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牧之死探考-OnXiaoYemu'sDeath.docx

萧也牧之死探考OnXiaoYemu,sDeath作者:邵部作者简介：邵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文出处：文艺争鸣（长春）2017年第20174期第16-25页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7年07期萧也牧是一个50年代的故事，但是它被拉到了80年代的舞台上。80年代对萧也牧事件的"再认定"，是新时期文学逻$8对50年代文学逻辑之反冲的历史结果。然而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中提醒我们说："所谓史德，乃是对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仅有史德还不够，要忠实地去寻找材料，对之进行反复比较考证。因此，"忠实的史家对于过去事实，十之八九应取存疑的态度"。比如有些人在历史上“做了很多事业，是功是罪，后人，自有种种不同的批评。我们史家不必问他的功罪，只须把他活动的经历、设施的实况，很详细而具体地记载下来，便已是尽了我们的责任。譬如王安石变法，同时许多人都攻他的新法要不得，我们不必问谁是谁非，但把新法的内容，和行新法以后的影响，并把王安石用意的诚挚和用人的茫味，一翔实地叙述，读者自然能明白王安石和新法的好坏，不致附和别人的批评。”就我目前掌握的材料，萧也牧的真正死因还难做实。家属及其朋友一方和当事人一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下，但双方都拿不出无法推翻的铁证。所以，写这篇文章我想采取并列叙述、小心求证的方法，尽量恢复历史的原貌，暂时做一个阶段性的探考工作。至于以后有人再做此项研究，也可按这个路径再找材料。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萧也牧之死”肯定是一个悲剧。假如从小历史的角度看，"死因材料；仍有继续开采挖掘的必要。因为凡历史研究，一定得有孜孜以求、不肯放弃的精神。为把材料脉络梳理清楚，本文拟分"萧也牧之死""关于萧也牧死因的争辩"和"历史纵深视野的再探寻"三部分，力求叙述上相对清楚完整。一、萧也牧之死萧也牧的死亡，与1969年下放农场有一定的关系。1969年4月15日，团中央系统的1500余名干部和工勤人员在天安门广场做了下放前的誓师大会。随后队伍挥着红旗直奔火车站，包乘9节火车硬座，历经10余小时到达河南信阳，又分乘40余辆解放牌卡车，从信阳到潢川，最终到达黄湖农场，安家落户。萧也牧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一名普通编辑，也被裹挟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之中。黄湖农场位于潢川、淮滨、固始三县交界处，淮河支流白露河、春河在此交汇，属于淮泛区，常年受到水灾的威胁。但是这里"地点大"，土地近2万亩。而且，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建起一个国营农场，"便于管理"。于是，在1968年，本着“干部要到基层才好艮，不会期锻炼，子孙后代都可能在那里待下去"的思想，王道义、路景（一说金）栋、辛克高（时为团中央办公厅处长）、武如春（时为团中央机关群众代表）以及张立顺一干人等对此地做了考察，比较满意。得到团中央批复后，干校最终在黑龙江、安徽和河南三地多点的选择中定址黄湖。为了迎接“大部队”的到来，团中央在3月17日派遣一支先遣队到黄湖农场提前做准备。但是农场现有的基础设施只有农工留下的一批简陋住房，而且多为土坯茅草屋，住宿条件简陋，显然无法满足下放干部的需求。初到黄湖的第一个夜晚，出版社数十名“牛鬼蛇神”挤在一个里外三大间的简陋房子里。在其中的一个里间，六张单人床从南到北拼成了一个通铺，萧也牧和陪他同来的三子吴家刚与中青社的同事顾均正、张羽、覃必陶、唐锡光、陈斯庸、王康等人挤在一起。后来，随着基建的展开以及对“牛鬼蛇神”历史问题调查的落实，许多人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有的还因为家属的迁入分到了单独的住房。萧也牧却没有这么幸运，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一直与"右派""叛徒"等有问题的“牛鬼蛇神”住在驻地最北边的"受审人员室”里，在东面贴墙的一张床上孤独地死去。从干校建校初期大大小小的干部会议的议题来看，相对政治运动而言，生活问题，包括房子、伙食、基建、农牧业以及卫生医疗等，是摆在干校领导层面前更为切实的问题，政治氛围较为宽松。在团中央进驻五七干校的当天，军代表张立Ill页对干校工彳仔是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大意是："已掌握材料的，进行认真分析，区别对待，目前一般不做外调。敌我矛盾的，按照扩大教育面的精神，可以不给处分的就不给处分，可以不戴帽子的就不戴帽子。"面对崭新的生活环境，萧也牧在一种除旧布新、从头做起的气氛里，重又抖擞起了精神。