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钩研究钩沉与阐发.docx

带钩属于带饰的内容之一，多系于腰间固定衣物，也是佩戴者身份地位的重要标识。最早可追溯至4000年前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带钩。东周秦汉时期，带钩使用最为普及。至宋元，带钩的使用再次呈现一个小高潮，但与之前相比，形制、装饰、材质等简化了很多，明清时期的带钩虽有一定数量存世，但基本失去了实用价值，多为把玩器用。本文在梳理带钩流变的基础上，从造型、材质和装饰三个方面出发，对带钩进行图像阐释，并对带钩的研究现状做一评述。1带钩的流变从人类懂得使用遮羞、御寒的皮毛、树叶开始，就有了如何系结使其不脱落的思考,最早使用的可能是藤条等，而后随着衣物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的腰带。传统腰带主要为纤维和皮革两种材质，在连接时大多采用纤维质软体或用硬质介质的方式，而带钩就属于硬质连接体。考古资料所见最早的带钩为距今50004800年良渚中期偏早的玉带钩，出土于级别较高或者特殊墓葬墓主腰腹部位，如瑶山墓地的M7,说明此时的带钩还未普及，只是特殊人群使用的物品，即带钩出现之初就具有身份地位的象征。良渚时期玉带钩的发现为人们打开了我国服饰文化和带钩使用之门，但此后的一千多年，带钩使用的痕迹和记载鲜有发现。目前研究带钩起源的文章中，关于最早普遍使用带钩的时间有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两种观点。持西周时期观点的多是以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为依据，此观点的佐证资料是山东蓬莱村里集西周墓出土的两件带钩。而春秋时期已有较多出土材料佐证。在带钩普遍使用之前，人们使用的应该是块状系列带饰，与带钩的差别在于没有钩尾和钩纽，腰带的两头各有一个块状带饰，两块带饰用类似钩首咬合连接。咬合的力量比普通带钩强，但缺陷是会上下滑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带钩成为人们炫富、彰显个性的重要装饰品。淮南子说林训：“满堂之坐，视钩而异。”由此，带钩的式样也越来越多，单就钩首部分就出现了鸭首、兽首、龙首、圆头等形状。质地则有玉、石、金、铜、玛瑙等。关于带钩的起源说法很多，其中草原文化说流传最为广泛。但是，既往考古发现资料表明，中原地区带钩出现不晚于草原地区，尤其出土的春秋早期带钩，中原多于草原地区。因此，目前的资料还不能完全说清带钩起源问题。带钩曾称犀（师）比、郭落带、犀毗等，这些称谓出现在淮南子主术训楚辞招魂楚辞大招战国策赵策史记匈奴传汉书匈奴传等文献中。但是钩、带钩的称谓也见诸文献，如国语齐语荀子礼论庄子脏箧等，长台关出土的楚简也称此物为钩，一些带钩铭文中也称为钩。汉代之后，五胡乱华，随着服饰样式的改变，腰带样式也在发生变化，踝蹬带成为主流，带扣取代带钩成了带饰的主角。东汉之后，草原青铜器中的块状饰牌从草原到西南逐渐流行开来，如徐州在东汉中期已经出现此类带饰的应用。唐代开始，踝蹬带基本取代了用带钩连接的革带，带钩逐渐没落。宋元时期虽又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但与之前相比，带钩的形制、装饰、材质等简化很多，并且出现了改良的样式，元代工匠融合了蒙古族钩扣革带的技法及汉人喜用绦带的习俗，创造出以高浮雕多层透雕技艺雕刻的玉带钩和带环相套使用的组合，如钱裕墓所出的雕荷叶、莲蓬、水草纹的玉带钩与同样题材纹样组合的带饰。这一组合随着元朝的灭亡逐渐消失。明代带钩主要作为把玩器和嵌在如意插屏上的如意瓦子，以玉质为主，纹饰多为螭龙。明清时期虽有一定数量的带钩留世，但随着系束方式的变革，腰带的样式也发生了改变，带钩基本失去了实用价值，成为把玩器用。关于带钩的系结方法，目前考古发现的证据年代较晚。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中M8墓主人腰部出土的玉带钩，钩纽上连着黄色丝织带。上海徐汇区龙华三队明墓出土的两件带钩，连接丝带束于墓主人的腰部。根据墓葬出土带钩的共出物、位置，带钩的大小形制，参照出土的俑、壁画及传世文献等资料，王仁湘、孙机等人都有过推测性研究，并获得了学界认可，此处不再赘述。从这些资料也可看出，并非所有带钩都是系结腰带的物件。其中，部分带钩可能是作为挂钩，将一些个人随身物品挂于腰带上，另有一些较小型的带钩可能作为肩部附近的衣襟挂钩，还有一些考古出土的带钩应为明器。