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变局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以蒙古王公家族文学变迁为例.docx

晚近变局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以蒙古王公家族文学变迁为例InsiderandOutsiderintheChangeSituationoftheLateQingDynasty:ACaseStudyoftheLiteraryChangesofMongolianRoyalFamily作者，米彦青作者简介：米彦青，女，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70原文出处：内蒙古社会科学（呼和浩特）2020年第20203期第162-169页内容提要：随着学界对中国近代史考察的不断深入，晚近变局中的蒙古王公家族由“局外人”到“局内人”再到“局外人”的反转演变曲线清晰可见。乌梁海氏既是晚近著名的蒙古王公家族，也是文学家族。喀喇沁人学习汉族文化始于色伯克多尔济，成就于旺都特那木济勒，发扬光大于贡桑诺尔布。旺都特那木济勒遭逢清史上的最初变局，他对此保持缄默，所以他始终是变局中的“局外人”。贡桑诺尔布生逢内外交困的光宣大变局之中，他以诗文记录自己的步伐，做变局中的“局内人”。时代发展至民国时期，贡桑诺尔布游离于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之外，逐步蜕变成时代变局中的“局外人”。管窥“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心路历程，可以深入了解多元文化多族共存的清代文学在20世纪前后现代化进程中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期刊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0年09期关键词：变局/蒙古王公家族/乌梁海氏/诗文创作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与研究”(编号：16ZD176)o中图分类号I206.5;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81(2020)03-0162-08乌梁海氏既是晚近著名的蒙古王公家族，也是文学家族。喀喇沁人学习汉族文化始于色伯克多尔济，成就于旺都特那木济勒，发扬光大于贡桑诺尔布。旺都特那木济勒遭逢大清道光、咸丰、同治时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然而两次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外冲突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却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他始终是变局中的"局外人"。贡桑诺尔布生逢光绪、宣统内外交困的清廷大变局，戊戌变法、庚子事变乃至清王朝的最终岁月，他都以诗文记录，做变局中的“局内人”，其思想行为皆与时俱进。"辛亥革命”之后，贡桑诺尔布奔走呼告欲复辟满清，成为前进时代变局中的“局外人"。贯穿乌梁海氏文学创作始终的是时代的“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对立。走进历史，深入其诗文，最大程度地还原其文学经历，再现他们走过的历史，了解彼时他们的心路历程，或可从中读出晚近变局中蒙古王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观望与彷徨、胸膈与前行的复杂心态，拓展清代文学的研究路径与维度。一、岁月静好：道咸同光变局中“局外人”的优游“道咸同时代是中国历史发生最重大变革的时代。西方世界在经历了中世纪的蒙昧之后，快速发展并且极欲改变世界格局，而古老中国还期冀因循守旧。中西冲突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的争端中，文学思想也在渐进式地改变。华夷大防的最终解体并不是清朝立国后由皇权话语代相沿递所致,而是中西之争占据思想舞台的结果。思想启蒙初露端倪，对经学和诗学理念都形成了冲击，诗歌创作也随之改变。