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曹植《寡妇诗》文体辨疑.docx

曹丕曹植寡Qi寺文的懒走汉献帝建安年间，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邺下文人集团，其主要文学活动形式有命题创作、同题共作、诗文赠答等。曹丕因为阮瑞早亡而命王粲等人共作寡妇赋，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不过，现存曹丕、曹植之作的残段，不仅有寡妇赋，还有寡妇诗，那么寡妇诗与寡妇赋之间有无关系呢？如果有的话，是当时所作在同题之赋外另有同题之诗呢，还是这些文本在流传中产生了讹误呢？本文即拟对这些问题略作考察。先看曹丕的寡妇诗与寡妇赋。这一诗一赋最早都见于艺文类聚（以下简称类聚）卷三十四人部十六哀伤，全引如下。诗云：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子孤寡，为作此诗：霜露纷兮交下，木叶落兮萋萋。候雁叫兮云中，归燕翩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怅，白日急兮西颓。守长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怅延伫兮仰视，星月随兮天回。徒引领兮入房，窃自怜兮孤栖。愿从君兮终没，愁何可兮久怀。1595赋玄：陈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惟生民兮艰危，在孤寡兮常悲。人皆处兮欢乐，我独怨兮无依。抚遗孤兮太息，俯哀伤兮告谁？三辰周兮递照，寒暑运兮代臻。历夏日兮苦长，涉秋夜兮漫漫。微霜陨兮集庭，燕雀飞兮我前。去秋兮既冬，改节兮时寒。水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伤薄命兮寡独，内惆怅兮自怜。1600两相对比，可以发现其体式相当接近。钱志熙将前者称为“骚体寡妇诗”2120。程章灿也认为：“两篇都用骚体句式，假托寡妇口吻，除了赋中依次铺叙夏秋冬三季寡妇的凄苦之情尚见赋笔特点外，简直没有什么区别。”381王琳在论及寡妇赋时更指出：“他另有寡妇诗一首，其句法、韵法与此赋颇为一致，诗与赋的界线在他身上愈趋模糊了。”452诚然，从体式上看，除了赋中有四句是“兮”式外，诗、赋都以“口口兮”式为主，没有区别。又因为这两类句式都源出九歌，而类似体式的作品，或称“骚体赋”,或称“骚体诗”，并无一定的准则。如马积高在赋史中引用东汉梁鸿的骚体诗适吴诗时，便题为适吴赋，但又注明"又称适吴诗,51160因此，曹丕的寡妇诗、寡妇赋似乎不论是称诗、还是称赋，都可说通，因此也才有了诗、赋界限模糊的看法。不过，到建安时代，文学走向自觉，其表现之一就是文士们在前代理论和当代创作的基础上，将文体辨析推向新高度。其中，曹丕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62271,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然则在他的观念中，诗、赋有共同特点，强调文辞华美，但属于两种文体，应无疑问。从曹丕针对具体作品的评论看，诗、赋之间界限也相当分明。例如他在论述王粲、徐干长于辞赋时，所举的例证包括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思征（按：当作征思）”，徐干的“玄猿漏卮圆扇橘赋”62271,无一与诗相混。又如他在与吴质书中谈及诗、赋时，也是分而言之，在论刘桢时更是说“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61897,特别强调是“五言诗”而非其他诗体，连诗体内部的分别也已经注意到了，可见当时辨体观念已经相当深入。即便此点尚不足以成立，至少可以说，在曹丕的观念中，诗、赋显然有别。那么，对于文体观念较之前人远为明晰的曹丕来说，他在创作时却把体式几乎完全相同的两篇作品，一称为诗，一称为赋，这一做法就不免令人生疑了。如果再仔细观察这两篇作品，可以发现更多的疑点。首先，两者序文相近。诗序云：“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子孤寡，为作此诗。”