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勰、萧统颂赞观对话的可能性-OnthePossibilityofDialoguebetweenLiuXieandXiaoTong'sConceptofPraise.docx

论刘勰、萧统颂赞观对话的可能性OnthePossibilityofDialoguebetweenLiuXieandXiaoTong,sConceptofPraise作者：申慈萍/张志勇作者简介：申慧萍（1972-）,女，安徽阜阳人，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安徽阜阳236015；张志勇（1971-）,男，安徽界首人，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保定071002原文出处：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0196期第63-70页内容提要：刘勰，萧统的颂赞观具有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即二人对颂赞文的态度具有对话的可能性，其现实基础就是“永明文学”。萧统文选中的颂赞观虽然渗透了刘勰文心雕龙的观点，但这种接受又不是轨辙前辈。对于颂体，刘勰和萧统都对其“美盛德而述形容”的用途予以强调，但刘勰固守诗经“容告神明”的传统，萧统则将所谓的“野颂”“杂颂”和颂之“讹体”纳入“颂文”的范围之内。于赞体而言，刘勰认为赞有正变两体，正体是作为礼仪活动或文章中的一部分，主要起着说明、辅助的作用，变体则含有褒贬、劝诫之意，而萧统的赞体现更倾向于赞乃褒美之辞。同时，对于颂赞二体的关系，文选也明显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期刊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0年06期关键词:文心雕龙/文选/颂赞观/对话性/异同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前颂赞文体研究”（19FZBO66）。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4310（2019）06-0063-08作为文体属类，颂、赞虽称谓不同而似为一类，大体说来，赞、颂都是称美之辞，赞即同颂，东汉桓范赞象日：“夫赞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勋德，思咏政惠，此盖诗颂之末流矣。"清代独编古文辞类纂序日："颂赞类者，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2今天我们一般将颂、赞并提，就是从表现功能上考虑到颂、赞主要是褒美之辞。但是这二者在历史上曾被明确地划分为两种文体，并不因其表现功能的相同而归为一体，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文章体式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和变化，作为文体形式的颂、赞，其具体含义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是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南朝的刘勰著文心雕龙和萧统所编文选，虽然都将颂、赞作为两种独立的文体，但是两者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为什么同处一个时代，成书相距20余年的光景，竟会产生如此的差异？这个现象（或问题）很有讨论的必要。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问题，现在仍然被不少学者所关注。此问题最早应为清季孙梅提出：“其时昭明太子篡辑文选，为词宗标准。彦和此书，实总括大凡，妙抉其IX二书宜相辅而行。"3之后，对此问题的研究，成为近现代“选学"和“龙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出现了相对较多的论文。主要有：孙耀斌的刘勰论颂、赞之流变一兼论画赞和题画诗"4,韩晖的从（文选分类看萧统对赋体的体认5,高明峰的试论文选与文心雕龙对"颂""赞"二体评录之异同6,许红英的文选颂体文初探7,柳传堆的颂诗的流变与诗学意义新解8、郭洪涛的刘勰颂体观及其颂作批评之得失9、李小兰的文心雕龙）批评文体三品10等。由于研究只涉及颂、赞这两种文体，所以，对于文选与文心雕龙关系的探讨，也仅放在颂和赞这两种文体上，对其它方面不多涉及。