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运行模式与司法应对——基于139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docx

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运行模式与司法应对一一基于139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作者：刘文涛（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李雪松（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发布日期：2024.02.26内容摘要：如何应对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是近年来困扰司法机关的难题。本文以助力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解决为目的，将虚拟货币定义、种类、特征进行了界定，并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剖解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犯罪模式，总结目前我国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症结在于虚拟货币立法尚付阙如、证据链形成受阻与司法审查疑难，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司法应对方式是补足刑事立法、完善监管制度、加强司法审查与落实配套措施。关键词：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区块链司法应对引言区块链技术作为互联网领域的前沿技术之一，因其难以篡改、去信任化、去中心化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金融、司法等诸多领域。近年来，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链上司法平台搭建、区块链存证保全等司法领域革新提高了司法效率，引领了智慧司法建设的热潮。但与此同时，区块链技术匿名性、去信任化、去中心化的特点也带来了巨大的犯罪风险，为金融治理、司法应对带来了重大挑战。S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区块链技术作为底层架构的虚拟货币成为了洗钱犯罪的重要工具，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洗钱的犯罪行为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本文探讨的洗钱犯罪，指的是通俗语境下广义的洗钱犯罪行为，即不限缩于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所规定的洗钱罪行为类型，还包括为所有类型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与传统的洗钱犯罪不同，利用虚拟货币进行的洗钱犯罪基于区块链技术而具有隐蔽性与技术性，在证据的收集、调取与司法认定上相较于传统洗钱犯罪更加困难。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根据区块链技术的原理与特点，对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运行模式以及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审查方法进行讨论，以便于法律从业人员能够以法律与科技复合的视角认知虚拟货币，从而助力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解决。本文选择威科先行数据库为裁判文书来源，选取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发布之后，即以2021年9月15日为起点，截止至2023年7月15日，以''刑事”为分类事项，以“虚拟货币”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为做到全面检索、避免遗漏案例，又以“数字货币”、“比特币”、“泰达币”、"USDT'等近义词、常见数字货币名称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在剔除无效案例与重复案例后，保留与洗钱犯罪有关的裁判文书共计139例。本文通过厘定虚拟货币的概念与特征，在梳理139份裁判文书的基础上，结合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运作模式，综合分析我国刑事司法对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审查认定难点，意在探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应对，以期为我国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治理提供智识参考。