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通纪》及其续补诸书对朝鲜的影响.docx

明代陈建的皇明通纪是明朝私修的第一部编年体当朝国史，刊行之后流行一时。此书及其续补诸书，相继传入朝鲜王朝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朝鲜土人了解、习读明史最重要的史书之一。本文以此书在古代的传布情况为切入点，为中国史学与文化对朝鲜以至东亚的影响做了良好的注解。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东莞人陈建编成皇明通纪，载录明洪武到正德年间史实，是明朝人所修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当朝国史，因而刊出之后，产生很大的影响，号为“海内宗宝”。而且很快传入朝鲜王朝，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朝鲜当时是明朝最为重要的藩国，他们十分珍视明朝书籍，对于明史书籍更是视若珍宝。君臣皆阅读皇明通纪，宣祖、肃宗、英祖等朝鲜国王经筵之时，还曾专门与朝臣讨论。但因此书误载朝鲜开国君主李成桂世系与仁祖反正之事，英祖四十七年（1771）,朝鲜派人请求清朝禁毁。此书在朝鲜影响实在太深，最后英祖国王组织大臣删节此书，编成皇明通纪辑要。透过分析此书对朝鲜的影响，我们可以感知明清时期中国史学与文化对朝鲜以至东亚深深的影响,进而更加深对于中国传统史学史的研究。明代陈建（14971567）皇明通纪是明朝私修的第一部编年体当朝国史，因其简洁明快，可读性强，刊行之后普遍受到欢迎，后来有多人补订、续修、续订，在明、清两朝产生了深远影响。皇明通纪及其续补诸书，相继传入朝鲜王朝（13921910）,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朝鲜土人将其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并列，成为朝鲜土人了解、习读明史最重要的史书，而且也是朝鲜君臣经筵日讲、讨论经国大事的重要著作。惟其影响之大，不仅在明、清两朝被禁毁，朝鲜亦曾禁毁，甚至朝鲜还因为此书的相关记载，派使臣前往清朝交涉，但因此书在朝鲜影响实在无法消除，朝鲜英祖国王（17241776）只得命大臣将其删改摘编，编成了一部朝鲜版的皇明通纪辑要。可见，透过分析此书的成书、续补及其东传朝鲜的影响，不仅能够考察明代书籍流传的一些内外原因，也能感知朝鲜王朝在文化与史学上与明清两朝密切的关系。一、皇明通纪之成书与续补陈建，字廷肇，号清澜，广东东莞人。嘉靖七年（1528）举人，曾为福建侯官教谕，江西临江府学教授、山东阳信县令。后以母老告归山林，隆庆元年（1567）,卒于南京，享年71岁。著述甚丰，除皇明通纪外，还有古今至鉴、经世宏词、明朝捷录、陈氏文献录、治安要议等书。皇明通纪之成书，民国东莞县志称：“（陈建）乃裒辑洪武以来，迄于正德，为皇明通纪三十四卷。其书载录信是非公，文义简畅，号称直笔。”学术界多有研究，除诸多论文外，杨师翼援先生在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3册中，亦有清晰的说明。钱茂伟在其明代史学编年考中，对皇明通纪的卷数与版本有所补充。在其明代史学历程一书又有梳理。故不再详述，只略作交待。事实上，正如诸家研究所指出的，陈建皇明通纪的编撰历经了两个阶段。首先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陈建根据吴朴的龙飞纪略编成8卷本的皇明启运录。吴朴花费17年心血，终于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著成龙飞纪略，此书问世之后，广受欢迎，有多家钞本，嘉靖二十三年（1544）吴天禄等刊刻，今北京国家图书馆有藏本，此书今收入四库存目丛书中。龙飞纪略乃载录洪武、建文两朝史实，“纪我太祖、成祖创业继统之事也“，从太祖起兵，到朱棣入主南京为止，纲目体史书，全书8卷。全书重在史事叙述，未附评论。陈建生平好史，读了龙飞纪略，并不满意，于是就在此书的基础上，增删添补，编成皇明启运录，“述我太祖高皇帝俊德成功，始终次第之详矣陈建好友黄佐（4901566）读到皇明启运录，非常欣赏，黄佐本人有很高的史学素养，他“明习掌故，博综今古”，认识到皇明启运录的重要性，于是鼓励陈建继续沿着这样的思路，编成一部完整的明代史。陈建本来有心，在黄佐的鼓励下，广搜典籍，历经数度春秋，终于编成一部史书，“我朝洪武开国四十余年之事，无非所谓创业垂统焉，启运一录备矣。继自永乐，下迨正德，凡八朝一百二十四年之事，无非所谓持盈守成也，则今通纪具焉“。