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战国策》中山史料系年及其编纂疏误.docx

试论战国策中山史料系年及购纂南吴中山国作为战国时期仅次于“万乘之国”的“千乘之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史记没有为中山立传，中山史料的留存十分散乱。西汉刘向在编纂战国策时为其单列一“策”，成为传世典籍中最早的中山史料汇编。中山策虽有一定的编纂原则，却较为随意，史料又多以记言为主，缺乏系统的系年考证。前贤对战国策中山史料的系年存在疏误，本文在前人基础上重加考实，并对中山策的编纂疏误加以论述。一、魏灭中山时期的史料系年中山在春秋时称鲜虞（见左传昭公十二年经文、左传定公四年传文），为白狄别种。最初在晋国的控制下活动，曾卷入晋国卿大夫的政治斗争，险被灭。177264后来中山因晋国内乱摆脱控制，在战国初期势力复苏。179265史记赵世家载“（赵献侯）十年（前414）,中山武公初立32166,世本称“中山武公居顾”435,可知武公统治下的中山以“顾”为国都（河北定州区域）268,有一定实力。战国时期，中山遭遇了两次灭国，一次是战国初期被魏文侯所灭，国土由魏管辖。但魏属中山只存在了二十余年，后中山桓公复国。约在战国中期，复国后的中山再被赵所灭,史记赵世家载“（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32184,至此中山亡国。（一）魏灭中山时间驳“魏文侯十七年灭中山”说史载魏文侯灭中山的时间存在争议，史记称：（赵）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击守之。32166（魏）文侯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中山以拔。32223（周威烈王十八年、赵烈侯元年、魏文侯十七年，公子）击守中山。3858可知太史公将魏灭中山的时间系于魏文侯十七年，亦即周威烈王十八年、赵烈侯元年。但史记对魏文侯的在位时间记载有误，史记称：（魏文侯三十八年）文侯卒。子击立，是为武侯。魏武侯元年，赵敬侯初立。32226（赵烈侯）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是岁，魏文侯卒。32167可知太史公认为魏文侯在位共38年，且魏武侯与赵敬侯同时继位，其距魏文侯灭中山21年。竹书纪年的记载却不同，文献称：（魏文侯）五十年卒。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32226可见竹书纪年认为魏文侯在位50年，且魏武侯继位时当在赵烈侯十四年，并非赵敬侯元年。大多数学者以史记的记载为准而忽略竹书纪年，但此书西晋太康二年出土于战国魏王墓，三家分晋后又按魏国纪年叙述史事，当出自魏国史官之手，是研究魏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竹书纪年虽已散佚，但前贤从各类古书中钩沉的辑录本（即古本竹书纪年）仍有价值，尤其在考实战国历史方面功劳甚伟，51-2不可忽视。魏文侯灭中山大致发生在战国初期三家分晋前后。史记周本纪称“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韩、魏、赵为诸侯”网199,赵世家称“（赵烈侯）六年，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网2166,韩世家也称“（韩景侯）六年,与赵、魏俱得列为诸侯”32261,可知三家分立诸侯的年份是确定的，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前403年。魏世家称：文侯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中山以拔。32223二十二年，魏、赵、韩列为诸侯。32223可知魏文侯立为诸侯时距其灭中山五年，则魏文侯灭中山的时间应在前408年。古本竹书纪年称魏文侯五十年卒，又称魏武侯逾年被立时在赵烈侯十四年，则魏文侯卒于赵烈侯十三年。赵烈侯在六年被立为诸侯，即前403年，则赵烈侯十三年为前396年。以此推论，魏文侯初立在前445年，其灭中山时（前408年）应是魏文侯三十八年，非史记载录的文侯十七年。以此为基准，我们能够对战国策此期中山史料进行重新系年。（一）此期相关史料系年1 .中山策魏文侯欲残中山，前409年左右魏文侯欲残中山章是中山策的第一章，记录的内容也是最早的中山史料。魏文侯三十八年灭中山，本章言“欲残”，可知此事在军事行动以前，但不会太久。本章的问题在于文献中出现了“赵襄子”。文献称：魏文侯欲残中山。常庄谈谓赵襄子日：“魏并中山，必无赵矣。公何不请公子倾以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复立也。”61851范祥雍依据竹书纪年认为魏文侯初立在前445年，又依史记魏文侯十七年伐中山将此文献系于赵襄子四十七年，即前429年1851,误。