在不久后的劳动分工中，萧也牧因为年纪较大，身体不好，被分到了以老弱妇幼为主的牛组，当起了牛信。这段时间，萧也牧"对自己当时的处境，相当满意，整天笑嘻嘻的，见面时常说几句俏皮话"。他甚至还乐观地对重回北京抱有期待，"希望自己在劳动改造中表现得好一些，尽快结束这一段苦难生涯干活固然外行，那股劲头还是很感人的”。当然，放牛工作的轻松也是相对菜组、大田组而言。1969年11月，与他同在牛组的叶至善在一封家书中，向叶圣陶介绍了放牛的工作安排，这个十人小组"每天五时一刻起床，顾不得洗脸，第T牛事就是把牛牵出牛棚，免得它们在棚里多拉粪。晚上九点半给牛把了屎尿，一条条牵进棚去，然后洗脸洗手洗脚上床，大概已经十点半了。真是睁开眼就是牛，待牛睡了我再睡。我们现在又增添了牛，水牛有了十四条，黄牛有了六条，加上一条毛驴，一共二十一条"而且，干别的活，总有个间歇期，能够得到休整。类似于放牛这种"服务性行业"却没完没了，即使已经在床上睡下，一听见外面有牛走动的声音，也得起来看看情况。因而，即使对于放牛的工作，萧也牧也是在勉力维持，后来因为他放的牛吃不饱而挨了连队的批评，受过一次“常规"批斗。此处之所以说“连队"，是因为当时干校完全实行军事化管理，连排班编制。以原单位的组织形式为底子，中国青年出版社、少儿出版社被编为七连，驻地在李竹围孜，是整个农场最为低洼的地段。萧也牧所属的七连二排由文学编辑室和政治理论编辑室组成。排长为原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阙道隆。干校由12个连队组成，七连却分管水稻五百亩，占全校的四分之一，小麦500亩，占全校的十分之一，农业任务相当重。而且，还承担着诸如修建五七干渠、平整大寨路等繁重的基建任务。Ql）可想而知，劳动的繁重对萧也牧的健康是一大挑战。进入1970年，政治氛围愈加紧张。1月31日，农历春节前夕，张立顺对干校的阶级斗争工作做了新的指示："当前有很多工作，以什么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极左思潮，狠抓五一六分子"，"能不能成为四好连队、五好战士，首先是看政治思想好。政治思想好，首先看对敌斗争"Q2）。清查"五一六"分子主要针对的是“文革"初期极"左"的造反派，萧也牧并没有受到波及。但是，大学习、大批判、大揭发、大调查的运动形式还是营造了一种山雨欲来的气氛。面对突然加紧的政治氛围，人心浮动，彼此之间在交往上多了几分戒备，有意以敌我之分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为日后更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做了预热。（13）3月初，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还没有结束，革委会就开始酝酿落实“一打三反"（14）的指示。萧也牧在下放干校前因为"红岩战报事件"有为"毒草"红岩翻案之实，背负着不光彩的结论，是“问题人员"。在"打击反革命”的新形势下，他的未来不容乐观。尤其是在七连出现了"马期企图谋害军代表案件"Q5）之后，连队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武斗之风更炽。作为没有澄清问题的"牛鬼蛇神"，萧也牧因此经常受到革命群众不同程度的殴打，想必十分落魄。（16）8月9日连队召开评审会，对萧也牧进行了“重点批判"（17）,认为萧也牧抗拒改造，释放了进一步整他的信号。对于此后的经历，张羽在萧也牧之死中有较为详细的讲述，笔者在此不再赘述。要再度提及的是萧也牧10月6日下午的被打事件。萧也牧因身体不济,难以完成晒草工作，被认为是“磨洋工"，接着受到群殴，躺在地上爬不起来。收工后所有人都走了，直到吴家刚从学校回到干校，在"受审人员室”里没有看到父亲，才听说此事，赶去一号稻田寻找。在一份申诉材料中，吴家刚记述了当时见到父亲时的情形："在离一号稻田不远的地方，我看到一个黑影在晃动。我走近才看清爸爸佝偻着身体，拄着木杈，双脚连鞋也没穿在呻吟。当他看到我找来，就再也不出声了。但是我看得出爸爸是很痛苦的。"Q8)被打后，萧也牧"小腿肿得和大腿一样粗了，脚也肿得把鞋紧紧地绷住了从这一天开始，吴小武下不了床了，整天整夜哼叫不止"Q9),又得不到营养和及时的治疗。这也是在萧也牧死后，他的爱人李威与四个儿子,不认同连队做出的“病死"的推论，不断申诉追究打人者责任的原因。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病重的萧也牧又碰上阶级斗争的新高潮。第二天，边春光在连长、指导员会议上介绍七连的阶级斗争，指出七连的阶级斗争划出了"重点人物四个"，"重点人物，要边揭、边批、边落实"，"还要搞一个三反的高潮".(20)10月11日，七连的“一打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对几个戴帽子和没戴帽子的“阶级敌人"开了斗争会，揭发和批判了一些人的反动言行，大字报贴了一批又一批，点名的有五六个,都要开大会批判。"至于这些人是否属于敌我矛盾，大概要经过调查研究才能确定。"(21)其间，连长、指导员曾来"受审人员室”看望萧也牧，嘱咐做点流食给他吃。伙房端来一碗藕粉。萧也牧"几天吃不下从伙房端来的饭菜，这时却贪馋地把一晚藕粉都喝光了。