通过对各自书中颂、赞的探究，辨明二者的颂、赞观念，辨析它们在颂、赞观上的异同，籍此考察作为文体的颂、赞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具体含义和演变。对于刘勰、萧统颂赞观之差异的问题，似可以"对话”为角度，从创作者、接受者、理论与接受的大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结合上加以深入考察。至于前代的颂赞文学，恐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过去已经死亡了的遗产。实际上，两个人对于前代的文学艺术的判断，是根据不同的对象与不同的标准灵活地加以运用的，文心雕龙之后，文学还在不断地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前期，刘勰在和文坛地位显赫的沈约对话中，文心雕龙是一个中介，促进了为表明自己文学才华的刘勰与沈约的文学交流；同时，在和当时文学圈的对话中，文心雕龙是青年后生刘勰灵感的一个来源，他力图使自己的作品满足听众的心理预期；而对萧统本人来说，刘勰却是一位长他30岁的可以作为谈话对象的前辈。而到后来萧统主编文选时，已成"传统”的文心雕龙，仅是作为资源和对话参与者，萧统自己的文学主张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刘勰的身影则逐渐淡出。一、文心雕龙与文选之颂体观于颂体而言，文心雕龙和文选都对其“美盛德而述形容"的用途予以承认，但是前者固守诗经之“颂诗"以传的"容告神明"的传统，将颂体拘囿在一隅，所以刘勰虽然在颂赞篇里梳理了各个时代的颂体的代表，提到了左丘明将晋人的“原田"和鲁人的"裘IF当作颂体，以及屈原的橘颂等，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颂；文选则突破了文心雕龙的局限，所选颂体5篇，虽然在称美这一点上并未改变，但是或发议论，或近乎雅，或诙谐荒诞，等等，并不似"容告神明”的周颂时迈之类，这反映出文选逐渐接纳了文心雕龙中所谓的"野颂""杂颂"和颂之"讹体"，将其纳入“颂体文学”这一概念范围之内了。颂之源起，一般都追溯到诗经。诗序中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11在刘勰完成文心雕龙之前，李充翰林论和任昉的文章缘起选录文章时已标有颂或赞之体，而挚虞、陆机都对颂体有所论及，并且对"颂源于诗”这一观点有所申明和继承：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道：”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l1905陆机文赋日："颂优游以彬蔚。"12"优游彬蔚"是指颂要写得从容不迫，盛美而不纵恣，这与"美盛德而述形容"的要求是一致的，可见陆机与曹丕、挚虞在颂体观上直接继承了诗序的观点。故而有论者指出：作为文体意义的颂，尽管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某些变化，然而其核心却没有脱离诗序的概念。换言之，后世颂体创作的主流，其内容不夕呼美盛德；其行文则以铺叙为主，叙说成功之形容；而其表现形式，则是要在宗庙的祭祀中进行诵唱。13需要指出的是，曹丕诸人论颂体，围绕着诗序而进行，既无专篇，也乏详论，对颂体之特点的认识还有待深化和细化，直到刘勰那里，他设立专篇，方始对其做了详致的论述和归纳。刘勰文心雕龙颂赞篇所论之颂体，有其特定的体式和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其功能用途来看，颂用来表现形貌仪容，赞美、歌颂功德，即"美盛德而述形容”"容体底颂"。第二，从其适用对象和场合来看，"颂主告神""乃宗庙之正歌"，也就是说，刘勰认为颂不仅仅只是赞美之辞而已，它还有特定的适用对象和场合，即颂用于向神明禀告功德的祭祀活动，而“非宴飨之常咏”，不是随便什么场合和对象能适用的。第三，从内容层面和风格来看，"义必纯美"，颂必须纯正美善，这是由其实用性特点决定的，正因为颂是用于向神明禀告功德的，它的内容就必须"典懿"，虽然有描述铺叙，但是又不能“入华侈之区”，要得体庄重。如此看来，刘勰文心雕龙从颂的实用性特点出发，对颂体做了较系统的分析，探讨不可谓不详细，但是从文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局限也是很明显的，郭洪涛刘勰颂体观及其颂作批评之得失一文指出：刘勰对文体的分析和认识还是比较全面的。他不仅着眼于文体的形式，而且更强调了文体的内容和功能，从而建构起比较全面科学的文体理论框架。这对于古代文体学的成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刘勰的文体论是建立在"原道""征圣""宗经""尊儒"的主观预设基础上的，因此在对具体文体的认识上，刘勰不顾客观事实，将不合于自己所定标准的颂作都排除在外，认为它们是变体、谬体、讹体，使得他的颂体观脱离了实际。