魏文侯灭中山后五年被立为诸侯，时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即魏文侯四十三年，故魂灭中山的时间应在魏文侯三十八年，非十七年。又，范祥雍认为即使魏在前408年伐中山，“欲”的谋划时间也可归于赵襄子时期。61851然魏文侯十七年与三十八年相距21年，时间跨度太长，此说牵强。元代吴师道认为，“赵襄子”应改为“赵献子”，因魏文侯灭中山时，赵献子卒、赵烈侯刚立，“欲”表明此事在灭中山之前，故应在赵献子之世团508,对此我们赞同。魏文侯欲残中山章应系于魏文侯三十七年左右，即前409年，此时在赵献子时期。文中人物如“常庄谈”“赵襄子”可能出于后人的托拟，不必深究。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依清于曾战国策年表系于魏文侯十五年、周考王九年、赵襄子二十三年812249647,柯镇昌战国策文系年注析认为其在魏文侯灭中山之后1020,清顾观光战国策编年系在周威烈王元年11369,皆误。2 .赵策一魏文侯借道于赵攻中山，前408年此章开篇谓：“魏文侯借道于赵，攻中山。”6964范祥雍认为魏攻中山在赵襄子四十六年，“赵侯”是对赵襄子的追谥6964,其说牵强不从。本章记述魏文侯灭中山时的历史细节，当在魏文侯三十八年，即前408年。文献称“君不如许之”，可见赵有促成魏灭中山之意，这与魏文侯欲残中山的“不欲”有别，可知是木已成舟、临阵换策，故必在其后。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依于售战国策年表系于魏文侯十五年、周考王九年812249345,误。3 .中山策乐羊为魏将攻中山魏策一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前408年这两章一详一略，所述为一事，即乐羊攻中山时中山君烹杀乐羊子，乐羊忍痛饮羹却受到魏文侯的猜忌。其详者为魏策，略者为中山策，今同系于魏文侯三十八年，即前408年。郭人民将中山策乐羊为魏将攻中山系于魏文侯十五年、周考王九年9655,将魏策一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系于魏文侯十七年，周威烈王九年9437；于盥将中山策乐羊为魏将攻中山系于魏文侯十五年、周考王九年，将魏策一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系于魏文侯十七年，周考王十一年网1224,皆误。4 .中山策中山君飨都士大夫，前408年此章争议较大，除系年外，还涉及史实真实性问题。文献称：中山君飨都士大夫，司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说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随其后者。中山君顾谓二人：“子奚为者也？”二人对日：“臣有父，尝饿且死，君下壶很饵之。臣父且死，日：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来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叹日：“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国，以一壶渝得士二人。”61874主要讲述了中山亡国时的事情，中山君因一杯羊羹亡国，却由一壶餐食得二土，令人唏嘘。文献记录的内容是在中山亡国之时，但中山历史上有两次亡国，此系于何时引起争论。清于曾认为其在赵攻中山之时，当系于周赧王十四年（前301年）、赵武灵王二十五年81249,范祥雍则定在魏灭中山之时1875。此章所述内容出于托伪，系年无法考实，但依文意定在魏灭中山之时更为合理。文献称“楚伐中山”导致中山亡国，但从历史记载来看，中山的灭亡并非由楚导致。楚与中山相隔甚远，途径魏、赵两国，不可能越魏、赵来灭中山。全祖望经史问答曾说，“中山于楚，真风马牛，楚虽强，不能越魏跪!赵过代，而集矢于中山21988,一语中的。且策文所述“羊羹”“壶餐”二事，与左传宣公二年记载的华元、赵盾事极为类似，故全祖望疑其附会121989,可谓确论。“羊羹”“壶餐'二事亦见史记史记,宋微子世家：“华元之将战，杀羊以食土,其御羊羹不及，故怨。”史记赵世家：“盾素仁爱人，尝所食桑下饿人反杆救盾，盾以得亡。”31967,2150,此章事出托拟无疑。王先谦曾据文献所称的“楚伐中山”定本章于楚昭王元年（前515年）1313,大误,然本章系年确实困难，但仍有必要。我们认为，托拟文献载录的具体事件虽不正确，但其历史背景和思想倾向未必全为虚构。从本章来看，中山君逃亡时已有悔意，其“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的言论正是对自身言行的反省和总结，从中可见东山再起的斗志。中山历史上桓公曾经历亡国后的复国，故范祥雍认为此章应在魏王中山之时较为恰当61875,对此我们认同。