2带钩的造型带钩除考古出土外，还有少量传世实物。在部分陶制、金属制俑类身上也出现了带钩，战国至魏晋绘画上亦有对带钩的表现，如壁画、线刻画等。带钩虽是实用器，但从出土资料来看，至少从东周开始就具有了把玩功能。但无论是实用或是把玩的带钩，都具备带钩的基本形态。对于带钩的形态分类一般都以钩体的变化为主，钩纽和钩首因其总体变化不大，且不处于带钩显眼位置，一般不作为分类的主要标准。本文依钩体变化,将带钩大致分为以下几类。琵琶形，最早见于战国时期。钩体呈琵琶形，大小不一，横断面以半圆形为多，素面，或饰弦纹等。钩首一般为兽形或鸟形，钩纽处于尾端或中端。水禽形，钩体呈鸭子等水禽的体态，钩首为鸭嘴形，多数素面无纹，也有的饰以羽翅。水禽形带钩延续时间最长，春秋时期出现最多。早期的钩体、钩颈较长，钩首短小，钩纽在尾端。至战国时期钩体出现翅膀和尾部的摹写。战国晚期后钩体变短，曲颈，钩首增长，出现长喙，有的喙部大于或等于钩体。人物形，单独以人物造型为主体纹样的带钩数量较少，但有部分带钩是以人形和兽形共同构成主题纹样。最有名的为神人手抱鱼带钩，在全国已出土了数枚。另如山西侯马下平望古城出土的76H5M2：23,钩体纹饰为武士搏虎，系有腰饰的武士骑于虎背，左手拽着虎颈，右手持匕首刺虎臀。也有的带钩主题纹样为人形怪兽（禽），如山东临淄商王村战国墓出土的MI：126,钩体为人面鸟喙的神人形，额头和身体周围镶嵌绿松石，双手上举做持握状，臂下生羽翼，八字形尾。兽面形，钩体以兽面纹为主。一般兽面突出表现双耳、双眼。兽嘴一般为钩首，钩纽一般在尾端。兽面形带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早期体量较小。兽形，钩体呈兽形，有虎、龙、羊、猴、鱼、犀牛、蝉等，形象多样，组合丰富。春秋时期的兽形带钩多为写实的动物形象，战国时期出现写意动物形状，或蟠虺等瑞兽。如1987年宁夏西吉县新营乡陈阳川村出土一件战国时期铜带钩，是兽头鸟喙的怪兽与一野兽相处的情景。耙形，钩体尾端类似早期的农具耙。也许受农具外形的影响，一般钩颈较长，横截面呈长方形或五边、六边棱形。钩面纹饰有素面、几何纹、兽面纹、弦纹等。此形带钩体量较小，多为5厘米左右。长牌形，钩体呈长方形或弧长方形。战国时期较为流行，体量一般较大，基本无素面，多使用错金银、镶嵌等工艺，钩首一般为兽形或禽形，钩纽位于尾部或中部。也有例外，如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出土的双虎纹带钩，钩首和钩尾均为相同的浮雕兽面，中间为两道凸棱，长方体钩身，钩颈短而细。与此类似的一件带钩收于带饰三千年一书中，不同的是，该带钩钩首为一侧虎头嘴部的延伸，两虎头中间纹饰为弦纹分隔的琵琶形。棒形，钩体呈弧棒形，一般为1020厘米。匙形，钩体尾端呈椭圆形或者圆形，整体如同一把勺子，钩颈呈杆状。一般体量在10厘米以下。有的钩体背面做成内凹的形式，与勺子更相似。如西安交通学校西汉墓出土的M79：13,整体形状像一只倒扣的勺子，宽体细颈，钩体正面呈三棱形，光素无纹。钩颈细长，斜下弯曲。钩首折成锐角。其他，有的带钩钩首、钩纽、钩体部分造型独特，不能归入以上的类型，如双体带钩、无纽带钩、双纽带钩等，只能作为特殊品类单独论述，形不成大类的特性和系统。如西安北郊出土的西汉中期铜带钩M36：11,钩体剖面呈“工”字形。带钩的钩首和钩纽虽然变化不大，但较之钩首，钩纽似乎有更广阔的变化空间。钩纽一般以圆形居多，便于穿系。也有方形钩纽，如四川成都扬子山汉墓出土的鸭形头铜带钩，钩纽为四方形。钩纽的体量一般较小，但也有例外，从春秋开始出现的一类小型带钩，钩纽呈圆形，体量远超钩身。早期，这类圆纽多素面，汉代时出现四灵纹样装饰，造型更加优美。如带饰三千年中收录的凤首四灵带钩和雁形四灵带钩。后期还出现一种带钩印，即钩纽刻字，作为印章使用，如四川出土明代错银马首带钩，钩纽上刻有“田用”二字，应为随身印章。双钩纽的带钩也有少量出土，如长治分水岭出土一件琵琶形双纽带钩M25：109,圆纽靠近尾端，方纽靠近中部偏钩首处。无钩纽的带钩出土数量很少，这种带钩的系结方式与普通带钩不同，依照钩背的样式采取不同的系结方法。如西安北郊汉墓出土的汉代中期禽形铜带钩M36：12,系结方式可能为暗扣式。3带钩的材质目前发现最早的良渚带钩为玉质，东周时，为了彰显佩戴者身份，带钩制作出现了复杂的镶嵌、镂刻、包镶等工艺。繁复的工艺将金、银、玉、玛瑙、琉璃、绿松石、玻璃等材质完美地组合在一起，使带钩成为综合技艺集成品。明代以后还出现了瓷质带钩。下文对不同材质带钩分述如下：玉质，玉质带钩从良渚时期到清代一宜使用，延续时间最长，这与我国传统玉文化有关。玉料的来源很广泛，但主要为和田白玉和青白玉。铜质（包括铜鎏金银、镶嵌），这是带钩使用最多的材质，从春秋到魏晋都有发现。