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补注》与史注传统及史注学术价值.docx

辽史补注的问世，可以看作是前辈辽史大家对史料做加法的扛鼎之作，无疑会成为后学晚辈不断汲取营养、开拓创新的根基所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新生代辽史学人有责任在不忘加法的同时，尝试减法，立中有破，破中有立，不断推动整个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发展。著名辽金史专家陈述（19111992）先生所著辽史补注近日在中华书局出版，诚可谓辽史学界一大盛事。此书始撰于上世纪30年代，历经数十载的改撰增补，至作者去世时仍未完全定稿，实乃陈先生最重要的遗著，更是其毕生研究辽史之结晶。全书依元修辽史旧有卷帙，先录原文，继而广征相关文献，逐段加以补注。据粗略统计，补注所引文献逾九百种（参见景爱陈述学术评传附录三辽史补注征引文献，花木兰出版社，2006年；按其所据为出版前之稿本），虽然此项数据对直接征引与转引文献未加区分，所得结果当较实际情况为多，但仍可大致反映陈先生在蒐罗史料方面所投入的心血及取得的成就。今本共编为十册，排版字数约240万字，较原中华书局点校本（主要点校者亦为陈述）之90万字，增广颇多。如此鸿篇巨制，堪称辽代史料之渊薮，治斯学者自须常备案头，反复研磨，其中的学术意义也只有在研究各具体问题的后来人与之产生对话、碰撞时才能真正彰显；同理，对于这笔学术遗产的全面评价，当然也需要学界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消化吸收方可切实展开。与书中宏富的内容一样，辽史补注的编纂形式本身亦颇值得考究，其中不仅关涉到古代史书补注传统之源流、优长与不足，同时也蕴含着对辽史学界既有成果的总结、对新兴取向的提示，本文即尝试从这一角度略作管窥。从陈寅恪辽史补注序说起上世纪40年代初，陈述撰成辽史补注序例（中华书局本题作自序），陈寅恪为之序，开首即云：“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评史者局于所见，不知今古学术系统之有别流，著述体裁之有变例，乃以喜聚异同，坐长烦芜为言，其实非也。陈寅恪提出此说实际上是基于两个背景：其一，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是现存第一部以大量增补史事为主要内容的史注著作；其二，以刘知几为代表的后世史评家多批评裴氏“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史通补注陈寅恪认为裴注所开创的史注传统取材详备，实有保存史料之功，又见陈述序例“所论宁详毋略之旨”正与此合，故称“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辽史补注在正式问世之前的七十多年间一直享有盛誉,为学界所期待、瞩目，很大程度上与陈寅恪此序的高度评价及其中所论古史补注传统源出佛典说的广泛流传密不可分。将三国志裴注这类史注体例之渊源追溯至佛家经典合本子注，是陈寅恪的著名论断之一，除此序文外，尚见于氏著杨树达论语疏证序读洛阳伽蓝记书后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诸文。所谓“合本子注''并非佛典固有成词，而是陈氏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他在支愍度学说考称“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二，事类相对，者也”。可知，陈氏所谓“合本子注”是指汇集不同佛经译本，制成“合本”，加以比较研窕，以一本为正文（母本），复以小注形式呈现异文（子注）。他认为裴注聚异同、存史料之法即受此影响。有研究者指出，“合本子注”概念的核心当在于“合本”，而陈氏本人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和阐述亦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参见吴晶陈寅恪“合本子注”说新探，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于溯陈寅恪“合本子注”说发微，史林2011年第3期）。对于陈氏援内典为裴注来源的观点，周一良表示过明确质疑，认为裴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指出了二者在注释内容和篇幅方面的巨大差异。胡宝国则在肯定周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着眼于经学影响的消退、南朝知识至上的风气及晋宋之际书籍整理、学术总结的盛行等方面分析了裴注的成因（参见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文史2009年第4期；东晋南朝的书籍整理与学术总结，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从历史背景的角度重新解释了裴注的出现，客观上也消解了陈氏之说。