9刘勰的颂体观拘守于诗经的传统，而不敢与世推移，根据文体自身的发展来总结颂体的特点和规律，不能不说是他论颂体的局限。他看到了颂体自诗经发展而来,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出现了所谓的"野诵之变体"如"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耀"，"杂颂”如曹植的皇太子生颂、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等，但是对它们的态度是批评多于肯定，认为这些颂是"谬体""讹体”，渐渐失却了诗经"颂"的传统而走上了歧路。所以，文心雕龙颂赞篇举出了那么多颂体文的例子一"咸墨为颂"、商颂周颂清庙、"原田""裘震"、屈原的橘颂、秦始皇的刻石文、汉代惠、景二帝时的乐舞颂歌、扬雄的赵充国颂、班固的安丰戴侯颂和年骑将军窦北征颂、傅毅的显宗颂和西征颂、史岑的和熹邓后颂、马融的广成颂和上林颂、崔谖的南阳文学颂、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曹植的皇太子生颂、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一实际上在这些例子中，"三颂"以降，刘勰的批评和不满是很明显的："原田""裘Ir因变神明之告而为人事之讽；橘颂情思文采都很好，却将颂的对象由盛德变为芳草之类的细物；班固的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和傅毅的西征颂序文反倒多于作为正文的颂文，"变为序引"以致“谬体”；崔媛的南阳文学颂和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也有“喧宾夺主""主客颠倒”的问题，序文写得很华美，颂文却太过简约；曹植的皇太子生颂和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虽日“颂"，却"褒贬杂居"，是"末代之讹体".相较于文心雕龙颂赞篇所论，文选所体现的颂体观显得更为圆融通达一些。与文心雕龙这样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专著不同，文选是一部诗文总集，这就决定了它的关注点不是文学理论和文艺思想的阐发，而是注重对文学作品的取舍编选，也正是由于这样一部总集标立文体，分门别类地编排各个作品，从其体例、标目和具体篇目的选取归类上，很能反映出主要编选者萧统的文学眼光和思想。与文心雕龙所论颂体乃"美盛德之形容”一样，文选所选五篇作品也都是侧重于褒赞之辞,如第一篇是西汉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对圣主和贤臣的关系作了论说,赞颂了"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第二篇是西汉扬雄的赵充国颂，赞颂了汉代大将赵充国的功绩；第三篇是东汉史岑的出师颂，其本事如范晔后汉书所载"凉部叛羌，摇荡西州，诏鹭将兵击之。"出师颂就是对邓鹭出师平定西凉部叛乱进行赞颂；第四篇是魏晋时人刘伶的酒德颂,刘伶以嗜酒名诸于世，世说新语和晋书都载有刘伶醉酒的故事，文中所赞颂的那位"唯酒是务"的"大人先生"，俨然是作者自身的写照；第五篇是西晋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对有功于汉室天下社稷的31位功臣进行了赞颂。除此之外，文选体现出的颂体观，则与文心雕龙提出的“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颂惟典懿""辞必清卷"完全不同，而是呈现出对文心雕龙本于"宗经、彳正圣”思想而标立文体的突破。将文选与文心雕龙所录颂体文对比来看,二者都选取了扬雄的赵充国颂和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文选将其录于颂体名下，当是以其皆为颂体文无疑，而文心雕龙虽提及此二者，却并不完全将其视作真正的颂体。文心雕龙对赵充国颂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其日：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瓢1、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荣，典章一也。认为赵充国颂等文是继承了鲁颂商颂之传统。对于汉高祖功臣颂，文心雕龙则颇有不满和批评：”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汉高祖功臣颂以赞颂汉之功臣为主，其间的确杂有贬抑批评之辞，如写英布日：烈烈聪布，眈眈其眄。