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接续与更新-——基于《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的文学史考察.docx

当代文学的接续与更新基于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的文学史考察ContinuityandRenewingrASurveyonBulletinoftheFourthCongressofChineseLiteraryandArtisticWorkers作者：黄发有作者简介：黄发有，山东大学文学院。原文出处：文学评论（京）2018年第20185期第172T81页内容提要：通过对180期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的深入分析，可以重新审视第四次文代会的文学史定位。第四次文代会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制度重建与观念更新，促进了现实主义的回归，加速了文学队伍的重组。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影响上来看，第四次文代会既接续了“十七年”文学体制，又通过思想解放和政策调整，激活了文学发展的内在活力。第四次文代会不是孤立的历史节点，而是当代文学转型的关键枢纽。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8年12期关键词：第四次文代会/会议简报/中国当代文学标题注释: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文学传媒史料综合研究与分类编纂”（批准号14AZD081）之阶段性成果。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与当代文学的潮流更迭、历史分期都有深度关联。就第四次文代会而言，研究者依据公开出版的会议文集、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和透视。令人遗憾的是，因为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难以深入了解第四次文代会复杂的动态过程和详细的讨论内容，一些观点和判断在缺乏原始史料佐证的前提下，难免有猜测的成分。近年一些回忆文章偶尔提及第四次文代会会议简报上零碎的材料，樊锐发表于中共党史资料的论文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述略多处引用会议简报上的内容。由于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以下简称简报）存世极少，研究者很难看到原始材料，迄今为止还缺乏对简报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简报是同步记录第四次文代会会议进程和思想成果的原始材料，既是代表们交流和沟通的渠道，反映不同意见，又便于各级领导层全面掌握情况。1979年10月9日，中国文联向各代表团发出了T分纸面通知，第二条的内容为：“各代表团除各自选派一名有工作经验负责事务工作的秘书外，请配备能够胜任记录和编写简报的工作人员。代表团代表在二百人以上者配备五人；百人以上者四人；六十人以上者三人；其余二人。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尽可能在代表和工作人员中解决。"由此可见，会议组织机构高度重视简报工作。简报由"大会简报处”编印，大会工作机构设有"起草、简报处”，处长唐因，副处长徐非光、顾骥，简报组组长束沛德。"大会简报主要由各协会和各代表团负责供稿。我们也欢迎代表们直接向我们反映情况和意见。"简报1979年10月30日出版第1期，11月16日出版第180期，简报不定期出版，其中11月14日出版了25期。简报出版频率较高的日子，大致为内容集中、讨论关键问题的时段。简报第一时间传达了大会的进展情况与会议精神，刊印的代表团或代表个人的提案、发言稿和会议讨论记录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在1949年以来的文艺会议简报中，这是最为全面、客观的一套材料，内容最为丰富，翔实、生动地记载了会议的过程和成果，充满了鲜活的现场感，为还原当时的文艺环境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一、制度重建与观念调适在多种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第四次文代会常常被视作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起点，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在系统阅读了180期简报之后，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第四次文代会的过渡与转型意义,一方面对此前30年的文艺发展进行了清理与反思，另一方面在延续“十七年”逐步建立的文艺体制的基础上，实现了文艺政策的调整，为开启20世纪80年代文艺的繁荣局面奠定了基础。第四次文代会开得热烈而深入，第三次作代会更是众声喧哗，新见迭出，一些作家敞开心扉、直言不讳，不回避矛盾，不掩饰不足，讲真话，摆道理，不同的观点发生激烈的碰撞。第四次文代会功劳巨大，但其作用并不是一些文学史著作所强调的断裂和突变，而是负荷历史的遗产，跨越湍急的河流，在艰难中改进和转型。在文艺界重新出发的过程中，百废待兴，重建文艺制度是迫切任务。在文学制度建设层面，第四次文代会具有标志性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文学制度的恢复与更新，并非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循序渐进，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文学媒介的恢复与更新是重建文学制度的重要一环。