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理学家的艳词创作-OntheEroticLyricsofNeo-confucianistsinSouth-SongDynasty.docx

论南宋理学家的艳词创作OntheEroticLyricsofNeo-ConfucianistsinSouth-SongDynasty作者：李光生/魏秋洋作者简介：李光生（1973-），男，湖南郴州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宋代文学及文化。河南新乡453007原文出处：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石家庄）2019年第20191期第36-40页内容提要：南宋理学家重道轻文，对作为“艳科”的词体文学更是在观念上加以排斥，然他们中的部分人又涉足艳词创作。这种现象，既是词体文学在南宋享乐之风影响下强势发展的结果，也是理学家宽容态度的体现，反映了理学与词学在互相渗透与联结下的关系。期刊名称：中国占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9年10期关键词：理学家/文道观/艳词中图分类号：1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19）01-0036-05南宋理学家安身立命处在于“穷理尽性"，故提倡"文以载道"乃至"作文害道”成为他们文道观的根本出发点，即便文学造诣如朱熹者，其"文道一贯”说亦无不昭示着对正统诗文的轻视，更不用说对作为"艳科"的词体文学的排斥与蔑视了。然令人饶有兴趣的是，南宋理学家虽极力排斥词体文学，却又直接染指艳词创作，大胆地坦露放荡的私生活与艳情。笔者试图从词体文学在南宋的强势发展、土大夫的享乐风尚及南宋理学家对词体文学的态度等维度进行分析，旨在阐明词学与理学互相渗透下的隔膜以及理学分化在词体文学上的投影。有宋T弋，词体大盛，然就宋代文学与理学的关系而言，古文、诗歌作为正统文学，与理学似乎更具亲缘性。当然，宋代理学家往往视诗文为载道工具，尤其将诗歌置于极其卑末的地位，并有意对诗歌的审美价值与自身特性加以抹煞。邢恕伊川击壤集后序论及邵雍之学云：”以先天地为宗，以皇极经世为业，揭而为图，萃而成书。其论世尚友，乃直以尧舜之事为师。其发为文章者，盖特先生之遗余，至于形于咏歌，声而成诗者,又其文章之余。"其后程颐更进一层，二程遗书十八云："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蚊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常作诗。”对诗歌的审美功能和艺术特性给予根本否定。文学造诣极高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虽主张"文道一贯"，似乎提高了"文”的地位，但又认为"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将文完全泯入道之中，与其前辈提出的“文以载道"说并无根本不同。词在宋代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因其"艳科""小道"的本质特征，更为理学家所蔑视和排斥，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文学中最为"害道"的一种文学体式。故词虽在南宋蔚为大宗，也迫使理学家们不得不作出程度不一的接纳，然他们在对词体文学提出看法时，往往又悬垂着一个古老的儒家诗教的标准和规范。理学家兼诗人的杨万里在诚亮诗话云：太史公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左氏传日："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此诗与春秋纪事之妙也。近世词人,闲情之靡，如伯有所赋，赵武所不得闻者，有过之无不及焉，是得为好色而不淫乎？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可谓好色而不淫矣。