因红铜质地较软，多使用错采工艺或镶嵌工艺装饰。金质，目前在陕西及山东的春秋晚期墓中有发现。体量较小者只有3厘米左右，应不是实用器。银质，目前所见最早的银带钩为战国时期，此后一直存在，但数量较少。铁质，从战国早期出现。因本身材质的特点，目前出土的铁带钩一般锈蚀严重。铁质带钩多使用错金银或包金工艺，较少见纯铁质。石质，出土数量很少，应不是实用器。骨质，目前所见均为战国时期。西安北郊战国晚期墓98交校1区出土的M28：2为曲棒形，钩面图案由三只展翅飞翔的线刻鸟纹组成。鸟头上各有一小凹坑，应为镶嵌玉石所用。木质，目前所见不足10个。虽然钩体本身材质普通，但工匠通过装饰技艺提高其价值和地位，如明定陵出土木质和藤制带钩，都镶嵌了金或宝石。琉璃质，明定陵出土有琉璃镶宝石的带钩。水晶质，出土数量较少，江苏吁胎大云山汉墓出土水晶带钩与两条玉贝带。陶瓷制，出土数量较少，明清之前多为明器，明清及之后有的为把玩器。带钩材质的区分也应代表了身份的不同，金质和玉质至今仍是珍贵的材质，另有使用镶嵌等工艺的铁质、铜质、木质等带钩也以装饰材料的珍贵，来体现佩戴者的地位和身份。如曾侯乙墓出土三组带钩，两组出土于主棺内，其中一组为纯金素面鹅形，位于墓主腰部位；第二组为涡纹鹅首玉带钩；第三组出土于陪葬墓中，为鹅首和兽首铜带钩。4带钩的装饰带钩是考古出土数量最多的带饰，也是带饰中文物风貌比较突出的种类。目前发现的带钩最大的长46.2厘米、宽6.5厘米、厚0.5厘米，小的长1.65厘米，在如此小的方寸之间，古人充分利用了材质特性、造型工艺、装饰工艺等手法，将实用、审美、文化心理等融合为一体，构成了带钩的艺术特质和文物价值。带钩的装饰类型主要有：素面无纹饰。这种带钩主要是利用材质特性和造型工艺表现艺术特质。如早期的金质带钩就是利用了材质的特点，一般都为素面。将钩身做成简单的兽面、飞鱼、飞禽、人形等。利用简单的造型工艺增加美感，通过造型表达美好寓意。将钩身做成较精致复杂的动物形。一般为复合动物纹样，动物形象扭曲盘结，铸造工艺复杂。在钩身上刻画、镶嵌、错金镂彩。此类带钩主要表现的是装饰工艺。一般在铜、铁等材质的钩体上浮雕、错金银、镶金银、包金银、鎏金银、镂空、鎏花、镶嵌绿松石等。在带钩上附加其他的东西，如角玺、印章、玉璧等。此类带钩发现较少，所加附件实用性较为突出，装饰性退居其次。带钩作为西周晚期到秦汉常用的服饰构件，从考古出土来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基本都以带钩作为束系服装的用具。古人通过带钩的体量、材质、装饰等强调身份、彰显财富。因为带钩在繁盛期所形成的身份、地位、财富的划分，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带钩虽被踝蹬带替代，退出了服饰装束的主流，但在宋元又出现复苏，尽管没有再度成为主流，但明清之后作为达官贵人的把玩器，以玉质为多，非普通百姓所能拥有，也算是身份地位的体现。带钩作为中华服饰文化的一部分，在文明发展、工艺技术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文化呈现。第一，它反映了使用者的生活。一枚小小的带钩，映衬的是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呈现的是传统文化在造型和装饰纹样上的印痕。人们通过带钩的材质、做工，纹饰及表现手法，展现着自我的审美和地位。第二，数量最多的青铜带钩是青铜文化的组成部分。东周两汉时期，带钩作为青铜文化的余绪，是带饰中的主流，并与工艺发展紧密结合，为青铜文化后期研究提供了资料。第三，使用时间最长的玉带钩，是我国玉石文化的组成部分。第四，带钩本身的装饰寓意丰厚，体现社会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带钩上的造型、装饰图案丰富了我国图案纹样谱系。第五，带钩的发展演变体现了民族的融合。春秋中晚期的带钩集中出土于陕西、河南、山西等地，这一范围是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的融合带。带钩的衰落在东汉之后，这一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中原，鄂尔多斯式的带饰随之被广泛接受，与中原原有的带饰结合，最终发展为蝶蹑带。5带钩的研究综述带钩作为器物被人们认识和重视，不晚于春秋。从汉代至清代，带钩记录出现在古物学和金石学的著作中。如汉晋之际张勃在吴录中的记述、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中收录有六件带钩。