于是将已完成的皇明启运录和随后编的永乐至正德间史实的书籍，合编成皇明通纪，一共42卷。此书采用编年体，征引诸家著述，叙事简明扼要，是第一部编年体的私修明代国史，在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此书颇受欢迎，刊行不久，遭朝廷禁毁。隆庆元年(1567),陈建去世。隆庆五年(1571),工科给事中李贵和上书皇帝，告发通纪，因而被禁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日：皇明资治通纪，嘉靖间广东东莞县人陈建所纂，载国初以至正德事迹，皆采掇野史及四方传闻，往往失实。至隆庆间，给事中李贵和上言：“我朝列圣实录，皆经儒臣纂修，藏在秘府。建以草莽僭拟，己犯自用自专之罪，况时更二百年，地隔万余里，乃以一人闻见,荧惑众听，臧否时贤。若不禁绝，为国是害非浅。乞下礼部追焚原板，仍谕史馆勿得采用。”上从之。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皇明资治通纪正式刊刻，到隆庆五年(1571)禁毁，刊行不足二十年，但是此书为儒林所喜爱，已深入人心，在民间禁而不绝。沈德符慨叹：“按此书俚浅舛讹，不一而足，但板行已久，向来俗儒浅学，多剽其略，以夸博洽，至是始命焚毁，而海内之传诵如故也。近日复有重刻行世者，其精工数倍于前，乃知芜陋之谈，易入人如此。”可见，隆庆的禁毁令并没有多大作用，不仅如此，补遗、续修之书，陆续刊行，到明末为止，已经刊行了十数家续修、补订之作，甚至清初，朝鲜王朝都有补订之作，成为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为何有那么多人补遗、续修皇明通纪？正如前面提到，学术界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发表不少高论，但笔者以为并没有给出完全满意的答案，故而再次继续讨论此问题，但求能够有所深入。为求明确，先将有关订补、续修之史书，列表说明如次。表1明清订补、续修皇明通纪史书状况表作者与订补者书名卷数载录起止年代古今主要版本备注陈建撰，江旭奇增补皇明通纪集要60卷自元至正十二年(1352)至天启七年(1627)史实。明崇祯刻本，20册。清代禁毁书知见录、违碍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今中国野史集成续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台湾元明史料丛编等收录。江旭奇(15641633),字舜升，歙县人。官安岳县县丞，江南通志列之儒林传。此书嘉靖元年以后，作者仅书“太学臣江旭奇订陈建辑著。岳元声合订O沈国元校正皇明资治通纪30卷载录元至正十一年(1351)至隆庆六年(1572)史实。明末刊本。有张名振评点本。清代禁毁书知见录、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著录；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录。沈国元。字飞仲。吴县人。为诸生。岳元声与陈建皆为东莞人。沈国元系岳元声弟子。陈建撰。沈国元订补皇明从信录40卷录自元至正十二年(1352)至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史实。天启七年刻本。清代禁毁书知见录、违碍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著录。四库禁毁书丛刊、续修四库全书收录。沈国元另编两朝从信录35卷。录泰昌、天启间事。陈建辑著。卜大有辑。卜世昌校正皇明资治通纪14卷、续纪3卷-明万历刊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著录。卜大有辑皇明续纪3卷。卜大有(1512?)。字谦夫。号益泉。浙江秀水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广西司郎中。著有史学要义等。陈建撰。卜世昌校皇明资治通纪14卷至正H年(1351)至隆庆六年(1572)史实。明万历三十二年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收录。卜世昌。浙江秀水人。诸生。万历时人。陈建撰。卜世昌、屠隆校明通纪述遗12卷起元至正十一年(1351)。终隆庆六年(1572)O明万历三十二年刻本。据四库总目载“此书仿新唐书各署姓名例也。补东莞陈建明通纪之遗。编年纪载。多措拾稗史之言。杂特甚”。屠隆(15421605)。字纬真。一字长卿。万历五年(1577)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善文。