重回轨道的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机构在重建文学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先头部队的作用。从1977年至1979年，一系列与文学有关的座谈会陆续召开，这些会议大都由文学期刊或出版社组织，为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扫清障碍，做好准备工作。1977年11月19日至25日，人民文学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人民文学邀请在京文学工作者召开座谈会，会议名称为“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大会”；1978年5月9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儿童文学作家座谈会；1978年5月17日至30日，人民戏剧编辑部在北京举行了戏剧创作座谈会；1978年10月20日至25日，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联合召开三家刊物的编委会联席会议；1979年1月14日至20日，诗刊编辑部召开了诗歌创作座谈会；1979年3月16日至23日，文艺报编辑部召开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这些座谈会覆盖了主要的文学体裁，通过具体的文学实践来重建文学秩序。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召开的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宣布："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摄影学会正在积极筹备恢复。"这次会议首次使用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说法，在文学史上有其独特意义。1979年4月初，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全国文联联合召开的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更是第四次文代会的铺垫，目的是在政治上给受到冲击的作家和艺术家正名，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以合法身份参加会议。重建文艺制度的核心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下属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的组织建设，第四次文代会修改并通过了这些团体新的章程，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历次文代会的目标都是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全国文艺方面的工作制定方针、政策和任务，而第四次文代会的特殊性在于既要直面历史遗留问题，又要克服错综复杂的现实难题。在文艺体制方面，向"十七年"模式回归成为主要趋势。针对一些体制性障碍对文艺发展的限制，与会代表展开了深入讨论，推动文艺体制改革成为共识。在简报刊发的提案中，文艺体制改革是重点关注的问题。李惠文等35位代表签署的一份提案强调文艺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有约束力的规则，而且确保规则的执行，"保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雁翼的关于文联和各协会体制问题的提案针对组织性质、选举程序、机构调整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文艺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必须协调文艺与政治、社会、经济的多层关系，无法一蹴而就，而且欲速不达。胡耀邦在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时常说"多换思想少换人"，他在第四次文代会前夕的党员代表会议上强调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不在大会上纠缠”文艺历史上的旧账"。这种思路的出发点是既要维护团结与稳定，又要解决突出的问题。第四次文代会的中心任务是解放思想，创新观念，这是推动并深化文艺体制改革的前提。从文学史角度考察，第四次文代会促进了文艺观念的更新与文艺政策的转变。其一，对前30年文学的总结与反思。根据简报资料，对照大会分发给代表的祝辞的讲话稿和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发表的版本，邓小平指出“十七年"时期"我们的文艺路线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大多数与会代表认为评价符合实际情况，完全正确；一些代表如秦牧、顾尔镇、高叶、左平、沈默君在讨论中认为既要有大局观念，又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980年年初，邓小平的祝辞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时，吸收了代表的意见，关于"十七年”文艺路线的评价改为"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此后正式出版的文献都采用了这一版本。