作为清代少数民族主体的蒙古民族，和其他民族诗人一样，对这样的变化有着敏锐的感知，思想界沉思后发出声音，而诗人们在创作问学中体味并呈现着时代的变化。"口道咸同时代，大半个中国都在战火中度过，因此，道咸同时代的诗人镜像鲜有不与战事相关的，蒙古族目睹或卷入变动时局可谓久矣。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身为两江总督的裕谦督军杀敌，以身殉国；山东巡抚托浑布积极整顿海防，筹措军费，训练军队；京口驻防出身的燮清身陷危城却以诗笔据实记载战火下的镇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柏春在天津前线抵御英法联军入侵。太平天国期间，起义军攻沧州，沧州驻防桂茂作铁汉子等八首诗，记录了亲身经历的变乱；柏春在天津大营抵御太平军。来秀在山东为官期间，因筹办海防及堵御捻军出力，政声上达朝廷。荆州驻防恩泽赴*平定回乱；白衣保被调往*参与平定大小金川之乱；多隆阿率部与陕西回民起义军作战，阵亡；等等。不过，政局动荡似乎并没有给旺都特那木济勒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作为一名蒙古王公，他在清廷之变局中作为一个“局外人"而岁月静好。晚近清廷对蒙古的控制依旧外松内紧。咸丰三年（1853）,咸丰皇帝还谕旨内阁，"不可任令（蒙古人）学习汉字"2倦103P.540）。不过，此时民族融合的趋势势不可挡。旺都特那木济勒的父亲喀喇沁色王爷"每岁自京归，购求古今书籍不下干卷”，成就了旺都特那木济勒深厚的汉学功底，因而，旺都特那木济勒对于生活中的可忆念之事均以汉诗进行表达和记录。旺都特那木济勒的如许斋集四卷(公馀集一卷、公馀集续编一卷、客窗存稿二卷)共收录诗词1202首3,内容丰富，按年代较完整地记录了其一生的生活轨迹。如许斋集公馀集收录了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以前及同治十二年(1873)春季到秋季创作的320多首诗。如许斋集公馀集续编则是其晚年生活的记录。旺都特那木济勒的诗歌创作主题涉及自然景物的描写、朋友之间的酬唱、怀乡、纪游和表达读书吟诗的闲适诗等五个方面，而他的优游生活则围绕多族士人圈的交游展开。旺都特那木济勒"性好吟咏"，家人、亲戚远行归来、仕途升迁及年节生日等，旺都特那木济勒都会作诗忆念。以其三弟芝圃为例，同治十一年孟秋，”曲唱阳关折柳枝"3(P.694),旺都特那木济勒作七绝留别三弟芝圃；同年，旺都特那木济勒又作七绝饯别三弟芝圃还乡四首；光绪元年(1875),三弟生日，旺都特那木济勒作七律祝三弟芝圃三旬正寿此系乙亥年作等。作为蒙古王公，与皇亲贵戚的联谊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自然也会作诗留念。光绪十四年Q888),旺都特那木济勒携三弟、六弟参加醇亲王宴饮，与醇亲王唱和，写下七律正月下浣，醇邸招饮于适园，即次元韵。闲适诗的写作既与日常光景中的优游自在有关，也离不开周游河山。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京的旺都特那木济勒邀请府中西席祝席卿与三弟同游龙泉寺，写下了长篇排律秋日携席卿及三弟芝圃等同游龙泉寺，赋长律一篇以志游，仿用进退出入韵体，对初秋的西山景色赞赏不已。诗中“元谈消俗虑，妙语洗凡胸"4(P40)之语既是对闲适生活的感喟，也是对自己生活状态满意的表达。观其全诗，光绪年间的时局变动在诗人的生活中并没有留下丝毫刻痕。彼时，刚刚过去的甲午海战让中华士人痛不欲生，但蒙古王公的生活似乎并不受此影响。除了兄弟间写诗纪行，旺都特那木济勒还与亲友进行诗词唱和交游。尹湛纳希是旺都特那木济勒的七表兄,生母漫尤莎克为旺都特那木济勒二姑。同光年间，二人交往密切。同治十二年Q873)秋，尹湛纳希与旺都特那木济勒来到北京。一个雨后的中午,尹湛纳希约旺都特那木济勒到同兴楼共进午餐。席间，旺都特那木济勒写下了雨后闰翁约同兴楼午酌，口占二十八字，兼赠都中诸友人，分别后因忆念对方，又连续写下三首七绝寄润亭。如许斋集公馀集中还收录了答润亭索诗怀朝邑润亭等诗作，可见二人情谊深挚。满蒙联姻是清廷国策，同治二年(1863),旺都特那木济勒娶惠亲王绵愉第五女为福晋，故清宗室多人与旺都特那木济勒是为姻亲。同治七年(1868)四月六日，喀喇沁右翼旗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亲王衔)卓索图盟长色伯克多尔济病逝。