2可见其对词的评论，全然以儒家诗教观为准绳，从而对两宋词人的作品仅选晏几道"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两句作为典范，抹煞了大量的优秀词章。以诗名世的杨万里对待词体文学尚且如此，其他专注于"尊德性""道问学”的理学家更是可想而知。事实上，这种词学观在南宋理学家中颇具代表性，如晚宋理学家、东发学派创始人黄震对欧阳修之乐府，即以“皆艳词也"3这一简短评语而抹杀了欧词的审美价值与艺术成就。南宋理学家一方面承继北宋理学家文道传统对词体文学大加轻视与排斥，另一方面也对某些词作特别是南宋时的爱国词篇给予称赏。如朱熹书张伯和诗词后云：右紫微舍人张I白和父所书父子诗词以见属者，读之使人奋然有擒灭仇寇，扫清中原之意。淳熙庚子刻置南康军之武观，以示文武吏土。4朱熹不仅对张祁、张孝祥父子的爱国词予以高度评价，将之刻石于官署以为典范，足见推崇之意。推崇之根本在于"读之使人奋然有擒灭仇寇，扫清中原之意"，显然是着眼于爱国思想内容。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南宋有些理学家还涉足艳词创作。这些艳词，与一般文人创作无异，或描写宴席娱情，或摹绘歌妓声色，充满脂粉香艳之气。如吴泳摸鱼儿云：倚南墙，几回凝伫，绿筠冉冉如故。帝城景色缘何事，一半花枝风雨。收听取，这气象，精神则要人来做。当留客处。且遇酒高歌，逢场作戏，莫作皱眉事。那个是，紫佩飞霞仙侣，骏驶云步如许。清闲笑我如鸥鹭，不肯对松觅句。萍散聚，又明日，还寻锦里烟霞路。浮名自娱。待好好归来,携筒载酒，同访子云去。（第4册，P3206）吴泳,字叔永,号鹤林，学者称鹤林先生，生卒年不详，潼川人，有鹤林集四十卷传世。少年时与弟昌裔往勉斋先生黄翰处学习程朱理学，后为鹤山先生魏了翁门人，可谓朱学嫡派正传。摸鱼儿这首艳词体现出理学家明显的两难情境：一边是"遇酒高歌，逢场作戏”的纵情娱乐，一边又要"同访子云去"；一半是"花枝风雨”的浪荡生涯，一半又要"好好归来"谈理论道。红尘俗世的"情"与理学持守的"性"如此生硬地勾连，给香艳之词蒙上了浓厚的"头巾"气息，而词与理学的矛盾与隔膜似乎也在这里得到了透明无误地呈现。如果说吴泳的这首词还多少流露出了理学家的自持，那么刘子翠的南歌子和章潮州（其一）便是纯粹的词人之作了。词云：卜夜容三献，徵欢极一时。风流太守未庞眉。放出笔头光焰、压金闺。藻丽花骈蕊，清高雪亚枝。曼声恰与贯珠宜，听此直教拼得、醉翻卮。5（第2册，P1609)诚然，在宋代理学家中，刘子擘是沾染"讲义语录"习气和"头巾气”最少的一位，钱钟书先生称其为"诗人里的一醺学家”。然此词中形塑章潮州的风流形象及笙歌不断、欢极一时、纵情酒色的场景终究很难与筑室屏山、讲学论道以终的"病翁"形象联系在一起。有些理学家的艳词直接描绘与歌妓的交往，醉心于肉欲与艳情。如刘辰翁鹏鸽天赠妓下阕写道："眉月冷，画楼空，酒阑犹未见情钟。直须把烛穿花帐,方见佳人玉面红。"7(P107)刘辰翁身处易代之际，其词多黍离之悲和亡国之痛，雄浑之气或不逮辛弃疾，然悲愤沉郁则不多让，此词却纵情声色，直指人欲，完全是婉约风调，尽显"艳科"本色，不见理学痕迹，亦难觅爰国情怀，呈露给我们的只是男欢女爱的媚俗之娱。再如自赞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的理学别派陈亮，其词能突破剪红刻绿的传统，抒写爰国情怀与报国之志，然贺新郎(人有见诳以六月六日生者，且言喜唱贺新郎，因用东坡屋字韵追寄)却写道：”一泓曲水鳞鳞蹙。粉生红、香脐皓腕,藕双莲独。拂掠乌云新妆晚，无奈纤腰似束。”网香艳纤丽，与淫词相近。难怪四库全书总目评龙川词云："词多纤丽考亮虽与朱子讲学，而不废北里之游。其与唐仲友相忤，谗构于朱子，朱子为其所卖，误兴大狱。即由亮狎台州官妓，嘱仲友为脱籍，仲友沮之之故则其词体杂香奁，不足为异。"9理学家这类艳词的直露写法，无疑标志着他们极力压抑的人的本性的偶然流露。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艳词往往以道貌岸然的面目出现，抒写男女情事，也极力写得蕴藉含蓄。如吕本中采桑子云："乱红天绿风吹尽，小市疏楼，细雨轻鸥，总向离人恨里收。年年春好年年病，妾自西游，水自东流，不似残花一样愁。"5（第2册，P1214）此词以代言体描写女子的相思情怀,这种题材在宋词中大多写得柔靡婉丽，而吕本中有意识地用重笔渲染离愁别恨，在那个特定时代，离别显然带着社稷艰虞国运待振的时代意蕴，从而使得儿女私情表达得凄婉与深沉。