一、虚拟货币的概念厘定与特征（一）虚拟货币的概念探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首先应当对虚拟货币的概念进行界定。在通俗语境中，广义的虚拟货币可泛指游戏币、数字货币、加密货币等多种虚拟货币。而在国内国外的相关文件中，虚拟货币的语义则相对狭小。欧洲中央银行在2013年发布的虚拟货币方案将虚拟货币定义为受开发者控制，在特定场景中使用的数字货币，2015年的虚拟货币方案认为虚拟货币不具备货币的经济学形式，不具有货币的法定地位；根据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在2014年、2018年、2021年发布的相关文件，虚拟货币不具备法定地位的数字化价值表达，具有转移与交易的功能，可用于支付、投资。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出台的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下文称通知）认为虚拟货币的特征是：不具备法定地位、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户类似技术、以数字化方式存在。综合上述文件，本文将虚拟货币定义为不具备法定地位，以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户类似技术为底层架构，具备支付、转移功能的数字化表达。（二）虚拟货币的种类虚拟货币最初指游戏币等虚拟财产，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区块链进入3.0时代，各种虚拟货币也顺应技术发展、实践需要而层出不穷，如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各国也陆续推出法定数字货币。多样的虚拟货币不尽然是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所需，故需对虚拟货币的种类予以区分，厘定本文研究的虚拟货币。1 .非转换式虚拟货币与转换式虚拟货币以区块链技术的诞生为分界点，虚拟货币可以被分为非转换式虚拟货币与转换式虚拟货币。在区块链技术诞生之前，虚拟货币是指Q币、游戏币等只能在特定场景内使用，无法直接在场景外主体之间实现转移的货币，这类货币被称为非转换式货币。在区块链技术诞生之后，诞生了诸如比特币、以太币等基于区块链技术作为底层架构的虚拟货币，这类虚拟货币被称为转换式虚拟货币，它可以在不同场景、不同用户间进行转移，与其他虚拟货币、法定货币进行兑换，此类虚拟货币是当前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主要工具。本文所探讨的虚拟货币，限于区块链技术作为底层架构的非转换式虚拟货币。2 .中心化虚拟货币与去中心化虚拟货币根据虚拟货币是否拥有国家或地区发行机构的信用作为担保，虚拟货币可分为中心化虚拟货币与去中心化虚拟货币。中心化虚拟货币拥有国家或地区信用作为担保，通常被称为法定数字货币，我国正在进行试点的数字人民币即属于此类；去中心化虚拟货币通常由私人主体发布，没有国家或地区的信用作为担保，其信任基础来自于区块链技术，此类虚拟货币不具备法定的货币地位，但具有支付、结算功能，通常被用于洗钱犯罪当中。本文所探讨的虚拟货币，以去中心化虚拟货币为限。3 .稳定币与非稳定币根据虚拟货币的币值是否稳定，虚拟货币可以被分为稳定币与非稳定币。稳定币拥有固定的资产储备予以支持，币值较为稳定。稳定币的典型代表为泰达币，泰达币有美金作为资产储备，币值与美元锚定，一泰达币=一美元，因而被众多犯罪集团青睐，逐渐成为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最常见币种。非稳定币则没有固定的资产储备作为支撑，仅以技术支撑作为信任基础，因而一般价格波动较大。非稳定币的典型代表如比特币，在新冠疫情期间，比特币的价格波动一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无论是稳定币亦或非稳定币，都常被犯罪分子用于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因此两者都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三）虚拟货币的特征根据学界现有研究，虚拟货币洗钱犯罪表现出作案场景复杂多样、犯罪分子匿名难以查实、作案证据难以调取的特征。本文认为，其成因在于虚拟货币基于区块链技术而具备去中心化、匿名性、跨国性的特点。1 .去中心化虚拟货币的出现是区块链技术对传统货币体系的挑战。区块链技术所要构建的是一种无需依赖中心化服务器的去中心化信任机制，即区块链技术基于智能合约、哈希算法的技术信任越过中心化服务器的管理、组织实现节点之间的信任。有学者指出，区块链技术挑战的是对于可信中心化服务器的依赖。虚拟货币作为区块链技术的衍生品，挑战的是传统货币体系对于货币发行机构的担保作用、货币监管机构的管理监督作用的依赖。正因如此，虚拟货币得以脱离了管理机构的监督，复杂多样的区块链场景成为了孕育洗钱犯罪的温床。2 .匿名性犯罪分子通过虚拟货币进行支付或转移时，每笔交易记录都会同步上链，但上链信息仅包括交易数额与电子钱包地址，虚拟货币地址的真实身份不会同步上链。并且，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场景下，用户可以肆意更换身份与地址。并且经由区块链加密算法的保护，获得犯罪分子的真实信息的难度呈指数级上升。