尽管仍多有论者力主陈说,但似乎又都无法提出切实的论据,如认为“合本子注对史注内容是否起到影响或许还存在争议，但在体式上，子注对史注，尤其对史书自注无疑产生了许多积极的作用”（赵宏祥自注与子注,文学遗产2016年第2期），其所谓子注体式是指史书小注的出现始于裴注，这显然忽视了经学注解中早已出现的小注传统（如最为典型的汉代章句等）。而裴松之本人即为当时的经传学家，著有集注丧服经传，其以经学之小注形式融史学之时代内容，似更近情理。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陈寅恪之说从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很难得到史料的支撑。中国古代史书补注传统的出现似乎还是应该放在史学脱胎于经学而在魏晋以后逐渐取得独立地位的内在理路中理解，晋宋之际的社会风气、物质学术条件的转变构成其背后的实际动因。陈寅恪辽史补注序在上引开首一段后又称“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是将南宋史家长编考异之学亦归于合本子注之余脉。似乎在陈氏看来，凡以小注保存不同材料之史注皆可溯源于此。但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更为明显：首先,史家自注与后人补注在功能上存在本质区别，著史者自撰考异，实欲明正文去取之原则，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而与后人补注前史时尽力蒐罗、铺陈排比大异其趣；其次，宋人长编考异之学始自司马光通鉴考异，陈氏所举南宋三史皆祖法于此，然温公考异并非附于通鉴原文，而在书外别本单行，与前代史注判然有别，更与佛家合本子注相去甚远。辽史补注序又云：”回忆前在孤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颂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余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之量外矣。由今思之，倘非其书喜聚异同，取材详备，曷足以臻是耶！'从中可以看出，陈寅恪之所以对于“喜聚异同，取材详备”的注史体裁大加推许，特别表彰佛家合本子注形式的积极影响，甚至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实与其切身遭际、国家命运有关，似不可一概以学术因素论之。“考证之学，譬如积薪“裴松之薪U聚/材料、补注史书之传统，但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这种体裁并未取代原本的名物训诂之法而成为古代史书注解的主流。直至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风大盛，与此史书补注之旨颇相契合，因而涌现出一批模仿裴注之作，如惠栋后汉书补注，杭世骏三国志补注金史补阙，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彭元瑞、刘风诰五代史记补注等。其中与辽史相关者，主要为厉鹦辽史拾遗、杨复吉辽史拾遗补，而将此二者合为一书，正构成了陈述先生撰作辽史补注的萌芽和基础（参见辽史补注后记）。辽史补注序例称“补者效褚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其实，全书补撰的部分只占很小一部分，主要还是注文，可见此书的基本定位就是远祖裴注，近仿厉、杨二氏之书，以后者为实际基础再行增补。清末民初,补注之学出现了继乾嘉之后的又一个高潮，如唐景崇新唐书注,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吴士鉴晋书斛注等，皆属此类。针对刘知几批评补注之体为“吐果之核、弃药之滓”，陈述先生在辽史补注序例中反驳曰：“有未尽然者，即补注所资，是否为修史时所已见，纵令修史所捐，是否仍有助于考史，是则王先谦、吴士鉴、唐景崇等所以仍有两汉、晋、唐诸书之补注也。”显然，陈先生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纳入到传统注史的谱系之中，辽史补注亦可看作是当时学术风尚影响下的产物。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辽史补注之作，实际上是对有清以来关于辽史实证研究成果的全面吸收。除厉鹦、杨复吉二书外，书中引用了大量清人关于辽史及辽代史事的考证，主要包括顾炎武日知录读史方舆纪要，朱彝尊曝书亭集，姜宸英湛园札记，何焯义门读书记，乾隆殿本辽史考证，钱大昕什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养新余录潜研堂集诸史拾遗，赵翼什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清廷官修满洲源流考日下旧闻考，李友棠辽史纪事本末，毕沅续资治通鉴考异，江师韩韩门缀学,阮葵生茶余客话，俞正燮癸巳类稿，周春辽诗话，道光殿本辽史考证，梁章指浪迹丛谈，张穆蒙古游牧记，戴熙古钱丛话，何秋涛朔方备乘，文廷式纯常子枝语，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等数十种（除此之外,朱明镐史纠、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考异、邵晋涵旧五代史考异、姚范援鹑堂笔记、秦蕙田五礼通考、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汪辉祖九史同姓名略等书亦有对辽史的考证研究，补注未及征引）。