南宋理学家一方面对词体文学大加排斥，另一方面却又直接涉及艳词创作。尽管只是部分理学家为之，且创作数量并不多，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依然值得关注。细味其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宋人词体观念的演进。宋代文人士大夫向以心忧天下称，胸中自有其政事、功业、文章，而词之为体，乃妓女、伶官旗亭画壁之所唱，花间酒边之所咏，性非高雅，故素不为文人士大夫所崇尚。钱僖"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欲阅小词"（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即可视为宋人对词体态度的缩影。即便词学成就如晏几道者，亦不例外。退宾录卷一载：诗眼云：晏叔原见蒲传正日：”先公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传正日："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岂非妇人语乎？“晏日："公谓年少为何语？"传正日："岂不谓其所欢乎？“晏日："因公言，遂晓乐天诗两句：欲留所欢待富贵，富贵不来所欢去。"传正笑而悟。10作为词坛大家的晏几道尚且为其父填小词而辩白，轻视小词之意形于言外。不过，宋人又往往碎IL'于词体创作,政事、功业、文章集一身者如欧阳修、范仲淹等亦常流连其间、乐此不疲。宋代文人对词"言不由衷”的困惑在某种程度无疑透露了文人对词体观念的探讨。这种观念至北宋末有了明显改变。词坛巾帼李清照明确提出"别是一家"说，陈师道椁鼓相应，其在后山诗话云："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这两人皆认为词别是一家，有其本色，非诗文家可专擅，提尊词体之意，不言而喻。徽宗朝诏令用新乐，当时提举大晟府之周邦彦，因而于风云际会间树立其词坛权威，冠冕词林，词体亦因词乐的雅正而受到肯定。南宋之世，风会所趋，词体渐受士大夫之肯定，典型者莫如陆游。放翁虽曾视词为“其变愈薄"之物，且"晚而悔之"，然其跋后山居土长短句又云："唐末诗益卑，而乐府词高古工妙,庶几汉魏。"11(P2247)跋花间集亦云：“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1U(P2278)放翁认为词"高古工妙"“简古可爱"，推尊之意显而易见。洎乎晚宋，词体在诸词家扩充内容后，更获较普遍之尊重。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云："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尽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误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顾稼轩胸中今古，止用资为词，非不能诗，不事此耳。"12一方面肯定稼轩词之造诣，另一方面称其专力填词，而日"胸中今古，止用资为词"，这缘于稼轩词中能充分反映其生平遭际，且关心家国。而倚声度曲之专业词人，尤其尽心，终身不渝。张炎词源序云："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余疏陋遂才，昔在先人侍侧，闻杨守斋、毛敏仲、徐南溪诸公商榷音律，尝知绪余，故生平好为词章，用功瑜四十年，未见其进。"张炎既明言词乃雅正乐章之嫡嗣，也坦然自谓用功四十年，以探其深奥；又谦言未见其进，则其推尊词体之意，皎然可见。词体至此，尊宠云极。宋代词体观念之演进反映了宋代文人士大夫人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而词体在南宋普遍受到尊崇，无疑给本质上同为士大夫的南宋理学家以深刻影响。（二）南宋享乐之风的强势助推与影响。词体文学兴于唐五代，文人学士偶尔染翰戏作，仅供酒边花前即席演唱，体制短小而风格单一。