有异才。据四库总目载，旧本一、二、四、五、八、九、十、十二等卷皆题绣水卜世昌校订。三、六、七、十一等卷皆题绣水屠衡校订。盖二人合作。陈建撰。袁黄、卜大有续补。李贽评点新锲李卓吾先生增补批点皇明正续合并通纪统宗12卷、卷前1卷、附录1卷附录乃是明朝会元三及第人氏总考。明万历刻本。违碍书目、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收录。袁黄字坤仪，一字了凡。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兵部主事。博学多才。著述甚丰。李贽众人皆知。生平事迹略。陈建撰。卜大有纂述。卜六典校新锲官板书释标题皇明通纪10卷、续纪3卷一万历金陵摘星楼刻本卜六典。卜大有后人。陈建辑。李春培、王鼎宗参订皇明典要8卷载录自洪武到万历年间简明编年史。明王渭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录。王渭。明万历刻工。陈建撰。高汝械订。吴桢增删皇明通纪法传全录28卷自至正十二年(1352)始。终正德十六年(1521)0李贽所批皆见书眉。明崇祯九年刻本、日本元禄九年(1696)京都九兵卫翻刻本(明末苏州闾门翻刻本)。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续修四库全书等收录。高汝械生平待考。他另辑皇明法传录嘉隆纪6卷、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16卷。陈建辑。董皇明通纪前编27自至正十二崇祯十一年刻木。四库董其昌其昌订卷、续编18卷年(1352)至天启七年(1627)O禁毁书丛刊补编收录。(15561637)字玄宰。号思白。松江华亭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善书画。陈建嘉辑。丘浚鉴定：陈龙可汇辑。沈国元鉴定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补标题评断实纪27卷自至正十二年(1352)至天启七年(1627)o明崇祯天德堂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录。前16卷标陈建纂辑。丘浚鉴定。正德以后标陈龙可汇辑。沈国元鉴定。陈龙可(1594?)o字际飞。号二何。福建泉州晋江人。天启二年进士。官至广东琼州知府。陈建辑。王襄参订、陈龙可订。丘酉校皇明十六朝广汇纪28卷洪武到天启年间史实。明崇祯五年友石居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录。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载：是书前数卷题日“皇明广汇记L后数卷题日“十六朝广汇记”。汇辑洪武至天启朝时事。而于辽事所言尤详。陈建撰。陈真逸辑刊皇明通纪27卷聚德堂丛书陈真逸待考。陈建著。孙矿原订。马晋允增定皇明通纪辑要24卷前有崇祯己卯马晋允序。元至正H一一年到天启七年史实。明崇祯宝日堂刻本、清康熙间翻刻本。孙矿(15421613)。字文融。号月峰。余姚人。万历二年(1574)会试第一。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马晋允。顺治十五年(1658)进土。选庶吉士。官至翰林侍读。综合表1可知以下几点：第一，陈建原著皇明通纪，到底有多少翻刻本，尽管能够掌握大概情况，但是确切的数字难以考证，而补遗、续修、续补的著作确切的数字，也很难说得清楚，不过，最为重要的续补本，应该全部在此表中了。表1列出16种史书，在这些续补本中，以沈国元、江旭奇、卜大有、董其昌、高汝械、陈龙可、马晋允等七人补修、补订的最为重要。第二，这些史书的卷数都不多，如果说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原始卷数为42卷，这些续补书中超过42卷的，也就是江旭奇增补的皇明通纪集要60卷，其余的都不足42卷。由此笔者对原始卷数有所怀疑，但确切的卷数还有待考证。第三，皇明通纪及其续补诸书，不仅有明清版本，而且还有朝鲜和日本的版本，朝鲜还曾有改编本，这也是其影响的体现。不过在清代不管陈建原著，还是这些续补的史书多被禁毁。第四，这些续补的史书，有截止隆庆末年的，有到万历末年的，有到天启末年的，但没有到崇祯年间的。还是回到前面的问题，为何有这么多的补遗、续修本？笔者以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皇明通纪因其系明朝私修第一部简明的编年体明代国史，是明朝土子科举考试时务策最为重要的参考史书。事实上，孟森早就提过这个原因。他说；“此书备科举土人场屋中对时务策之用，故陈建通纪以后，撰续通纪者甚多。