七月初二，同治皇帝以故喀喇沁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亲王衔)卓索图盟长色伯克多尔济之长子旺都特那木济勒袭爵。从五律恩赏福寿字恭纪、七律除夕侍宴恭纪元旦朝贺侍宴恭纪等诗作可以看出，旺都特那木济勒在袭爵后备受恩宠。镇国公奕询是旺都特那木济勒的妹夫，好诗文，因此二人时相唱和，亦互赠书画。喀喇沁王府博物馆现存奕询同治八年(1869)为旺都特那木济勒绘兰草图一幅，还有未署年款的山水图一幅。礼亲王世铎是旺都特那木济勒的妻兄，光绪十一年(1885),为旺都特那木济勒如许斋集作序。喀喇沁王府博物馆现存世铎为旺都特那木济勒书写的对联，"品节详明德性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平和"，文字平实，可以看作是世铎对旺都特那木济勒的客观评价。恭亲王剑一心是旺都特那木济勒的妻兄，旺都特那木济勒尝赠奕I_I如许斋集，奕I一亦赠旺都特那木济勒集唐诗喀拉沁都楞旺王妹丈年班来京晤谈，赋赠一律，旺都特那木济勒即和诗奉和恭邸集唐见赠元韵一首。著名满洲诗人志锐与旺都特那木济勒交好。光绪十八年(1892)春，旺都特那木济勒为时任礼部右侍郎的志锐作题画诗，并写下志伯愚少宗伯嘱题同听秋声馆图。与旺都特那木济勒过从甚密的那苏图也是蒙古王公，光绪十二年(1886),科尔沁辅国公那苏图为旺都特那木济勒如许斋集公馀集作序。光绪十七年(1891),那苏图出示自作宫词四首，旺都特那木济勒读后，作和光鉴堂主人宫词四首唱和。光绪二十年(1894),旺都特那木济勒读科尔沁辅国公那苏图光鉴堂诗存，作七绝二首以赞之。多族士人圈是旺都特那木济勒优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交游者既有满蒙汉人中的达官显贵，也有普通士子。光绪二年(1876),旺都特那木济勒从山东聘请宿儒丁镜堂担任贡桑诺尔布之启蒙老师，其后，为丁镜堂作有多首诗歌，如贺寿诗祝丁镜堂老夫子五旬正庆九月初旬祝丁镜堂初度、送别诗秋日留别丁镜堂饯镜堂旋里又口占四阙答镜堂留别元韵等。旺都特那木济勒43岁寿辰时，丁镜堂作五言八韵排律恭祝贤王千秋之禧，随后旺都特那木济勒作贺丁镜堂辰禧七律。从上述唱和可以看出，旺都特那木济勒的优游岁月是从容的，也是有质感的，他喜好交游，并且在交游中摒弃了阶层观念，只要是值得自己敬重的人，他就会以礼相待，与之频繁酬唱。光绪十八年(1892),祝席卿至喀喇沁右翼旗王府担任王府西席。旺都特那木济勒与祝席卿经常一同饮酒赋诗，多有诗文唱和。光绪八年(1882),王府聘画家于文藻为旺都特那木济勒绘山水图一幅。旺都特那木济勒钦佩其才华，曾作七绝洁轩临行画梅留别、七律秋日送洁轩还乡，并填饯别洁轩菩萨蛮一词。与生俱来的贵胄身份造就了旺都特那木济勒独特的人生经历，顺达的仕途奠定了其诗歌平和温厚的主旋律。他游心文艺，酷喜吟咏，吐词振藻，议论风发，所作诗歌虽不能称为文学经典，但也足以传世。旺都特那木济勒的诗作无疑丰富了清代蒙古族诗人的汉语文学创作。如许斋集公馀集中有世铎、那苏图、徐哺等三人撰写的序文和作者自己的叙文、小引，时人之序高度评价了旺都特那木济勒的诗作。如那苏图于光绪丙戌撰写的序中说："盖诗固发于性情，亦感乎境遇慷慨仿少陵之作"。3(PP679680)从旺都特那木济勒的交游酬唱可以见出，他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因此其诗发乎情，以性情入诗无疑。旺都特那木济勒撰于同治十一年(1872)的叙文指出：”是集原名消夏。或问于余日：消夏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日：凡人感物而动情即生焉.'"3(P.684)在他看来，诗歌写作是用情写就、用心体味的，只能说旺都特那木济勒的日常生活原本就是优游的，国家民族的前景或者内外交困的苦难并不能进入他的视野，所以，虽生逢道咸同光四朝，但描写自然风景的诗占大多数。道光年间，监生江苏人徐随世居京师南门内大街，是旺都特那木济勒好友，曾为其诗集撰跋文，"笳角秋高，有湛然之集；穹庐春暧，无敕勒之歌，牧政告闲，藩维就理。爰营曲榭，颜日梦园。每当月朗花明，莺初雁晚觅西池之句，开北海之樽。玉斗频斟，琼笺旋擘。风回荷沼，短引已成；露下篁轩，长歌未已。小词时谱，帖体兼工。调寄金荃，倚绮窗之清韵，排分玉律，纪商苑之名篇"，虽然都是揄扬之语，但也指出旺都特那木济勒诗词帖括时文兼擅，而且无塞北高亢之音，"洵继轨乎齐梁，并嗣音乎唐宋"，之所以形成这种诗风，与其优游的生活有很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徐随受旺都特那木济勒作跋文的邀约是在其春节来京朝贺之时，"顷以来朝元日,得接清晖，出公馀集见示，辱承雅命，俾弁简端"。