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死地之争对史学研究的启示.docx

李自对史学研究的启示摘要：李自成死于何时何地问题，涉及明清鼎革这一关键历史时段的宏大述事，成为长期论辩的节点，主要对垒意见，一为李自成顺治二年五月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为乡民截杀;二为李自成在湖南石门县夹山寺削发为僧，康熙年间方圆寂。前说有多重“兄弟证”（来源独立的并列证据）支撑：（一）追击李自成的清朝英王阿济格的奏报；（二）堵截李自成的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的奏报；（三）通山县志九宫山志等多种地方志的记载;（四）参与杀李的乡民的族谱详记细节。综观上列来源独立谷U内容彼此呼应的史料，可断定李自成于1645年5月底在九宫山毙命。而后说初源于乾隆年间（距李自成亡故已逾百年）何璘对民间传说的记述，以后又有猜测性演绎，并为小说戏剧采用，近年又有“物件”发掘，被解读为“闯王陵”，经文字学家解析，那是魏晋南北朝即有的道教符篆，与李自成亳无干系。为什么身无实证依据的“夹山为僧”说近三十年炒得沸沸扬扬，盖出于强烈的主观诉求：为旅游业争取名人趣事，以招徒游客，所谓“经济需求，学术论证”。因主观诉求而遮蔽实证考究的又显例，是2000年日本的藤村新一考古丑闻。藤村多年造假竟骗过以严谨著称的日本考古界乃至广大民众，乃是因为日本社会被一种强烈的主观诉求所左右：即希望日本历史愈古老愈好，日本文明愈具有本土性愈好，使得藤村通过造假把口本旧石器时代推前几十万年的“新见”得到广泛赞赏，甚至载入历史教科书。强烈的主观诉求压倒客观的求实探索，必将导致学术偏离轨道。服膺于实录精神，方为史学正道。这是前述两例给我们提出的一条不可忘却的教训。关键词：李自成死于通山说;李自成圆寂于夹山说;藤村新考古H闻;实录精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农民战争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学的“五朵金花"之一（另四为“中国古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上地所有制、汉民族形成D0明末规模最大的李自成起义是农民战争的要例，它从高峰迅速跌落低谷的过程，以及相关联的李自成终局问题，长期吸引人们的眼球，直至1980年代，此题仍属热门（1985年10月在湖北通山举行李自成归宿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湖北省社科联学者参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与会并作长篇发言。笔者在会上作学术小结。此会文存，见李自成殉难于湖北通山史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o这不仅是“五朵金花”的余韵流风，还因为，大顺军的尾声、李自成死于何时何地，与明清鼎革这一历史关键环节颇有干系，故为明清史研究者持续关注，这本为史学领域之业务。而自1980年代蓬勃兴起的旅游业的需求，乂与此题发生联系一旅游景区除自然风光外，还亟须以历史名人、古今趣闻逸事招徒游客，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迭次出现各地方政府及文化机构为本地景区“争名人名事"（如诸葛亮隆中在湖北襄阳还是在河南南阳之争、曹操幕真伪之辨，皆属此类），使得一些固有的或新起的史学论争平添了热络的商业诉求驱动，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或反过来说：“经济需求，学术论证工对于以“实录”为务的史学而言，此为福耶，亦或祸耶？