第四次文代会对于前30年文学的评价，既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发扬了文艺民主。第四次文代会肯定了1976年至1979年的文艺成就。邓小平在祝辞中赞扬三年来的优秀作品"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励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周扬在大会报告中热情洋溢地评价那些介入现实的文学新作，并肯定了“伤痕文学”的积极意义。面对新的文学力量和新的创作趋势，周扬主张既要热情鼓励，包容新人新作的不成熟和艺术缺点，又要正确引导，建构“健康的文艺"（11）。对于“伤痕文学"论争、文艺"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讨论、歌德与“缺德"风波，第四次文代会采取坦诚讨论和冷静处理的方式，澄清问题，统一思想。会议"解开了疙瘩，增强了信心"（12）,因势利导，解放文艺生产力，激发作家贴近现实、倾听民声的创作激情。其二，新的"二为"方向的初步确立。邓小平在祝辞中提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Q3）他特别重视文艺的社会效果，要求文艺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承担重要责任，体现了将工作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思路。第四次文代会于1979年11月16日通过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第四条有这样的内容：”本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文艺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实践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充分发挥文学艺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大会初步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主张。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式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新的“二为"方向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释和界定，不仅扩大了文艺的服务对象，也丰富了文艺的服务内容，文艺面向广泛的人民和完整的社会生活，这使得文艺获得了广阔的空间，与现实生活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和互动，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通。新的“二为"方向坚持以人为本的观念，将文艺发展纳入到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进程中,为文艺发展拓宽了道路，奠定了新时期文艺的发展基调。其三，改进文艺领导方式。邓小平在祝辞中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彳王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4）这两段话在代表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引发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江苏代表顾尔镖认为这些话"说出了作家、艺术家心里要说的东西"（15）。吉林代表团在讨论祝辞时，不少代表强调”按艺术规律领导文艺"；杨公骥认为文艺领导"不能包办代替"，"就是让你加强对艺术规律的掌握，而不是破坏这个规律"；也有代表认为"既不要横加干涉，又不能放任自流，撒手不管"（16）。宁夏代表在讨论祝辞时认为“解放思想关键在于领导”，文艺领导要和文艺工作者平等交换意见，转变文艺的领导方式，"放大胆子，敢于放手，敢于负责"（17）。陈白尘推崇周恩来在抗战时期领导大后方戏剧的工作方式，"他只在每个月找几个人谈一谈戏剧运动中的重大问题，并不对剧本创作进行具体指导或干涉"，却促成了大后方戏剧运动的高潮（18）。改进文艺领导方式的关键是尊重文艺自身的特性和规律，不能以主观意志干扰创作实践，应当在宽松的氛围中发挥作家和艺术家的艺术个性，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其四，重塑文艺批评方式。只有建构平等讨论、自由交流的对话空间，才能营造适宜文艺蓬勃生长的氛围。即使面对有错误的文艺作品，批评也要入情入理，分寸得当,而且允许反批评。西戎认为"对创作确有帮助的批评应该欢迎，反正不需要那种法官式的理论家了”（19）。为了实现新时期文艺的任务，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切实保证人民有进行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自由，保证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中竞赛和争论的自由，创造一种最适宜于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气氛，广开门路，广开言路，广开才路，把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和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文学艺术。"