其他金石学著作中也有涉及，如龙大渊的古玉图谱，但主要限于名称和图示的介绍；赵希鹄的洞天清录从工艺和造型上对带钩做了分期研究的第一步。但总体上带钩一直没有成为金石学研究的重点。清代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从铭文推断带钩起源。王国维对于带钩的研究则是结合服装发展的变化。20世纪考古学蓬勃发展之后，出土带钩数量增多，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支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包尔汉、冯家升、高去寻、肖兵等人利用考古材料，对带钩的用途、起源、名称等进行考证，但学界对带钩的关注和研究仍然较少。最早对带钩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是王仁湘，他在带钩概论中从考古出土的实物入手，详细分类，考定起源、发展、传播、用途、定名等问题，成为带钩研究的力作。20世纪80年代后，相关研究文章逐渐增加，涉及领域也有所拓展，有整体研究，如王莉的带钩及其演变，也有专门研究，如带钩起源的服饰背景玉带钩的演变及其特征等。但直到现在,除了鉴赏类的图录式介绍，带钩研究的专著还是相对缺乏，其中较有影响的如带饰三千年及善自约束一古代带钩与带扣。国外研究成果较为显著的为日本的长广敏雄及广川守，长广敏雄的带钩分期也是以后分期的基础之作。近年来，综合性研究文章增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赵悦汝青铜带钩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探讨了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使用带钩的异同以及形成原因。苏军强在三晋两周地区东周带钩研究一文中探讨了带钩的时空分布及文化传播问题。带钩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数量骤减之原因探析一文提出，魏晋南北朝早期的薄葬制度、频仍战争导致的社会生产力下降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社会上流行的玄学思想风气导致带钩在这一时期忽然衰落。这些研究已经意识到带钩所包含的众多历史信息，对这些信息的解析也是今后带钩研究的方向。带钩的普遍使用从春秋开始、战国繁盛到秦汉逐渐没落，时间跨度一千余年。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春秋早中期的带钩分布范围并不广泛，主要集中在陕西西安周边及河南洛阳附近，春秋中期之后逐渐扩展，到战国中期时几乎覆盖全国。战国时期是带钩出土最为密集的时期，西汉之后地域范围不见缩小，但是出土数量较前大为减少。带钩的出土地以黄河流域为最多，出现的时间也较早，延续时间也最长，品类最为全面。各地的带钩质地基本以青铜为多。从形制方面看，虽然基本类型相同，但是各地又具有自身特点，如楚国所属的两湖地区，带钩出土数量虽较少，但部分制作较为精美，如湖北江陵望山M1的长牌形带钩，嵌金丝和金片，背后有两个错金纽。云南地区带钩使用时间较其他地区相对较晚，大约在西汉早期，除了琵琶形、曲棒形等与中原地区相类似的外，还有一些带有斯基泰文化特色的带钩，有着明显的自身特色。成都地区出土的巴蜀带钩，在中原形制相类似的基础上，水禽形出现最早，春秋晚期琵琶形出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出现了全兽形带钩，有的带钩上铸有巴蜀特有的字符。冀北地区在春秋中期即已出现大量带钩的使用，以兽面形为多，战国中期之后，逐渐和周围地区的带钩形制趋同，自身特点消失。三晋地区的晋西南在春秋中期也出现带钩的使用，至战国中期，带钩在三晋范围内成为普遍的随葬品，有的墓中只随葬带钩，并有毁掉钩首的习俗，这一区域的带钩文化一直影响到内蒙古南部。山东地区战国早期的带钩以水禽形为多，钩首多为鸟兽形，具有地域特色，战国中期之后带钩使用普遍。这些带钩形制变化背后是国与国、族与族、地域与地域等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因此，对带钩的研究不纯粹是器物学的研究，它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融合等多方面的问题，随着人们对带饰的地域性问题研究的深入，更多历史信息会随之显露。