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茶故事.docx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自称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饮茶。”欧阳修宦海沉浮四十载，晚年曾作诗自述，借咏茶感叹世路之崎岖，人生之起落，当然，这里诗人直抒胸臆表述了茶是一生的嗜好。欧阳修与茶的情缘恰是仕宦处境与心境历程的写照。天圣八年(1030),24岁的欧阳修经过漫长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公务员”资格，调西京任推官，期间写下“到时春尚早，收茗绿岩前J、“就简刻筠粉，浮瓯烹露芽J、“共约试春芽，枪旗几时绿”等茶诗，如自己初入仕途简单做人做事，对茶的描写也是简略而有趣。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因忤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时兼监察御史的欧阳修正值盛年，慷慨议政，上书责难司谏高若讷为不称职的君子之贼，由此遭到弹劾，贬为峡州夷陵令。夷陵是唐代著名的产茶之地，陆羽茶经在叙述茶的产地时即首列峡州三县，夷陵便是其-O夷陵，对于而立之年的欧阳修来说，该如何面对？欧阳修将夷陵寓居命名为“至喜堂”，意为“既至而后喜也”。同年所作的夷陵县至喜堂记记载夷陵虽然地理偏远，水路难通，但是“日食有稻与鱼，又有橘、柚、茶、笋四时之味”，加之江山美秀，民俗醇厚，可以使人乐而忘忧。欧阳修经历人生第一次贬官，既来之，则安之，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夷陵山川形胜深深地吸引了欧阳修，他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我们从中也看到了茶的身影：“云光渐容与，鸣口弄已交加。冰下泉初动，烟中茗未芽。”“雪消深林自副笋，人响空山随摘茶。”庆历三年（1043）,因宰相兼枢密使晏殊的举荐，欧阳修召还汴京，知谏院，成了一名谏官。宋仁宗十分赞赏欧阳修“论事切直”的风格，夸奖道：“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因“甥女案”贬为滁洲知州。他在滁洲谢上表中表示：“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欧阳修对这次遭贬滁州心中为之坦然。期间欧阳修的茶诗呈现出倾心于茶情茶趣,考究品、香、色、味的特点。如皇祐三年所作的答杜相公惠诗云：“药苗本是山家味，茶具偏于野客宜。敢以微诚将薄物，少资清兴入新诗。”题中的杜相公即欧阳修最敬重的师长“杜衍”，于庆历七年（1047）以太子少师致仕,退居南京。写作此诗时，欧阳修正任南京留守，此诗题下注有“近以药苗、茶具为献，伏蒙报以嘉篇”之语，显然是因物起兴，借事发挥。其中“药苗”即茶,避免与“茶具”相重。欧阳修以两物敬献杜衍，不仅出于单纯的品饮需要，更是为了表现杜衍清雅的生活。茶在诗中既是具体的事物，又是精神的象征，可以表隐逸，资诗兴，怡性情。同年与杜衍唱和另一首依韵答杜相公宠示之作诗中云：“壮志锁磨都已尽，看花翻作饮茶人。”鸟啼花开,风吹叶落的时节更替，也往往令人感慨良多。壮志消磨，豪情减却，当年的“醉翁”转变为如今的“茶人”。欧阳修与蔡襄既是政坛朋伴亦是茶友，（1049-1053）蔡襄编著了茶录，邀欧阳修题序，欧阳修对蔡襄创制的小龙团极为推崇。他在后序中云：“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录序所谓上品龙茶是也。盖自君谟始造而岁供焉。仁宗尤所珍惜，虽辅相之,未尝辄赐。惟南郊大礼致斋之夕，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剪为龙凤花草贴其上,两府八家分割以归，不敢碾试,相家藏以为宝，时有佳客，出而传玩尔。至嘉佑七年，亲享明堂，斋夕，始人赐一饼，余亦忝预，至今藏之。”文中赞许小龙团茶为精品中的精品，对之喜爱溢于言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离开让他“醉能同其乐，醒能述其文”的滁州，在外“盲流”了十二年，才以翰林学士权知贡举,欧阳修与梅尧臣同朝为官，处境较为清逸。因私交深厚经常在一起品茗赋诗，互相对答，交流品茗感受，留下诗句和梅公仪尝茶：“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萧洒有余清J一次好友蔡襄将新茶寄赠远在京师的欧阳修，欧阳修感其情义，而作此诗尝新茶呈圣喻，诗中赞美建安龙凤团茶：“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师三月尝新茶。年穷腊尽春欲动，蛰雷未起驱龙蛇。夜间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喊呀。万木寒凝睡不醒，唯有此树先萌发。”诗中对烹茶、品茶的器具、人物也有讲究：“鞍泉甘器洁天色好，坐是拣择客亦嘉。”可见欧阳修认为品茶需水甘、器洁、天气好以及共同品茶的客人也要投缘，再加上新茶，才可达到品茶的高境界。梅尧臣在回应欧阳修的诗中称赞他对茶品的鉴赏力：“欧阳翰林最识别，品第高下无欹斜。”若说欧阳修对于贡茶及建茶的研究与蔡莪、梅尧臣等人相关，而对于双井的推崇则倾注的是家乡的情感。嘉祐六年（1061）的双井茶云：“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凤爪。穷腊不寒春气早，双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斤茶养一两芽。长安富贵五侯家，一啜犹须三月夸。宝云日注非不精，争新弃旧世人情。岂知君子有常德，至宝不随时变易。君不见建溪龙凤团，不改旧时香味色。”欧阳修从地理、气候、品质、风尚等方面进行叙述与推扬，以致好友梅尧臣亦称“始于欧阳永叔席，乃识双井绝品茶”，双井茶由此也声名远扬。(1063-1067)欧阳修在经历了“两宫之争”“濮仪之争”“紫袍事件”“长媳风波”等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波后，他上了三表三札，坚决请求解除参知政事之职，回江西任职。神宗不得已批准了欧阳修的请求，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三月下达诏书，欧阳修被罢，出知亳州。他已经厌烦了这种麻烦多多的宦海生涯，他希望在迟暮之年，过上一种清静、悠闲、安定、丰富的田园生活。因而决心“优游田亩,尽其天年”。晚年所作的归田录有不少关于茶品的记载。又著有大明水记、浮槎山水记等考证水品的文章。在与友人的往来书简中甚至有“寄水”的活动，如与李公谨书云：“所寄浮槎水，味尤佳，然岂减惠山之品。久居京师，绝难得佳山水,顿食此，如饮甘醴，所患远难多致，不得厌饮尔。此山前世粗有名，然皆因僧居以为胜，今所记者，特水尔，故不及其他也。张又新水记，与陆羽不同，考于二家之书，可见矣。今更录往时所作大明水记奉呈,庶可知其详也。因人入都，小瓶时为致一两器。千里致水，恐涉好奇之弊，然若不劳烦，则亦无害。”寄赠茶叶属常事，互寄泉水实为少见，欧阳修对茶水的考究由此可见一斑。还参与国家的茶法改革，如论与西贼大斤茶札子与论茶法奏状等，对国家的茶叶流通问题均有精辟的见解。总之，在欧阳修晚年，其“茶人”身份及意识明显突出。欧阳修一生好茶，从未因处境和年龄而改变。“醉翁”虽是爱称，但“醉”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姿态，官宦其表，醉翁其内，骨子里透出的是茶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