（20）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关于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女贼和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等作品的评价产生了明显的分歧。针对宋崇等代表对这些剧本的批评，导演谢晋认为"艺术是生活的典型，现实生活中实有其人其事可以写，没有也可以写，人们可以从艺术作品中照到镜子"（21）。由中国儿童剧院排演的话剧有这样一个小院引发争议，"有的人认为非常好，有的人认为基本好，有的人认为不好"（22）。鉴于文艺界对于这些剧本和一些创作问题有不同意见，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于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剧本创作座谈会，围绕三年来的文艺成就，争议作品的评价，认识时代和文艺的任务，真实性和创作方法，文艺批评、学习和提高等问题，与会代莉门展开了充分讨论。剧本创作座谈会是第四次文代会的延续，也是贯彻落实第四次文代会精神的重要举措。陈荒煤在发言中高度肯定了这次会议的成果："这次会，根据双百方针的精神，坚决搞三不主义，无论是领导者、文艺批评工作者、创作工作者，大家平等地、自由地、有领导地共同研究当前创作中的某些问题，在八十年代的开头，兴起一个良好的百家争鸣的风气，这是件很好的事。"（23）这次会议对于观念分歧不强求一律，而是通过自由讨论来求同存异，一方面严肃指出作品的缺陷，另一方面肯定作者善意的初衷和可贵的胆识,在分析导致缺陷的根源的郸出上，提出修改意见。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开辟新风气，在新时期文艺批评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正如周扬所言："我们这个会是个开端，作出榜样，讲了什么错话，可以批评，可以互相讨论，也可以反驳。"（24）二、现实主义的回归新中国成立以后，作家们和评论家们通过持续不断的艺术探索，针对现实发展的具体情况，借鉴苏联文学经验，结合本土的现实主义传统，探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方向。一方面，现实主义在"百花时代"和调整时期都结出了独具特色的艺术果实；另一方面，现实主义走过了曲折的行程。所谓的"写真实"论、"现实主义一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中间人物"论与"反题材决定"论，其美学基础都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秦兆阳对现实主义的道路"痴心不改"，他认为"浪漫主义"不能回避矛盾，"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应该面对现实，同人民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理想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25）。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恢复并阐扬现实主义传统成为众多代表们不约而同的呼声。1979年11月7日上午，姚雪垠在作协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主张要保卫和发展现实主义文学，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道路又恢复了，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他强调”有责任感的作家从来不反对歌德，我们只是反对说假话、粉饰现实的歌德"（26）。11月8日上午，陈登科在作协代表大会上发言：”今天,一个新的文艺革命运动正在兴起。其显著特点是恢复了现实主义的传统。"（27）他谈到落后观念和思维惯性对文学发展还会发生干扰作用,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也不是一马平川，而是会有阶段性的反复和回退。广西代表武剑青高度评价新的文学景象："恢复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在创作上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以班主任伤痕于无声处曙光丹心谱等为代表的作品应运而生。"他倡导"写真实”的文学，强调"写真实，作家就必须真诚勇敢地正视人生，要有敢于干预生活的勇气"。（28）回归现实主义，是艺术上的纠偏,是总结并吸取历史教训的审美抉择。魏巍认为："从艺术上说，最根本的教训是没有始终不渝地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我们的许多作品不真实或者不够真实."（29）回归现实主义，激发出文学巨大的活力，使得文学和现实发展保持同步，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像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直面现实进程中的阻力，展现出作家的忧患情怀和现实关切。尽管一些文学史家敏锐地指出这些作品在艺术和思想上的一些局限，但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这些作品确实以其介入性力量，参与乃至改变了文学史进程和思想史进程。白桦在作代会的发言中高度评价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成就："三年来，我们的文学有了起死回生的转机，而这棵灵芝草是现实主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作家和人民靠得那么近!"