注释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59.山东省烟台地区文管组.山东蓬莱县西周墓葬发掘简报M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52-53.刘安，等.淮南子M.长沙：岳麓书社，2015：180.徐琳.钱裕墓出土元代玉器综述J.故宫文物月刊，1999(193)：72-89.徐琳.从带饰到“如意瓦子”一一件“春水”玉绦环的名物变迁J紫禁城，2008(4)：144-153.乔今同.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一简报之一J文物，1982(2)：1-12,97.黄宜佩.上海出土唐宋元明清玉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图110、图111.对于带钩分类,不同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借鉴了王仁湘先生的观点。王仁湘.善自约束一古代带钩与带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晋都新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112-113.徐龙国，贾振国，王滨.山东临淄商王村一号战国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7(6)：14-26,97,100-101,1.苏银梅.固原博物馆藏战国“鸟兽纹铜带钩”母题渊源探究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4)：59-6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M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74.31王度.带饰三千年M.台北：丰实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95.岳连建.西安北郊出土的战国秦汉带钩J.文博，2004(4)：38-43.李媛.四川博物院藏铜带钩赏析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1(10)：70-74.边成修，叶学明，沈振中.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J考古，1964(3)：111-137,3-9.岳连建.西安北郊出土的战国秦汉带钩J.文博，2004(4)：38-43.长陵发掘委员会工作队.定陵试掘简报(续)J.考古，1959(7)：358-368,393-398.李则斌，陈刚，盛之翰.江苏吁胎县大云山汉墓J.考古，2012(7)：53-59,105-109,2.28王莉.带钩及其演变J.文博，1996(1)：107-113.2732王仁湘.善自约束一古代带钩与带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1.耿建军，孟强，梁勇.徐州韩山西汉墓J.文物，1997(2)：26-43.29马振凯.带钩起源的服饰背景J.齐鲁艺苑，2010(3)：35-37.30杨玉彬.玉带钩的演变及特征J.收藏界，2007(6)：39-42.33赵悦汝.青铜带钩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1.34苏军强,三晋两周地区东周带钩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2.35王艳，李晓英.带钩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数量骤减之原因探析J.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9(2)：70-74,125.36湖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J.文物，1966(5)：33-35.37李媛.四川博物院藏铜带钩赏析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1(10)：7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