同时，民国年间专门考订辽史之著作如陈汉章辽史索隐、若诚久治郎辽史索引、谭其雅辽史订补、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罗继祖辽史校勘记、冯家昇辽史初校等，亦成为陈述先生的直接资料来源。这些考证成果都以校补、考据为共同特点，一方面构筑了辽史补注的创作基础，另一方面也规定了长期以来辽史研究的基本取向。辽史向以简陋著称，对于辽史研究者而言，“穷尽史料''既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参见刘浦江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而补注这一体裁正是在实证层面穷尽史料的最好方法，陈述先生更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实践者。从辽文汇到全辽文，从辽金闻见汇录到辽会要，无一不是这一取向的体现，直至辽史补注蔚为大观。综上可知，辽史补注既可视作补注传统作用于辽史研究的集成之作，又是对有清以来考订辽代史事成果的倾力囊括，同时也是陈述先生毕生学术追求的收束凝缩，具有多重的总结性质。此书的问世，在某种意义上讲，标志着辽史研究史料体系的基本确立。在史料匮乏的辽史研究领域，新材料的开拓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可预期的未来而言，元修辽史在史料体系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仍然不可撼动。探索新史料的工作当然永远不会停歇，只不过，经过辽史补注“竭泽而渔”式的蒐讨，后来者很大程度上只能在其基础上进行局部、零星的补充，而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突破这一史料体系的主体架构。关于辽史补注一书对既往研究的继承、总结性质，陈述先生有着明确的认识和清晰的表述。补注序例称“寅恪先生有言：，考证之学，譬如积薪。，今即就前贤所积者，续为增补，用资参证。''此处借用陈寅恪“积薪”之喻，不过揆诸陈氏原文，似与此处序例引述之意略有差别。该句见于陈氏三论李唐氏族问题（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46页）：“夫考证之业，譬诸积薪，后来者居上，自无胶守成见，一成不变之理。寅恪数年以来关于此问题先后所见亦有不同，按之前作二文，即已可知。”其中所强调者本为后来居上，后出转精之意。陈述先生引用此说并稍改原义，所欲突显的无疑是辽史补注不断累加、层层递增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实际上关涉到补注之体及辽史研究所存在的某些方法论层面的问题。“返于辽史之前”陈述先生在补注序例中将撰作此书之目标概括为“但愿返于辽史之前，使大辽一代北方诸族及其与中原相涉之史迹，汇集于此，信而有征”。类似的义涵在三十年代所作自序中还曾表述为“至于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更需要丰富准确的史料，更需要广聚异同”。其中“返于辽史之前“、“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提法与当今史学界常常探讨的“接近或回到历史现场''颇有几分神似，反映了陈先生作为一名现代史家的学术追求。在陈先生看来，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途径在于不断地汇集史料、广聚异同，其以“积薪”为喻强调不断累加、层层递增的重要性正在于此。我们姑且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作对史料做“加法”，即以一种核心史料为基本骨架，广泛蒐罗各种不同材料，不断地填充血肉。史料多一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可能就丰富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补注之体可以称得上是对史料做加法的典范。就辽史补注而言，元修辽史自然构成了其中的骨架，而补充的诸多材料则是从局部、细节上对其进行补充与修正。亳无疑问，在史学的积累阶段，史料的“加法''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作用。然而问题在于，只凭借这样的“加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返于辽史之前''的目标呢？汉魏时期，史学附庸于经学，史注亦脱胎于经注。补注之体创于晋宋之际，其重要背景是史学逐步从经学中独立出来。