（30）现实主义的丰富和深化，必须突破现成的条条框框，首先不能被假象所迷惑，要穿越表层的现象透视暗涌的潜流，洞察那些隐藏得很深的东西，把握现实的本质；现实主义文学必须反映现实的真实面貌，但是现实主义又不能表浅地反映生活的真实，必须具有内在的思想深度和人性力量。其次，现实主义不能自我封闭，应当拓展题材的边界，在人物塑造和艺术手法上都应该丰富多彩。夏衍在中国电影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呼吁："解放思想，题材多样化，题材要放宽。”（31）文学和电影都不能一哄而上，不能别人搞什么自己也搞什么，只有别出心裁，才有独创性，才能满足接受者多样化的精神需求。现实主义文学应当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一种坚韧的“人民性"。民众渴求文艺直视现实，传达他们的心声。回归现实主义的关键正是手卵人民。邓小平在祝辞中重点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他强调“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32）。文艺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也属于人民。周扬在大会报告中指出，"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表现在艺术实践上，也就是文艺创作上的现实主义问题”，他在总结“三年以来"的文艺成就时，充分肯定了优秀的短篇小说和话剧作品"发扬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些作品，来自人民的大海，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精神”（33）。文艺一旦脱离人民，就容易违背生活和艺术的真实，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误区。现实主义的回归，重新接续了文艺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新时期文艺的巨大活力和动力，其根本原因正在于顺应民心，及时传达并回应了人民的重大关切。现实主义的"人民性”问题之所以引起作家们的强烈共鸣，一方面背离真实的文学必然失去民众基础，文学应当从人民的大地中找回力量和灵魂；另一方面来源于作家们刻骨铭心的个人经历。值得注意的是，以王蒙、刘绍棠、从维熙、邓友梅、白桦、公刘、邵燕祥等人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青年"和以刘心武、韩少功、叶文玲等人为代表的青年作家，他们更加自觉地认同以人民为轴心的人民话语。"归来的一代"和知青作家都对民间有深入了解，他们以特殊的方式突破狭小的圈子，接触原生态的基层民众，从普通劳动者的生命经历中获得慰藉和启示，广博的人民大地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可以自由挥洒才情的广阔空间。他们一方面自觉地为"人民"代言，另一方面自觉地融入“人民"，作为"人民”的一员进行写作，在思考和书写时代、民族、社会等重大问题的同时，关心具体的个体的现实与命运，并在创作中融入更多个性化的艺术思考。王蒙认为干预生活是为四化开路，"一个有志于改革的文学家，就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去干预生活，使人们从作品中找到正确的答案，得到正确的引导"（34）。韩少功在发言中认为："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新文学有一个光荣传统，就是与人民血肉相连，喊出人民的心声。后来有一段时间，很多作者把这个传统丢了。"（35）为了推动现实主义的多样化，关注人性和人情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趋势。由于担心被贴上"人性论”的标签，有些作家一度不敢抒情。"伤痕文学"在回顾曲折的来路时，往往以抒情笔法表达主人公和作者内心的不满与期望，而这种情感的涌流激发了读者感同身受的震动。作家王愿坚在发言中倡议作家要深入表现人情挖掘人性，这样文学才能富于艺术感染力，才能"促进人性的丰富和发展文艺要有情，作品要表现革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这不仅是文艺的特点、创作的规律，也是为现实生活所决定的"(36)。重振现实主义的活力，应当在创作实践中鼓励个性化的艺术探索，突破保守的条条框框，还要在理论资源上批判地吸收外来思潮。叶水夫认为不管是面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还是面对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潮，都应当辩证对待。他说："人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要求个性解放，维护人的自由与尊严，热切希望人能够全面发展。这里面显然存在着可以批判地继承或吸收的东So0(37)第四次文代会围绕现实主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突破了种种观念误区，消除了作家们内心的顾忌，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助推作用。现实主义文学借势而起，迅速地收复了失去的审美领地，发展成为独领风骚的文学主潮。当现实主义不再成为一种教条化、排他性的创作规则，其审美的可能性和艺术潜能不再被抑制。现实主义得到了解放，它以开阔的视野审视现实的变化，既有突出的主脉，又回响着丰富的变奏。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实主义如同大河上的航船，跟随情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步伐。