名冠疆楚，锋犹骇电。睹几蝉蜕，悟主革面。肇彼枭风，翻为我扇。天命方辑，王在东夏。矫矫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宠禄来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谋之不臧，舍福取祸。41此颂文中的黔布，就是相继被项羽和刘邦分封为九江王与淮南王的英布。英布为秦汉之际名将，原是项羽的将领，后转投刘邦麾下，为击败项羽、建立汉祚立下了大功，然而后来举兵叛乱，被诛杀。颂文里前一部分大力赞颂英布将名在外，人莫能当，以及他投奔刘邦，对垓下灭项羽一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则笔锋一转，批评他自己不知道修身立德反倒造反取祸。这样的褒贬相杂的颂体，显然是不太符合刘勰的颂体观念的。另外，文选所收其余3篇颂体文，文心雕龙未予提及，然而从其具体内容和特点看，也多与"颂主告神"、"颂惟典懿"有异：据李善注引汉书，可知圣主得贤臣颂乃是因为"王襄因奏言褒有轶才，上乃征褒。既至，诏为圣主得贤臣颂"142089,相当于命题作文，且这篇颂文通篇围绕圣主和贤臣的关系来进行，议论的特点很鲜明，分明是一篇论说文。酒德颂更是刘伶的夫子自道，语言诙谐，文风恣肆不羁，与"典懿"二字毫不沾边。只有出师颂与赵充国颂相类，是符合文心雕龙中的颂体观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不同，是因为萧统编选文选,一方面吸收了“美盛德而述形容"的颂体观念，一方面他注意到了时代不同，颂体文也有了发展变化，不能一成不变地以"诗颂"的标准来衡量和苛求现在的文章。前面我们考察了两汉和魏晋时期的颂体文，可以看出其发展演变与时代氛围有密切关系，从大环境来看，诗经的时代是具有宗教情结的时代，信巫好祀，敬天事神，所以诗经中尤其是“三颂"，带有强烈的天命意识，体现着人们对神鬼的敬畏，文风也就呈现出典重的特征，而到了汉代，人们将眼光从天上回归到现实人间，认识到作为人的个体的价值与意义，以至于汉代及其之后的文学作品，强调人要多于强调天，体现在颂体文上，更多是着眼于个人的价值和生活的审美，人性从处于神性的遮蔽下凸显出来。汉代之后颂体变化最明显的是出现了以物为对象的颂体文，除刘伶酒德颂之外，尚有晋代左票的芍药花颂郁金颂菊花颂，辛萧的芍药花颂燕颂等等，虽然这些颂物之作与酒德颂名为颂物而实为抒怀不同，是纯粹的称美颂物之作，但是，这正体现了颂文体从诗经的诗学、宗教背景下解放出来，走上了独立演进的道路。同时由于汉代具有大一统的昂扬精神，呈现出一种向外扩张的态势，多征战，好事功，故而征伐颂文和巡守颂文数量多。而到了魏晋时期，战舌颜仍，山河板荡，人们随时都有被戮之祸，一些人在现实中寻求不到乐土和归宿，只能转而向心灵世界进行开拓，寻求精神的慰藉，故而此期有关赞颂神仙和隐土的颂文数量明显增多。可以猜想，萧统并不是随意选取上面所举5篇颂文的，他看到了文体随时而变的必然，所以他的颂体观也就与刘勰文心雕龙的观念有异，表现出一种更为通达、包容的文学理念。二、文心雕龙与文选之赞体观于赞体而言，刘勰文心雕龙认为赞有正、变两体：正体是赞作为礼仪活动或文章中的一部分，主要起着说明、辅助的作用；变体则含有褒贬、劝诫之意，而从文选所录"赞"体名下仅有的东方朔画赞和三国名臣序赞看，文选的赞体观更倾向于赞乃褒美之辞，也就是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变体一类。刘勰对赞的正、变之分固然不错，然而他认为赞"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对赞体形式的认识则不免拘泥，其后文选继承了文心雕龙对赞体形式的这种认识。文心雕龙论赞，并不否定赞体中可能含有议论的情况，而文选却将具有议论性的名为"赞"的公孙弘传赞归入“史论"体下，是从体制形式方面考虑的。"赞"中的东方朔画赞三国名臣序赞的主体部分都是押韵的四言体，而公孙弘传赞则是散体不押韵的。同时，文选有"史述赞"，同样是纪传篇末的赞，公孙弘传赞归入史论，高帝纪赞成帝纪赞归入史述赞，也是因形式有押韵与否的区别。对于赞体之认识，刘勰比萧统要全面得多。文心雕龙颂赞篇虽然对赞体论述的篇幅并不多，却揭示了赞之本义以及赞体正、变之情况：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陋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拜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及景纯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首先举出虞舜乐赞、益赞大禹和伊陟赞于巫咸的事例，指出"赞"的本意是说明、辅助，这是赞之正体；然后以司马相如赞美荆轲的文辞为赞作褒赞义之始，指出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中的文字已经“托赞褒贬"，此为赞之变体。