笔者今日议此，其微意在于：透视这类学一商因素交织的论争，探讨史传与稗官小说的区别，考究史学研究在求实与虚拟之间当持何种态度。这已不限于“五朵金花”式考察的范域。、李自成死地诸说回顾明崇祯十七年（甲申年，公元1644年），军力日盛的满洲对垂危的明王朝虎视眈眈，八旗兵逼近长城北沿，待机进攻北京。与此同时，以灭明为务的李自成（16061645）统率的大顺军，正陶醉于在黄河流域取得的系列军事胜利，对清军压境的态势并未留意，在没有巩固后方的情形下，孤军深入长城南沿，轻松地占领北京（明廷太监打开城门迎入,“十七年忧国如病”的明帝崇祯（1611-1644）自缢于景山。达到事业顶峰的李自成，以为从此可以“传檄定天下”，于骄傲自满之际，留下一系列政治、军事上的战略策略败笔，如大肆拷掠明廷贵戚和大小官员，激起广存南北的明朝余部和士人的殊死反抗（口号是“忠君灭贼”），其严重的直接后果，是把镇守山海关、掌握两万精锐铁骑的明将吴三桂（16121678）推向清方。得知"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降清，恼怒的李自成仓促亲征山海关，始而轻敌，继而在强劲敌手面前张皇失措，惨败于吴三桂部和多尔袁（1612-1650）指挥的清军。李部退守永平，再返北京，仅存数千骑。羽钱而归的李自成，在紫禁城武英殿匆匆称帝，旋即以大顺朝皇上之尊放弃北京，一路南撤，虽沿途接纳援军十余万，却被尾追的吴三桂部和八旗军先挫于定州、再败于真定，遂经山西退往唯的根据地陕西。清方由和硕豫亲王多铎（16141649）部、和硕英亲王阿济格（1605-1651）部在陕西组成箝形攻势，大顺军只得放弃西安和潘关，从蓝田奔商洛，出武关，至内乡、邓州，阿济格统率的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归降清方的尚可喜部紧追不舍。大顺军南走湖广，抵襄阳后兵分两路：-路高一功、李过部去鄂西，继而南下湖北;一路李自成亲率，向南先占荆州，继领武昌，大举东下，声言攻略南京，然在高池口败于清军，又在九江西边受阻于清军，船舰尽毁，东进已无可能，只得经瑞昌西撤，沿江西西北部的武宁，西遁鄂南幕阜山区，遭遇先期抵达的清军在李家铺伏击，损失惨重，鄂南乂有南明隆武帝所属湖广总督何腾蛟部署的军政力量与之对抗，大顺军失去后勤供应，只得沿途抢夺民粮，“鸟惊兽逸，掠食千里”,丧失民心，与当年"迎闯王，不纳粮”，李部受各地民众拥戴的情形大相径庭。逆境中的大顺军遁入通山县九宫山，试图入湘。一日，李自成与少数亲随在九宫山牛迹岭观察地形，被当地程九伯为首的乡民武装围杀，时在乙酉年五月初，（消顺治二年五月初，公元1645年5月底）o以上为笔者综合、提炼各家史籍，对大顺皇帝李自成撤出北京、西安后的行军线路，以及这位“一世之雄”被乡民杀死的时间地点所作的概述。由于斩杀李自成的既非清军亦非南明军这样的拥有邸报系统的“正规部队"，而是乡间宗族武装在不知对象为何人的情形下所为，乡民除缴获宝剑、马镀、龙袍等物品外，并未取下李自成首级这一确证（俗语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两点当时皆未做到，这给追究李自成死亡确信的清方和南明方留下疑点，加之大顺军余部继续在湖北、湖南、江西带活动，不断传出飘忽不定的信息，以致清方和南明的邸报虽指认李自成亡故于鄂南山地，却不能作出关于李闯死地的最终断言，以致正史、野史对此情节所载不一，这便为各类民间传说的演绎提供了运作空间，故而有关李自成的终局，三百多年来形成多样说法，略举如次：（1）湖北通城九宫山乡民截杀说。清初文人吴伟业（即写圆圆曲的吴梅村）绥寇纪略卷9“通城击"载此说，另有南明野史明亡述略记此，乾隆间刊行的明史李自成传及道光咸丰间文士夏燮撰明通鉴据以载之，长期被视作正史定论，郭沫若1944年撰写的名文甲申三百年祭亦持此说。