作家的反封建意识、启蒙意识、个性意识和创新意识的觉醒与生长，以源源不断的内力推动现实主义向新的层面拓展。在承袭五四"人的文学”传统和借鉴夕谏人学思想的基础上，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相互呼应，人学立场成为现实主义的价值基础。三、文学队伍的重组第四次文代会是一次五代同堂的盛大聚会，与会代表中有五四文坛骁将、"左联"和解放区作家、"国统区”作家、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作家、崭露头角的文坛新秀。无缘出席第一次文代会的沈从文、钱钟书、萧军、朱光潜、萧乾、端木藤良等人都正式当选为第四次文代会代表，这从侧面反映出第四次文代会兼收并蓄的包容度。对于大多数沉寂多年的老作家而言，当选为第四次文代会代表就是重出文坛的身份认可，也是一种宣告复出的庄重仪式。那些后来被命名为“归来派”的作家们，诸如艾青、蔡其矫、公刘、邵燕祥、绿原、刘绍棠、宗璞，等等，其中一部分作家在参加第四次文代会之前就开始公开发表作品，他们从此回归正常生活。曾卓无缘成为会议代表，但柯岩在文代会上朗诵了他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悬崖边的树。第四次文代会在代表遴选的过程中，专门设置了特邀代表，为那些因种种原因落选的作家打开了特殊通道。这使得会议能够汇集各方力量，凝聚文艺界的人心。特邀代表制度源自第一次文代会，其会议代表分为当然代表和特邀代表。第四次文代会的正式代表通过常规程序推选，由各省市文联和各协会召开理事扩大会选举产生，而特邀代表由会议筹备机构发出邀请函，直接参会，特邀对象主要是年龄大、资格老、命运坎坷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得以参会，茅盾功不可没。1979年2月16日，茅盾给负责第四次文代会筹备工作的林默涵写信，信中建议：”我认为代表的产生，可以采取选举的办法，但也应辅之以特邀，使所有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不漏掉一个，都能参加。这些同志中间，由于错案、冤案、假案的桎梏，有的已经沉默了二十多年了。"（38）像陈企霞、王元化、周良沛等人都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会议，茅盾向阳翰笙推荐了广西的林焕平，吴奚如因文化部周而复的举荐而受邀。尽管个别特邀代表引发了争议，名额也超过了原计划数目，但这一安排有其积极意义。文代会敞开大门的举措，向文艺界传达了春天的信息。老作家们背负较为沉重的历史包袱，他们重点关注的是对历史问题的定位和立场的选择，也难免牵涉到对个人之间恩怨的评判。吴强在1979年11月10日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发言，认为"不团结，就谈不上文艺的繁荣"（39）。11月5日，自嘲为“出土文物”的萧军在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小组会上发言，他谈了"春天"与"冬天"的辩证法，认为拨乱反正"不仅是整个文艺界的春天，也是我个人春天的开端”（40）。充满戏剧性的是,周扬在11月11日上午的作协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发言，专门向受过伤害的作家们道歉："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丁玲同志、陈企霞同志道歉。"（41）他还向冯雪峰、艾青、陈涌、秦兆阳、罗烽、白朗、舒群、王蒙、刘绍棠等人道歉。根据屠岸的回忆，当周扬公开道歉后，"此时，萧军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高声说，周扬同志，好!敢于自己承认错误的是勇敢的人!不敢承认错误的是怯懦的人!一场上立刻又爆出震耳的掌声。有人高呼：同意萧军同志的说法!”（42）周扬的公开道歉，对于化解一些老作家们的心结，抚平创伤,增进理解与团结，无疑有积极意义。当时的文学界、艺术界人才匮乏,青黄不接。在代表的总体构成中，年青代表凤毛麟角。"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代表名额，在六百多名文学界代表中，只有十二人；电影界的四百多名代表中，只有七人；戏剧界的青年演员多，只有十二人。舞蹈在艺术部门中是最富于青春的事业,而青年代表也不过十多人。"（43）不同年龄段的作家都有各自的困难和苦衷。首先，老作家希望重新焕发创作青春。荒芜以沈从文、袁静等老作家为例，提出了一个"抢救人才”的问题（44）。其次，中年作家有一种强烈的急迫感和内心焦虑。1979年11月7日，作家苏叔阳参与发布了中年文艺工作者的心里话，要求“给中年人更多的锻炼和实践机会改善中年文艺工作者的生活条件"（45）。再次，年轻作家期待更大的发展空间。叶文玲在发言中呼吁：”今后不但要为我们这批患过营养不良症的新手，多多开创学习的环境，提供深入生活、开阔眼界的机会，也要多多举办各种各样的讨论会，多多评介、分析好作品.”（46）老作家"焕发革命青春"，中年作家“年富力强"，青年作家“急待实践"，他们都希望得到更多的机会。针对严重的人才断层现象，如何培养新人成为第四次文代会聚焦的热点话题。代表1门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是要认清严峻现实，培养新人是迫切的任务。茅盾早在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专门针对“培养新生力量”问题发言，他认为“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健康的文学创作道路，是老一辈作家责无旁贷的任务”（47）。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已经高龄的朱光潜主张："文艺界的希望在青壮年，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尽管还不成熟，还很幼稚，但是，他们敢于干预生活，很有胆略，很有见识,我想趁这次大会这个难得的机会和他们谈谈心。"