1595赋序云：“陈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T11600除类聚所引外，在文选卷十六潘岳寡妇赋的李善注中也保留了一段魏文帝寡妇赋序，其文云：“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并作之。”6735由于类聚等类书在编纂时经常删节或者改写题序，故而这两段序文当都非全文。李善所引虽然也不完整，但两相对比，更可证类聚必有删节。而比较诗序、赋序，诗序虽然较为简短，但赋序所涉及“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子孤寡、为之代言等要点，诗序都已具备，似乎出于同一段文字，只不过由于编辑者或截取或改写而产生了不同面貌。其次，两者内容上似有关联。诗中所写由昼而夜，是秋季一日之内的心情变化。所写之景悲悲切切，心情亦复如此。在长夜不寐之时，阮琪之妻深感生无可恋，也想要追随夫君一死了之。而赋中所写则自夏徂冬，历经季节更迭，以光阴流逝点染出清冷的氛围。潘岳的寡妇赋明言是模拟曹丕鬼妇赋而作，在其中也恰好有类似的两部分内容。如“时暧暧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6737等段落，是以暗夜为底色写的，与寡妇诗较为接近；“曜灵晔而遗迈兮，四节运而推移”737,“自仲秋而在疚兮，逾履霜以践冰”6738等段落，则以四节更替为背景而作，与寡妇赋比较相似。至于“自仲秋而在疚兮，逾履霜以践冰。雪靠霏而骤落兮，风浏浏而夙兴。霜泠泠以夜下兮，水流潦以微凝”738等句，更是直接模拟赋作中"改节兮时寒。水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1600一段，而又加以变化。重辞云：“四节流兮忽代序，岁云暮兮日西颓。霜被庭兮风入室，夜既分兮星汉回”740,也点出赋作中包括昼夜与四季这两种时间段的变化。这一情形似乎显示出寡妇诗与寡妇赋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此外，在潘岳的寡妇赋中，还可以找到与曹丕寡妇诗造语微殊而意义近似的语句。例如诗云"霜露纷兮交下，木叶落兮萋萋11595,赋云“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落叶而陨枝”6737,都是写秋日景色：诗云"候雁叫兮云中，归燕翩兮徘徊"1595,赋云“雀群飞而赴楹兮，鸡登栖而敛翼"6737,都是以禽鸟之态烘托心情；诗云“守长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1595,赋云“意忽忱以迁越兮，神一夕而九升"6738,都是写灵魂痛苦；诗云“徒引领兮入房，窃自怜兮孤栖T595,赋云“归空馆而自怜兮，抚衾稠以叹息”737,都是写入房叹息；诗云"愿从君兮终没，愁何可兮久怀"1595,赋云“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6739,都是直接表露向死之心。其间因袭模拟之迹若隐若现,这就更使人怀疑寡妇诗的文体性质了。再看体式。这又可以从韵式与句式两方面观察。寡妇诗的韵字为萋、徊、颓、乖、回、栖、怀，寡妇赋的前半部分押悲、依、谁等字，后半部分押臻、漫、前、寒、翻、怜等字，其韵式都是隔句用韵。更为有趣的是，寡妇诗与寡妇赋前半部分的韵字同属于脂、微两部。这两篇作品的主体句式也完全相同，均为“兮”式。通检建安时代前后的文学作品，在诗歌中运用“口口兮”句式的作品极少，充其量只是偶有一两句，绝没有全篇运用的。仅见的两个例子：一是曹植寡妇诗的断句，其诗云："高坟郁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61094；二是曹丕黎阳作诗的篇末之句，其句云：“彼桑梓兮伤情T1065°不过曹植之作（寡妇诗）的文体也尚有争议，不能引以为据，留待下文讨论。那么，暂时只剩下黎阳作诗中的一句了。而此诗与寡妇诗又有本质区别。它属于六言之体，用韵体式与当时七言之体相同，都是句句用韵，如孔融六言诗三首、曹丕的董逃行令诗、曹植妾薄命行妾薄幸妾薄相行都是如此。至于寡妇诗却是隔句用韵的。因此，就现存文献看，除曹植寡妇诗外，在建安时代尚找不到任何一例被称为“诗”的作品，同时满足“兮”式与隔句用韵这两个条件。