徐哺立就此章，跋后注明时间是"光绪甲午正月"3(徐随如许斋集跋PP.681683),正是朝野上下因日本人挑衅而大不安之时。之所以列举旺都特那木济勒众多诗作展示其日常生活，是因为酷爱吟咏的他，诗歌有着典型的纪实性与随意性，这也更能反映其生活常态。但旺都特那木济勒并非是不关心地方政务之人，曾作谢恩诗戊子春，赏加亲王衔，恭纪二首。诗作缘于清德宗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光绪皇帝以查拿贼匪出力，赏卓索图盟长喀喇沁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旺都特那木济勒亲王衔。5(卷251P.391)在金丹道事件中，旺都特那木济勒因剿灭匪首杨步法而受封赏,虽然体现了当时清廷民族政策以怀柔为主，对蒙古王公及官员以嘉奖为主要手段，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旺都特那木济勒是有责任心的，能够保境安民。诗歌创作在道咸之后有一大变，在同光时期又有一个新变。这一时期，"诗非一己之哀戚，乃时代之写照；国家不幸，赋到沧桑，亦非某氏之穷通；抒怀感愤，实有理想与办法指寓其间，更非空为大言者。故诗至同光，为一大变，犹时自唐代中叶至道咸，道咸以后亦为一大变也"6(论晚清诗PP.202203).以此观照旺都特那木济勒在道咸之后时代之大变局中的诗歌创作，他始终坚持岁月静好，没有写下一首“觉世之诗"7。若道咸间他尚未放眼中国，但同光间他已经是成熟的一方之主了。同光间的大清王朝依旧不太平，旺都特那木济勒却淡于国计民生，诗作依旧多应酬语、多家人亲族间的温情语。只是因为灾祸未波及属地，因置身事外便不思虑吗？须知，此期诗坛主将同光体诗人大都经历了晚清的一系列变局，也看到了清政府江河日下、难以挽救的事实，因此诗中不免带有深沉的哀愁。甲午战争期间，陈三立描述彼时世道，"天下之变盖已纷然杂出矣。学术之升降，政法之隆污，君子小人之消长,人心风俗之否泰，夷狄寇盗之旁伺而窃发”8(P.824).然而，旺都特那木济勒虽然年节常赴京师，交游又极为广泛，但他的诗作与时代的隔膜却显而易见。士人心中焦灼的天下之"变"并不能进入旺都特那木济勒的思虑之中，也不能让他有任何感触，他坚持在自己生活的时代变局中做旁观者、"局外人"。二、与时俱进：变局中"局内人"的热望同治十年(1871)五月初九，旺都特那木济勒侧福晋包佳氏生长子贡桑诺尔布。据清实录清史稿等史籍记载，贡桑诺尔布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父亲去世后袭爵，是年冬进京"瞻觐"时已具有郡王身份。5倦436P.743)旺都特那木济勒诗词造诣深厚，贡王幼承庭训，先后师从旗内学者、留学西藏的名僧及山东与江南名士等学习蒙古、满、汉、藏文字，攻读四书五经，诗词兼擅。贡桑诺尔布原著有竹友斋诗集印行，后散佚难觅，喀喇沁蒙古族学者邢致祥搜集网罗，重辑夔庵吟稿一卷于20世纪30年代在喀喇沁地区刊刻传世，收诗词作品近60首。今有夔畲诗词集9(PP.155199)传世，在其父旺都特那木济勒如许斋集公馀集中附梦园诗30首，另有少量作品收入遗逸清音集。贡桑诺尔布走上政坛后，蒙古地区与京师的联结更为紧密，他时常在京居停，留心国家大事。"贡王名贡桑诺尔布，是卓索同(图)盟科拉沁(喀喇沁)的王爷，府第在地安门外太平街胡同路北。"口0据陈宗蕃编著燕都丛考云：“内官监之西日太平街，贡王府在焉。"11(P448)旺都特那木济勒对儿子的期望是"岂羡鹰扬夸阀阅，但期忠厚守门庭"3(如许斋集公馀集续编P.767)o他本人虽不关心国政，但非常注重对贡桑诺尔布的培养。在时人看来，”自古蒙王，重武轻文，惟贡桑诺尔布，聪明天禀，幼年好学。乃父旺亲王以世子之好学也，聘请山东宿儒丁锦堂者，教授孝经、四书、五经、诸史、百家，数年毕业，兼习文章，诗、词、歌、赋，无不精通；且擅长书画，临池揣摩，未尝倦怠。乃父王恐其流于文弱也，延武教师马雪樵者，授武术，驰马射击。年逾弱冠，已成文武全才"9(P.4).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贡桑诺尔布娶素良亲王隆烈第五女(侧福晋李家氏常林之女所生)、肃亲王善耆之妹善坤。贡桑诺尔布之妻既是满族贵族，又爱交际。据载，"贡王的福晋是肃王善耆之妹，为人大方爽快喜欢交际。在民国初年蒙古王公在京最多的时候，她发起组织蒙古王公福晋联合会，每月在什刹海北岸会贤堂集会一次"10。因此，他们的政治婚姻对于贡桑诺尔布这个究心政事之蒙古王公助力颇多。