当然，学界将此章系在赵灭中山时期的支持者也不少除于管外，何浩、鲜虞中山国史也持此观点。27514,但直接证据不足，不如将其看作托拟之词，依文意将背景系于此时为佳。今暂且将此章系于魏文侯三十八年灭中山时期，即前408年。郭人民系于楚惠王末年655、顾观光系于周烈王四十六年11383,并误。二、中山称王时期的史料系年魏灭中山后，中山尚未绝祀司马贞史记索隐称“魏遂灭之，尚不绝祀”，见史记乐毅列传。32945,二十余年后桓公复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中山在王厝时国力达到鼎盛，并称王。15（一）中山称王时间与“五国相王”战国策说中山称王出于公孙衍的合纵布局，称“犀首（公孙衍曾任魏国犀首）立五王”1851,又称“中山与燕、赵为王”61860。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山王墓Ml出土了15个鼎，同时还有大量“王”字标记器物285,可知中山称王为事实。中山称王的时间史书失载，但应与燕同时。史记燕召公世家称“（文公）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为易王”，“（易王）十年，燕君为王”31881,楚世家也有“（怀王六年）燕、韩君初称王”32067语，可知燕、韩等国称王在燕易王十年、楚怀王六年，即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年）。然赵世家的记载却不同，赵世家谓：（赵武灵王）八年，韩击秦，不胜而去。五国相王，赵独否，日：“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已日“君，32173赵武灵王八年在前318年，与燕世家的记载不同，又说相王结果未被赵认同。清代于因认为此不合赵武灵王言行，疑太史公讹以卫国贬号为君之事。61854的确如此，史记鲁周公世家称：子叔立，是为平公，是时六国皆称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31867-1868秦惠文王卒于前311年，距鲁平公初立12年，则鲁平公元年为前323年，此年六国皆称王，赵世家记载有误。中山因“五国相王”而得以称王，可五国名号却有争议。高诱谓“齐、赵、魏、燕、中山”，鲍彪谓“秦、韩、燕、宋、中山”，吕祖谦称“韩、燕、中山、赵”，范祥雍认为“秦、燕、韩、赵、中山”，陈梦家说“齐、燕、魏、赵、韩、中山"六国61855。此外，还有其他说法如杨宽认为赵、魏、韩、燕、中山。16。从史籍记载来看，楚在春秋时早已称王，齐、魏称王在魏惠王后元元年（前334年）史记秦本纪称“（惠文王）四年，天子致文武昨。齐、魏为王，173203260,秦称王在周显王四十四年（前325年）史记周本纪称“（周显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3200,燕、韩称王在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年）韩宣惠王称王时间以楚世家为准，秦本纪韩世家有误。，燕、赵虽未明，依中山策“中山与燕、赵为王”同定于前323年。至此楚、齐、魏、秦、燕、韩、赵、中山皆称王。从时间来看，前323年称王者有燕、韩、赵、中山四国；以中山策犀首立五王和中山策中山与燕赵为王章记载来看，出现的国家有燕、赵、魏、中山、齐。按:“五国相王”事件本出于公孙衍的合纵策略，其为魏国犀首，是站在魏国立场提出合纵五国攻打秦国的计划，故“五国相王”不应包括魏国而应纳入齐国，秦国更排除在外。因此“五国相王”的国家应为燕、赵、齐、韩、中山五国，前说皆非。（一）此期相关史料系年1 .中山策犀首立五王中山策中山与燕赵为王，前323年这两章主要记述了中山称王的历史细节。因合纵战略需要，公孙衍欲促成五国相王,中山却受到齐国排挤，最后因张登的游说，中山得以称王，体现了中山国的战略地位与张登的智谋。今系两章于周显王四十六年，即前323年，郭人民系于周慎靓王三年、赵武灵王八年（前318年）9650,误。2 .韩策三张登请费，前323年后不久此章记载张登为费S献策，利用韩与西周国、东周国的矛盾助其摆脱担任“三川之守”一事。周王室统治区域曾在韩的影响下分出西周国与东周国，赵世家称“（赵成侯八年），与韩分周为两”32168,时在周显王二年（前367年），故此章必在其后。从记载来看，韩在此时已称王，因韩与中山称王时间相同，且中山称王时张登功劳甚伟、活动较多，故此章记事也应在此。今系此章于韩称王后，即前323年不久。三、赵灭中山时期的史料系年中山称王后实力达到鼎盛，后来燕国发生“子之之乱”引发多国伐燕，中山亦参与其中（前314年）。288经历了王厝时期的兴盛，中山却很快走向衰败，最终被赵国所灭。（一）赵灭中山时间史记对赵灭中山的记载很明确，大致从赵武灵王中后期开始，到赵惠文王初期结束。