（2）湖北通山九宫山乡民截杀说。追击李部的清英王阿济格奏报、堵截李部的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奏报（逆闯伏诛疏尤详）述此，文秉的烈皇小识及费密的荒书据以记载。清史稿阿济格传记作通山，未言九宫山；清史稿尚可喜传记作九宫山，未言通山，然联系前后文，两传皆意指李闯死于通山九宫山。（3）湖南黔阳罗公山隐居说。清顺治十五年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载，以后平寇志、后鉴录、明季遗闻抄录此说。（4）湖南石门夹山寺禅隐说。清乾隆间何璘据传闻撰澧州志林书李自成传后述此。近人章太炎获梅花百韵诗五首，肯定何璘说。李自成夹山寺削发为僧说传奇色彩浓厚，乾隆间开始在湖湘民间流传，后为文学家乐道，如金庸的鹿鼎记、雪山飞狐关于李自成夹山为梢，有绘声绘色的描写;阿英剧本李闯王亦采此说。以上四种，通城说不过是通山说在地理方位上的误述，史家多有辨析。明一统志称"九宫山在通山县东南八十里”，明史地理志称通山县境"东南有九宫山”皆纠正通城九宫山说的地名之误。黔阳罗公山说证据单簿，又少有流传，可不予议。故李自成终局之争，主要是湖北通山九宫山乡民截杀与湖南石门夹山寺禅隐两说的辩论。二、通山九宫山乡民截杀说获多种“兄弟证”支撑湖北通山九宫山乡民截杀李自成说的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多种，要者有四：1 .追击李自成部的清朝英王阿济格给清廷的奏报清方在陕西对大顺军发动箝形攻势的，是豫亲王、定远大将军多铎所部和英亲王、靖远大将军阿济格所部两路人马。大顺军出陕进入琼、鄂后，多锋部转向安徽、江苏，攻打南京，征讨南明弘光政权，尾追大顺军的为阿济格部及尚可喜部。阿济格从河南内乡、邓州追击李军到湖广，一路不断向清廷奏报军情（当时掌控清朝政柄的是阿济格的弟弟、摄政王多尔袁），如奏称李自成占领武昌，集众20万，“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再奏李部退入通山九宫山，疏文日：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中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得脱，遂自缢死。清军并未参与围杀李自成之役，阿济格的奏疏明确说明，是投降清军及被清军俘虏的大顺军士卒口径一致的供词（“俱言"）o因此，阿济格虽未亲历，但所奏乃陈述亲见亲闻者的交待，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自缢”说不确）。清廷获此报大喜，在北京“祭告天地，宜谕中外"。由于清方把姻灭大顺军视作征服全中国的要者之一（另一为剿灭南明诸政权），故对李自成是否死亡十分重视。当摄政王多尔衰得知大顺军在江西、湖南频频出现，且有李自成逃往江西的传言，便对阿济格关于李闯死于通山九宫山的奏报产生怀疑。阿济格取得南征胜利，于乙酉年（顺治二年）七月班师回朝，清廷本应隆重欢迎，而多尔袁却“不遣人接”，让阿济格及部属在午门会齐后“俱各归家"，足见李自成生死未定使多尔套对阿济格深为不满。然而，不久清军平定江西，未获李自成踪迹，且续有大顺军成员关于李自成死于九宫山的说法传来，清廷又审新相信阿济格奏报。当年九月，清朝摄行湖广总督的佟岱接见在通山杀死李自成的程九伯，“委九伯以德安府经摩”。这是清官方对李自成于通山九宫山被程九伯等乡民围杀一说的肯定。顺治三年五月，摄政王多尔袁在招抚湖南文武各官书中称：“英王谋勇兼济，立剪渠魁，李自成授首于兴国八功山”。明清之际，通山县属兴国州，八功山是九宫山别名，以“李自成授首于兴国八功山"宣布天下，表明作为清廷首脑的多尔袁正式确认英王阿济格关于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的奏报。