相应的是，当时所有出现这类体式的文体，都题名“赋，通检曹丕、曹植兄弟以及建安七子之作，如曹丕感离赋、曹植感婚赋、王粲出妇赋寡妇赋思友赋等，无不如此。更有趣的是，追寻“口口兮口口"这一句式在文学史上的变迁，可以发现它很少出现在两汉时代的骚体赋中。今存两汉骚体赋的句式大约有以下几种：（一）“口口口口口口兮口口口口口口”式句，源自离骚，代表作如扬雄太玄赋、刘歆遂初赋、张衡思玄赋、蔡邕述行赋等；（二）“口口口口兮口口口口”式句，源自怀沙，如马融围棋赋；（三）"口口口口/口口口兮”或"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兮”式句，源于橘颂，如贾谊吊屈原赋中"吁嗟默默”至“独离此咎兮”一节2591；（四）“口口口兮口口”式句，源自九歌中的乱辞,如班婕妤自悼赋之乱辞。总体而说，以“口口口兮口口”式句写作的极为少见。直到建安时代，这类以“兮”字为句腰的作品才重新出现，并且以“赋”为名。可以说，它是最早见于九歌，沉寂于两汉，而到建安时代又重新归来的一种句式。而这也与当时文坛的总体创作倾向若合符契。如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楚辞风骨高，西汉赋气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汉而复于楚辞者。”793程章灿也指出：“向楚骚美学传统的复归，是建安赋区别于两汉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构筑建安赋斑斓的情感世界的基石。”359就这类“口口口兮口口”式句来说，它与两汉非骚体赋中常见的六言句式颇为相近，这类句式第四字句腰一般多用“之”、“而”、“其”、“以”、“乎”等字。学习九歌、改用“兮”字，这类形式上的以故为新，也可以视为向楚骚复归的一端。因此，综合情理、内容、体式等多方面看，曹丕的寡妇诗似乎不可能是诗，而只能是赋，不仅是赋，更与类聚所收的寡妇赋是同一篇作品的两个残片。需要补充的是，类聚在编纂时，对原文多有删削截取。欧阳询在序中就己表明要“弃其浮杂，删其冗长127。建钦立在校辑先唐诗时指出，“凡是辑自类书的，一般都是不完整的这一标准也大体适用于赋。换言之，凡类书中所收诗文，多属残断。因此，现存曹丕的寡妇赋并不完整。根据类聚的体例看，这两个片段本身很可能也是残缺的。那么，其实本为寡妇赋又为什么会被题为寡妇诗呢？这一问题似当从类聚的编纂与流传角度思考。首先，类聚在流传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讹误。如逮钦立在古诗纪补正叙例便指出：“艺文类聚多有窜乱。汪绍楹在校艺文类聚序中也认为：“在本书每三百多字当中，就可能有一处脱讹倒错。这还是就所能校出来说，实际上它的讹错，当然还不止此。寡妇赋被误题为寡妇诗，或与此有关。不过，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更重要的原因还应当从类书本身的性质中去寻找。类书编纂主要是为了作者积累辞藻服务的，因此，类书编者往往是根据需要截取文字，尽量减缩无关紧要的信息，甚至直接删去与所收门类无关的内容。与此同时，他们还往往会另拟标题、改写序文。由于这些操作都未必严格，其中某些地方在今天看来就属于错误了。误题文体便是其中的一类。如类聚卷六十九有班固竹扇诗，实际就是赋,亦见于古文苑卷二、文选补遗卷二十一，便题为竹扇赋。而且这类现象也不限于类聚，唐初类书中时有此弊。如初学记卷十四载有曹植的斶髅诗的片段，诗云：“牢落冥漠，与道相驱。隐然长寝，乐无是瑜。”9358北堂书钞卷九十二所收相同。但类似的语句亦见于曹植的躅髅说，其文云：“寥落冥漠，与道相拘。偃然长寝，乐莫是踊I。,1171虽然文字小有不同，但可以肯定是同一篇文章，而综合全篇来看，显然是说体而非诗体。骆玉明、陈尚君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补遗中补入班固的竹扇诗与曹植的蠲髅诗，便是受到了类书的误导11。可能唐人在编纂类书时关注的重点仍在文辞华藻，因此在这类文体标注上出现失误，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误题具体的原因，目前只能作些猜测。我怀疑“为作此诗”之语为编者所加。不妨再以潘岳的寡妇赋作一参考。