贡桑诺尔布虽生于盟旗，但喀喇沁位于长城沿线，地缘上与京城接近，他自幼便接受良好的教育，又常往来于王府与京城之间，因此身处边塞却并不闭塞。与其父一样，贡桑诺尔布建立起了自己的多族士人圈，较之其父，他的视野要宏阔得多。无论在京师还是在自己的属地，贡桑诺尔布都多方结交社会名流。他的交游圈中既有满蒙汉权贵，也有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晚近中国，各种政治势力交错，因此，贡桑诺尔布不但注重与国人的往来，而且还交结外国人。他既与沙俄在华官员来往，又与日本朝野人士过从甚密。在贡桑诺尔布的多族士人圈中，肃亲王善耆所起的穿针引线作用非同寻常。而这些维新人物、政界名流带给贡桑诺尔布的思想启蒙，使得他在晚近蒙古地区推行的新政并不落后于中原内地。这些改革举措也体现了他对现代思想启蒙的接受过程，融入了他对本民族的热爱以及追求开放、崇仰先进思想的文化心理和精神诉求，既是符合时代需要的主流文化风尚的反映，也是民族振兴意识与晚清思想启蒙运动合力作用的结果。贡桑诺尔布认为，蒙古民族的落后源于文化的落后，要振兴民族，首先要创办学堂，发展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本旗地方卑远，人材质朴，见闻素狭，讲求不纯。际兹时蹙日深，非学莫兴；人消才乏，非学莫成。"9(P.214)不学则无以进步，不进则无以立足于世界先进之潮流。在贡桑诺尔布看来，振兴民族，首先要振兴民族文化。"诸生接受此数年之教育，开我蒙古数千年未有之风气，从此进步无已，源源相继，循天演之进化。"9(P215)既要保持和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又要吸取汉民族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先进文明，把外来文化融合于本民族文明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与世界文化并垂于久远。为了提高蒙地民众的文化素质，贡桑诺尔布先后办了崇正学堂、毓正学堂和守正学堂、蒙藏学堂等学校,培养了许多有识之土。1905年，贡桑诺尔布在崇正学堂创办了石印双日刊婴报,刊载国内外新闻、科学知识以及各盟旗新闻和评论文章，既是内蒙古地区的第一份报纸，也是国内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报纸。东方杂志报道说，"蒙古喀喇沁亲王近就该王府创办一蒙文报，系汇选各报译成蒙文。总馆设于京师，凡内外蒙古及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处均设分馆，专为开通蒙人风气，以期自强”12,称婴报为"蒙古族新闻传播百年之源"。婴报对近代蒙古族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该报共出版六年，至辛亥革命时期终止。之后，贡桑诺尔布还创办了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等报纸。民族自豪感与荣誉感是贡桑诺尔布发展蒙地、开化蒙地的内在动力。他希望改变蒙古族地区落后的面貌、追求蒙古民族的崛起，力图使蒙古民族走上复兴之路。通过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重构蒙古族文化精神，振兴衰落的蒙古民族。他强调对祖先和族源的认识是在承传家族使命，不仅如此，贡桑诺尔布还在家族认同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民族认同和家国担当。他在崇正学堂的开幕典礼上说："我们蒙古民族，在数百年前，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之地，席卷欧亚两州，灭国四十本王父祖相承，历受大清皇朝的爵位和俸银，当此国家多事之秋，如不协助国家使民众习文练武，实在于心不忍。”13(PP.34)满蒙权贵一体，蒙地的兴旺与大清帝国的昌盛一体，所以贡桑诺尔布要让学子知道，在国家的多事之秋，应当人人尽力振兴中华。不久，他写下诗歌创办崇正学堂而作。诗云："朝廷百度尽维新，藩属亦应教化均。崇正先从端士习，兴才良不愧儒珍。欣看此日峥蝶辈，期作他年柱石臣。无限雄心深企望，养成大器傲强邻。"9(P.157)指出清廷已经开始维新举措，本旗蒙古族青年亦应与时俱进成为国之栋梁。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贡桑诺尔布在喀喇沁地区先后创办新式学堂、女子学堂、蒙古文报纸，选送本旗有志之士去国外深造，诗作送学生等游学等都表达了他发展蒙地、改良国政的企吩。