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湘山寺观音像碑渊源考.docx

遵义湘山寺观音像碑渊源考摘要：贵州遵义湘山寺所供奉观音像碑，乃四川省南部县嘉陵江畔罗寂寺所存唐代吴道子之白衣观音像拓片翻刻版，湘山寺观音像碑所述碑之渊源存在错讹之处。清代达县进士王正玺履职遵义，遂成黔省翻刻此碑机缘。湘山寺之翻刻观音像碑则又为解决现存罗寂寺白衣观音像碑之翻刻时间问题提供一定佐证。关键词：佛教文物观音像碑湘山寺罗寂寺贵州省遵义市湘山寺内碑亭所供奉观音像碑源自唐代大师吴道子手笔，贵州地方文献对此多有记载。但此碑来源之细节迄今未见诸著述，实地踏勘访谈，亦未得其详。因此，借重于川黔史籍及相关文献，拟考证此观音像碑渊源，弥补缺憾。一、湘山寺观音碑湘山寺位于遵义市中心城区湘江河畔湘山之巅，该寺始建于唐代宗大历年间，名万福寺。元大德年间，易名大德护国寺。明末，以湘山湘水之名改为湘山寺。清嘉庆年间，遵义知府赵遵律以寺临响水、白云两洞，泉水响声不绝，更名“双泉禅寺”，但此名未为大多数人接受，故仍承名湘山寺至今。该寺在明代曾毁于兵燹，清乾隆年间重建，照宽和尚董其事。乾嘉及光绪年间该寺曾大规模维修改造，而尤以光绪二十年（1899年）法云和尚改扩建规模最大，从而奠定了湘山寺之规模。1清代中期，湘山寺即己被誉为“有钱有米”的大丛林。清末，住持法云担任僧纲，遵义府属一州四县各寺庙僧众之修持、讼争诸事，均由其主持裁决。此时的湘山寺亦藏经千卷，殿宇辉煌，庙产充盈，香火鼎盛，僧徒济济，成为名闻遐迩的黔北名刹。1981年，湘山寺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1983年升为省级文保单位，并被定为贵州省佛教重点寺庙之一。如今，遵义市佛教协会亦驻设该寺，湘山寺依然是黔北佛教活动中心。该寺内文物古迹较多,寺西塔园旁有碑亭一座，内供唐代画家吴道子所绘观音像碑,湘山寺教职人员称此碑为“观音碑”。碑亭旁亦有刻石一方，以湘山寺的名义介绍此观音碑被安置于湘山寺之渊源。“观音碑原碑位于四川闿口东龙山，据碑文记载依画圣吴道子手迹所刻。本碑为清光绪年间根据原碑拓片所刻，一九八七年遵义十一中修教学楼时被发现，同年运抵湘山寺保存，是我寺重要文物之一。据考证全国仅存两块。”2新编遵义市志对此观音碑的渊源则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吴道子观音像碑，清光绪年间，遵义知县王正玺以唐代画家吴道子观音像初拓件拓刻而成，碑先置新城四忠祠（今中医院附近），后移置白虎头观音阁，现立于湘山寺观音殿西侧。质地青石，高二百七十厘米，宽一百三十三厘米。刻像与常人同大，赤脚立于云端，眉、目、口、鼻传神处阳刻，其余部位阴刻。画面线条简洁，造形有盛唐“绮罗人物特点，曲眉丰颊，体态丰盈，衣袂飘举，风姿绰约，端庄优美。像侧题有拓刻简介。”1此观音像碑曾经被供奉于观音阁的情形在民国续遵义府志中亦有具体的记载：“观音阁在治城外白虎头。前负山饮湘，揽挹郡境。中祀石刻吴道子画观音像，镌镂精好。”2四忠祠的确切位置在上述志书中亦有记载，但未曾涉及供奉观音像碑的情况。“四忠祠，在治东文昌宫后。