可能这样又激起了他活下去的力量，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可是，好景不长，可能有人对为他做病号饭，有了意见，藕粉又不冲了，仍然端来大食堂的饭菜。在吴小武身上，出现的一点生机，又消失了。等待他的，只有死亡"。(22)同屋的虽然有张羽、孟庆远等平日与萧也牧交好的出版社同事，但是由于同为"受审人员"，自身难保，在人前都会避讳与萧也牧交谈，只有在私下无人时才会小心翼翼地对他予以照顾，和他说几句话。吴家刚在地方中学读书，离学校很远，对于处境不堪的父亲所能助益的也微乎其微。(23)作为一个父亲，他极力忍着病痛在儿子面前隐藏自己的不堪。可是他的遭遇，在后来还是对吴家刚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24)肉体的病痛加上孤立无援的处境最终造成了萧也牧精神上的破产，一篇疑似为病重期间写的检讨书上弥漫着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因为自己的罪行，到黄湖来已经快两年多了。你到黄湖是干什么？说是为了赎罪、改造自己呀！但是看一个人，首先看他的行动。到黄湖来，一点也看不出是为了赎罪、改造自己。而正好是为了对抗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十分突出的矛盾现象。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竟然有人如此，该当何罪？这在我是想都不敢想的，但阶级斗争是不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回想起这个问题，非常恼火。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总觉得需要再三思索。我自进黄川医院以后，总觉得心虚，自知身上的病愈来愈多，一心想逃避劳动，他的目的是怕死。再加上自己懒得出奇，在劳动上更不行。有人说，我干活就像一个新鲜活死人，”只还有一口气".自思把身体养得好一些再说。同时今后的事，口要清醒一些，平时少说话，凡事要想一想。在受审人员屋子很少说话，总觉得自己的脑子中没有话要说。受审人员对我提过这个意见，才想起这件事来，但是仍然回答不出来。自己对自己目前的精神状态，也是十分讨厌。根据自己的情况,放在自己面前的问题是该怎么办？这样下去肯定是没有前途的，曾经自己苦恼过。首先,带着自己思想中的问题去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具体措施，从行动上取得改正。学一点，用一点，在"用"上下功夫。同时在其他各方面，要严以待已。大问题不放松，小的问题也要改正。大事的根源常常是由小事引起的。特别要自己注意的是说得到做得到。这是我目前存在着的问题。"历史经验值得注意"，我很有必要把自己的经历做回顾，从而解决现在的问题。我怎样变成了一个有罪的人？这里也有深刻的教训。否则说是说，做为做，归根到底还是并不好的，五七年是分界线，怎样地犯下了罪，又怎样屡教不改。这个问题是考虑过的，但是始终在枝节问题上，而不是从根本问题上去考虑。于是一错再错，终于犯了更大的罪行。这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始终是没有解决的。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终于又跳出来。这都是由自己的反动本质原来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因此，自己的反动的世界观的改造，应该是口不放松，毫不原谅自己，把自己当立足点彻底地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对我来说,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这件事，是头等大事，而且要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能像过去那样说了不算，毫不见行动。在这问题上一方面在大的问题上多下功(25)更令我震撼的是，在纸张的背面，有这样一行文字："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犯罪的人。"不长的残稿之中一连出现了七个"罪"字，可见，"我怎样变成了一个有罪的人？”成为在生命晚期不断困扰着萧也牧的根本问题。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一生热忱地拥抱革命，做革命的"队伍中人"(26),为何在革命成功之后却疏离于正统，不断被边缘化，直到现在被"革命"完全抛弃。从我们夫妇之间开始，他便开始检讨自己的“罪行"，不断"赎罪"，结果却是"屡教不改""一错再错"。创作和编辑是他事业的主线。写作我们夫妇之间的本意是看不惯身边同志革命成功后抛弃发妻的离婚热潮，想要"干预生活"，保持革命肌体的纯洁，却被革命阵营的同志认为是"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27）。