虚拟货币的匿名性导致侦查机关难以获查实当事人信息，司法机关难以审查证据链是否完整，致使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猖獗。3 .跨国性根据区块链的技术原理，区块链的节点可能分布于全球任何一个地域，因此，虚拟货币的产出没有地域与国界的限制。因而，虚拟货币的交易也不囚于国界和地域限制，可以迅速实现赃款的跨境转移。以泰达币为代表的稳定币与美元挂钩，可以迅速实现赃款的跨境洗白，因而被犯罪分子青睐而成为跨境洗钱的主要工具。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进行的国际反洗钱合作机制正在建立，但犯罪分子往往会选择对虚拟货币监管薄弱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洗钱，侦查工作与调取证据的难度直线上升。二、实证视角下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运行模式剖解(一)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典型运作模式根据本文检索到的法律文书，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典型运作方式可分为以下三种：1 .利用虚拟货币承兑商洗钱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中，利用虚拟货币承兑商洗钱较为常见。这种洗钱模式中，承兑商使用自身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上的合法账户，将赃款用于购买所需承兑的虚拟货币，并将虚拟货币地址交给犯罪分子。犯罪分子可转售虚拟货币获得收益或进行虚拟货币交易以达到掩饰资金链痕迹的目的。而虚拟货币承兑商本人会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在本文检索到的案例中，此种模式可参见(2021)湘1226刑初108号、(2021)湘0302刑初178号裁判文书。2 .通过地下钱庄洗钱地下钱庄一度为犯罪分子青睐，成为洗钱犯罪的后花园。但近年来，随着各国对跨国洗钱犯罪的监管加强，地下钱庄一度遭到打击，虚拟货币业务逐渐成为地下钱庄帮助犯罪分子洗钱的重要渠道。此种模式中，地下钱庄要求犯罪分子开设账户并将赃款打入账户，后地下钱庄通过多次虚拟货币交易洗白赃款，再将洗白后的财产汇入犯罪分子开设的账户之中。在本文检索到的案例中，此种模式可参见(2022)内2525刑初24号裁判文书。3 .跑分平台洗钱所谓跑分平台，是指通过网络分散大量的个人二维码达成收款目的的网络运营项目。利用跑分平台完成虚拟货币洗钱的模式为：跑分人员在跑分平台注册账户并将银行卡信息与平台账户信息绑定，随后支付一定数量的保证金。犯罪分子需要洗白赃款时，由平台发布若干个任务给众多跑分人员，跑分人员通过个人账户购买虚拟货币，在扣除保证金后将虚拟货币转移给平台，平台支付一定的佣金给跑分人员，再将虚拟货币转移给犯罪分子。此种模式中，众多跑分人员间接参与到洗钱环节，使得窠件资金链混乱，难以查实。在本文检索到的案例中,此种模式可参见(2021)Jll0191刑初645号、(2021)甘0402刑初202号裁判文书。(二)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特征1.犯罪呈现团伙作战、层级严密在本文检索到的139份裁判文书中，仅有16份裁判文书中作案团队少于3人，剩余裁判文书均为3人以上团队作战，团队作战比例约为90%。可见，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呈现团队作战模式。并且，在本文检索到的团队作战案例中，大多数犯罪团伙呈现出严密的层级、分工明确。以(2021)川0191刑初645号判决为例，本案中，团队有明显的上下级关系，分工明确，有专人负责“跑U”、“币商中间人”、“币商领队”、“操作手”等。4 .作案工具易于获取、作案人员身份隐匿根据本文检索到的139份裁判文书，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作案工具成本较低、易于获取。从裁判文书显示的证据来看，犯罪分子仅需电脑、银行卡、智能手机、SlM卡、银行U盾便可开展犯罪活动。少量窠件中，犯罪分子还会使用便携式Wifi、服务器作为犯罪工具。但总体来看，一个犯罪分子仅需少量的犯罪工具便可以实现百万甚至千万级别的财产洗白。另外，根据部分裁判文书显示，部分犯罪分子会使用代号隐匿身份，致使部分犯罪分子身份隐匿，尚未归案。犯罪分子还经常使用加密通讯软件如“Telegram”、“蝙蝠”隐匿身份信息进行联络，反侦查意识强，使得犯罪分子难以被逮捕。5 .犯罪线索获取困难，依赖上游犯罪破获提供在本文检索到的139例案例中，绝大多数案例的上游犯罪属于诈骗犯罪和赌博犯罪，占比达到80%以上。少部分案例的上游犯罪是毒品犯罪、走私犯罪、盗窃犯罪，占比较小。且根据部分裁判文书的说理，洗钱案件的破获线索通常来源于上游犯罪的破获，警方根据上游犯罪的线索抽丝剥茧，进而破获洗钱犯罪。如（2022）辽10刑终182号案例，此案系自洗钱案件，破获毒品犯罪的同时警方得到了洗钱的犯罪线索。又如（2021）晋0181刑初52号案例，本案上游犯罪为诈骗罪，到案人员提供洗钱线索，进而破获洗钱案件。