但此种注释体裁的基本操作逻辑始终带有明显的经学色彩，即将史著视作一经典文本，以他书加以附益、补充。在这样的脉络和视野下，注史者往往会在不自觉间先接受所注史书呈现出的叙述框架，再以其他史料参合、补正，而对于史书本身的生成过程、文献源流、史料层次及叙述策略，似乎缺乏必要的甄别和研判。这在古代经史注家那里自然无可厚非，但若着眼于现代的史学研究，则或稍有未安之处。以辽史为例，其中纪、志、表、传各部分多有元朝史官杂抄诸书所新作者，并无辽金旧史原本之独立史源作为依凭，因而这些文本很大程度上只能视作元人对于辽朝历史的理解和再阐释，或可名之日“元人的辽史观这种理解、阐释往往与辽朝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营卫志部族上一直被视作研究契丹建国以前部族发展历史的核心文献，但这其实是元人杂糅中原历代正史契丹传及辽金旧史零星记载而成的一部二手文献，其中所述辽代部族的定义、契丹早期史的发展脉络，对研究者产生了巨大的误导；又如百官志亦为元人抄撮旧史纪、传敷衍成篇，其所构建的辽代官制体系可谓漏洞百出，根本无法反映当时的实态；再如部族表属国表之设，特别是所谓“部族”、“属国”之区分，常常成为研究者热衷讨论的议题，但实际上辽金旧史并未设“表”，上述称谓皆系元人新作时强立之名目，自然不可以此讨论辽代的族群关系和国际关系。这类存在系统性、方向性问题的文本在元修辽史中比比皆是。如果不对其加以彻底批判、拆解，而仍以其中所见叙述框架为基础加以补注、增广，就很容易被元人的辽史观所牵引，随着辽史既定的口径去讲述辽朝当时的史事。如此一来，距离“返于辽史之前''的目标恐怕会越来越远。以上论说绝无苛求贤者之意，而是希望能够在充分尊重、利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从当代学术的问题意识出发，提出另外一种视角和方法，即有时候我们在对史料做加法的同时，也需要适当考虑"减法我们一方面要处理支离破碎的史料，另一方面又需要审慎地考虑史料背后所隐含的整体叙述。一种历史叙述的整体性、连续性越强，越容易被我们先入为主地接受，然而这样的历史叙述其实更加值得警惕。与传统的史注工作不同，面对核心文本所呈现出的看似整饬的历史叙述，我们要做的首要工作或许应该是抽丝剥茧，正本清源，通过区分不同叙述主体、不同来源的史料，剔除干扰性因素，尽力回归历史主体自身的叙述，继而展开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必要时需要以打破既有历史叙述连续性的方式来求得新的连续性。如此对待史料的态度，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突破元修辽史的禁锢，接近辽朝当时的历史现场。“加法”与"减法”，并非截然对立的两种视角，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所谓“加法''通常表现为考据举证、网罗材料，而所谓“减法''则可以归结为基于文献源流意识的史料批判。在做加法之前，首先须对所获材料进行批判、甄别，将其置于不同的叙述脉络和史料层次中加以考量、运用；而在做减法之时，自然亦离不开排比、参证之功，只有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方可能开展切实、有效的批判。因此，二者其实应该是现代学术视野中史料处理方法的一体两面，只不过在既往的辽史研究中，我们对于加法强调较多，而对减法的关注则颇显不足。辽史补注可以看作前辈辽史大家对史料做加法的扛鼎之作，无疑会成为后学晚辈不断汲取营养、开拓创新的根基所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新生代辽史学人有责任在不忘加法的同时，尝试减法，立中有破，破中有立，不断推动整个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发展。首先需要搞清几个概念：辽史辽是契丹族统治者建立的国家，公元916年建国，国号契丹，建元神册，947年改国号为辽(9831066年间曾重新称契丹)，到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为金所灭，先后与五代、北宋、金并立。但契丹族存在的历史更长，源出东胡，北魏时始见契丹名。辽史，或者契丹历史，与五代史、宋史、金史等，都是无法分开的。辽史通常指元代官修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至正年间编撰成书，记事起耶律阿保机元年(907),迄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共219年，合西辽88年，凡307年。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42卷，表8卷，传45卷，国语解1卷。此前金代曾两次修辽史，一次是熙宗皇统八年(1148)进呈的辽史,一次是章宗年问陈大任等人修纂的辽史，均未正式刊行，后佚失。而现在的这部元修辽史又有不同的版本。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的图书，此后成为辽史通行本。这是首次按照现代古籍整理规范完成的一部较为完善的点校本。