在编辑的岗位上创办红旗飘飘、编辑红旗谱、保卫红岩为的是教育青年，传播革命理想，结果不外是检举、揭发、审查、批判。对于这种差异，他实在难以从内心的自省中找到答案，解决自己为什么会是一个“反革命”的问题。故而他只好追溯到自己的出身，认为是"自己的反动本质原来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于他而言，这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文本上的叙述策略，更重要的是能够寻找一个勉强说服自己的理由，以便在面对外在的和自我的"质问"时，搪塞过关。在这个层面上，萧也牧之死就呈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怕与爱，使我们有可能再度审视知识分子的"当代”遭遇,尤其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这一话题。10月15日，萧也牧燃尽了生命的余热，在干校的这间“受审人员室”里带着"问题"含恨而逝。在他弥留之际，没有目击者，没有遗言，更没有人能够了解他在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时究竟想了些什么。梳理在他10月6日被打之后，与他有过短暂交谈的当事人的回忆，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多的是怨恨和不堪：一天，他看见房里只有我一人,就把我喊到床头，满怀伤感地对我说："我完了，奄奄一息，众叛亲离。如今又把我交到这个人（指排长）的手下，他已经带了头，我算活不下去了。"（张羽：萧也牧之死）也牧有气无力地说："我现在身心不堪重负，看样子活不了几天了。杨永青，你身体还好，还年轻，要挺过去”他喘了两口气，再继续说："听说天主教有一个传说，人死前，要饶恕曾经得罪过他的人，对某某某，我绝不饶恕"（黄伊：五十年代中青社政治运动管窥）在爸爸临去世的前二天的下午，我去看爸爸，他的伤势一天比一天重。含泪问爸爸觉得怎么样了,爸爸慈祥地看着我断断续续地说："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做一个对党对人民有用的人。我在革命队伍里奋斗一生，现在阙道隆带头毒打我，要我死看来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但是，他们的这种做法，不是毛主席的政策。"听爸爸这番话，我心里十分难过，一边抽泣，流泪。爸爸又继续说："你要相信党，我的问题终究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吴家刚：关于我父亲吴小武同志去世的经过）吴小武把我叫住了，他那瘦得像骷髅似的脸上，露出了惨然的笑容，很平静，很自然，对我说："老孟，你力气大，能扛起百多斤的口袋。你就把我当个口袋，让我坐起来。我屁股上已经烂了。”据说，那天中午他就去世了。（葛蔷月编著：孟庆远回忆录，第120页）二、关于萧也牧死因的争辩10月18日，李威与长子吴家刚、二儿媳赶到黄湖干校料理萧也牧后事。此前，他们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京留守处的赵世权的通知，称“吴小武因心脏病已死"，"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们去了影响不好，要和他划清界限"（28）,动员他们听从连队安排，不要再去河南了。李威是老工农干部，15岁参加革命，在晋察冀边区军工厂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因萧也牧的问题受到牵连，从北京市总工会妇女部部长，调到同仁堂人事科科长，再后来又调到崇文区，一路走下坡路。此时，李威正戴着"走资派”的帽子在原大兴县的东方红公社"五七"工厂下放劳动。但是她最终还是决定带着子女到黄湖看看情况。在他们到来之前,连队同事"得到了吴小武死因的统一口径，就是：吴小武是病死的"。（29）1985年中国青少年出版社做出了最后一次正式的结论，延续了此前的说法，认为："吴小武本来患有重病，不能坚持劳动，但在当时的极左路线下，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有时反认为他表现不好，抗拒改造，加重他的劳动，使他在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使他的病情恶化,以致死亡。"（30）对于此说，萧也牧的家属始终不予认同,坚持认为萧也牧之死与10月6日一号田发生的群殴事件直接相关，追究时为二排排长的阙道隆的责任。那么，萧也牧之死与这件事有何关联？当时的一号稻田是怎样一幅场景？身为排长的阙道隆又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李威之所以认为"萧也牧是被打死的"，在于18日她到干校后坚持验尸，”将吴的遗体摸了一遍，发现吴的双腿青肿未消，脸部半边,也有青肿的伤痕"（31）。李威自称“文革"前长期在基层做纪律检查工作和人事保卫工作，又经历过战争，死人见过不少，能够分别出病亡和非正常死亡的不同。但她一直不知道伤从何来，直到回京后，才从吴家刚口中得知萧也牧被打及之后的情况。