与众多的有识之士一样，甲午海战带给贡桑诺尔布深重的耻辱感，这一时期的士人都期望国家能够开办新学堂、养新士习，为国家培养柱石。光绪二十九年(1903),32岁的贡桑诺尔布随同御前大臣喀尔喀亲王长子祺承武、肃亲王长子宪章等人私访日本，欲探寻邻邦的发展之道。渡海途中，他写下了瀛海展轮，"放棹瀛寰眼界宽，茫茫大陆等浮滩。蓬莱雾锁三横岛，芝呆云环数点峦。豪兴纵谈评屿峡，雄心低事怯波澜。黄昏极目天涯外,万顷怒涛拥一丸"9(P158)°赴日后，贡桑诺尔布又写下博览会志游日本客中东京有感等开眼望日的系列诗作，在感喟"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科技和思想的发展、促使其快步走上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不忘宣传维新改革，关心民族及国家兴衰。贡桑诺尔布的责任感既是时代赋予的，也与其身份地位、探求国家民族发展之路的思想分不开。除了积极发展教育、创办报纸外，贡桑诺尔布还从北京购置钦定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书籍，加之王府内的蒙古文、满文书籍，创立"夔庵图书馆”，并对学校师生和官员开放。贡桑诺尔布还在喀喇沁旗开通电报，创办工厂，设立百货商店，沟通喀喇沁旗与外界的联系，用商业贸易渠道拓宽民生之路。"自邮电畅通以后，各校师生及旗民中的知识分子，大批订阅北京出版的报章书刊，使当地人民能大量地吸收到外界文化，文风蔚然，盛极一时。"13(P22)在旺都特那木济勒的诗歌中，传统的思想和知识体现得非常鲜明，贡桑诺尔布则有意识地向民众尤其是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宣传西方的科学知识，其间也若隐若现地掺杂着科学思想。在光宣之时代变局中，贡桑诺尔布一心致力于蒙古民族的改革频兴之大业，充分体现了他热爱自己民族、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对民族、对国家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民族启蒙思想在蒙古王公中的形成和发展。三、进退失据：从"局内人"到"局外人"清光宣年间，西方列强入侵的步伐加剧。±人经世致用的思想也随着时代不断发生变化。从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派的“托古改制"，再到以张之洞等人为首的“中体西用"，都在寻求救国救民之办法。从总体上看，都是以“致用”为核心，将"救亡图存”的观念发扬光大。20世纪初期，土人的苦恼与困局愈加凸显。在寻求国家与民族的纾困中，经世致用之思想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古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口4(P.502)”一旦外在情况有变化，特别是在政治社会有深刻的危机的时代，经世致用的观念，就会活跃起来，正像是：喑者不忘言，痿者不忘起一样。"15(P.197)贡桑诺尔布在蒙地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正是这一思想主导下的产物。"在中国文化处于优势的时代，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大致是以经典、史学、历代掌故(政治)为范畴；但当国势衰弱时，经世主义者并不反对引进夕睐的有效工具，因而成为接受现代化的动力。"口6(P.532)贡桑诺尔布在经世致用思想的主导下对蒙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彰显在诗文中即是对旺都特那木济勒诗学传统的重写和改写，透露了他独有的思想和动机，形成了晚清蒙古王公经世致用诗学的框架。贡桑诺尔布的此类诗作展示了崭新的追逐现代化进程的方式和手段，也是其现代启蒙思想的萌芽。民国初年，社会的基本道德与政治秩序被打乱，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和内容都呈现出巨大的变化。"激进逐渐成为近代中国主要的思想特征和力量。”