在本文检索到的案例中，未曾发现直接破获洗钱犯罪或者自下而上破获洗钱犯罪的案例，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案例的裁判说理并未体现案件的破获顺序，但此种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径行破获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案件极其困难。三、实证视角下洗钱犯罪中虚拟货币的司法审查症结（一）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刑事立法尚付阙如目前，我国针对虚拟货币的立法仅见于一般规范性文件中，其中效力最高的为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十部门联合发布的通知，该文件确认了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以及虚拟货币交易相关业务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但未就虚拟如何审查虚拟货币的证据能力、证明力展开论述。在本文检索到的案例中，未曾发现对虚拟货币的证据属性展开论述的窠例，仅有1例案例对虚拟货币交易的合法性展开论述。在（2022）湘0281刑初484号裁判文书中，法官以通知为根据，对虚拟货币炒作行为进行说理，定性虚拟货币炒作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但根据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3条，规范性文件不属于刑事裁判引用说理的法律文件范围。本文又针对以通知进行裁判说理的裁判文书进行检索，引用通知进行裁判说理的民事裁判为218例。可见，通知的出台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虚拟货币民事立法的不足，为法官进行裁判说理提供了依据，但在刑事司法中存在司法审查规则立法尚付阙如的症结。（二）证据链形成受阻1.交易链上电子数据追溯困难正如前文所述，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基于区块链场景通过网络实现，没有现实的交易地点。且在虚拟货币交易中，交易双方身份匿名，犯罪分子通过无人监管的加密软件进行联络沟通，洗钱操作完成后，犯罪分子仅需在加密软件删除聊天记录便可完美销毁犯罪证据。即便不通过加密软件沟通联络，犯罪分子亦可通过多重虚拟货币交易增加交易链条，增大追踪难度。在本文检索到的诸多裁判文书中均体现了相关内容，如(2021)甘0503刑初118号裁判文书中，洗钱团伙”将在此期间涉及数字货币等相关信息进行删除”，“卸载蝙蝠聊天软件”。涉案证据追溯困难，无疑为司法机关的应对增加了难度，证据链难以完备地形成。2.跨国调证、取证阻力大长久以来，跨国取证问题都是我国司法机关应对跨国犯罪案件的难点问题。目前来看，我国跨国犯罪治理仍处于瓶颈期，原因在于政治因素、制度掣肘与技术瓶颈，我国在跨国犯罪中跨国调证取证受到了极大的阻力。跨国调证、取证的难度变大是跨国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日渐猖獗的重要原因。在本文检索到的169份裁判文书中，鲜有案例涉及境外取证，在侦查机关办案查处的证据之外，侦查机关调取的证据以境内银行流水为主。跨国取证、调证困难使得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审查认定困境雪上加霜，是长久以来困扰着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治理的一大症结。()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刑事审查疑难1 .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关联性审查疑难如前文所述，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犯罪模式基于区块链技术呈现出链条化的样态，且犯罪分子往往团伙作战、分工与层级明确，犯罪分子之间通常没有现实联络而是通过软件在网络上实现信息交流，且在区块链技术加持下犯罪分子的身份隐匿，这便大大增加了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关联性审查的难度。有学者指出，在网络犯罪中，犯罪的正犯与预备、帮助行为表现出疏离化的样态，甚至表现出交易的样态。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中，这种样态体现更为明显。在本文检索到的裁判文书中，部分犯罪团体表现出了高度的专业性，拥有从募集团伙到洗钱团队为-体的组织架构。但大多数案例中，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团伙与上游犯罪团伙相分离，且基于虚拟货币交易去中心化与匿名性的特点，犯罪分子虚拟身份与现实身份的信息相分离，且交易过程不受监督机构监督，即便能够获取虚拟货币交易信息，也难以认定虚拟货币交易方与犯罪分子现实身份之间的关联性。在本文检索到的139份裁判文书中，未曾发现法院通过审查虚拟货币交易记录信息认定犯罪分子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在本文检索到的案例中，法院一般通过审查受害人立案登记表、受害人谈话笔录、银行流水、资金拓扑图、被告人供述来认定被告人与洗钱行为存在关联。