目前，关于萧也牧死因的直接材料还没有得到发掘，可知的只是萧也牧遗体上确实带着10月6日群殴事件之后的伤情。（32）对施暴现场的讲述和责任的判定一直是三次调查的关键点，也是萧也牧家属与出版社党组意见分歧最大的地方。1979年3月，为了核实此事，李威带着子女对王康、张羽、李庚、杨永青、马振、江晓天、孟庆远等十几位同志了解情况，写出了关于吴小武同志之死的调查报告，为"萧也牧之死"奔走。1985年之前的两次调查附有当事者、目击者、知情者所写的证明材料23份，第三次调查则将范围扩大到31人。也就是说，关于这件事情的证明材料应当有31份，如能找到对于还原当时的历史现场肯定会大有助益。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见的只有张羽和孟庆远的讲述，虽不确定是否就是当年的证明材料，但二人都在现场目击了事件的全过程，他们的回忆可做参考。关于萧也牧在一号田上干活的情景。张羽：十月六日下午，我们在柳树塘前的一号田里晒草，同时在地头码草上剁。萧也牧吃力地推了两车草，又被喊来挑草上剁。这本来是强劳力干的活。对久病无力的萧也牧来说，仅仅一柄木杈就像有千斤重。他只挑了几根稻草，可杈子还未举起，稻草已经簌簌地掉了下来。孟庆远：一天，我们七连二排，正在翻场，朵!1剁，那是怎样一个情景啊！吴小武一杈子，杈不了几根稻草，等不到举手翻草时，草都从杈子缝里滑下来。10月是秋收大忙季节，收割稻子、打场、晒草一直是大田组强劳力的工作。萧也牧此时虽已大小便失禁，但被连长认为是装病抗议，把他调到大田组，交由排长阙道隆监督劳动。萧也牧拟獐上剁时的这种状态引起了不满，招致殴打。张羽：场上的“红哨兵"在一旁嘟嘟嚷嚷骂他"磨洋工""装蒜"。但没有敢动手。排长动了邪火，从旁边走过来，朝萧也牧腿上横扫了一杈,接着骂道：”吴小武，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现场最高指挥者一动手，群专小组组长也扑了过来，厉声喝道："旁人不敢打你，我敢打！"原先只是咋咋呼呼的"红哨兵”也赶上来僻里啪啦地追打起来。孟庆远：不知是谁向排长做了报告，说吴小武不好好干活，排长顿时把杈子向地上重重一拍，喊道："吴小武！你不要以为，没有你，地球不转了”这句话说过，大家一时还没弄明白，就都停下手中的活，一起把目光集中到吴小武身上，吴小武大概感到问题的严重，就赶快用杈子挑草，哪知，这时他已力不从心，越是用劲儿，越挑不起一根草来，样子十分难看，令人无法看得下去。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个同志，看样子是想为他打个圆场，就用杈子拍了他一下，说："吴小武，你怎么这么不会干活？”谁知道，这竟成了一个信号。站在他旁边的一个人，也用杈子扫了他一下,不知怎的,有人竟然把杈子倒过来，抡起杈把，一下子把吴小武打倒在地。张羽和孟庆远的叙述在这里对责任认定的叙述出现了至关重要的抵悟之处：二排长阙道隆到底有没有带头打萧也牧。按照张羽的说法，有了阙道隆先打的一杈子和对萧也牧的呵斥，群众才群起围殴萧也牧。孟庆远却说阙道隆是把杈子拍在了地上，呵斥萧也牧之后，出现了一个"停滞"状态，大家都在观望事件进一步的发展，直到一个同志好心打圆场的行为被误读，方才引起了一场悲剧事件。出版社1985年曾专门就此事做了调查，核查结果的第二部分就是"阙道隆是不是打了吴小武”，想必也面临着这两种甚至更多的在关键问题上互相矛盾的讲述，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对这个问题，做不出肯定的结论.”(33)之所以出现这种原因，很可能是叙述者"看"的视角和记忆的偏误造成的。当时30几人分散在一号田上劳作，很多人只能看到事件的一角，听到了阙道隆的呵斥，"一时还没弄明白，就都停下手中的活，一起把目光集中到吴小武身上"，看到了之后的事情。他们做出的证明，对于阙道隆是否带头打了萧也牧一事，其实并不能证实或证伪。另一方面则很可能存在现实的人事关系的顾虑，受访者不愿因介入T牛已经过去了16年的历史事件而影响当下的生活。(34)至于历史的另一位当事人阙道隆，他则一直坚决地否认此事。因而，这一问题至今仍旧纠缠不清。其实，话说回来，不论事实结果究竟如何，萧也牧之死的悲剧性质以及当事人行为的责任丝毫不会发生改变。相对于调查结果对于事件性质（受迫害致死）的关注，从家属的立场来看，他们因亲人去世的心灵创伤也只有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才能获得些许慰藉。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阙道隆的确说出了"吴小武!你不要以为，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由阙道隆说出，既是由带有政治隐喻意味的"排长”的身份所决定，也基于个人的隐秘心理之上，隐含了丰富的信息。孟庆远：从这句话，就看出来，排长也是个书生。本来，应该呵斥吴小武，装病卖傻，不好好干活，但却说出这样一句文给给的话。张羽：萧也牧过去对工作有过议论，排长非常反感；萧在文艺界有影响，作家来求教时，对萧表示尊重，而领导受到冷落,就感到萧碍手碍脚。所以会出现排长打萧时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两种解释都是目击者对阙道隆心理的推测，谈不上对错之分，不过是着眼点不同罢了。