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谬法中的类比思维与抽象思维.docx

专栏XX评论课堂类比思维中，就存在着两个事物的距离问题。距离近的，理解起来就容易一些，可接受程度就高一些；而距离远的，理解起来就要难一些，还会被人认为是类比不当。其实，归谬法不仅依赖于具象层面的类比，还依赖于抽象层面的演绎。只是由于类比更接近人们的日常思维，更容易被人们看出来，所需要的理解力和精神投入较少，所以，归谬法中类比的特征可能会显得更为突出。归谬法中的类比思维与抽象思维xxx在当代争议性的新闻评论中，归谬法是运用较多的反驳方法。我对它的观察也逐渐深入。不久前的一篇评论中有这样一段：就连一位据说颇有知名度的专栏作家也在微XX说，教授下跪“不仅亳无作用，而且违宪了。宪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作家如此使用宪法里的这一条款真让人瞠目结舌，按此定义，公民为某事懊悔自抽一耳光，也要算是“违宪”？显然，作者在这里运用的正是归谬法。即作者为了反驳“下跪违宪”的观点，姑且把它作为推论的前提，推导出“自抽耳光就算违宪”的荒谬结论。这个案例使我联想到马克思“打耳光就是杀人”的那个著名归谬法，以及在教学中同学所感到的困惑。马克思的评论涉及是当时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讨论。“辩论一开始，就有一位城市代表反对法案的标题，因为这个标题把普通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也归入盗窃这一范畴。一位骑士等级的代表回答说：怔因为偷拿林木不算盗窃，所以这种行为才经常发生。”马克思对此评论道：照这样推论下去，同一个立法者还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因为打耳光不算杀人，所以打耳光才成为如此常见的现象。因此应当决定：打耳光就是杀人e我在论证分析课上讲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曾有一位研究生提出质疑：“打耳光与偷拿林木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用类比的方式，但相隔太远。我发现不了它俩之间的相关性和这种类比的正当性。你怎么能从后面一个命题的错误倒推出前边的命题也是错误的呢？”其实，马克思反驳的不只是某个对象，而是一个原则，即：一件不应当出现的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没有严刑峻法来惩治。由此推出严刑峻法是解决一切罪与非罪问题的良方;不管人的行为的严重程度有多么不同，一律处以最严重的处罚。比如，不仅用死刑来防止谋杀，也用死刑来防止盗窃。很显然，这样的原则与“罪刑相称”的法治原则相违背的。显然，在这个归谬法的运用中，有一个抽象思维的过程，即将“正因为偷拿林木不算盗窃，所以这种行为才经常发生”这个判断抽象为一个错误的法律原则，然后再适用到“打耳光”这个不同的情境中去。同学的困惑，是因为只看到了不同情境的类比，却没有看到抽象的思维过程。相较而言，“自抽耳光就算违宪”的归谬法，要比“打耳光就是杀人”的归谬法似乎更容易接受。这是为什么呢？这可能是因为，“打耳光就是杀人”的归谬法，是把“正因为盗取林木不算犯罪，所以盗用林木才成为经常发生的事情”这个错误的判断转移到了一个不同的情境推导出来的。在转移的过程中，不仅有类比思维过程，更有抽象的思维过程。在类比的思维过程中,两种情境相距较远。这就要求读者更多地从抽象的层面理解，即更多地从两个判断同样的逻辑、原则方面来理解。难度因此而增大。而在“自抽耳光就算违宪”的归谬法中，虽然也从“下跪”转移到“自抽耳光”，换了一个情境，但这两个情境相距不远，如果抽象一下来说，它们都是一个人“自罚”或“自辱”的一种形式没有离开一个人自己的行为。因此，这样的归谬法看起来更容易接受。在这个分析中，我感到，虽然教科书把归谬法看作是“演绎反驳”，但在归谬法的实际运用中，往往需要一种类比的思维过程。因为，只有通过类比，把论题的情境转移到另一种更接近、更容易看清楚的情境中，论题中所包含的荒谬性，也才更容易看得清楚。而类比思维中，就存在着两个事物的距离问题。距离近的，理解起来就容易一些，可接受程度就高一些；而距离远的，理解起来就要难一些，还会被人认为是类比不当。其实，归谬法不仅依赖于具象层面的类比，还依赖于抽象层面的演绎。只是由于类比更接近人们的日常思维，更容易被人们看出来，所需要的理解力和精神投入较少，所以，归谬法中类比的特征可能会显得更为突出。其实，只要类比，都需要抽象，即超越事物个别的特征，而找到同类之间共同的属性。两个事物距离较近，抽象的层次就会低一些；两个事物相距较远，所需抽象的层次就要高一些。自然，抽象度越高，理解的难度就会加大。就如把梨树和苹果树都抽象为“树”，就比较容易理解；而把课本和老师都抽象到“教育资源”的层面，理解的难度就要大得多。因为课本和老师之间的距离，比梨树和苹果树之间的距离要远得多。注释：<“跪谏”也算一种理性行为，载2011年11月4日南方都市报。马克思：第六届莱茵行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普通逻辑,1979,第274页。（作者为XXXXXXXX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