祀咸丰间死杨逆之难者：开泰知县陶履诚，镇远游击保山，武骑都尉、武举池莲培，追赠道衔、举人蹇娉。咸丰十一年，奉旨特建。地方官春秋致祭，准以逆产若干为祭田。”3此观音像碑有铭文，碑右首篆刻文为“吴道子观音像:碑左侧有拓刻简介：“碑在闿中东龙山，寥寥数笔妙丽庄严，殆非道子不能竞，唐明皇敕画嘉陵山水时所画也。石刻不著于书，当是百年前物，且经收藏家墨迹摹勒者。家大人司铎南部，曾榻数十纸，多为亲友携去。近间人有续赠者，石渐湖，神理远不逮于前矣。适检行囊，得旧榻，因亟镌之。刻手不工，十尚未得六七口口口口二百年名迹不被销灭，供口得资流传，未必非播州鸿雪中一重因果也。光绪龙口初元仲春月达县王正玺识石工李欣元刊”4此段铭文则明确地将今湘山寺观音像碑拓片的渊源延伸到了四川省嘉陵江流域闽中县东龙山，但是该县并未见被称之为“东龙山”者。相反，居其下游的南部县文管所则保存有吴道子白衣观音像碑。二、罗寂寺白衣观音像碑四川省南部县文管所保存至今的吴道子观音碑，来源于该县三清乡罗寂寺，被称之为“白衣观音像碑”。“罗寂寺，在县东一百里，唐吴道子画有白衣观音像。”5据南部县文物志记载，此碑高158厘米，宽七十厘米，厚九厘米，左下角有缺损。观音像高一百五十四厘米，削肩宽三十八厘米，披巾著花冠，半袒的胸部略现缨络。所著通肩天衣,衣袖飘动，双颊丰满，凝着智慧慈祥的眼神，似乎带着沉思而平视远方。画像用篆笔手法，白描阳刻，整体造型艺术及凿刻均堪称精美。6唐玄宗天宝年间，吴道子奉召入蜀，赴嘉陵江一带写貌。“明皇天宝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吴生驿驷，令往写貌。”7道光南部县志亦对罗寂寺吴道子白衣i三音像碑的渊源有明确的记载，“吴道子天宝中奉敕驰驿，绘写嘉陵山水，寓新政之罗寂寺。石壁画有观音像。”8据学者考证，吴道子此次嘉陵江之行，行程涵盖四川广元到南部县罗寂寺一带，约为三百余里。这就是唐朝名画录里所说的三百里嘉陵江，实是嘉陵江的中游一段。9吴道子蜀道写貌时曾寓宿新政罗寂寺（今属南部县），为罗寂寺画白衣观音像，后由罗寂寺住持宣述勒石上碑。现存南部县文化馆Ti刻观音像碑，两面均镌刻有吴道子所画的白衣观音像，但一面保存完好，镌刻年代明显较近；另一面画像则风化破损严重，当是镌刻年代较远之刻石。据南部县文物志记载：“碑背面亦刻有该像，惟风化严重，漫滤不清，不知刻于何代。”1有学者认为，此碑风化最严重的那一面的观音像当是罗寂寺最原始的石刻，“就是吴道子的观音石刻，就是罗寂寺的观音原碑。”2也即是唐天宝年间罗寂寺主持直述镌刻之遗迹。因为此碑风化残缺相当严重，若非时代久远，也绝不会风化残缺到如此地步。正是因为唐代所镌刻的原碑灭失严重，在晚清时期应该就已经不具备完整制作拓片的条件了。遵义湘山寺所供奉的观音碑中的观音像极为清晰，且图形完整，与南部县所存白衣观音像碑之翻刻碑极为吻合，其拓片当是源自南部县罗寂寺观音碑的翻刻面画像。（系吴道子天宝中奉唐玄宗意赴嘉陵江写貌山水寓居罗寂寺时所作，原碑现存四川南部县文管所）3遵义湘山寺观音碑铭文称，该碑拓片源自间中东龙山，但是，闿中境内并未见“东龙山”地名者。闽中县与南部县毗邻，均居嘉陵江中游，明清时期均隶属于保宁府。