这也意味着，司法机关很难通过虚拟货币洗钱交易过程进行关联性认定。2 .虚拟货币洗钱犯罪主观故意审查疑难如前文所述，虚拟货币洗钱犯罪表现出相对疏离、松散的洗钱犯罪组织架构，与之对应的是犯罪集团的事前沟通、事中交流、事后分赃环节相互独立，且犯罪分子间往往采用加密软件沟通，虚拟货币交易信息隐名化，审查犯罪分子的主观故意难上加难。根据本文检索到的裁判文书，部分犯罪团伙表现出分工明确、层级复杂、涉及领域广阔的特征。在部分允许虚拟货币交易的国家或地区，犯罪分子通过虚拟货币的多重交易、个别兑换等方式以一种形式上合法的方式进行赃款的洗白。如只有虚拟货币交易信息，没有其他关联性证据补强虚拟货币交易信息的证明力，很难认定犯罪分子的主观故意。且在部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模式如跑分平台洗钱中，洗钱链底层人员人数众多且较为分散，其购买虚拟货币的行为在表面上看属于正常投资行为，很难认定其主观故意。从本文检索到的案例来看，法院对被告人主观故意的认定主要依赖于被告人供述等言辞证据，难以通过实物证据认定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四、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司法应对(一)完善刑事立法，补足审查依据由于缺乏虚拟货币的刑事立法，在我国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裁判文书中，鲜有法官对虚拟货币的属性与虚拟货币交易行为展开说理。因此，有必要通过刑事立法确认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与虚拟货币交易行为的定性，以便于法官对虚拟货币及交易行为进行裁判说理。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中，对虚拟货币的刑法属性评价主要在于如何评价虚拟货币的犯罪金额。从本文检索的案例来看，以稳定币进行洗钱犯罪的犯罪数额容易认定，因为稳定币的币值与固定的资产或法定币种挂钩，币值较为稳定，犯罪数额容易认定。我国对于虚拟货币属性的刑法评价，集中于认定非稳定币的犯罪数额。在无法确认上游犯罪洗钱金额的前提下，认定非稳定币犯罪金额的难点在于，非稳定币的币值一般不稳定且价格波动较大，如比特币的币值在2017年的波动幅度一度达到了20倍涨幅。且有时虚拟货币在同一天内也存在较大的价格波动，在不同的犯罪模式中，亦可能存在多重交易、线下交易等情节。本文认为，对于虚拟货币洗钱数额认定的刑事立法，在无法锁定上游犯罪洗钱金额的前提下，可根据最后一次交易中案涉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当天交易价格、跑分平台对虚拟货币的赎回价格、鉴定机构鉴定价格等因素对虚拟货币洗钱犯罪金额进行综合认定，法官可根据个案的不同犯罪模式适用不同的标准认定虚拟货币洗钱犯罪金额。对于虚拟货币交易行为的刑法评价，从我国现行的金融类文件来看，我国对于虚拟货币交易行为采取的是全面禁止的立场。有学者认为，这种全面禁止的做法对于遏制虚拟货币洗钱犯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导致大量虚拟货币交易行为采用更加隐秘的方式进行，如境外平台交易、OTC场外交易、线下交易。山：本文同意上述观点，在区块链技术不断创新、数字人民币进行全国试点的今天，对虚拟货币交易的全面禁止无疑会压制创新、无法保护虚拟资产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对于虚拟货币交易行为，应当通过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进行区分处理，认定法定数字货币交易的合法性，同时确认以非法目的进行的虚拟货币交易为违法，对于虚拟货币交易产生的风险由交易者自行承担。(二)注重源头治理，完善监管措施如前文所言，在我国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向荣的大势下，对虚拟货币交易采取全面禁止的态度并非长久之计。遏制虚拟货币违法交易行为，应当注重源头治理，完善虚拟货币交易监管措施。监管虚拟货币交易，可以通过出台虚拟货币交易监管法规或规章补足法律依据。在此方面，可借鉴国际经验，如日本通过出台相关法规管控虚拟货币交易机构，对虚拟货币交易机构的准入条件、运行方式与退出程序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工我国可在现行以反洗钱法为基础的反洗钱法律制度框架下，制定虚拟货币反洗钱监管法规或规章对虚拟货币交易行为进行监管。对虚拟货币交易的监管，首先应当规定虚拟货币的定义、监管主体、监管方式、法律责任、交易主体的保护等一般性规定；其次，可以虚拟货币交易机构为着眼点，对虚拟货币交易机构的准入条件、运行方式、退出程序进行规定，如虚拟货币监管机构的登记条件、资本要求、客户身份识别制度、交易记录留存制度、大额交易与可疑交易审报制度、合规审查制度、结算方法、数据恢复机制、客户救济方法等；最后，可以对国际反洗钱合作机制进行规定，确认我国积极参与反洗钱跨国合作的原则，为加强反洗钱跨国司法协作奠定基础。()加强司法审查，落实配套制度通过实证分析，木文将目前我国对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司法症结总结为虚拟货币立法尚付阙如、证据链形成受阻、司法审查疑难，究其根本，相关司法症结的成因可概括为跨国证据难以取证、调证，犯罪分子与犯罪方式隐匿性、技术性高。