文选则于赞体惟收录带有褒赞之意的东方朔画赞并序和三国名臣序赞，于正体之赞文一无所收，可见文选是侧重于带有褒赞之意的赞体文的。文心雕龙还对赞之体例和写作要领做了总结："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约举以尽情，照灼以送文，此其体也。"他认为赞体"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不免有些武断，从语言形式来考察，赞文由四言韵语的形式发展而来，但是就如同诗一样，其自身的体式特点会不断发展变化，尤其是随着文字语言的不断演进，比如说诗由最基本的四言增加到五言、七言乃至其他的句子形式，我们也并不因此而认定这些不是诗，也并不认为诗就只有最开始的四言体式。同样的道理，以四言韵语为主的赞辞，发展到后来，也必定会突破四言的形式，自西晋始，就有不少五言赞文的尝试，如晋代曹毗的皇帝赞、梁代江淹的阴长生赞王太子赞等，而蔡邕的议郎胡公夫人哀赞也不尽用四言韵语，而是前边用四言韵语，后部分则转用骚体。再者，刘勰将虞舜乐赞、益赞大禹和伊陟赞于巫咸之辞视为赞之肇始，实际上早期的赞也并非全是四言韵语，今存最早的赞辞见于尚书大传，刘师培说："乐正进赞见尚书大传，此为赞字见于古书之最早者。当为赞礼之赞。"口5其辞日："尚考大室之义，唐为虞宾，至今衍于四海；成禹之变，垂于万世之后。”再如尚书，大禹谟中所记伯益对禹的赞辞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可见即使是在四言韵语繁盛的先秦时期，赞辞也不尽为四言韵语。文选所录赞体，全为四言韵语，可见其于赞体形式之认识，与文心雕龙相同。在对待史书中的述赞文字时,萧统的文选与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处理并不一样。刘勰认为史记和汉书文后的评语与赞同名，”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这部分评语其实就是赞，对挚虞文章流别论将之划归到"述"体一类，表示了深深的不满。也就是说，刘勰认为挚虞所说的史传文中的"述"，不应该被划归为"述"，而是应该被划归为"赞"。这部分刘勰认为应该归入赞体的史传文字，文选别立“史述赞"一体，将它们收录名下,而“史述赞"与“赞"并列，按照文选的编排体例，可见文选并不将“史述赞"归入"赞"体一类，更不将史书中的述赞文字归入"赞"体。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不同，是由于文心雕龙和文选看待赞体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在刘勰看来，史传中的这些述赞文字，虽发展为有褒贬之意，并具有议论化倾向，但是仍发挥了说明补充的作用，不失赞之本意，故而黄侃曾说道："盖义有未明，赖赞以明之。故孔子赞易，而郑君复作易赞，由先有易而后赞有所施，书赞亦同此例。至班孟坚汉书赞，亦由纪传意有未明，作此以彰显之，善恶并施。"16孙耀斌更明确地指出："刘勰认为这些是赞而不是像挚虞和萧统一样，为他们另立一种文体，是出于他自己的考虑的：这些文字在内容上虽然体现了褒贬的趋向，但总的来说并没有背离说明补充的目的，而且在体例上也是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的，完全可以归入赞的范畴。"4如果按照文心雕龙的观点，文选"史述赞”所收的公孙弘传赞是可以归入赞体类的，但是文选于赞体只收录了纯为褒贬之义的东方朔画赞和三国名臣序赞，而将后汉书光武纪赞等文别收在“史述赞"条下，更有甚者，将名为“赞”的公孙弘传赞收录在“史论”条下,这是因为它们皆含有议论的成分，公孙弘传赞的议论性则更为明显。所以说文选虽然侧重于赞之变体，却并不能接受赞中带有议论的特点，才在收录文章时出现了与文心雕龙不一样的情况。三、对颂、赞二体相互关系的认识文心雕龙认为赞逐渐发展为颂体的一个分支，所以将此二者放在同一篇中论述,且论述颂体的篇幅明显多于赞体，但是就颂赞篇来看，刘勰认为颂、赞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第一，赞可以作为文章中一个部分，起着总结、说明的辅助作用，而颂并没有这样的功能；第二，篇幅上来看，赞是“促而不广"，内容较少，体制短小，而颂体则无此限制，反倒多弘大宽广；第三，从用途上来看，赞体“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而颂体自诗经以来便具有重大的作用和影响。