正德以前为陈氏通纪，嘉靖以后，诸家续之。”这应该是为何陈建皇明通纪如此受欢迎的外在原因。钱茂伟所谓明朝续修皇明通纪的原因有三：完善原作、借光发展、借机赚钱。都没错，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明朝士子应举的需要，社会上有这样的需要，皇明通纪恰好填补了这样的空白，因而成为儒林士子追逐的目标，皇明通纪之所以能够满足士子们应举的需要，因为此书所关注的问题“取其有资于治可通为鉴者，编年次之”。陈建编撰此书时，有强烈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经世”意识。他在自序中说：“祖宗时士马精强，边烽少警，而后来则胡骑往往深入无忌也；祖宗时风俗淳美，真才辈出，而迩来则渐浇漓也；祖宗时财用有余，而迩来则变易废弛，比比也，推之天下莫不皆然。是果世变成江河之趋而不可挽与？抑人事之得失有以致之也？愚间因次录阅事变，不能自己于怀，辄僭著评议，或采时贤确言，诚欲为当世借前箸筹之。挽回祖宗之盛，所深愿焉。”陈建编此书时，因为这样“经世致用”的目的，书中对于明朝的开国建制、政治得失、边疆地理、朝中政事等等有关重要的事件皆予以详记，并且征引当时诸家议论，适时发表作者自己的看法。力图使读者不仅能够把握明朝历史的发展历程，而且对于相关的问题亦能形成一定的看法。给儒生士子们应举时务策提供了极好的佐证。因而以后即使出现了许多其它的明代史书，例如昭代典则、明政统宗、克州史料等等史书，还是无法取代皇明通纪的地位。其书“览者以其编年叙事，文顺义明，遂推为本朝典故权舆”，故被视为“海内宗宝以后续补者也坚持这样的原则，凡有关国政大章皆是他们主要载录的对象。即如高汝核的皇明通纪法传录有言：”予取典则、统宗、史料诸书。增其（即通纪）不足，删其腐冗，则所以扬诩圣明，铺张盛治者，真可法而传矣。嘉隆之盛，东莞无纪补之者，为卜为支。然世宗有四十五年，议大礼，定大制，驱倭逐虏，进贤拔佞，真足为圣子神孙之令范；穆庙嗣服，拔幽登滞，简相容言，节俭谨度，好生戒杀。又孰非立中正以为法，垂休美而当传。”正因此，读者在阅读其著作的同时，可以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为科场考试"时务策''找到有力佐证。这是皇明通纪在明中后期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其次，从体例上看，陈建皇明通纪也有独特之处。江旭奇在皇明通纪集要凡例中言：“国朝明良相继，圣谟贤烈，超轶千古，在朝在野津津纪述者不下百余家。虽识大识小，均足仰赞一班。然编年叙事，义理详明，当以陈建通纪为得体。“其编年叙事，结构简明，文字清新，夹叙夹议，可读性极强。是其他史书无可比拟的，因而广受欢迎。因为皇明通纪是明朝第一部系统的明代编年体国史，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以后凡编年体的明代史，都必须要参考此书。但当时一般的史家既无法从史料上超越此书，内容上也不可能增加多少，是一本无法绕开的著作。这样正德以前的史实都只能在其基础上增删了，所以也造成增补通纪著作成风的原因。第三，续补史书在明代中后期成风。史家们并不以创作一部全新的史书为志向，反而热丧于续补、补遗、订补等工作，这是当时的学风所致。除皇明通纪外，署名王世贞的纲鉴会纂也有许多的补订、注释、续修本，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有不少续修之书。可见，续修史书是当时一种风气。同时，明朝并没有专职的史官，官方修史是由翰林编修承担。私家修史最重要的代表像王世贞、李贽等，他们修史的志向并非编年体史书，王世贞意在编成一部效法史记的纪传体国史，最终虽然未成功，但留下了余山堂别集及一些其他篇章。他的门人董复表编成竟州史料100卷。而其他私家修史的人既不可能专心修史，又缺乏客观的条件，因而编年体史书要超越陈建的皇明通纪也很不容易，只能在他的书基础上，做些续补工作，这也是当时的学风使然。当然编年体的明史到清初谈迁的国榷，运用明实录等资料，则大大超越了皇明通纪及其续补诸书。而这些补订、续修皇明通纪的史书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用新的史料，纠正皇明通纪的错误，补充其遗漏与缺失的部分，使之更为完善些。陈建著通纪之时，并没有看到明实录，因而史实方面有所欠缺。万历二十二年（1594）,明官修本朝正史开馆后，史家可以参阅明实录，由此有钞本明实录部分流传于市，这样就用明实录和其他相关史书补充其遗漏，例如卜世昌、屠隆补校之明通纪述遗就是这样的一部史书。二是补充嘉靖以后的史实，在这些补充的史书中，有到隆庆朝的，有到万历朝的，有止于天启朝的，但是很少到崇祯朝的。即使是清初马晋允增补的皇明通纪辑要也只是到天启朝。