2 .清朝正史、野史的记述经过若干反复，李自成于顺治二年五月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终于被清廷视为正论，随之，清朝各相关史书，如蒋良骐东华录、乾隆年间编贰臣传，清朝官修明史的总裁张玉书撰纪灭闯献二贼事皆遵此说。民初由清朝遗老编修的清史稿沿袭此说。私修史书，如查继佐的国寿录、温容临的南疆逸史、徐翁的小腆纪年附考及晚清魏源的圣武记亦用此说。现代史学家李文治的晚明民变也采通山说。1977年由小学教肺朱型淼献出家藏清初朱万年所撰弋闯志等，大体遵从此说。为省篇幅，这里略引三条材料以观概貌（1）清初学者费密所著荒书，主要记述张献忠入川出川事，也涉及李自成末期活动，对通山九宫山一带乡民程九伯等击杀李自成的过程有述：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广，自成尚有贼兵三万，令他贼统之，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李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ill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迹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持，遂辗转泥泽中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论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具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这是关于李自成遇难的地理方位、具体过程较翔实的记载，其关于清朝官府调查、确认事件并奖励杀手程九伯的情节，均与各种相关文献吻合。与李自成同时代的费密，阅读过康熙通山县志等地方文献，并采访过杀李的当事人及各种知情者，方有以上真切叙写。（2）日耳曼来华耶稣会士汤若望主持修历，出入明末清初宫廷，被清顺治帝称“玛法"（满语爷爷），能从帝室获知军政机要，其记述文字近乎信史。如汤若望在论及吴三桂时说：李自成因受他（指吴三桂）的和满人的追击，竞越河南逃往湖北;在湖北，他（指李自成）于一六四五年显然未经人所识出而被农民击毙。语虽简约，却于李自成死亡的地点（湖北）、时间（1645）记载无误，而李在“未经人所识而被农民击毙”之说尤其精准。（3）清中叶学者徐雨的编年体南明史小腆纪年附考，征引清初史籍60余种，考订详实，匡正传闻之谬，力辟通城说、夹山说，以简练而明确的文字指出：李闯“趋通山之九宫山，乡兵遇之，乱刃交加死。”以上诸文皆显实录风格。3 .堵截李自成部的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给隆武朝廷的奏疏与清方信息及记我彼此独立的另一系统是南明信息及记载，最有要的文本出自何腾蛟（15921649）。何腾蛟原为明朝地方官，清兵入关、明廷解体后，南明福王、唐王、桂王纷纷建立小朝廷，福王朱由松（旋即称帝，年号弘光），任命何腾蛟为兵部右侍郎，兼抚湖南。后与弘光君臣发生矛盾，左良玉邀其叛明，何未允，转投唐王朱聿犍（旋即称帝，年号隆武）,被任命重职，招纳明军余部，在两湖一带阻截大顺军、建立南明地方政权。何腾蛟在与大顺军周旋过程中，不断奏报南明朝廷，其中署“总督湖广、川、贵、广东、广西五省军务兵部尚书何腾蛟”的逆闯伏诛疏对李自成终局记述尤详：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逆闯义男，仅得马先逸，而闯逆李伴当飞骑追呼曰：“万岁爷被乡兵杀死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何腾蛟部并未参与截杀李自成，所述情节，皆由后来被何腾蛟“招抚”联合抗清的大顺军将士提供。