自北宋中期柳永、苏轼相继闯入词坛，创作大变，慢词兴盛，体制日繁，刚柔分立，雅俗异趣，词人各从其性，各展其才，分道而驰又殊途同归。靖康国难，中原板荡，特殊的时代际遇，词体文学获得强势发展，具体表现在词派别立，大家辈出，形成千岩竞秀的洋洋大观。既出现了辛弃疾和姜夔这样的词坛巨孽，也出现了爱国词派、复雅词派、江西词派等流派，复出现了诸如碧鸡漫志词源等词学论著。南宋词体文学的强势发展当然有文学本身的承继和积淀之内因，然南宋自上而下的奢靡享乐之风无疑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与温床。通观南宋一朝，自“隆兴和议"始，词中的抗战精神与英雄主义逐渐消退，残山剩水的偏安局面也使南宋士人普遍变得心灵残缺，民风重归柔靡。江南原属富庶之区,加以城市发展以及中原衣冠贵族、富商巨贾之南下，使得南宋社会经济复苏繁荣，祖宗流传下来的奢靡享乐之风随之日益蔓延。梦粱录云：今杭城元宵之际，舞队自去岁冬至日，便呈行放。十五夜，帅臣出街弹压，遇舞队照例特犒。街坊买卖之人，并行支钱散给。此岁州府科额支行，庶几体朝廷与民同乐之意。府第中有家乐儿童，亦各动笙簧琴瑟，清音喷亮，最可人听，搠街戏耍，竟夕不眠。更兼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如清河坊蒋检阅家，奇茶异汤，随索随应，点月色大泡灯，光辉满屋，过者莫不驻足而观。诸酒库亦点灯S,喧天鼓吹，设法大赏，妓女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又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甚至饮酒醺醺，倩人扶著，堕翠遗簪，难以枚举。13临安当日繁华，较汴京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临安如此，其他地区亦然，整个南宋自上而下弥漫着奢靡享乐之音。江淮为屏，奠偏安之势；山明水秀，供吟咏之资。许多高蹈避祸的文人词客，纵情诗酒，筵席嬉乐，雅集唱作，歌妓侑酒，侍儿助兴。词这一音乐文学就是在频繁不断的歌妓相伴的筵席间得以强势发展。随着词在文化生活中的影响迅速增强，作为士大夫的理学家自亦不可能完全脱离这样的文化环境。雅集唱作、歌妓侑酒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而不可避免地频繁接触到词，接触到今乐，也因此对词体观念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如朱熹曾记程氏弟子尹厚"赴乐会，听曲子,皆知之，亦欢然，但拱手安足处，终日未尝动也”14(P2578).一面是理学家道貌岸然的严肃态度，一面却对美妙乐曲知之甚娴也极其欣赏的心理。朱熹对尹煌欣赏宴乐词曲的描述，实则暗含着朱氏乃至南宋理学家对宴乐词曲的肯定。如朱熹对于弟子"今俗妓乐不可用否"的问题答道："今州县都用，自家如何不用得？亦在人斟酌。"口4(P2349)这是歌词流行于南宋社会各阶层生活获得强势发展因而影响南宋理学家的必然结果。(三)南宋理学家情理冲突的词学思想及对词的接纳。理学家固然重道轻文、以理抑情，但其论理言道毕竟要借助文的形式，所以在实践中理学家并不废文，有的甚至在诗文方面取得较高成就。正如刘克庄跋恕斋诗存稿云："嘲弄风月，污人行止，此论之行已久。近世熨里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然康节、明道于风月花柳未尝不赏好，不害其为大儒。"口5此论乃针对理学末流以"语录讲义”为学为文的弊端而发，固然有抬高邵雍、程颜诗文之举，却也道出了理学家并不废文这一事实。二程提出"文以害道"，将重道轻文观念推向极端，但在周敦颐"雅好佳山水，复喜吟咏”的启示下，亦认识到“兴于诗者，吟咏性情"，且"吟风弄月而归"。朱熹诗学成就卓著，对诗多有深刻的见解，如提出"作诗适怀"说："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如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14(P3333)可见朱熹对诗既反对沉溺其间，又不持摒弃态度。