文选将颂、赞编排在同一卷之中，且颂体之后紧接着就是赞体，很明显这样的编排方式仿效了文心雕龙颂赞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选也认为赞、颂二体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另一方面，从所选文章内容来看，文选认为赞应是文章的一部分,而颂则是单独成篇，体制较广。这与文心雕龙是大体一致的。在刘勰看来，赞体"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主要基于两点原因：第-,赞体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褒贬的特点。刘勰说："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这是对汉代赞体真实的概括。赞之本义为"明"，已毋庸多言，至少在汉代，又衍生出赞美的意义，如东汉刘熙释名日："称人之美者,日赞。赞者，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再如桓范赞象所说“夫赞象之所作盖诗颂之末流矣"，表明至少在东汉文人的认识中，赞是可以用来褒赞的，甚至赞体主要就是用来褒赞的。第二,赞体"本其为义,事生奖叹"，也就是说赞辞之初现，虽无明确的褒赞之意，然其大多本出于"奖叹"之情感驱动，故而发展到后来出现明显的褒美特征，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两点，促使着赞体从辅助、说明之用途向着颂体的褒赞用途转变，赞体与颂体的界限也就慢慢模糊。除此二者之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如文心雕龙所言赞的体式是"促而不广"，这点在早期可以作为赞、颂区分特征之一，但是发展到后来，这一点区别也逐渐消泯了，赞体确实呈现出向颂体融合的趋势，刘师培指出：三国之时，颂赞虽已混淆，然尚以篇之长短分之。大抵自八句以伤十六句者为赞，长篇著为颂，其体之区别，至为谨严。彦和所谓"促而不广"云云，正与斯时赞体相合。及西晋以后，此界域遂泯。如夏侯湛之东方朔画赞，篇幅增恢，为前代所无，袁弘三国名臣赞，与陆机高祖功臣颂实无别致，而分标二体。可知自西汉以下，颂赞已渐合为一矣。15文心雕龙也注意到了赞体与颂体的差别：其一，赞体可以作为文章中的一个部分，起着总结或说明的辅助作用，文心雕龙所举赞体诸例，都非独立之篇，而是作为辅助说明或以褒赞作为总结的文字附在一整篇文章之后，可见其并不将赞体视为可作独立之篇的文体。而颂体则是单独成篇，并无此功能。其二，赞体体制较短，篇幅较小，而颂体则较为弘广。其三，从用途上来看，赞体”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而颂体自诗经以来便具有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前两点文中已有论及，此不赘述，现重点探讨第三点。从赞体的整个发展情况看，刘勰说它“致用盖寡"，一方面是因为赞体与颂相比，赞源于撤辛，也即像“虞舜之祀"时"乐正重赞"那样,是仪式上的唱诵之辞，这一点和颂的缘起很相似。但是赞与颂相比，不但其施行者多局限为司仪，而且赞多用于民间场合的仪式上，譬如婚礼上要作赞辞，而颂的施行者则比较多样化，有巫祝、祭司、瞽嗖和史官等，颂在诗经中作为"四始"之一，其使用场合也多与帝王将相的宗庙祭祀有关。这就决定了赞的受重视程度要远小于颂。另一方面，赞的体制一般多短促，如刘勰所说“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要求简明扼要地突出要点，以明朗清晰的文辞收束全篇，在这样的限制之下，赞文很难在语言上有太多铺陈和雕琢，也不可能表现出太多的内容和情感，与体制恢宏的"敷写似赋""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的颂体相比，只能算是“致用盖寡”了。文心雕龙对颂、赞关系的认识，明显地对文选产生了影响。文选将颂、赞编排在同一卷之中，且颂体之后紧接着就是赞体，显然这样的编排方式仿效了文心雕龙颂赞篇，反映出文选在处理颂、赞关系时对文心雕龙观念的吸收，认识到赞、颂二体的联系是上匕较密切的。即如上文所述，汉代人已经认为赞有褒赞之义，并且赞、颂二体有融合的趋势，这一点从文选所选的两篇赞体文亦可以看出：夏侯湛的东方朔画赞序后曰："慨然有怀，乃作颂焉。"142119明确地说此赞即是颂：袁宏的三国名臣序赞序文曰：夫诗颂之作，有自来矣。或以吟咏情性，或以述德显功，虽大旨同归，所话或乖，若夫出处有道，名体不滞，风轨德音，为世作范，不可废也。故复撰序所怀，以为之箫云。142126袁宏以诗，颂的传统来说明自己作赞的动机，可见他也是一定程度上将赞当作颂的。文选于赞体名下仅仅选了这两篇，这两篇赞体文又自述乃是以颂的标准作赞的，二者之间恐怕绝非巧合，受制于赞、颂二体相融合的大趋势，更重要的应当是文选也注意到了这样的趋势，并对赞体向颂体靠拢的倾向予以认同，故而才出现所录的这两篇赞体文自述作颂的情况。