“嘉陵江，源出陕西凤县嘉陵谷，经广元昭化，过剑阁，至保宁府。其日间水、巴水、渝水、汉水，皆此江之异名。5既然流经保宁府属地的嘉陵江他称之一就有“闿水”，居于此段嘉陵江流域的民众被称为“间人”亦当为通称了，也即南部县居民亦可能被统称为“闿人”。据道光南部县志载，“（南部县）明洪武十年并入闽中，十四年复置，仍属保宁府。国朝因之。”6南部县在明初曾短暂地被归并到间中县版图，如此的行政区划调整，亦会在民间语汇中遗留痕迹，称“南部”为惆中”。南部县“唐属闿州，宋因之。元属保宁府，（明）仍属保宁府，国朝因之。”7无论是旧州，还是保宁府，其治所均驻今阚中县城，故尔，明清以来当地民间习惯称保宁府辖区为“I闾中府”。此种民间约定俗成的称谓，在正统的志书中并不存在，但今天的南部县境内民间依然还在广泛使用：一些现当代文献，亦曾采用这一民间习惯用语。例如，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即有“（红军）占领了七十六个县和三个府”的记载，“三个府”即被注解为“福建的邵武府、四川的绥定府和闽中府”。8在有关北宋时期阚中人裴庄的传记中，亦有“阚中府又召裴庄代理司理掾”、“转运使宙德骥在地方作威作福，曾经巡按到闽中府”的表述，其中两次使用“闿中府”这一民间习语指称当时的阐州。9因此，湘山寺观音碑铭文中的“闿中东龙山”，并非确指今间中县，而因俗而随意使用的宽泛行政辖区概念，晚清的南部县亦当是此广义概念涵盖的地理区域之一。退休在家的原南部县副县长李兴文先生（73岁，罗寂村人）询问吴道子的观音像碑原来在什么地方，他说“吴道子的观音像是在上寺中殿大佛左侧树着。观音像碑不是镶在墙里的。这点我记得清楚。我在罗寂寺读书时，经常见到外地人来这里拓观音像，所以我对这块碑记得很清楚，不是镶在墙里的。”通过实地考察，既否定了我的推测，也否定了赵建宏先生的说法。那么，“石壁”究竟是什么呢？“石壁”乃“石碑”之误。1关于东龙山位于何处的问题，虽然南部县地方志没有相关记载，据学者实地踏勘走访，居住在四川省南部县三清乡罗寂寺附近的李兴文（原南部县副县长，罗寂村人）说,罗寂寺背后的山当地人就称之为“东龙山。”他还依据当地民间信仰中的科仪本以及民间契约文书对此山的称谓予以佐证之：“'东龙山，这没有错。我父亲是搞迷信活动的，解放前做道场，给玉皇大帝上书表，都要写东龙山脚下，卖房子写契约，也要写东龙山脚下哪里至哪里。”2三、王正玺遵义刻碑机缘王正玺乃道光己酉年（1849）拔贡，咸丰元年（1851）举人，己未（1859）年二甲第十名进土。被选为拔贡后，曾上书花文定公，定公衔命办理上海税则，奏请以正玺相从，及往，与英国使节商订条约，辄据理力争，不为势屈，和议成，议叙升州判，不就。成进士后，选翰林院庶吉士，庚申年（I860）散馆，辛酉年（1861）授编修。外任云南丽江县知县，便道回籍，适遇云南蓝朝鼎、李短辫起义，四川总督骆秉章奏留幕府任参赞，兵事策谋，防堵督阵，多所裨助。川乱平息，贵州苗民起事，贵州巡抚曾文诚公知其才干，奏调往资其方略，事平，留贵州补用。曾两充贵州乡试同考官，先后署毕节、遵义两县知县，以任毕节功著，升授普安厅同知，终官正安州知州。著有滇游杂记黔游杂记怀芬馆文集，与拉扎芬合修毕节县志。