点校本辽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成果之一，是为了适应新时代学术发展和读者使用的需求，对原有点校本进行的全面修订。严格遵循底本校勘原则，吸收最新学术成果，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点校本。辽史补注是对辽史的全面订补，重在正误补阙，补充了大量资料，可称辽代（契丹）史料的总集。篇幅比辽史增加了一倍多。辽史的修撰,起元至正三年（1343）,迄至正四年，成书仅用了一年，次年正式刊刻颁行。近六百年后，陈述先生花了六十年时间来订补这部史书，是为辽史补注。为什么要对辽史进行补注？元代修辽史，成书仓促，全书116卷，仅用了一年时间便修成。主要依据耶律俨辽实录、陈大任辽史，并参考契丹国志等，很多当时能见到的材料均未采用，更不用说是后来发现的金石碑刻材料。因此在“二十四史''中，辽史历来有“漏略”"简省''的评价，书中记事不完全、混乱之处颇多。自明清以来，订补辽史者不乏其人，清人厉鹦的辽史拾遗、杨复吉的辽史拾遗补、近人陈汉章的辽史索隐等（以上三种资料，均收入二十五史三编），都是颇有成绩的著作。陈述先生毕生致力于辽金史研究，熟读唐、宋、辽、金、元文献，尤其重视出土文献的搜辑，先成辽文汇，继而又增广成全辽文，并有多部研究论著问世。辽史补注就是陈述先生有感于辽史记事之缺漏，在广泛吸纳前人成果、搜辑辽代文献并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集成之作。陈寅恪先生看过辽史补注序例后，甚为赞赏其“宁详勿略之旨“，认为若可成书，“殊可称契丹史事之总集，顾颉刚先生在1975年为本书写的序里亦盛赞其”是对辽史的全面订补，可称一代史料的总集此后又陆续增补新见材料，比陈、顾二氏所见内容更为丰富。什么是"补注”？“补注之体，自古有之。刘知几史通补注所谓“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清代以来，对正史全部作注成书者，有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吴士鉴晋书斛注、卢弼三国志集解，此外还有日本学者洸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在体例的选择上，陈述认为应该从欧阳修的工作中吸取经验，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新史既行，旧史不废”，”新史既是不能代替旧史，则作新史就是给读者添麻烦理想的办法是“提供读者以新材料、新知解，又要尽可能节省读者时间，便于翻检“，也就是不必完全另起炉灶，将相关材料及考订附注于原书之下即可。陈述先生自陈其“发愿勉为辽史补注，补者效褚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具体做法是“以厉、杨之书附辽史，并以五代、宋、元诸史及册府、会要、碑志、杂记补其阙，参取钱大昕考异、陈汉章索隐汇集一编”。辽史补注与辽史点校本是什么关系？辽史补注的作者陈述先生，也是辽史的主要点校者之一。上世纪中叶，中华书局组织全国文史专家整理点校“二十四史”，其中辽史的点校先后由冯家昇、陈述担任。点校工作开始于1961年，起初由冯家昇承担。到1966年，完成了超过三分之二的标点和校勘记。后“文革”爆发，工作中断。1970年4月，冯家昇先生去世。1971年点校工作重启，由陈述接手继续点校，最终完成。1974年辽史正式出版。辽史补注撰写起始于1930年代史语所时期，1940年左右完成初稿，由于战乱迁徙、物资紧缺等原因，一直未能付印。其间陈述不断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和新见材料补充撰著。在著书过程中，他还曾辑校各家所录辽文及其新获者（包括碑刻文献），编为辽文汇。辽史补注和辽文汇的长期积累，对辽史点校起到了学术支撑的作用，对冯家昇点校的初稿是一个有力的补充。辽史的点校出版工作完成后，顾颉刚将辽史补注推荐给中华书局，并为其作序，幸随点校本二十四史以并行，顾氏序说：“我们这次校点工作，可能有一些缺点错误，但质量都有所提高，由于补注的出版，显然又是一个新的突破。'当年书并未付印，仅商订了排印办法、体式。此后几年陈述先生几次病重，又经历丧妻之痛，但仍然坚持工作，不断为辽史补注吸取新的营养。利用新收辑的材料增订辽文汇成全辽文，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又将这些增益为辽史补注的新资料。在史文文本方面，辽史补注也吸收了辽史点校本的校勘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正文改动多于点校本。辽史补注与辽史修订本是什么关系？辽史补注于1990年代初基本成书。1992年，陈述先生去世，没能看到书稿的出版。2006年起，中华书局开始着手规划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辽史的修订，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刘浦江教授主持。自2007年5月至2014年7月，前后历时七年告竣。此后，辽史修订稿又经过一年多的审订、修改和校阅，终于2016年4月正式推出辽史修订本。