（48）马烽认为“努力克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严重现象，加强培养年轻一代文学工作者，已经成为提到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这方面的反面教训是"过火的吹捧，拔苗助长，以及过分的责备，甚至落井下石"（49）。其次是要解放思想，不拘一格促进新人成长。诗人严辰以青年诗人傅天琳的经历为例，认为对待青年作者要有必要的宽容，"不少老作家在文艺界是大树，经过风雨又开花了，但青年作者是幼芽，经不起大风雨"；韦君宜、葛洛分别以竹林生活的路、张弦记忆的遭遇为例，呼吁文艺界关注这些陷入困难处境的青年作家，并对错误观念和专断做法提出批评(50)。上海代表团文学组在讨论周扬的报告时，多位与会代表呼吁全国各文艺单位和社会各界重视培养文艺新生力量。蒋孔阳指出文艺战线”有没有希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有没有新一代的作家、艺术家不断成长起来"；哈华建议恢复全国作协的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恢复文学讲习所，关注民间刊物、街头文艺；冯岗、郑成义、杜宣、钱迅坚提议立即恢复萌芽杂志(51)。尽管第四次文代会也有一些杂音，但在大力发掘和培养年轻人才的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一致性。据徐刚回忆："在四次文代会上，一股热气冲上来一文讲所是培养青年作家的园地，很多文艺骨干是文讲所培养出来的，成为大家的共识。"(52)1980年3月，1958年停办的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恢复，重新开办学习班,蒋子龙、古华、叶文玲、陈国凯、莫伸、叶辛、陈世旭、竹林、王安忆、张抗抗、乔典运等都是第一期(总第五期)学员，史铁生、肖复兴还常去旁听。陆续复刊的文学期刊和新办刊物在发掘和培养新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期文学评奖制度的建立，也是首先以文学期刊为依托平台。新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是第四次文代会的重要成果，其第七条的内容为：”本会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发现、培养新的人才，不断扩大文艺队伍。"(53)由此可见，发现和培养新人已经成为文艺界的功能性、常规性任务。具体到文学方面，文学讲习所和文学期刊在培养青年作家方面的制度化建设，一方面延续了"十七年”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应时而动，迎来了超常规发展的机遇，在规模和力度上都有明显突破。年轻作家一波一波地迅速成长，为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带来了充满激情的青春活力和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而冲破成规的胆识，赋予其创作以强烈的审美冲击力和艺术爆发力。青年写作引领文学风尚，这一独特景观的形成有多重原因，而第四次文代会则以一种象征性的仪式，为生逢其时的年轻作家们推开了一扇通向远方的大门。四、第四次文代会的文学史定位根据简报刊载的丰富史料，对前30年文学的评价和判断是第四次文代会的核心议题，只有客观地评判前30年文学，才能对文学的后续发展方向做出正确选择。大多数文学史著作将第四次文代会定位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或标志性事件，是一个阶段性的历史节点。从简报刊发的资料来看,第四次文代会不仅奠定了新时期文学的基调,而且是当代文学总体格局中的文化枢纽。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会议，第四次文代会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首先，第四次文代会让文学重新秩序化，推动了接续与更新的双向进程。新时期文学并非线性生长，而是多种因素交汇的复合式发展，在继承“十七年”文学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寻求突破，以思想解放促动模式转换。从1976年至1979年，这是当代文学的一个过渡阶段。新陈代谢是过渡阶段的典型特征，变与不变是对迫切的时代课题的不同应对方式。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关于"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及其意义，多数研究者都重点关注其历史转折的价值，甚至从"断裂"的角度来凸显”新时期文学”的现实意义。接续与转型的并存和冲突，使得这一阶段的文学生态充满了复杂性,同时也充满了可能性。新时期初期文学发展的状态，确实呈现出求变与拒变之间的迂回格局。总体而言，以第四次文代会为标志，当代文学面对牵牵绊绊的复杂状态，以宛转相承的方式，接续了"十七年"文学体制。依托现有的文学资源和文化基础，第四次文代会通过制度调整和观念调适，激发文学发展的内在活力。在某种意义上，第四次文代会是一次标志性的升级改造，奠定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石。尽管不同的观念时有冲突，不同的要素在混杂中相互作用，但文学的主潮冲出了历史的峡谷，在曲折迂回的渐进中走向浩荡阔大，在社会和时代的合力的推动下，文学制度通过完善内在的调整机制，从内部纠偏到自我更新，逐渐放宽对文学多样性的包容度。对后续的80年代、90年代文学现象的解释，如果仅仅在封闭的时间框架中寻求答案，往往会失之片面，容易停留于表浅层次。