3王正玺的科举考试情形及任职情形，在相关文献中亦有记载。“咸丰九年己未科<1859）：第一甲三名：孙家鼐、孙念祖、李文田；第二甲八十六名：王正玺。”4"闺三月丁巳，引见己未科散馆及补行散馆人员。得旨：三甲庶吉土王正玺俱着以知县即用。”5遵义湘山寺观音碑拓刻简介中提及王正玺手中的白衣观音像拓片，源自其父在四川省南部县衙训导任上所得。道光南部县志所刊载的职官名录中，也确实有王缉熙其人，且在咸丰十一年到任该县训导之职位。“王缉熙，绥定府达县人，岁贡。遵例以训导注册，咸丰八年考取国史馆誉录，充玉牒篦誉录。议叙尽先前，选用咸丰十一年十月任。"6民国续遵义府志有关遵义县职官的记载中，也明确记录王正玺为同光之际的遵义县代理知县。“王正玺，四川达县进士,同治十三年署。”7据贵州地方文献记载，王正玺任职晚清遵义县代理知县的确切时间是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1874-1875）。据上述征引文献可知，晚清四川省南部县衙训导王缉熙与遵义县代理知县王正玺均为四川达县人氏。王缉熙与王正玺的父子关系问题，则在清末科举考试的相关档案文献中保存的有关王正玺家族的谱牒资料中得到明确的记录。“王正玺，字伯章，号月®1,一号南坪行一。道光乙酉年正月二十日吉时生，四川绥定府学拔贡生，达县民籍。现充景山官学汉教习。”1“父缉熙，派名绍邰，号光庭，岁进士。考取国史馆誉录，由玉牒馆议叙尽先，即选训导。”2由此可见，遵义湘山寺碑亭之观音碑记录的信息是准确无误的，此碑正是源自四川省南部县三清乡罗寂寺之白衣观音像碑的拓片。据南部县文物志记载：“此像明清时，仪陇、间中均有翻刻。”3因此，有学者认为，西安碑林里的吴道子观音像、四川省仪陇县离堆寺观音像、间中市锦屏山和净圣寺新翻刻的观音像，山西高平的一块观音像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翻刻的四川南部罗寂寺的观音像。4四、佐证罗寂寺翻刻碑年代关于罗寂寺白衣观音像翻刻碑的翻刻年代问题，南部县文物志载：“现存南部县文化馆石刻观音像，为清光绪年间翻刻。节四川省文物鉴定小组亦将此翻刻碑定为清代翻刻，其主要依据可能是因为此翻刻碑落款有“清海峰建立东龙山”的铭文所致。有学者认为南部县文管所保存的罗寂寺白衣观音像碑中翻刻的那一面观音像并非清代碑刻，其翻刻年代当在清朝之前。因为若是清代之物，凡涉及清朝，必刻写为“大清”，乃至加上某皇帝年号及具体年代作为后缀。而翻刻碑落款则是“清海峰建立东龙山”,因此，翻刻碑上的“清”字根本不是指清朝。此外，此碑的另一面当为唐代罗寂寺僧镌刻之原碑，其下款为“清耳闻空宣述立石东龙山”，前面也有一个“清”字。既然“清”字并非是指“清代”，那么，南部县文管所保存的白衣观音像原碑之另一面，也即翻刻碑就不是清代石刻。6遵义湘山寺所供奉的观音碑拓刻简介中，有“石刻不著于书，当是百年前物”的陈述。王正玺于同光之际提出的这种推测意见，或许可以作为一种佐证材料，用以判断南部县文管所保存的罗寂寺白衣观音像原碑背面的翻刻碑的大致镌刻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