为头痛，斥之为“刁生劣监”。这实际上是基层社会对官僚体系的一种制衡，反映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任何制衡与博弈，必然会体现于为了各自利益的争吵不休，现代民主体制下更是如此。这又牵涉国人对于民主的误区，或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以为民主就是高大上，认为民主是西方概念，传统中国不存在民主因素。其实朴素民主并不"高雅”，在草根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中自然出现，民间组织的“首土”“董事”都是由民主推选而成，公开透明的运作，抑制了寻租与腐败。过去常说中国人缺乏素质与公德，并以今匡古地推测传统时期基层社会缺乏自主性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显然是偏颇的。第三，产权制度构成社会的基石，也是中国传统经济具有淀活力的原因。从普遍和长期的角度，私有产权以契约为表达，农民的土地房宅产权，不受朝代更替的影响。而民间组织数十年、数百年延续，法人产权基本上不受侵扰。就工商业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