诸家续补的史书，在卷次安排上有同有异，基本上都是始于至正十一年(1351)或十二年(1352),对于朱元璋的出身与先世皆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以显示其特异之处。同时皆保持夹叙夹议的风格，广泛征引诸家议论，构成明代史学史上系列的编年体明代国史。其续修与补订一直影响到清初和邻国朝鲜。二、皇明通纪之东传朝鲜与朝鲜之评价嘉靖三十四年(1555),陈建皇明通纪刊刻，不久就传入了朝鲜，很快受到朝鲜士人的欢迎，随后在他们的著作中屡屡提到此书，他们讨论相关史实时，往往征引皇明通纪。在讨论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的时候，朝鲜士人往往把皇明通纪看成是他们必读的史部书籍，与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视作同等重要的史书。不仅如此，国王经筵日讲之时，皇明通纪一度竟然也是他们必讲之书。可见，朝鲜王朝比明朝更重视此书。皇明通纪何时传入朝鲜的，现在并无确切史料说明其具体时间。不过，在李退溪(15011570)的书中就已经提到过，李退溪，名李滉，是朝鲜王朝最为重要的性理学家，卒于1570年，也就是说最晚皇明通纪在此前已经传入朝鲜。在李退溪的文集中，提到过陈建及其皇明通纪与学菰通辨二书。其言：顷者，横城赵士敬因读皇明通纪，录示其中篁墩公事实数三条,然后略知篁墩之为人与为学乃如此其三则陈建论公道一编说也。其说云：篁墩欲弥缝陆学,乃取朱、陆二家言语,早晚一切颠倒变乱之。矫诬朱子,以为早年误疑象山,晚年始悔悟,而与象山合,其误后学甚矣。因为之著学通辨，编年考订,以究极同异是非之归云。噫，信斯言也!篁墩其果误矣,其为学果有可疑者矣。朱陆异同，是明朝儒林讨论非常热烈的问题。篁墩即明朝程敏政之号，他曾作道一编6卷，“篁墩之意则盖谓朱陆之道，始二而终一也“，后来王阳明(14721528)又刊刻朱子晚年定论一书，认为尽管朱熹早年不认同陆象山之心学主张，晚年则有所悔悟，反而认同陆学思想，此说遂为王学之徒大肆宣扬。陈建反对此说，嘉靖二十七年(1548)特著学酊通辨，驳斥这种说法。朝鲜儒林极为推崇朱子学说，反对陆王心学，尽管李滉没有读到皇明通纪，但是朝鲜赵士敬则读了此书，并且将篁墩程敏政的事迹辑出，以解李滉之疑。此文作于“皇明嘉靖四十五年岁丙寅孟秋日“，也就是1566年，乃是皇明通纪刊刻11年后，那也就是此前此书就已经传入朝鲜了。朝鲜朝天使到了北京，总是想方设法购买明朝刊刻的书籍，笔者推测，皇明通纪刊刻不久，就被朝天使买到并带回朝鲜了。在稍后朝鲜学人的著作中，更是常见引用皇明通纪的资料。朝鲜实学派的重要代表李眸光(1563-1628)在其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芝峰类说中，有数处征引皇明通纪。李眸光是朝鲜宣祖年间的著名学者，曾几度出使明朝，在朝鲜王朝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论及朝鲜入明贡道时说：”皇明通纪曰：成化十五年，朝鲜为建州女真邀劫使者，请改贡路。兵部郎中刘大夏执不可，曰：朝鲜贡道自鸦鹘关，由辽阳广宁，过前屯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镇，此祖宗微意。若自鸭绿江抵前屯山海太径，恐贻他日忧，遂不从其请云。以此观之，常言自鸭绿至山海关，有径路者，信矣。”其后又有一处论及陵墓之事，亦征引皇明通纪之言。可见皇明通纪刊刻不久就传入朝鲜，并且很快就成为他们阅读和讨论的重要书籍。在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中，有提及过朝鲜朝天使购买皇明通纪的史料。许筠(15691618)于光海君十年(1618)因祸获罪被诛，有大臣提及许筠甲寅(万历四十二年,1614)为千秋使出使北京时，“到玉河关(应为馆字)，两贼日夜协谋，称以辨诬书册，贼筠所持续文献通考、皇明通纪，其他杂书，列置眼前，招一行有银者，随其银之多少，以某人觅得某册驰启。“这是燕行使许筠要求随行人员出银购买皇明通纪等书的史料，此处提及之皇明通纪一定是续补之书，但到底是哪部，则无从论证，朝鲜王朝所论之皇明通纪，不管是陈建原木，还是后人之续编本，一律用此书名。李退溪所提及的皇明通纪，当时续补本还未出现，应是原刻本，或者是原木翻刻木，李眸光所论之本，则难以断定是何种版本。皇明通纪传入朝鲜后，不仅很快为朝鲜儒林所阅读、讨论，而且地位相当之高。在介绍相关史书时，朝鲜士人常常把皇明通纪看成是必读的史书。朝鲜明宗（15451567年在位）时名儒成浑（15351598）,被称为牛溪先生，曾与人论及所读书目，除经学书目外，史学书目提到“通鉴纲目、续纲目、皇明通纪“是必读之书。