刘浦江教授于2016年1月因病辞世，也未能看到修订本的面世。修订本充分吸收了近几十年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辽史研究和辽史文献整理一个新的标杆。辽史补注虽未出版，但修订组也辗转参考过手稿。因时间延误，近二三十年的新成果新资料，辽史补注未能收入，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但即便如此，作为对辽史的全面订补，辽史补注依然是当代辽史研究中篇幅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长篇巨著，是读辽史者离不开的资料。辽史补注都补注了什么内容？辽史点校本与修订本都是5册，100万字左右；而辽史补注全10册，240万字，意味着增补的资料比辽史史文增加了一倍多。陈述先生自拟补注内容有四个方面：正误、补阙、补歧异、存类事。正误包括正驳文、定朔闰、辨重出、纠讹舛、移卷次；补阙包括补传、补志表、增事、加详、训诂；补歧异包括补歧译和补异文；存类事包括附类事和存人物。辽史补注全书注释有7000余条，征引文献超过900余种，涵盖以上诸个方面。而对正文的“补”包括：补志2种，分别是补选举志和补艺文志，选举志分10个子目，艺文志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录书目190种。地理志补州34个，百官志补机构及职名共140条，礼志补嘉礼3种，食货志据内容补子目8o重新编制表2：外戚表、游幸表。公主表补记公主12人。增补人物传记共145人。国语解补增收65个词汇。为了与辽史原文相区别，我们在正文增补的条目前都加了“（补）”字，读者可一目了然。近日，己故著名辽金史学家陈述先生倾尽毕生精力完成的史学巨作辽史补注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此书是陈述先生数十年研治辽史的心血结晶，学界期盼己久，今终得以面世，值得庆贺。陈述先生是中国辽金断代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涉足辽史之初，他因鉴于今本辽史之“漏略不备”，遂发宏愿，欲穷尽所有传世文献订补辽史，并随即发凡起例，撰作辽史补注序例（初撰于1935年），开始了史料搜集与编纂工作。1942年，陈寅恪先生在仅见其序例的情况下，便预言“若使全书告成，殊可称契丹史事之总集”，且称“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见书前陈寅恪序），评价甚高。1975年，顾颉刚先生也称赞辽史补注“正是对辽史的全面订补，可称一代史料的总集”（见书前顾颉刚序）。此书原本打算随辽史点校本一同刊布，但最终未能付印，延宕至今。在前辈学者看来，这部辽史补注无疑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成就，笔者作为晚辈后学亦十分敬仰。不过，此书出版距陈述先生离世已有二十余年，其间整体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时代下，我们应怎样认识此书的价值，如何更好地利用此书，便值得申说。笔者谨从一个专业读者的角度，略陈己见，试作评述。订补辽史之集大成元末编修的辽史阙漏殊甚，历来遭到史家诟病，自清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做过校勘订补的工作。清乾隆中，厉鹦撰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有注有补，均摘录旧文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悉分析考证，缀以按语”,体例完备，其“采摭群书至三百余种，均以旁见侧出之文，参考而求其端绪，年月事迹，一一钩稽”（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辽史拾遗提要），为辽史补充了大量文献资料。后杨复吉利用新出永乐大典辑本旧五代史，又补以契丹国志和宋元通鉴的若干记载，附益他书，得四百余条，撰为辽史拾遗补五卷（乾隆五十九年杨氏自序）。除这两部拾遗专著之外，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劄记中的辽史部分，以及其后陆续成书的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陈汉章辽史索隐、黄宝实辽史校勘、谭其雅辽史订补三种、冯家昇辽史初校、罗继祖辽史校勘记等著述，以校订、考异为主，同时亦为辽史提供了许多相关资料，或有出于厉、杨二书之外者。它们都是前人订补辽史的重要学术成就。陈述先生撰作辽史补注，充分吸收了上述学术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拾遗补阙，自成一体，展现了学术的传承以及后出转精、集诸家之大成的特点。其自序云：述尝校辑各家所录辽文及新获者为辽文汇两编，又取宋人入辽的语录、纪行诗、行程录等，汇集一编，也都属于史料校订，未能附入辽史正文，读者不便，因不自量度，发愿勉为辽史补注，补者效褚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广征后魏以来诸史、文集、笔记，包括钱大听、厉鹦诸家所考订及晚近出土资料和研究成绩，全面网罗，证其合否，一一补入辽史。