对此，通过补足虚拟货币刑事立法与金融监管立法可解决虚拟货币立法尚付阙如的症结，完善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司法应对，还需加强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司法审查，落实跨国取证、调证的司法配套制度。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跨国性极其明显，因此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治理依赖于从金融监管到司法协助的国际合作机制，但目前我国建立国际司法协助机制面临一定的壁垒。这可能是由于在国际体系建立初期我国未积极进行话语权建设，且部分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进行打击和贬低。有学者指出，基于权利体系的不同，特别是在跨国网络犯罪中，我国跨境调取电子数据困难重重。故此，有必要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虚拟货币交易合法化的国家建立良好的跨境司法协助机制，就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治理达成共识，并在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地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基础上，建立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治理的线索共享机制、数据传输渠道，并就案件管辖、调证取证权限、远程听证、犯人移送、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签署国际司法协助协议。结语应对虚拟货币洗钱犯罪，需要金融与司法领域的结合治理，这是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需要，也是我国应对产业变革全新机遇的重大考验。总体来看，治理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有赖于源头治理与国际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司法应对，仍需补足刑事立法、完善监管措施与司法配套措施，以便于加强司法审查，形成复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科技法治开放性发展、预防监管惩治于一体的虚拟货币洗钱犯罪风险防控制度。注释及参考文献注释：1朱玮、吴云：虚拟货币：一场失败的私人货币社会实验？，载金融监管研究2020年第6期。2李涛、邱归港：虚拟货币洗钱犯罪侦查对策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3吴云、朱玮：虚拟货币的国际监管：以反洗钱为起点走出自发秩序，载财经法学2021年第2期。4吴云、朱玮：虚拟货币的国际监管：以反洗钱为起点走出自发秩序，载财经法学2021年第2期。5朱玮、吴云、杨波：区块链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6万毅：虚拟货币洗钱黑产链演变及治理对策初探，载中国检察官2021年第14期。7李妍：电信诈骗犯罪中虚拟货币洗钱问题研究，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8黄亚茜：全球安全治理视域下中国参与跨国犯罪治理的现状与进路，载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9陈兴良：网络犯罪的司法应对，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10王熠珏：“区块链+”时代比特币侵财犯罪研究,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3期。11邓建鹏、张夏明：区块链金融司法治理的困境及其化解一一以稳定币相关司法文书为视角，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12赵莹：数字货币激励性法律规制的逻辑与路径，载法商研究2021年第5期。13习近平总书记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主持第十八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14杨东、陈哲立：虚拟货币立法：日木经验与对中国的启示，证券市场导报2018年第12期。15何志鹏：利益与求同：中国国际法立场的国际关系解读，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3期。16陈苏豪：证据性权利：跨境刑事证据的一个阐释框架，证据科学2023年第2期。参考文献：1.朱玮、吴云、杨波：区块链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2 .杨东、陈哲立：虚拟货币立法：日本经验与对中国的启示，证券市场导报2018年第12期。3 .