只有挖掘更早的历史地层，才能更为全面而深入地把握文学的内在脉络。因为新时期初期的文学转型，并非突兀的转折或变向的断裂，它较为完整地继承了历史的遗产，又针对实际情况进行重新定位,在渐进、试探、盘旋的状态中向前推进，在各种相互交错的力量的作用下，不同观念、不同立场的主体都以自己的实践和选择汇入历史的洪流。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阶段的文学史的历史后效在80年代的文学中逐渐释放，为文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80年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曲折和反复，也是这一阶段的遗留问题和潜在冲突的延续与变异。而改革的力量与开放的审美观念的不断壮大，使得多样化、个性化的文学追求顶破板结的厚土，顽强地绽放。其次，第四次文代会不是孤立的历史节点，而是当代文学转型的关键枢纽。对于第四次文代会的历史定位，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还需要放置在一个相对开阔的历史视野中，一方面考察它们与更早时期文学发展的关联性，另一方面衡量它们对80年代文学的开拓之功与历史影响。考察新时期初期文学的擅递，不能脱离大的政治、文化环境。如果封闭在单一的文学视野中，文学发展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都容易被忽视和遮蔽。就文艺会议而言，第四次文代会和1977年12月中宣部召开的文艺界座谈会、1978年的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1980年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和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相互呼应，具有内在的连续性；而1980年之后各省市陆续召开的文代会，又体现出文艺政策从上到下的贯彻落实，文艺制度从中心到边缘的调整与更新。从外部环境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影响更大，辐射面更广，也为第四次文代会扫清了路障，奠定了基调。"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文艺界拨乱反正开辟了道路。在某种意义上，第四次文代会是文艺界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的体现。容易被忽略的是，1977年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对“两个估计”的否定，消除了文艺界知识分子的疑虑，而逐步走入正轨的科学、教育、出版工作，也为文学生产、文学传播和文艺界的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以文艺会议为研究的核心，考察问题的侧重点是文学外部的语境分析，但绝不是仅仅考虑外部因素的“外部主义"。恰如布尔迪厄所言："场域概念提供了避开这种强迫选择的初步功能。它拒绝在那种只从自身和为自身的立场进行的文本内部解读，也拒绝在那种粗糙地将文本和社会普遍联系起来的文本外部解读之间作出选择。"（54）在新时期文学发生的过程中,多种场域、力量交织在一起，相生相克，因此那种主张文学文本独立自主、不需要和文化语境联系起来的"内部主义"，显然有其局限性。进入80年代以后，回归文学本体和“向内转”成为潮流，这是对外部决定论的文学观念的反拨与挑战，在特定的文学史阶段功不可没。但是，回到文学本身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脱离语境而存在，偏重文本细读的文学批评可以在文本的原野上深耕细作，而综合的文学史研究显然不能无视影响文学的外部法则。我倾向于从内外结合的角度，既考察文学的自身规律和文本的内在结构，又通过语境分析来透视文学在自主与他律之间的动态轨迹。从1976年初人民文学复刊到1979年年底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这是文学拨乱反正、重建秩序的过渡期与复苏期。而第四次文代会则是这一阶段的压轴大戏，奠定了新时期文学的基本格局，确立了新时期文学运行的基本原则。对于这一阶段发生在文坛内外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不应该进行割裂式研究，而是应该进行连锁分析和关联研究。研究者有必要反思从点到点的历史分期模式，不能因为选择了一个重大事件的时间节点作为开端或终结，就否定同一时期其他重大事件的文学史影响，甚至故意无视其关联性。为了逻辑上的整齐划一而无视一个文学阶段的做法，这种自圆其说注定会漏洞百出。因此，不仅对于第四次文代会，对于整个当代文学都应当采用过程研究方法，在深挖史料的基础上，还原其动态的真实过程，尊重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的重要基础。注释：樊锐：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述略，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4期。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秘书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须知。大会文件起草、简报处启事，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第2期。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盛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