朝鲜肃宗时儒学者朴世采（16311695）对于成浑所提之书目表示赞同，他说：“尝闻牛溪成先生与人论切要可读之书，自经传以下讫于退溪先生理学通录，世采亟求而观之。信乎斯文不刊之大典也。''他另文论及相关史书目录曰：“春秋：左氏传（杜氏预集解）、公羊氏（高）传（何氏休诘解）、毅梁氏（赤）传（范氏宁解）、胡氏（安国）传（四传春秋诸家解）、司马氏（光）资治通鉴（胡氏三省注）、朱子通鉴纲目（思政殿训义）、商氏（辂）续纲目、陈氏（建）皇明通纪。右四书，通鉴即纪春秋以后事迹者，纲目就中整顿其法例。续纲目以下，虽未必尽正，要以备历代史记焉。”只列了四种史书，把陈建皇明通纪看成是接续资治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的重要史书。朝鲜仁祖年间著名儒学者赵翼（15791655）曾列出朝鲜儒林必读书目，其言：致知在格物，格物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先儒论之详矣。至于书则天下之书无穷，而吾人精力有限，安能尽读？然能通其大者、正者，则诸家杂说，虽不读可也。今择其当读者，列于下。经书：小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书、易、春秋、礼记。史书：左传、史记、汉书、资治纲目、续纲目、皇明通纪、东国通鉴。先儒书：近思录、渊源录、二程全书、朱子书节要、朱子大全、朱子语类、性理大全、性理群书。词学：文选、韩、柳、李、杜及他名家。书之当读者，大概有此。经书当恒诵，其余亦当熟看。然力有余则此外更当博观，不必止读此数，力不足则虽此等书不必尽读，如词学或不治，可也。这个书目中，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书籍，史书中，皇明通纪是与史记、汉书并列成为必读的书目。再梢晚些李宜显（16691745）,曾几度为燕行使出使中国，论及史书情况时说：史书其类有三：一曰编年。左氏春秋传、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自周威烈王止五代。宋江贽又节约资治，作通鉴节要。明张光启又作节要续编宋元史也，俗谓宋鉴。陈建皇明通纪止天启丁卯，王汝南明纪编年比通纪稍略，而止于弘光乙酉，首末颇似完备二曰纪传，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是为十七史。又有脱脱宋史、宋濂元史，皆为余家藏明史则闻彼中方纂修而未就云，然何乔远名山藏、邹漪启祯野乘，略可考证三曰纪事。纪事者，纪一事之始末也。宋袁枢始作通鉴纪事本末，纪自周威烈王，止于五代。明沈朝阳作纪事本末前编，纪自盘古氏，止于威烈王前。明陈邦瞻作宋元纪事本末，清谷应泰作明纪事本末，近徐相文重作朝野记闻，记国朝事，亦用纪事本末例。这大致上可以说是当时朝鲜儒林认为最为重要的史书了，陈建的皇明通纪与王汝南的明纪编年被看成是有关明史最为重要的两部编年体史书，不过，这里的皇明通纪说是止于天启，乃是后人补编的版本，具体是哪种补编本，还有待考证。可见，自朝鲜宣祖（15671608年在位）年间以后，陈建皇明通纪及其相关的补编木，就被朝鲜视为有关明史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是他们讨论问题、了解明史最为重要的史书。不仅朝鲜儒林很重视皇明通纪，而且此书还传入朝鲜宫廷之中，成为朝鲜国王经筵日讲的史书之一。朝鲜宣祖国王是读过皇明通纪的，宣祖国王继位不久，一日经筵日讲刚刚结束，宣祖突然对诸臣说：“皇明通纪甚是好书。'侍讲白应时（15321585）当即表示不妥，因此书末极论嘉靖初年追崇兴献王之事，为其不喜。但好像宣祖并未接受这种意见，宣祖二年(1569),朝鲜翻印出皇明通纪，宣祖国王要颁赐给诸大臣，遭到经筵讲官尹根寿(15371616)、奇大升(15271572)的反对。尹根寿的意见是，“近来印出者，又有皇明通纪。凡作史者，必见一国终始而成之，乃为正史。而此则因一时闻见而为之，取舍议论，乌得正乎？见其议论，亦多不正之处，我国至诚事大，视如一家，若在家僭见则可也。当代史记，至于颁布百官，极为未安。''奇大升说：“皇明通纪多有好语，一代之事，人无不知，至于印颁，则似乎未安。而以史见之，取舍在我，则亦非大害也。然其是非去就之间，或多谬误之处。陈建之为人，不可知也。而大概成败利钝，皆归之天，而礼乐刑政无所用其道。至以太宗之革除，与凡胜败之迹，并归之天。此亦不正也。”尽管他们反对将此书翻印赐给大臣，主要是对于书中将成败利钝之事，皆归于天命，不予认同，但是这三位反对的大臣对于皇明通纪的内容都了如指掌，可见，他们都早已读过。最终宣祖可能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未行颁赐之事。