文献称：（赵武灵王）十七年，王出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十九年）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二十年，王略中山地。二十一年，攻中山中山献四邑和，王许之，罢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二十七年）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是为惠文王武灵王自号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於肤施。32175-2184赵从图划中山到最终攻灭，大致经过了14年。一些时间节点需要明确：赵武灵王十七年（前309年）图划中山，十九年（前307年）开始进攻，二十一年（前305年）中山割地求和，二十六年（前300年）消灭中山的主体力量，二十七年（前299年）传位赵惠文王并自号主父，最终于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年）攻灭中山。（二）此期相关史料系年1.中山策主父欲伐中山，前309-前308年此章开篇谓“主父欲伐中山”61871,点明此事是在赵国图划中山时期而尚未攻打中山,故系年在赵武灵王十七年、十八年，即前309-前308年。这里的问题在于“主父”称号，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前299年传位给赵惠文王，此时才自称“主父”。范祥雍以此称本章出于后人的假托61874。笔者认为，此章未必是假托之词，却有可能是出于后人的追述。此章是记载赵灭中山野心的开始，也表现出中山主儒不尚法的思想。61873-1874王先谦定此章在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61874,顾观光系于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前305年）11401,多有疏误。于亶、郭人民、柯镇昌系在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81247965410229,不够准确。2 .中山策司马意三相中山中山策阴姬与江姬争为后中山策司马1使赵为己求相，前307-前305年这三章有明显的承接关系，都与司马意第三次相中山一事有关，三章顺序如下：司马意三相中山应为首章，记述司马意欲三相中山，中山美人阴简不悦，田简给司马意献一箭双雕之计。阴姬与江姬争为后为第二章，记述司马意践行田简的计谋，通过怂恿赵王纳阴姬为妾，迫使中山君立阴姬为后，解除阴姬对自己的猜忌。司马意应在此时成为赵国间谍，欲借用赵的力量为自己求相。司马悬使赵为己求相当为最后一章，讲述司马意的意图被公孙弘发现后，反用计谋逼走公孙弘一事。今将三章系于赵武灵王十九年至二十一年之间，即前307前305年，原因如下：前307-前305年是赵武灵王全面攻打中山的初期，此时中山尚有余力抵抗，故赵武灵王通过连年攻战才迫使中山割地求和。史记赵世家谓赵武灵王二十一年中山求和，那时中山才无力抵抗。从三章记载来看，中山并未对赵显露绝对颓势，可知三章内容发生在赵攻中山的初期，此时司马意并未成为中山相，只是在做谋划。郭人民将三章系于赵武灵王八年（前318年）9650-653,顾观光、于留、柯镇昌定在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年）11382-3838123910108-111,皆误。3 .燕策二苏代为奉阳君说燕中“蓝储君”事，前305年燕策二,苏代为丰阳君说燕章中提到了中山相“蓝储君”事，具体如下：望诸相中山也使赵，赵劫之求地，望诸攻关而出逃。1721理储唧蓝储君61730茁何建章认为是司马181238,大误。此人在中山策中山与燕赵为王章因担心中山无法称王曾与张登商议对策，结合此章可知其时任中山相。本章谓蓝储君出使赵国，未曾想赵劫蓝储君为人质向中山求地，可知此事在中山与赵不和之时，且中山无力抗赵。蓝储君出使赵国必与中山求和有关，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二十一年中山割地求和，则蓝储君被劫后虽攻关出逃，却仍无法让中山避免割地的命运。今将此事系于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即前305年。4 .赵策三富丁欲以赵合齐魏，前299年此章记载赵武灵王时的战略选择。史记赵世家称：“（赵武灵王二十年）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32181可知赵曾派大臣到多个国家出使、考察，此章正是外派大臣的反馈之词。从记载来看，楼缓欲使赵合秦、楚，富丁欲使赵合齐、魏。赵武灵王摇摆再三，最终听从富丁，制定了先夺中山，再合齐、魏，最后攻秦的战略部署。