逆闯伏诛疏说：及臣抚刘体仁、郝摇旗于湘阴，抚袁宗第、蔺养臣于长沙，抚王进才、牛有勇于新墙，无不众口同辞。成为何腾蛟标下的张双喜、郝摇旗“时时道臣逆闯之死状。”11李自成被九宫山乡民截杀后，部将郝摇旗等归附南明唐王共同抗清，丙戌正月，唐王在赐闯贼党郝摇旗名永忠的诏书称李自成一遁入九宫山，余党十万，悉为伏兵所诛，自成自刎，湖广总督何腾蛟疏闻，以摇旗有指示之功，故特以永忠之名赐之。此外，南明"五虎"之一的蒙正发在乙酉年十一月撰三湘从事录称：“闯逆授首，死于九宫山村民之手。”曾投奔鲁王抗清的查继佐，被时人赞为“才华丰绝M海内奇杰”，他所著国寿录亦有类似记述。4 .通山县志湖广武昌府志湖广通志等清初方志的记述李自成败亡于通山九宫山，作为一件大事件，被清初各相关地方志所记载。距事件发生仅十余载的康熙四年修纂的通山县志卷5人物武勋称：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蹂蹒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本省总督军门佟鼎其勇略，札委德安府经历。同治间重修通山县志对此全文照录。可见从清初到清中叶百余年间，通山地区对其说的沿袭无疑。康熙丁卯湖广武昌府志与通山县志所载一致，但视野更广阔一些，文称：李自成入楚境，众尚数十匐。及渡江多奔窜至通山县九宫山，为农夫程九伯乘便以锄山死。值得提的，还有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由九宫山道士编修的九宫山志卷14列闯王墓条，对李自成死于九宫山牛迹岭有较详细的考证。5 .程氏宗谱金氏宗谱等谱谍家乘的记述清代至民国的三百年间，主流史观将李自成视作“叛贼M流寇"，杀死李自成是大荣耀，故李自成在九宫山被乡民截杀，为多种当地族谱作为先辈功业加以记载，从而留下事件实录。1925年重修之世忠堂程氏宗谱（-笔录旧底”，此"旧底”指清初程谱），遵谱读书写惯例，记载程氏祖辈的生平与事迹，其卷3称：安思，恭达三子，字九伯，号南枝，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三月九日午时生。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献贼首、珠盔、龙袍于本省都宪军门佟，札委德安府经历。后选陕西西安府守备，未赴任而逝。该族谱所述有不确切处，如称杀李闯之年为甲申（当为乙酉,又说程九伯将“贼首”献给清当局，也为误传（程九伯未留李自成首级），另将被杀者称李延（李自成原名李炎，延与炎同音），皆系后人传递信息出现的枝节性误差。然观此宗谱所载程九伯身世大略，其在九宫山牛迹岭杀李自成一事无误，时人及后代将之称为"建一时之功勋”，乡民程九伯因以得“经历”、“守备”职衔，这些皆与县志、府志所载丝丝入扣，如光绪德安府志之国朝经历栏下有程九伯名，注日：“通山人，顺治二年任。"此外，参与九宫山牛迹岭截杀李自成的其他诸姓成员，其后辈所编纂族谱（金氏宗谱朱氏家谱大源王氏宗谱）也都记载此情节，所述小异而大同，如民国十三年通山金氏宗谱卷3老隆公黄客世系称：一柏，世俊次子，字华生，追剿李自成于牛迹岭下。另教金氏尚岩公曰：顺治乙酉五月，王师南下，闯贼窜扰百通，被锄了六里乡民。诸宗谱记述虽详略有利，杀李的主谋有异，但李闯于乙西五月在九宫山为乡民所杀这一基本情节却是一致的。史事考索当求证据，而证据分“父子证”和“兄弟证”两种。由条证据为源头生发出来的诸证谓之“父子证”，条目再多也不能摆脱“孤证”之讥。而各有独立源头的诸证谓之“兄弟证”，较具实证价值。