此赋之序共106字，但在类聚卷三十四则变为“乐安任子咸者，予少而欢焉，不幸弱冠而终，其妻又吾姨也，故作斯赋T603,只有27字，删去了约四分之三，而且“故作斯赋”四字，并不见于原序，当为编者循例所加。因此，将同一赋序作出不同的删削节略，乃至将“赋”改为“诗”，有可能出现在编者的环节"当然，还有可能是此篇传抄时已有异文，编者据其所见、沿而不察，因此分置两处。不过，当时诸本均已不存，其间原因已难详考了。四在解决了曹丕寡妇诗的文体问题之后，再来看曹植的寡妇诗。其诗见于文选卷二十三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李善注。谢灵运诗“徂谢易永久，松柏森已行”，李善注云：“曹植寡妇诗曰：'高坟郁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J61094上文已经提及，曹植寡妇诗的文体性质存在争议，或认为是诗，或认为是赋。如胡克家考异：“陈（景云）云：诗，赋误。是也。各本皆误。”1096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卷二注引群书目录，在曹植名下，则既列有寡妇诗，又列有寡妇赋，孙志祖在寡妇诗一则下加按语说：“此是赋，非诗，见后赋类。”1245可见陈、胡、孙三人都认为是赋。只有梁章银比较谨慎，文选旁证卷二十一云：“陈校诗'改'赋案张溥所编陈思王集无此赋，亦无此诗。魏文帝集有寡妇赋，别有寡妇诗，亦见艺文类聚。此注所引当是陈思王同作，然难定其是赋是诗矣。3577陆侃如在中古文学系年中也留意于此，但未有按断14387。由于这一问题悬而未决，导致这两句既见收于全三国文卷十三，也见收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七。细察梁氏之意，问题的症结是，由于曹丕也有同一文体并称为“诗”的作品，使得曹植之作究竟是诗还是赋，难以论定。因为说它是诗，可以举曹丕寡妇诗作参照，说它是赋，也可以举一系列寡妇赋来印证。换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曹丕的寡妇诗，而上文推断曹丕的寡妇诗实为寡妇赋，那么，曹植寡妇诗的文体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由于这一残句同样是“口兮”式，所以应当也是赋。其致误之由，可能是因为此条之上李善注引了“毛诗曰：我行永久"61094一句，故而涉上之“诗”字而讹。如此一来，曹植的作品也可以定为寡妇赋，与曹丕寡妇赋属于同题共作的作品。其创作时间，陆侃如先生系于建安十七年(212),并认为“疑亦指阮璃妻”14389,甚是。可以补充的是，建安以来，虽然同题共作的情形屡见不鲜，如王粲、曹丕、曹植都作有迷迭赋车渠椀赋出妇赋槐树赋，曹植、王粲、刘桢、陈琳、应谡都有公宴诗，曹丕、曹植都有代刘勋妻王氏杂诗等等344-47°但此时并没有将同一题目，既作一诗又作一赋的情形，更没有同题共作一诗、一赋的例证。一诗一赋相配合，现存较早的例子，要属西晋潘岳的悼亡诗与悼亡赋，但总的来说，仍十分少见。类似情况要到南朝之后，才比较普遍。例如沈约既有咏雪诗咏梧桐诗反舌诗，又有雪赋梧桐赋反舌赋，庾信有镜诗，又有镜赋。如果认为寡妇诗寡妇赋属于同时创作，与文学史发展的进程似乎也存在龊酷。而且从后世文献看，也只见到当时共作寡妇赋的记载，如潘岳寡妇赋序“阮理既没，魏文悼之，并命知旧作寡妇之赋'3735云云，并不曾提及尚有寡妇诗。这也可以作为推断寡妇诗当为寡妇赋的一个旁证。综上所述，曹丕、曹植的寡妇诗似均应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剔除，而改题为寡妇赋，曹丕的寡妇诗还应补入全三国文中其所作寡妇赋之下。它们似都是建安十七年同题共作的赋体文学作品，不宜据此说明当时诗、赋之间边界模糊。这也启示我们，要判断某一作品的文体，不能盲目信从文献、特别是类书的记载，在有疑问时，还必须从多方面加以考量。注释：古文苑有两本，一为九卷本，一为宋章樵注卷二十一卷本，前者更近原貌。关于此赋标点，多有疑难。参见：杨琳古典文献及其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李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但两家标点仍多疑问，似以存疑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