理学家这种情理冲突的矛盾文学观在对待词体文学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词在南宋蔚为大宗之事实，理学家们自然无法回避。又由于词在本质上是一种音乐文学，故理学家往往从诗乐角度来评说词的得失。相比北宋理学家而言，南宋理学家对作为“艳科”的词的态度要复杂得多。排斥者有之，宽容者亦不乏其人。前者以王柏为代表，其雅歌序云：古之诗，犹今之歌曲也。但雅、颂作于公卿大夫，用于朝会燕享，用于宗庙祭祀，非庶人所敢僭。惟周南、召南通上下而用之，被之于管弦之中，以约其情性之正,以范其风俗之美，此王化之所由基，非后世之所可及也。其余国风杂出于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口，以述其闾里风土之情，善恶纷揉，而圣人亦存之以为世戒，非皆取之以为吟咏之当然。读之者悚然知所羞恶，则圣人之功用远矣，正不必句句？绎而字字精研，求其美者玩味诵咏之可也。若以圣人既删之后，列之经籍，而皆不可废，则又何以谓之"郑声淫"而放绝之乎？今考桑中之诗日："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虽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意，若概之后世怨月恨花、沸红偎翠之语，艳丽放浪、迷痼沉溺者，又不可同时而语矣。16(第338册，P166-167)王柏认为，从诗乐角度的形式看，"今之歌曲"与"古之诗”相似，然两者有本质区别，后者被认为是“约其情性之正"，即使淫荡的"郑卫之音"，亦可"以为世戒”，而前者纯粹是“艳丽放浪"，理当被彻底排斥。对词包括艳词持宽容态度的以朱熹、薛季宣为代表。朱熹曾云："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14（P3333）朱熹明确提出“泛声"说,认为长短句的词体即是由雅正的“古乐府"在那本无实字的音节的位置上添一个实字而成。这种说法固然值得商榷，但朱熹揭示出词与古乐府的亲缘关系无疑表明其对词体文学的接纳。其答孙敬甫云："小词，前辈亦有为之者，顾其词义如何。若出于正，似无甚害，然能不作更好也。"4（P3311）虽然悬挂着“性情之正”的规范，然对词的宽容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又如永嘉学派创始人薛季宣论文极重性情，其在书诗性情说后中云："情生于性，性本于天。凡人之情，乐得其欲。六情之发，是皆原于天性者也。"16（第257册，P347）其论诗重情，又主张以性约情。正因如此，薛氏对一向被儒家正统学者排斥的丽辞甚至艳词能取之宽容乃至肯定。如李长吉诗集序云李贺诗"轻纤丽，盖能自成一家。金玉锦绣，辉焕白日，虽难以疗御寒饥，终不以是故不为世宝"口6（第257册，P314）,香奁集序云"（韩偃）为诗有情致，形容能出人意表"16（第257册，P313）,充分肯定李贺诗歌的艳丽和韩偃抒写男女之情的艳情诗。显然，与“艳情诗”出于同一审美意蕴的艳词在薛氏肯定之列似乎并不让人太感意外。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南宋理学家对词的宽容是有前提的，即要求在"性情之正”的规范之内，这点两宋理学家并无不同。也因此，南宋理学家虽涉足艳词创作，然为数毕竟不多,且多含蓄蕴藉。如前述吕本中采桑子，再如以直露手法写过男女艳情的刘辰翁，其浣溪纱感别下阙云："欲与那人携素手，粉香和泪落君前，相逢恨恨总无言。"7(P52)同样是描写儿女私情，与前述赠妓相比，此词由于饱含着国破家亡的悲痛，使得柔情私语乃至艳情艳语带有了沉痛的意味和悲壮的色彩，这也使词风由浮靡转向深沉。南宋理学家涉足艳词创作，既是词体文学强势发展的结果，也是理学家情理冲突词学思想的体现，作为学术领域的理学与文学领域的词学之间互相渗透与联结，然理学家对包括词在内的文章之学本能排拒，理学与词学的渗透与联结毕竟极其有限，且往往以隔膜与矛盾的外在形式呈现。同时，南宋理学家对艳词不尽一致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理学分化的表征。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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