王熠珏：“区块链+”时代比特币侵财犯罪研究,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3期。4 .陈兴良：网络犯罪的司法应对，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5 .朱玮、吴云：虚拟货币：一场失败的私人货币社会实验？，载金融监管研究2020年第6期。6 .吴云、朱玮：虚拟货币的国际监管：以反洗钱为起点走出自发秩序，载财经法学2021年第2期。7 .何志鹏：利益与求同：中国国际法立场的国际关系解读，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3期。8 .赵莹：数字货币激励性法律规制的逻辑与路径，载法商研究2021年第5期。9万毅：虚拟货币洗钱黑产链演变及治理对策初探，载中国检察官2021年第14期。10 .李涛、邱归港：虚拟货币洗钱犯罪侦查对策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11 .黄亚茜：全球安全治理视域下中国参与跨国犯罪治理的现状与进路，载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12 .刘晶晶：虚拟货币的刑事风险与应对思考，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13 .李妍：电信诈骗犯罪中虚拟货币洗钱问题研究，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14 .邓建刚号、张夏明：区块链金融司法治理的困境及其化解一一以稳定币相关司法文书为视角，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期。刘文涛（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15 .陈苏豪：证据性权利：跨境刑事证据的一个阐释框架，证据科学2023年第2德衡（泰安）律师所首席联席合伙人刘文涛律师，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山东德衡（泰安）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所主任，担任泰安市律师协会理事、泰安市第六届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委员，曾办理上百起刑事案件，具备丰富的刑事辩护经验。手机：13053895148邮箱：1iuwentao李雪松（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李雪松实习律师，贵州大学法律硕士，在校期间主要攻读证据法学方向。2023年7月进入山东德衡（泰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实习以来参与多起刑事案件辩护。手机：15315383808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衡律师所”）于1993年12月创建于青岛，成立伊始，德衡律师所便确立了“创设一流律所、缔造百年德衡”的目标，并以“追求卓越、追求公正”为职业理念。德衡律师所于2000年被司法部授予“部级文明律师事务所”荣誉称号，于2005年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评为“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德衡法律服务品牌先后被认定为“青岛市著名商标”“山东省著名商标”“山东省服务名牌”。发展至今，现拥有700余名律师员工，并在北京、青岛、济南、烟台、威海、潍坊、枣庄、德州、东营、济宁、滨州、日照、淄博、泰安、聊城、荷泽、临沂、上合示范区、青岛西海岸、青岛高新区、青岛莱西、青岛即墨、青岛平度、青岛城阳等地设有执业机构，己基本实现山东区域全覆盖，是中国最具规模优势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德衡律师所奉行“德才兼备、品德优先”的人才原则，专业律师均为品行良好、业务精良、许多拥有多种专业技能的复合人才。有众多律师拥有国外留学或国外律所学习工作经历；多位律师拥有多国律师执业证。此外，律所还拥有数十位具有会计师、税务师、评估师、专利师、经济师和工程师等专业技术职称或资格的复合型优秀人才，是国内较早取得证券从业、破产管理、商标专利代理资格的律师服务机构。作为一家综合商务型律师事务所，德衡律师所始终以客户需求为核心，秉承“专业专心、专才专注”的服务理念，坚持专业分工、团队协作、质量第一，以专业化的精英团队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商事法律服务。成立29年来，成功办理了各类法律事务，在诉讼与非诉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特别是在金融与保险、公司业务、重组并购业务、合同法、刑事业务、知识产权和政府法律事务、诉讼与仲裁、家事（婚姻、家庭、继承）等业务领域业绩显赫。德衡律师所尊崇“尊重、共享、互利、共赢”的核心价值观，以维护正义为己任，坚持客户利益至上、专业服务第一的理念，立足于打造“百年德衡”的远大目标，致力于成为中国具有顶级品质而且水晶般透明的精品法律服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