0(P.332)通过革命手段打破传统是这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尽管一代文学不可能只有一个主题，近代文学也客观存在多种主题，但维护传统诗教已不是文学思想的主旨。清朝灭亡后，贡桑诺尔布任民国蒙藏事务管理局总裁，1912年5月1日，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开议，次日选举出各部审查员若干名。其中，那彦图为法制委员之一，阿穆尔灵圭为财政委员之一，贡桑诺尔布为庶政委员之一，棍楚克苏隆为请愿委员之一，博迪苏和祺诚武为惩罚委员。口8(PP.278279)虽然如此，贡桑诺尔布对清宗室仍旧怀抱忠诚的态度。就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宣统二年Q910)四月，贡桑诺尔布还被升为亲王。然而，这种状况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改变。尽管在表面上贡桑诺尔布已经成为民国的新成员，今人的研究中也不把他列为清“遗民"17(PP.404-406),但是,入民国后，贡桑诺尔布依旧用传统的旧体诗来表达情志，如诗作咏怀咏史山村得句等。除诗作之外，贡桑诺尔布还用汉文撰写了不少词作，反映时局日下及其生活困苦等情形。在如梦令八月十五夜对酒二首中表现出虽有宏图大志但无法施展，只好借酒消愁之悲情。而他的满江红巴林古长城怀古仿萨都剌韵等词又有着非常浓厚的民族色彩，借诗词回忆蒙古族辉煌的历史、描写蒙古地区的自然风光。民国初年，蒙古王公的文学表达与政治书写紧密相关。"清帝退位后，由于溥伟、善耆、铁良、升允等奔走呼号，各地满、蒙人士基于公愤私仇，或乘势响应，或到处滋扰，以抗民国。当时的报刊杂志多称他们为宗社党.”19(P.3)前清陕甘总督升允是清室覆亡后积极主张复清者，他在离甘肃境后，远赴库伦。在停留库伦期间，升允先后致书土尔扈特郡王帕拉塔、喀尔喀亲王那彦图、科尔沁公博迪苏、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密谋讨袁复清。1930年秋，贡桑诺尔布在京病逝。去世前，给长子笃多博留下遗书："你父亲一生心怀大志，首先筹划使本旗如何强盛起来，其次再争取整个蒙古民族的国际地位。不幸命途多舛，事与愿违，死有余恨。你还年幼，希望你多学些知识本领，打下立身处世的基础万一遇有良机，务必为复兴蒙古民族而努力"13(贡桑诺尔布传P.13)晚近土人，无论身份若何，因为时代潮流的裹挟，大抵都参与到晚清的启蒙运动之中，或者向民众宣传传统的思想和知识，或者向民众宣传西方的科学知识，"通过学习中国传统知识和西方新知识来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封建思想也是知识的一部分。理论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以及格物等实业知识和西方的科学知识有很多矛盾和冲突，但在知识层面上，它们却和平相处并共存，这是晚清启蒙运动和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之根本不同"20当然，这里的“启蒙"主要是原初意义上的，即用知识开导蒙昧之人。贡桑诺尔布在属地开办学堂、创办报纸，传播新知识、新思想可能并不具有政治性，但他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迪下，积极参与维新改革，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政治性。谈论晚近民初的文化思想话题，政治是无法回避且必须面对的一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无法摆脱来自政治的影响。因此，1920年，陈独秀决定改变创办新青年(最初名为青年杂志)的初衷，即是因感受到政治问题始终影响着当时的人们。陈独秀指出："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21(P.55)政治给予人们无形的压力显而易见。所以，本文引入了政治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和议题一政治文化，试图以此来谈论晚清蒙古王公在变局中的种种行止。所谓政治文化，意指某一民族/民众/群体，在特定时期所普遍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政治取向。这些取向的性质自然涉及传统文化、历史记忆、动机、规范和感情，还有由此展现出来的象征符号。