考证之学，譬如积薪，现在的工作，即就前人所积者，接力积累，对辽史作全面增补订正。陈述先生以“考证之学，譬如积薪（引自陈寅恪）一语自勉，十分重视前人的学术积累，并廉续辽史订补事业，更为全面地搜罗史料，为此他做了两项重要的前期资料编辑工作：一是将今见所有辽人著述（包括传世文献记载与出土辽代石刻）汇成一编，初集为辽文汇，后又增广为全辽文（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二是将宋人出使辽朝的语录、行程录及纪行诗辑录出来，与宋人使金资料一并编为辽金闻见汇录（未出版）。陈述先生编订这两份资料，也是对前人有关辽史资料蒐集整理的继承与发扬。今辽史补注整理本皇皇两百四十万字，即为陈述先生的毕生积薪之作，在辽史研究史上，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除陈述先生着力编纂辽史补注外，另有一位史学家杨家骆先生也在从事类似工作。六十年代，迁居台湾的杨家骆先生受人委托点校辽史，为彻底整理此书，遂仿照吴士鉴晋书斛注的体例，策划编著辽史长笺，并由其弟子蒋杨侯、赵振绩协助整理。其书亦全面吸收前人已有的订补成果，采摭群书四百余种，笺证成四百余万字，曾受到姚从吾先生和日本学者岛田正郎的赞誉。不过，这部辽史长笺的正式出版也已在杨家骆先生去世多年以后，由赵振绩先生接续完成（2006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乍一看来，辽史长笺的篇幅多于辽史补注，似乎品质更佳，但实际上却未必如此。翻检辽史长笺可知，其笺注乃是将文献所见相关记载以及上述诸家订补著述的内容分列于辽史正文之下，仅简单地排比、胪列各种资料，很少有编者的辨析和按语，而且在编排资料时又多有重复，例如厉鹦辽史拾遗大量引述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中的相关记载，辽史长笺首先全文照搬辽史拾遗征引的内容，随后又引录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原文，这样就造成了很多文字重复，以致其书篇幅较大。相对而言，辽史补注的编纂体例更为整饬，它征引史料仅列出原始的文献记载，对前贤著述，主要征引关于某个问题的判断和观点，一般不从中转引史料，而且由于陈述先生对辽史研究很深，所以补注中包含大量他本人的见解和案断，注释文字的写作也比较考究，与辽史长笺的纯粹资料汇编性质完全不同。尽管辽史长笺在资料搜集方面可能有个别优长之处（如引及说郛），但从史著编纂角度来说，窃以为辽史补注更胜一筹。今这两部书均已出版，研究者自可取之对读，心中当有明判。补注内容的性质分类及其价值陈述先生撰作辽史补注（以下简称补注），自序“补者效褚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Z其编纂宗旨仿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之长编法，“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且明言“余注是编，期为长编而已”。总的来看,此书补注之内容十分详尽丰富，序例自述包括正误、补阙、补歧异、存类事四大类，各类之下又可细分为若干子目，体系清晰。不过，从学者利用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可将补注内容另作区分为以下四种情况，各体现出不同层面的学术价值。第一，辽史校勘，相当于序例所谓正误类之正驳文、订朔闰、辨重出、纠讹舛四目。我们知道，今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是由陈述先生整理完成的，他为点校辽史付出了很大心血，质量堪称上乘，故其校勘成果十分重要。但出于体例限制和审慎考虑，点校本出版时只采纳了一部分意见出校勘记，其余则均未能向读者刊布，甚为遗憾。而补注则吸收了陈述先生的大多数点校意见，我们可以藉此了解他对辽史文本的理解辨析和订正勘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书中此类校记俯拾即是，不妨略举数例。譬如，卷一太祖纪上太祖元年，刘仁恭子守光囚其父，自称幽州卢龙军节度使，七月乙酉“其兄平州刺史守奇率其众数千人来降”，补注根据新五代史赵凤传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判断“按守奇为守光之弟''（见页16注4）,指出辽史此处称“其兄平州刺史守奇”有误；卷一九兴宗纪二有一人名“邓延贞”，补注引邓中举墓志作“延正”（页728注7）。这些条目中华点校本并未出校，幸赖辽史补注得以保存。又如卷二一道宗纪一清宁四年十二月辛丑，“弛驼尼、水獭裘之禁”及卷二五道宗纪五大安五年三月，“诏谕学者，当穷经明道”，此两句中“弛”、“当”二字百衲本原作“详”、"常”，补注皆称“此从殿本”（页869注13、页1059注Do今点校本这两处均径改，幸由补注可知其版本校择善而从的具体情况。