从文选所选文章内容来看，东方朔画赞实际整体上包含三个部分：东方朔画像、前序和赞文，并且文选特意将其序收录于前，可知此赞文仍然是处于辅助的依附地位的。由此可以推断，文选认为赞应是文章的一部分，是辅助性文字，并不能独立出来，且体制较小，而颂则是单独成篇，体制较广。这与文心雕龙是大体一致的。通过分析比较文心雕龙颂赞篇和文选所收录的颂、赞之文，可以看到，文体之划分界定是非常困难的：一是因为各文体之间会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怎样选取一个统一的论文标准，一直是缺乏完善的解决方案；二是文体也非一成不变，文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再加上时代、政治等各种因素地不断变化，文体的特征也会发生变化。这就造成文心雕龙和文选虽然都收录赞、颂二体，且二者于颂、赞的认识上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较为明显的不同认识，虽然可能有各自观念上的局限和偏差，而更多地乃是文体发展的不稳定性所导致的。对于萧统以刘勰为主要学习模范的问题，似可以"对话"为角度，从创作者、接受者、创作与接受的大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结合上加以深入考察。至于萧统的文学选编，恐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轨辙刘勰。实际上,对于刘勰的文学观念，萧统是根据不同文体与不同对象灵活地加以运用的，而且在其编选的过程中，标准与识见也发生着变化。这个判断是建立在刘勰和萧统都与当时文坛盛行的“永明文学"发生着关系上。先说刘勰和“永明文学”的关系。一般来说，刘勰文心雕龙作于齐末之说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几成定漱。"由此，无妨把这些论述和意见看成南齐时代，或者再缩小一点，即永明年间的理论成果。尽管所论并不局限于这一时期，但是理论的基础却建立在永明年间文学创作实践之上。"口刀对于永明文学，刘跃进先生认为刘勰"抽象否定之余，他更多地给予了具体的肯定。他的很多主张与沈约颇为接近，实际上比较客观地总结了永明文学的成就"【1刀132。沈约为永明文学的代表、当时的“贵盛"，刘勰作为后生，沈约曾为之延誉。再说萧统和“永明文学”的关系。齐中兴元年(501),萧统，生于襄阳,母丁贵嫔，早逝。父亲萧衍(464-549)时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次年萧衍称帝，萧统同年被立为太子。然英年早逝，未及即位即于中大通三年(531)去世，谥号"昭明"，葬安宁陵，故后世称其为"昭明太子".其父萧衍幼时聪明，颇喜读书，少年时博学多才，尤其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当时他和另外七个人一起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被称为"竟陵八友"，其中包括历史上有名的沈约、谢眺、范云等。萧衍诗赋文才、音乐绘画、佛禅老庄、书法等均颇有造诣。沈约(441-513)去世时萧统12岁。萧统的成长，不能不受父亲和沈约的影响。史称萧统常在其私园"古玄圃”吟咏，并在此编著昭明文选。“古玄圃"建于齐，改建于梁，太子于园中建亭馆、凿善泉池，常常邀集文人学士泛舟湖上。刘跃进先生在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的中编昭明文选研究的第一章"昭明太子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中，指出"昭明太子的许多侍从是来自永明作家任昉、沈约门下的“口刀277。所以，"昭明太子文人集团的主要成员与永明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这个文人集团的形成，最初胎息于永明文学的滋补"又说："萧统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永明文风的沐浴下度过的。这就使得他的文学思想、他的艺术创作不能不受到永明文学的重要影响。"以及"东宫学士与永明作家不仅彼此揄扬，还每每投诗赠赋，来往唱和"口刀278。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曾兼任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之"。即萧统十分喜爱与刘勰交往口8。"到溉、殷钧、殷芸、陆襄、何思澄、刘杳、刘勰等亦为东宫重要学±0"口刀276他们既是上下级，也是同乡，又是具有深厚情谊的文友，还有共同爱好山水之雅趣19。