上述清朝奏疏、南明奏疏、几种志书和族谱，皆为独立史料，是直接当事人和间接传话人提供的各有源头的“兄弟证”，如清朝英王阿济格与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决无信息沟通的可能，他们的奏报分别来源于自己的信息系统。程氏族谱信息源自本宗族先辈故实，独立于清廷及南明官方信息之外。而通山县存留的有皇家纹饰的马蹬等实物（当年由程九伯获得，另还获马鞍、宝剑等物，一直传存于程氏家族，直至文革时期有龙饰的宝剑方被某生产大队队长要去，因以失去下落，当地人对此记忆犹新），则提供了实物旁证。李自成于乙酉年五月在通山九宫山被乡民武装所杀，此一结论得到聚焦同点的诸多兄弟证的证实，故可归入信史。三、夹山寺为僧说，盖出于民间传闻和后人想象李自成乙酉年死于鄂南山区之说，自清初以下百余年间基本未受挑战，虽另有李闯于湖南黔阳出家之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载），但此说证据单薄，流传不广。李自成于顺治二年五月死于通山，最权威的记述见于清朝官修明史李自成传O虽民间也有异议，如湖广孝廉张琮伯称在康熙间亲见李自成并“语甚投合"，但此类传说当时并未形诸文字，而是口传故事。直至乾隆年间，方正式出现关于李自成禅隐夹山的文章，这便是乾隆十一年至十八年任湖南澧州知州的何璘所撰书李自成传后。该文称，何璘在沧州知州任上听闻李闯禅隐石门县（属澧州管辖）夹山寺的民间故事（故事并未出现张琮伯亲见李自成事,遂往石门县考查，当地孙教授告何璘：李自成实窜澧州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驿，随十余骑走牯牛坝，在今安福县境，复弃骑去，独窜石门之夹山寺为僧，今其坟尚在云。对此，何璘的反应是：余讶之，后至夹山，见寺旁有石塔，覆以瓦屋，塔面大书"奉天玉和尚”。前立一碑，乃其徒野拂所撰，文载“和尚不知何氏子夫“奉天”岂和尚所称？遍问寺僧，对不甚详。内一老梢年七十余，尚能记夹山旧事，云和尚顺治初年入寺，是律门，不言来自何处，其声似西人和尚卒于康熙甲寅岁二月，约年七十。和尚临终有遗言于野拂，彼时幼不与闻。“奉天和尚”为其自号，野拂即以名其塔。寺尚藏有遗象，命取视之，则高颔深颐，鹘目蝎鼻，状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其为自成无疑。12下文还认定“奉天”即李自成曾号奉天倡义大元帅之“奉天”玉”即天子玉玺，与李闯称帝相合。何知州又据"塔铭碑”碑文落款“补之为铭"，判断野拂即李自成部将和侄子李过（李过字补之）。何璘说的依据，一是老僧的回忆（其实这回忆也没有讲奉天玉即李自成），而此老僧乾隆间见何璘时年已70,与顺治初入寺的奉大玉相距近百年，所言之情节显然是得之多代人的转述，远非直接证据。二是夹山寺藏遗象与明史李自成传的简要描述近似，何璜便断言奉天玉和尚"其为自成无疑"，这判定实在是太过孟浪。李自成在崇祯十五年与明军的战斗中被射瞎左眼，而夹山寺藏奉天玉画像无此描绘;老僧转述奉天玉和尚形象，也无“眇左目”的说法。可见，称寺藏奉天玉像即李自成像是站不住脚的。何璘断奉天玉墓志铭为李过作，主要依据是墓志铭结尾有“补之为铭”四字，李过字补之，遂解为“李过（字补之）作铭文”。其实，此慕志铭署名刘疽撰，而文末“补之为铭”应当释读为刘啦“补充之以为铭文”。通读慕志铭全文，可见刘喧确乎以所见材料“补充之以为铭文工将墓志铭作者刘喧附会为李过，太牵强矣！至于李过的后期经历，王夫之的永历实录高李列传有翔实记述，决无李过到夹山寺出家的影子。王夫之曾在永原朝为官，参与抗清，与高一功、李过部属有直接接触，且王夫之撰永历实录，时在康熙十年，住衡阳（距石门不远），从未听到李自成、李过先后夹山为僧之说。王夫之治学谨严，又与事件发生的时地切近，其永历实录高李列传当为信史。与之此较，何璘说只凭传说与臆想，断野拂为李过。其直接的反证是，在湖北慈利县发现野拂和尚墓碑文，称野拂乃明末勇将，与清兵作战，又"追李闯于澧水"，他决无可能是李过。