孟庆远从当时的现场出发,认为阙道隆说的是一句文给给的话。重回当时的历史语境看，这句既不在革命话语系统里，也不在日常生活话语系统里的话，确实有些“不合时宜”的成分。张羽之所以会从当事人心理活动的角度解读这句话，在于作为萧也牧自1953年以来的同事，他对于编辑部内的人事纠葛有所了解，更容易从经验出发推测阙道隆的心理动因。（35）虽然萧也牧之死确实是"极左路线迫害的结果"（36）,但极"左"路线毕竟要交由具体“代理人"执行。在这一过程中，"代理人"的利益诉求、人际纠葛都不可避免地带入进来。作为个体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宽容与狭隘、温情与悲凉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事件的走向。回头去看萧也牧被打的场景，不论正确与否，张羽对“排长"阙道隆心理动因的推测确实是值得关注的一点。三、历史纵深视野的再探寻萧也牧的死亡肯定不仅仅是个人身体的原因，还牵扯到大的历史背景。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探讨的空间,也要进一步补充、考订和丰富相关材料。在回顾父亲的悲剧命运时，吴家石先生悲痛地说："死因，就是为红岩呐喊，保卫红岩！红岩刚出来时是经典，现在也是经典，我父亲就是死在了中间那一段上。这本书跟他也没什关系，他也不是因为我们夫妇之间被整死的。说白了，如果我父亲不吭声，什么事儿都不管，可能也就这么熬过来了。"(37)在萧也牧最后的黄湖岁月中，他之所以被列为“一打三反”的重点对象，受到严苛的对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参与编辑了红岩战报，为红岩翻案。相对于与他死亡有直接关系的群殴，七连以"红岩战报事件”为名将他列为“一打"运动中的"重点人物”是更为内在的原因。那么，萧也牧到底与红岩有什么瓜葛？七连的领导层为何会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20世纪90年代,文坛上关于红岩有一段未了的公案。杨益言、王维玲和张羽围绕着红岩的著作权和责任编辑问题争执不休。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92年的"46'函件中，对参与红岩"生产"的人员做出了官方的认定："我社参加红岩一稿、二稿的编辑工作的有朱语今、边春光、江晓天、王维玲、陈碧芳五同志。从三稿定稿，参加编辑工作的有边春光、阙道隆、王维玲、张羽四同志。边负责终审、阙负责复审，王、张是从事具体编辑工作的责任编辑。"（38）进入新时期以后，红岩重又成为文学经典，这份函件所开列的名单显然更像是T分"功劳簿"，具有"分享荣誉”的性质。不过却也可以为我们在今天回溯历史上的红岩战报事件提供一个后置的视角，以免在历史事件纷纭变幻中迷失方向。从文件可知，萧也牧与红岩的关系其实是非制度性的。1961年，下放河北安国劳改的萧也牧“摘帽”回到文学编辑室。此时社长朱语今调离，李庚、江晓天也都在1958年被打倒，失去了职务。边春光是在任的出版社一把手，主持工作。I960年上任之后，他将红岩作为出版社重点书稿中的重点（39）,对红岩的出版可谓是不计成本，"曾几次把作者请到北京，出版社包括他自己在内，先后共有七个编辑人员参加这部书稿的编辑工作，仅编辑部内部大的讨论就有七次，又和作者一起先后讨论过八次。在写作过程中先后拆版排印了三次"（40）。阙道隆、王维玲、张羽等都参加过红岩的讨论、审读，而且发挥了重要作用。（41）萧也牧则基本上被排除在这部重点书稿的组织生产之外。不过,或许是因为之前因红旗飘飘与红岩作者的联系（42）,也或者纯粹是个人兴趣使然，虽然"从编辑业务分工上，萧也牧与作者毫无关联，但他还是主动地发表了自己对稿件的意见，关心修改的进程，关心作品的命运"（43）。可以看到，萧也牧与红岩的关系更多的是自发性的，而非分内之责。也就说,当红岩在“文革"中被打成"毒草"时，萧也牧的"安全"系数其实很高，不料最后却承担了红岩的苦难。1967年2月10日,红岩作者罗广斌在重庆"文革"造反派的派系斗争中死去。杨益言、胡蜀兴（罗广斌的爱人）从山城赴京寻求出版社支持，将情况告诉了张羽。一天晚上，在三里屯的原中青社宿舍楼中，张羽、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端等同事聚在萧也牧家，交换对此事的意见，决定"为红岩正名，为罗雪冤"（44）o他们的一个重要行动便是编印、出版红岩战报。第一期红岩战报署名"红岩战报社编辑出版”，由王久安组织专人上街叫卖，2分钱一份，卖了十几万份，影响很大。（45）在6月5日发行的第二期红岩战报上，署名"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罗广斌问题专案调查组"的罗广斌问题调查报告就是由萧也牧主持定稿。（46）相较于杨益言、胡蜀兴对罗广斌历史问题的回应，张羽在第一期红岩战报上的文章不许污蔑红岩）主要说明的是红岩是不是罗广斌写的。（47）他曾在聚会中说："历史问题我们没有发言权，但小说是我们看着他们写的，我们应该秉笔直书、仗义执言。"（48）这是他作为红岩责编最有发言权的地方，也是对萧也牧及其他同事最有说服力的一点。