“永明文学”是刘勰与萧统发生关系的媒介。初期，在和文士的对话以及作品的阅读中，下级刘勰是一个中介，引导或帮助着上级萧统建立与文学的情感与艺术交流；之后，在和当时文士们的对话中，刘勰是萧统灵感的一个来源，他力图使自己的编选能够满足时众的心理预期；同时对于萧统本人，刘勰也是他在编选中的一位谈话对象。后来，随着识见的增加，萧统本人的文学主张日益明显，加上其"具体贯彻乃父萧衍文化政策，17283的结果,从而刘勰的身影逐渐淡出。综上，文心雕龙作为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其对各种文体的探讨，对文选的标体选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后者不能不受到前者文体观念的影响，文选将颂、赞编排在同一卷之中，且颂体之后紧接着就是赞体，显然这样的编排方式仿效了文心雕龙颂赞，反映出文选在处理颂、赞关系时对文心雕龙观念的吸收，认识到赞、颂二体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可以说，文选著录颂、赞二体，当对文心雕龙的文体观念有所继承；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社会变迁以及文学自身演进等原因，文选在标立文体编选文章时，其中隐含的文体观念较之文心雕龙中的文体观，也非因循不改，而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昭明太子是T立成功的文选家。他成功的足迹是可以追踪的，他不是刘勰简单的复制品，不是盲目地模范刘勰的文体观。他利用刘勰文体观的方式是十分灵活的，根据文学文本和接受者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实现与不同对象的对话，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可以说昭明太子等人对于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学习，是借鉴，是手段，而并非目的。原文参考文献： 1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1263. 2姚鼐，吴孟复，蒋立甫，古文辞类纂评注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6. 3孙梅，四六丛话M.李金松，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626. 4孙耀斌，刘勰论颂，赞之流变一一兼论画赞和题画诗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1(2). 5韩晖，从文选分类看萧统对赋体的体认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6高明峰，试论文选与文心雕龙对“颂”“赞”二体评录之异同J绥化师专学报，2004(1). 7许红英，文选颂体文初探J.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3). 8柳传堆.颂诗的流变与诗学意义新解J.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1). 9郭洪涛.刘勰颂体观及其颂作批评之得失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4). 10李小兰.文心雕龙批评文体三品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2). 11阮元，十三经注疏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272. 12陆机.陆机集校笺M.杨明,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7. 13吴承学，刘湘兰，颂赞类文体J.古典文学知识，2010(1), 口4文选M.萧统，编.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106. 15左庵文论文心雕龙颂赞篇下J.刘申叔，遗说.罗常培，笔述，国文月刊，1(10). 16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4. 17刘跃进.门阀土族与文学总集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129. 18穆克宏，刘勰与萧统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