而此后传衍的李自成夹山为僧说，野拂为李过说，皆建筑在何璘于乾隆年间凭传闻和臆想堆积的松软沙滩之上。因何璘说标新立异，另成格，曾被多种文献收录。书李自成传后初载澧州志林卷23,又为直隶澧州志石门志米脂县志等湖南志书及李自成家乡（陕西米脂）志书援引，作为李自成末年史迹之另说，聊供查阅。夹山寺为僧说的第二个高潮，是章太炎1912年访问湖南石门夹山寺，获梅花百韵诗五首，将其视为何璘说的佐证，章先生于是倡言李自成夹山寺为僧，继续暗地指挥大顺军余部抗清。其实，梅花诗五首全然没有出现李自成削发为僧的任何语句，章先生是从诗中的种种“隐语”（如“奉诏天使行边后，带得新香马上回之类）推断出李自成即夹山寺奉天玉的。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是清末“排满革命”的倡导者，而当年李自成"革"明朝祟祯帝的“命”，为章先生所敬稔李自成及其余部又坚持抵抗满洲入主中原，更被高唤“排满”的章先生视为大英雄。1912年恰值辛亥革命功成之际，章太炎兴冲冲探访其“革命排满”的前辈李自成故处，乂获诗证，自然浮想联翩，作出再书李自成事一文，为夹山禅隐说张目。这是章先生想象力丰富的文人气质的表现，我们切勿将其视作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事实上，李自成夹山寺削发为僧之说，清民以来虽有流传，却对尊重史实的史学并无撼动力，但对容许虚构甚至有赖于虚构的文学创作则颇有影响，如阿英（钱杏邨的剧本李闯王采用此说，人们观剧时兴味盎然;又如武侠小说巨匠金鹰的名篇雪山飞狐（1959年出版）、鹿鼎记（19691972年连载）绘声绘色地演绎此说，虚构的李自成四侍卫为金迷们津津乐道。雪山飞狐第5章更直引夹山为僧说：原来闯王逃下九宫山后，到了湖南石门县夹山普慈寺出家，法名叫做奉天玉和尚。闯王一直活到康熙甲辰年二月，到七十高龄方才逝世。当然，金庸编的故事并未被人们当作历史看，而被视为“小说家言"，这未尝不可，正如大仲马动人心魄的基督山伯爵，可以风靡世界各国读者，却从来不会被看作法国后拿破仑时代的信史，也不会真以为地中海有座名为“基督山”的岛屿和智勇双全的“伯爵”其人。总之，李自成夹山寺削发为僧说以其传奇色彩，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启动了艺术想象的翅膀，这是该说的一大贡献，但没有确证的该说，决不能当作真实史料使用，这是懂得史一文区别的人们的共识。现在的问题在于，近30余年来，出于为当地制造名人名事以招揽游客的需要，李自成夹山为僧说被些人格外青睐，并不倦地“发掘”材料，并对材料作定向解释，又在地方政府的赞助下，多次举行学术研讨会，更大兴土木，建造各种有关李闯王的纪念设施，并请电视台拍摄多集“文献片”，在多个频道播放（笔者有幸看过一两集）。如上种种，都是试图将该说挤进信史行列。近年这种努力集中于对“中兴夹山祖庭墓志碑”的护碑文字与图象的解读上。对此，笔者只能简要揭示要点一护牌文字及图象本为自魏晋南北朝即有的道教符箓，唐宋以降道佛交融，佛僧常借用道教符篆，本为常例，而今有人将此符箓强释为“闯王陵”三字，并就此大作文章，称李闯王夹山为僧由此可以坐实。现在已有文字学家、宗教学家对此一情节作详细考证，其结论是护碑文字决不能释读为“闯王陵”，从而再次表明“夹山说新发现"的牵强附会。而“中兴夹山祖庭墓志碑”的护碑文字与图象的蓄意误释，恰恰证明了李自成夹山禅隐说的虚构性。四、小结：强烈的主观诉求会遮蔽客观的史实考究在李自成败亡后一个世纪方开其端绪的李自成夹山为僧说，在此后两百年间只是以奇闻逸事流传于民间，偶尔被文艺家采纳为创作素材。然而，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其说骤然热络起来（至今未衰），并试图进入实录信史殿堂。