如果说，张羽对红岩的支持多少带有一点私心（49）,对萧也牧及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端等"事外”编辑而言，他们关注的问题在于重庆方面不承认罗广斌是红岩作者的谬论，为红岩呐喊的行动则更纯粹的是一种“义举"。萧也牧屡受"运动”波及的遭遇,不可能对于时事缺乏基本的判断能力，对于已经到来的"文化革命"，他对自己的处境其实不无担忧，明白”这场运动又将对自己不利，便格外小心翼翼，什么活动也不敢参加，更不用说大字报了"（50）。在这种境遇下，他能选择站出来为红岩呐喊，可窥知其人格的一斑。另一方面，这种选择与他的性格也不无关系，在同事的回忆文章及吴家石的口述中，萧也牧待人真诚直率，口无遮拦，爱说爱讲，在运动的间歇期，总是与编辑部的年轻人打成一片。他对罗广斌的之前的接触和亲眼目睹他们在北京写稿的过程，使他不能接受重庆造反派为红岩安插的“右派代笔"的罪名，性格中的“正义感"也是使他挺身而出的一部分原因。另一方面，他们的行动也不尽然像新时期语境中叙述的那样充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感。从大环境来看，"虽然罗广斌和红岩在重庆被群众推上了审判台，虽然罗广斌在群众运动中死于非命，但这并不表示事情已经有了定性，因为所有的关于罗广斌和红岩的言论都还只是社会上的议论而并非官方的定论"（51）。也就是说，罗广斌之死和红岩事件在他们编辑红岩战报时，还只是一"重庆问题"，没有上升到全国的高度。这为他们的声音预留了话语空间。但是江青1968年在四川问题会议上做了讲话之后，红岩就确定无疑地定了性，变成了一本"为叛徒翻案"的大"毒草".此时的红岩事件也就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问题，编辑红岩战报的行为在性质上就严重了。当红岩被“抹黑"之后，红岩战报旗帜鲜明地“保”红岩的态度和全国性的影响，无疑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内部批判提供了靶子。此后出版社接着就成立了以王维玲为组长的“红岩事件”专案组（52）,审查萧也牧、张羽等人，这也就有了"错误的""一九六九年对吴小武同志的审查结论和处理决定”（53）。到了干校之后，红岩战报事件则被定性为团中央系统十大反革命政治案件之首。（54）七连素来是干校的模范连队，热衷于抓阶级斗争。在1970年7月27日的干校委员扩大会上，程绍沛代表七连做汇报，重点突出了"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坚持一个斗字"。对此，王道义颇感困惑，在笔记中写下："七连阶级斗争的现象一直不断，其他连队为什么反映不多？"（55）可见，面对干校革委会布置下来的任务，各连在具体的执行中其实有相当大的自主性。（56）对萧也牧之死做进一步追溯就有必要将视角由干校的政策、制度、文件下移到具体的人事安排上，探讨七连的领导层何以如此激进。从现有材料看，军代表李四海、指导员程绍沛、连长边春光在七连的运动中分量较重，经常代表七连在校级会议上发言。李四海,40岁出头，由后勤部调来，在军队中是团政委。考虑到军宣队一般不随同单位下放，而是由驻地军区抽调人员入驻，那么李四海很有可能来自河南省军分区。干校革委会成立之初，团中央军代表尹宗尉曾对干校的组织形式做出安排：军代表领导干校工作，革委会负责落实。连队也因袭这种模式，军代表在七连的阶级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李四海的工作"看成绩，的确是很出色的"（57）,并因此升任校革委会副主任。指导员为程绍沛，"原是出版社中学生的一个年轻编辑，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干校革委会成立，又选为副主任".（58）七连的军代表、指导员都是干校革委会的副主任，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职位能够升迁，思想上想必会比较激进。边春光和阙道隆则是批判萧也牧具体的领导者和执行者。因历史问题没有澄清，原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边春光初到黄湖农场时并没有被吸纳进连队领导班子，分配在体力劳动最重的大田组。1969年底落实政策，边春光成为七连连长，1970年2月调离干校。（59）连长作为落实政策结合进来的"走资派"，更有必要表现自己"革命"的一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照上文中的"46函件，可以发现批判和惩罚的实施者其实正是红岩成书中的关键人物。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也都了解，在当时的情形下，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之一不外是在批判的过程中表现得比别人更积极。萧也牧曾对张羽说：“如今又把我交到这个人（指排长）的手下，他已经带了头，我算活不下去了。"（60）这种"带了头"的行为，有具体当事人的责任，也不乏更深远的悲哀。正如盛禹九所说："迫害和殴打他的人，不是红卫兵小将，也不是受蒙蔽的大兵，而是富有知识的文化人，有的我还认识。