朝鲜肃宗(16741720)与英祖(17241776)国王时，经筵日讲中，就专门有皇明通纪一书。肃宗国王从二十五年(康熙三十八年，1699)开始讲皇明通纪。朝鲜肃宗实录载：“乙酉，召对玉堂官，始讲皇明通纪。“有证据显示此前，高丽又有活字印刷木，谢国祯增订晚明史籍考载，朝鲜皇明通纪辑要24卷，高丽活字本。明东莞陈建辑著，舜水孙矿原订，舜水马晋允增订。王国维传书堂藏书志云，按东莞之书，迄于正德，嘉隆至天启，则马氏因诸家之书，正以实录，以续陈书。具见凡例。此乃高丽活字本，前有手纪云：“康熙三十八年闰七月初九日，内赐承政院假注书尹志和皇明通纪一件，命除谢恩行，都承旨臣宋押，又有，宣赐之记方印。"康熙三十八年正是肃宗二十五年,而正是从这年开始，肃宗经筵讲中，开始讲皇明通纪，这样与肃宗国王赐书完全吻合。英祖国王登基不久，即开始讲此书，以后一直坚持下去。在朝鲜后期的国王中，肃宗与英祖是两位非常特别的国王，他们对明朝有着极度的怀念感恩之情。在明朝灭亡后六十年的肃宗三十年(1704),又是甲申年，肃宗极力说服群臣，在昌德宫后苑建造了崇祀明神宗的大报坛，英祖则将大报坛崇祀的对象扩展到明太祖、明崇祯帝与明神宗三帝，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崇祯殉国之日，朝鲜一定会在大报坛行祭祀之举，一直坚持到朝鲜末年。他们经筵日讲皇明通纪，既从中学习明朝历史，追念明朝的恩德，更重要的是从中学习治国之策，因而他们日讲的内容重点是从皇明通纪中摘取一些治国史实加以讨论。肃宗的经筵日讲官宋征殷(16521720)把每天所讲内容都写下来，编成经筵讲义，收入其文集中。例如肃宗二十六年(1700)正月十九日，召对皇明通纪，讨论第三卷的内容，内有太祖朱元璋的话“海内悉归版图，固可喜亦可惧云云”，讲官借机发挥日：“夫富有天下，贵为天子，则时君世主易生骄溢之心。而太祖反以为惧，此大禹不自满暇之心也。其享国长久，垂裕后昆者，岂非以此欤！“肃宗也深表赞同。又有讨论君主纳言之事，“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顺己之言，必审其非”。此乃讨论为君之道。还有借讲明永乐帝一日三朝，接见大臣，处理政事，进而批评朝鲜国王上朝之疏，其曰：“皇明旧制有早午晚三朝，引接臣僚，商榷政务。其勤于为治，概可见矣。我朝宾厅大臣以下，一月之内，三次晋接，比诸明朝古事，实为稀阔。而多因有故，亦不得每每为之矣。这些都是得自皇明通纪的日讲内容。英祖国王经筵日讲皇明通纪，也基本上是关注这样的内容。例如英祖三年(1727)正月一日，检讨官徐宗饭曰：“高皇帝每以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等语，为治国之良规。此三事，人君之所当留意也。"英祖答曰：“高皇帝以康茂才为营田使，使修筑堤防。干戈抢攘之际，其轸念农事如此，况升平之时乎？堤堰灌溉，在于道臣别谕中。而为令者，不为著念，亦归文具，予实慨然。更为申敕也。“既对明太祖朱元璋使民以时，关心百姓疾苦表示感慨，又对下面官僚不执行太祖命令表示不满，由此看到自己国家的政事，政令不行，要求严加督促。又如英祖四年(1728)日讲皇明通纪，涉及明神宗年间之事，英祖国王说：“神宗末年百僚旷阙，光宗初年，起废用人，各寺盈坐，岂非美事？昨日儒臣所达，惟才是用云者，诚是矣。”肃宗与英祖年间日讲之皇明通纪，其内容涉及万历年间史实，因而一定是续编本，从后面的考证看，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孙矿原订、马晋允增定的皇明通纪辑要木。总之，皇明通纪传入朝鲜，受到朝鲜君臣欢迎，后来诸续编本也相继传入，也受到了同等对待，宣祖、肃宗、英祖等国王经筵之时，皆专门讨论过此书，既感受明朝君主的恩德，学习明朝历史，更从中学习治国安邦之策。朝鲜儒林对此书大加肯定，把皇明通纪视作了解明史最为重要的著作，并把它与史记、资治通鉴等并列，可见地位相当之高。但是进入英祖中后期，因为朝鲜十分关注清修明史之事，担心清朝沿袭明朝误书朝鲜史实的错误，这时皇明通纪及其续补本中，有关朝鲜史实的误书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和不满，皇明通纪及其续补本突然受到指责，甚至禁毁，但最终因为朝鲜无法消除此书的影响，英祖国王命编删节本，朝鲜最终刊刻一部删节的24卷本皇明通纪辑要。三、皇明通纪及其续补本误书朝鲜史实与朝鲜删节本之刊刻在明清中朝关系史上，朝鲜因为明清史书误书朝鲜王朝历史而派遣使臣前往辨诬之事，屡见不鲜。而朝鲜关注的主要事实错误有二：一是所谓宗系辨诬与李成桂立国之事，因为皇明祖训中记载朝鲜开国君主李成桂与高丽末权臣李仁任系父子，以后大明会典就依此记录，大多数的明朝史书也以此载录，使朝鲜君臣十分不满，成为朝鲜王朝与明朝辨诬的主要史实，一直到万历年间，大明会典三修之际，才修正过来，说明李成桂与李仁任没有关系。