就每一个个体而言，过去的经历与认知形塑了对当下、未来政治行为的态度和反应。旺都特那木济勒在道咸同光之大变局中的岁月静好如此，贡桑诺尔布在光宣民初的大变局中挣扎问难亦如此。贡桑诺尔布们的难处是时代环境所导致的结果。一方面，以"王朝”为单位的历史书写已无法维持下去；另一方面，近代民族国家的提出使王朝统治一去不复返，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实例。对蒙古王公口而言，政治文化的复杂，既包括他们来时之路的地理环境、民族性、宗教信仰等，也与其生活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思潮密切相关。政治思维和行动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政治与文化互动的结果更是耐人寻味。道咸同与光宣之间，在中华变局中做"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关键在于变局中人的内在精神的转换，这一转换既缘于对时代是否感知敏锐，是否想要改变生活的态度,更是受到晚近民初政治文化转型这一历史话语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华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后所产生的国家、文化转型。探究晚清蒙古王公在转型时代，顺应或违背主流价值中潜隐的兼具理性与感性的政治抉择，能够帮助我们管窥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转变的曲折之路。旺都特那木济勒(1844-1898),蒙古族,乌梁海氏，字衡斋，号如许主人，另号塞上懵叟、梦园叟，生于清卓索图盟喀喇沁右翼旗王府，成吉思汗勋臣济拉玛二十四世孙。燮清(1813-?),字秋澄，奈曼氏，汉姓项，京师正黄旗蒙古籍。以先世驻防，嘉庆十八年(1813)生于京口。曾任蓝翎同知衔候选知县。著有养拙书屋诗选。旺都特那木济勒如许斋集公馀集中收录了检书有感，诗前有序日"先王考喜文墨，每岁自京归，购求古今书籍不下千卷。余检阅之余，对长夏而披读，恨童年之嬉戏，口占一章"。诗云：”先人手泽有余香，案上常留翰墨光。愧我不才承燕翼，空依东壁列图章。”参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90页。”觉世之诗以传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为宗旨，以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为特色，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辞达而已。"参见米彦青光宣诗坛的蒙古族创作与蒙汉诗学思潮，载文学遗产2018年第2期。贡桑诺尔布(187：I-1931),乌梁海氏，字乐亭，号夔膏，系成吉思汗勋臣乌梁海济拉玛的后裔，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札萨克亲王，兼卓索图盟盟长。升允，字吉甫，号素庵，蒙古镶蓝旗人。光绪八年(1882)举人。后曾出使俄、德等国任头等参赞。光绪二十八年(1902)任陕西巡抚。光绪三十年(1904)调任江西巡抚，未赴任。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陕甘总督。宣统元年(1909)罢职。有诗集东海吟。“政治文化”是指从心理层面探讨个人与政治体制间互动关系的知识，企图从个人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行动等各种角度考察并解释政治体制本身的稳定和变化。参见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中华书局,2013年，第17页。梁启超认为以往的书写病原有四端，其中之一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见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页。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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