史记赵世家载：二十七年立王子何以为王是为惠文王武灵王自号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於是诈自为使者入秦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32183-2184可知赵武灵王曾在传位后亲自入秦探查敌情。结合此章，赵武灵王探查秦国的原因可能正是为了赵的战略决策。今结合史实系此章于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即前299年。顾观光系于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11407,误；于世、郭人民系于赵惠文王元年（前298年）812519389,不够准确。四、中山策的编纂方式与疏误战国策是国别体史书，其书划分为十一策，中山策是专门载录中山史料的文献汇编。但从前文考订可知，这些史料并非全部汇编在中山策中，则中山策的编纂存在疏误。刘向在整理战国策时曾写成战国策书录一文，记录了当时的整理情况，收录在别录当中。别录虽已散佚，但战国策书录有幸得以保存。战国策书录称：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馀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19331可知战国策最初的史料情况十分混乱，不仅名号众多，如国策国事短长等，而且杂乱不堪、多有重复。刘向将这些主要记载战国游土策谋的文献材料汇集到一起，按照“因国别”和“以时次之”的原则，从国别和时间两个角度进行划分、去其重复，最后形成战国策。“因国别”和“以时次之”是刘向重要的整理原则。刘向在校书时称“有国别者八篇”，但从现存记载来看，其划分了十二国家、十一策，可知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的扩充调整。从前文来看，中山策的编纂没有完全做至'因国另'和"以时次之”，下面通过表1详细地对比分析中山策的编纂疏误。表1是根据前文系年结果对战国策中山史料进行的详细整理，对比可知中山策的编纂疏误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因国别”。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山策外，赵策魏策韩策和燕策也收录了部分中山史料。不仅如此，在原中山策的最后一章，昭王既息民缮兵记载的是秦昭王与白起的对话，其事与中山无关，属于编纂时的窜入。由此中山策的编纂在“因国别”方面存在收录不全、史料窜入两方面的不足。其次是“以时次之”。中山策并没有严格的时间次序，以中山策第一、二和九章为例，魏文侯欲残中山是中山策的首章，记载的是魏灭中山时期的史料，但第二章犀首立五王则在中山称王时期，第九章乐羊为魏将攻中山又回到魏灭中山时期，显示出编纂的凌乱性。然而，中山策又存在一定的“以类相从”原则。刘向将与“司马总”相关的三章内容集中编纂到一起，排在中山策的4-6位，这一顺序虽与我们的系年结果存在差别，却也体现了一定的时间原则，这说明中山策的编纂在时间原则上存在矛盾。刘向曾在战国策书录中对“以时次之”进行过界定，他在“以时次之”前加了一个“略”字，这个'略”字或许能够解释这种时间矛盾性特点。刘向在编纂中山策时并没有对所有史料进行系年考订，只是对时间线索较为明显的文献采取“以类相从”的原则进行归并，这是造成时间性原则产生矛盾的原因，也是其在“以时次之”方面的特点与不足。最后在“除复重”方面。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明确表示对文献进行过大量“除复重”工作，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文献重复现象仍然存在。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文献重现与“以类相从”不同，“以类相从”是对同一时期不同文献的归并，如犀首立五王与中山与燕赵为王，再如“司马悬”三章等，但文献重现则是文献的重复。乐羊为魏将攻中山和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是典型的文献重复，前者收录于中山策，后者收录于魏策一。从记载来看，两章内容几乎相同，涉及魏和中山两个国家，但从战国策其他文献来看，这种同时涉及若干国家，又被分别收录的现象并不多见，可知不是刘向整理战国策的一贯原则，那么这种现象就属于“去复重”方面的疏误。综上可知，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提及战国策在整理时遵循了“因国别”和“以时次之”原则，且对文献进行过大量“除复重”工作。但从中山策的编纂来看，刘向的工作仍有失误。本文在考订战国策中山史料系年的基础上对中山策进行了重新编订（见表1）,一则全面搜罗了战国策载录的中山史料，二则对史料进行了重新系年，希望能为后续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