诸野史还是按照原来的错误记录这段史实，如皇明从信录日：“高丽国相李仁人,囚祸，而立其子昌为王，遣使姜伯淮来贡，寻仁人子成桂废昌（小字：父子相反），而立定昌国院君王瑶，主国事。”皇明从信录尽管是皇明通纪的改编本之一，此处应是记录了皇明通纪的原始状况。因为这只有区区两行字，不太引起朝鲜的注意，故而以前并未认真对待。朝鲜后来在辨诬奏文中称：“明人陈建所撰皇明通纪，亦有小邦宗系罔极之言，而其书起洪武，而止正德，想是嘉靖间所编。而小邦之得见，乃在明朝昭晰之后，伊时小邦人咸谓会典之诬既正，则若此说者，将归于自起而自灭，故不复以辨明为事。”也就是说尽管陈建皇明通纪早已为朝鲜土人所熟知，但是有关朝鲜宗系误载之谬，觉得明会典已经改正了，皇明通纪的错误也就不足为意了。二是仁祖反正之事乃是天启三年（1623）,朝鲜李保起兵推翻其叔光海君李辉王位，朝鲜认为明末诸野史记载失实，因而屡派使臣前往辨诬。康熙十二年（1673）以后，朝鲜获知清修明史开馆，担心清修明史继续误书史实，因而数度派遣使臣前往交涉，最终清朝采纳他们的意见，朝鲜总算如意了。但是此后，他们还是发现不少野史误书朝鲜史实，朝鲜曾几度派遣使臣前往清朝辨诬。英祖四十七年（1771）,朱璘明纪辑略误书事件，最终把皇明通纪也牵扯进去。朝鲜后来奏文中说：“今以朱璘书见之，概是掇拾于通纪，则又安知此后必无袭璘而为之说者乎？“所以连同皇明通纪，一并要求禁毁。最初，显宗（16591674年在位）十四年（康熙十二年，1673）二月，朝鲜福昌君李桢、福善君李相上疏国王，提及他们出使清朝时，得见清之缙绅使览，知道清朝设明史纂修官，已经开馆修史。而他们发现陈建之皇明通纪、十六朝广汇记、两朝从信录等明朝野史中，“于仁祖大王癸亥反正事，传记爽实，受诬罔极”，他们“掩卷痛哭，未尝不悲（愤）欲死也”，认为“辨诬之举，此正其会，宜速发使价，据实辨白这里所谓的“受诬罔极”，就是认为其毫无根据可言，乃是一派胡言。正如十六朝广汇记所载，“朝鲜国王李晖（应为李瑾）为其侄李综（应为李保）所篡"。下面小字注日：按，李晖（辉），原以前王李盼次子。得立，素称仁柔。李综（保）其亲侄也，走马试剑，谋勇著闻，眉竖耳垂，姿表伟异，常在李晖左右用事，掌管笔札之役。入春，因见李晖（W）有疾，遂起谋逆，先令心腹陪臣游说将平山节度使李贵，教练兵马五百，调赴王京防御。又密约继祖母王太妃，于三月初九日，在于宫中举火为号。李综（保）率李贵等指以救火为名，领兵入宫，绑缚李晖（辉），投烈焰中以死，并其世子宫眷及左右亲信之人，俱行杀戮。议政府有自尽者。本月十三口令王太究仗义执言，数李晖（球）之不忠不孝，而暴其罪。是日李综（保）遂即王位。最初，显宗（16591674年在位）十四年（康熙十二年，1673）二月，朝鲜福昌君李桢、福善君李相上疏国王，提及他们出使清朝时，得见清之缙绅使览，知道清朝朝鲜王朝对于这段记载可谓深恶痛绝，因为在他们看来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与事实完全不符。首先对于李保的描述，所谓“走马试剑，谋勇著闻，眉竖耳垂，姿表伟异，常在李辉左右用事，掌管笔札之役”，朝鲜认为全是污蔑之词。其次，对于政变经过，朝鲜亦认为不符事实。第三，对于李辉的处置也是完全错误的记载。因为李辉并没有被处死，而只是流放到济州岛，更不用说“投烈焰中以死，并其世子宫眷及左右亲信之人，俱行杀戮”了。朝鲜认为是当时光海君之死党逃到皮岛毛文龙部，座告李保起兵之事，毛文龙即以此上报朝廷，如此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因而引起朝鲜辨诬的决心。皇明通纪集要、两朝从信录对于此事的记载与十六朝广汇记几乎完全相同。这就是令朝鲜福昌君李桢等“悲愤欲死'的"诬史”，显宗国王遂与朝臣商议，但诸大臣认为野史只是一人之误说误传，与朝廷无关，清廷也无从更改，所以反对派遣辨诬使，此次未派使臣出使。而其所提之三种书皆与陈建有关，十六朝广汇记即题陈建与陈龙可撰，两朝从信录乃是沈国元续编皇明从信录的史书，也可以说是其续编，因而也与陈建有关。其关注的误书史实，乃是仁祖反正之事，认为所书不当。显宗不久即崩，肃宗登基，李桢等重提辨诬之事，大臣们再次商讨，结果决定以福善君李相为辨诬使，前往北京辨诬。这次朝鲜主要针对仁祖反正事进行辨诬。在肃宗国王辨诬奏文中，直陈其误，曰：臣之曾祖父庄穆王臣某（即仁祖），素著勤勤，以藩屏于大朝，此大朝之所尝宠绥嘉奖,在小邦则实是更始人伦、拨乱反正之君也.而小邦于顷岁，得见明朝野史所谓十六朝纪者，其诋诬臣先祖，无所不至！以先祖之聪明仁孝，实德在躬，而谓之“走马试剑，谋勇著闻”；以先祖之骨肉逋祸，屏处忧慑，而谓之“常在废君左右用事金墉十年，伦纪灭绝，天人愤怒，归于有德，而乃曰“密约祖妃，救火为名”;义举既正，私恩亦伸，保全赡养，以终天年，而乃曰“绑缚旧君，投之烈焰L明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