又卷一二圣宗纪三统和六年七月，“遣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讨河、漫诸蕃违命者"，"西''字原脱，补注据卷八二韩德威传补（页431注6）,点校本则不补出校；卷一四圣宗纪五统和二十三年十一月遣“颁给库使韩梅”使宋，“库”字原缺、"梅”字原误"简”，补注据韩梅墓志增改，而点校本仅改正“相”字，未补“库”字，这说明陈述先生校正辽史原本尺度较宽，后点校本正式出版时收紧。此类校注为我们修订辽史点校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校勘信息。此外，笔者注意到，补注中还保存了一条张元济百衲本辽史校勘记的佚文。民国年间，张元济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除明史外皆撰有校勘记。六七十年代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从商务印书馆借走张校稿本以资点校，然而至九十年代归还时仅剩十六史校勘记，其余七史下落不明，百衲本辽史校勘记即为佚失之一种（参见顾廷龙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序），如今只能于张元济校史随笔、百衲本辽史张元济跋以及点校本辽史校勘记引张校中略见一二。陈述先生点校辽史，以百衲本为工作本，故参考过张校，除点校本已提及者外，笔者目力所及，尚有一条张校佚文见于补注。卷六二刑法志下文末有“辽二百余年，骨肉屡相残灭”一句，补注引张元济校记：“屡字仅存尸头，然细辨实为屡字。诸本改作自字，亦涉武断。”（见页2520注2）数量虽少，但一鳞半爪亦有裨于学林。辽史百衲本影印明初刻本，中华书局图书馆藏。第二，文字训诂与附注说明。序例于补阙类下列有训诂子目，交代补注虽以增补史料为主，但因辽史多有文字晦涩之处，且充斥着很多民族语译名，一般读者不易理解，所以有必要作适当的文字训诂。例如卷一太祖纪上“迭剌部”条有注曰：“按字书：迭与轶、逸通，又与佚通。唐写本广韵：，轶又音逸。巾（见页6注4）对众多契丹人同名异译现象，补注也大多予以注明。除此之外，书中还有一些说明性的注释，这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地理、名物的附注解释，如辽史所见地名，补注往往会引前人成说或据作者判断，指明为今何地（地理志尤详），这些说法虽不一定准确，但却可为我们了解相关地理方位提供一定参考；二是对史事记载的解读提示，如卷二太祖纪下神册六年五月丙戌朔，“诏定法律，正班爵“，补注谓“按此是由部族管理进入国家体制”（见页57注2）；卷四七百官志三南面序称“其始，汉人枢密院兼尚书省，吏、兵刑有承旨，户、工有主事，中书省兼礼部”，补注云：“按前期虽因唐制有六部，但隶属权能，未尽与唐同。汉官入辽者，原是某官，即仍以某官称之，非辽当时已有此衙署。”（页2148注2）这样的按语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记载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对不熟悉辽史的读者来说更加实用。正因为补注有此类文字训诂、附注说明的内容，从而使其不仅仅是一部资料汇总，而具备辅助辽史阅读的工具书性质，也有其价值。第三，补充相关辽史资料。这是补注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包括序例所谓补阙类之增事、加详二目以及补歧异、存类事两大类。陈述先生在前贤硕彦拾遗订补的基础上，全面爬梳历代文献，坚持数十年搜集辽史资料，终集腋成裘，蔚为大观，其所增补的史料已远远超过辽史正文。在传世文献史料方面，补注所采多有超出前人者，例如晚清徐松辑宋会要厉鹦、杨复吉等人皆无缘得见，后来的辽史校订者也利用不多，而补注则注意摭拾宋会要辑稿的相关记载，得出新见；又汪藻裔夷谋夏录一书仅见辽史纪事本末从三朝北盟会编中转引的两条，而补注直接参据今传本，采录史料较多。即使是如册府元龟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高丽史等前人引述较多的史籍，补注也常能补其眉睫之失。尤需称道的是，补注充分吸收了当时所能见到的辽代石刻资料，上文提及，为此陈述先生专门编著全辽文，收录金石著录和发掘出土的辽代墓志碑刻，其中大多是前人未曾利用过的新资料，因此补注在陈述先生在世的年代可谓是相当前沿的一部著作。而且补注将各种资料散于辽史正文相关记载之下，纲目条理清晰，可随时翻检，参阅起来十分方便，可以说它应是辽史研究案头必备之书。不过，如今数字人文飞速发展，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日益完备，计算机检索技术普遍推广，以致文史研究搜集史料并非难事，也许会有人质疑，在当今时代类似补注这样的资料汇编是否还有编纂出版的价值呢？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检讨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尽管数字化检索技术已较成熟，但在具体研究中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一，电脑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