这些人平日都是道貌岸然的谦谦君子，可在政治运动中，一个个成了野狼和恶犬，疯狂残害和自己相处多年的战友和同事，这究竟是为什么？！"（61）将已掌握的材料叙述完之后，我意识到目前只能做到这些。好处是讲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做过此类工作。不足大概也与此有关，就是还难得出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结论。不过，"考证的结果并不就是历史真相的出现，考证后的材料只给我们根据，让我们对真相的理解有更可靠的基础"（62）。正像前面梁启超讲的："只须把他活动的经历、设施的实况，很详细而具体地记载下来，便已是尽了我们的责任。”虽说这是一篇带有淡淡遗憾的论文，但我以为它留下了自己寻找历史的踪迹。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页，第18页，第92页，第93页。辛克高口述：团中央"五七"干校是如何选址到潢川黄湖的，干校记忆，河南省潢川县政协文史委编，内部资料，第51页。王道义、路景栋时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也是团中央书记中仅有的参加到校五七干校革委会核心小组的成员，王道义任主任，路景栋任副主任。张立顺时为副军代表，后来是干校的二把手，实际上主持干校的日常工作。一把手是团中央军代表尹宗尉，12军副政委。叶至善在与父亲叶圣陶的家信Q969年11月27日)中透露，尹、张两位的位置在校革委会之上，是被派来领导团中央的全面工作的，不只是管五七干校。(17)(43)(44)(48)(54)(60)张羽：萧也牧之死，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4期。(12)(20)(55)王道义：干校笔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潢川县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内部资料，第9页，第172页，第288页，第247页。(19)(22)(29)葛蔷月编著：孟庆远回忆录，内部资料，第117页，第120页，第120页，第120页。(21)(57)(58)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1969-1972)，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969.11.13家信，1970.10.11家信,1970.5.3家信,1970.9.10家信。阙道隆1955年秋进入中青社,主持编辑青年共产主义者丛刊。1960年前后任文学编辑室主任一职。邵益文在悼念阙道隆同志一文说：“文革后期，我们又一起到了五七干校，文学编辑室和政治理论编辑室被编成一个排，他当排长,我担任党小组长兼副排长，一共20余人，都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劳动、学习、生活又紧紧地拧在一起了."见编辑之友，2009年第8期。(11)在这些基本任务之外，还存在许多"刻意”的劳动。干校建校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劳动"改造"思想"，在战天斗地之中锻炼一颗红心。因此，在组织生产上存在着反现代化的倾向，许多可以由机械完成的工作都要交由人工来做,以此达到思想的改造。一位于校领导曾经有这样的发言："装卸车不让装卸工干，他们有意见，我们提出：都你们干我们怎么锻炼。卸下车后，用汽车拉，还是用人拉，大家讨论，叫人拉拖斗。汽车能代替我劳动，但不能代替我改造思想。翻地用拖拉机翻，还是用人翻地，讨论后提出拖拉机代替人翻，我人舒服了，但我思想不舒服。"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但在当时却是干校的一个指导思想。王道义：干校笔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潢川县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内部资料，第88页。(13)何金铭时在三连劳动，一则1970年4月11日的日记,真实地记述了形势转变后的心理状态："校革委会核心组要求首先学习毛主席的教导，首先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此基础上进行查找。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觉悟，擦亮眼睛，才能布下捉拿反革命的天罗地网。而无论这个反革命分子是否在我们这里，通过这一活动,也都达到了锤炼我们忠于毛主席的一颗红心。""觉悟"的提高与"眼睛"的擦亮无疑是更严厉的运动的引子。见五七干校日记(1970-1971),天涯，1999年第2期。(14)中共中央一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发出关于打击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