形成这现象的原因和动力当然不是单的，但归结起来，大约是过于强烈的主观诉求在推动。这种“主观诉求”也是多方面的（不乏非肃的学术探索），但较为显在的一条，是发展旅游业激发出来的对名人及其趣闻的占有欲。当这种强烈诉求在某一领域、某一论题笼罩学术研窕时，便有可能使“研究”误入歧途。以下举一个较此更为极端的例子，目的是引起我们对上述问题的重视。日本在2000年底揭露出轰动全国的藤村新一考古丑闻。笔者当时正在日本讲学，见证了这一事件的披露过程以及学界和民众的反应。藤村新一本非专业考古学者，然也参加考古发掘三十年，后十多年忽然发掘连连得手，其最重要的"发现"，是在本州东北的宫城县上高森遗址主持出土了据称70万年前的旧石器，从而把传统说法的日本旧石器时代提前了几十万年，一时轰动日本考古学界，并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在此前后，藤村每至一个发掘点，必有“新发现”，因而获得考古“神之手"美誉，其"新发现”甚至写入日本1998年以后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业余出身的藤村新竟在极讲究学历、学位的日本当上了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副理事长。藤村新，还扬言，他将发现100万年前的旧石器，还将发现比北京猿人更古老的日本猿人化石。正当考古神人藤村“事业”蒸蒸日上之际，2000年10月22日，日本三大报之一的每日新闻采访藤村，记者在藤村全然不知之际，于其考古发掘地安置了红外线夜视摄像机，拍摄到藤村当晚从塑料袋里取出他制作的“I石器”，埋入上高森考古遗址，而按藤村计划，第二天他一定又可在此地有“新发现"。藤村在铁证面前只得承认自己造假，后又进而交待，在他参与发掘的178处遗址中，有159处埋入自制“旧石器”或其他"古器物”。每日新闻于该年11月公布了藤村丑闻，引起社会震动。我记得，当时日本各家报纸竞相刊发此消息和相关评论，日本最大的电视台NHK连续多日播放此一消息。日本考古界和史学界多次开会，总结教训，但日本人习惯从细节论事，教训多归结为碳14等检测仪器落后、考古界核查出土文物不严格，有青年学者则批评迷信权威等等。约在2001年元旦，一些日本史学界朋友和中国访日学者聚会，笔者在其列。聚会间自然谈到藤村H闻，日本朋友也略议教训，大约与前述相似。我忍不住提出一个问题：藤村的作为十分可鄙，此自不待言。现在需要探讨的是，日本学界素以精密严谨著称，但为什么学界诸君乃至政要、庶众，竟然被一个并不十分高明的造假者欺骗了十多年，其“成果1居然进了教科书？吾言一出，冷场了片刻，有人说：“冯先生，你看问题出在哪里呢？"我答日：“在下很不礼貌，请见谅，我以为问题出在贵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态希望证明日本历史更悠久、更富于独立性（最好不是从东亚大陆传来的，而是日本士生土长的）。这种潜伏在国民心理深处的诉求，蒙蔽了聪意而谨严的日本国民乃至学界的心智，而藤村新的所为，恰恰满足了这种社会诉求，以致在十多年间藤村说畅行于雅俗两层面。”吾言一出，聚会朋友们先是一愣，继之大笑，有的还鼓掌表示赞同。勿为强烈的主观诉求遮蔽对客观真实的探究，是上述事件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其实这里并无太高深的哲理，需要的只是回归常识、在真实面前俯首低头。注释:顺治实录卷18顺治实录卷19。顺治实录卷20。费密：荒书卷1。明清史丙编。魏特：汤若望传，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158页。小腆纪年附考卷10。11烈皇小识卷8附。12何璘：书李自成传后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