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领导思想的主要流派与世界性影响简介.docx

东方6导思想的工要海除易世界雌,响简介通过对东方领导思想的起源、演化与发展的研究，东方领导思想的主要流派可以归纳概括为五大思潮，即无为主义领导、中庸主义领导、和谐主义领导、人本主义领导、奇正主义领导。其中，无为主义领导是在道家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的学派；中庸主义领导、和谐主义领导、人本主义领导是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建构的思想学派；奇正主义领导是在兵家学说的基础上发展的思想流派。东方领导思想越发凸现其世界性影响。中国古代传统的领导思想，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中国周边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产生过巨大影响。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以及美国、西欧等西方国家普遍接受东方领导思想的思想精髓。一、东方领导思想的主要流派（一）无为主义领导一“治大国，若烹小群”企业领导学中最高境界的领导或许是无为而治抑或太极管理,正如老子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韩非子对此的解释：“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责；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蒋锡昌校诂曰：“夫烹小鱼者不可挠，挠之则鱼碎；治大国者当无为，为之则民伤道家哲学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其最高范畴就是“道二老子认为天地万物皆由道而生，道德经（25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认为道生成天地万物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42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25章）。道生成万物，又回归万物。道是普遍存在的，无间不入，无所不包。道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的，是构成天地万物共同本质的无形存在。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庄子可称为逍遥派的哲学家。他认为道是世界的终极根源，是无所不覆、无所不载、自生自化、永恒存在的宇宙本体，否认有超越于道的任何主宰。他认为“道不当名”，“道昭而不道”，所以庄子在大宗师中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地，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无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故而不为老。”庄子认为天道犹如“大块吃气”的交响乐，瞬息万变，充满天地。韩非子提出了道、德、理三者关系的学说，他认为道是终极范畴，是万物的普遍规律；而万物的特殊本质便是德，“德者，道之功”：万物的特殊规律就是理，“道乃万物之所稽二“道”的抽象理论若以太极图的具象进行解读，便能撩开“道”的本真面纱。周易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家的“无为而治”：“守静、贵无、重柔、用反二道家的政治思想是无为而治，主张“齐物论”和“道法自然”，认为从“道”的观点来看，万物一体，无是无非。（二）中庸主义领导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庸的哲学思想是儒家认识天命、天性的本体论与制定封建社会道德规则、人的行为规范的认识论和体用合一的方法论。中庸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历史的实践证明：中庸是经国治世和治民的大道。中庸首篇指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倡导只有走不偏不倚的道路，才能治理好国家和管理好社会。在中庸中子思转述孔子的思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黑注为“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性即理也”，二程乃提高为“正道”和“正理”。可以看出古代思想家们都是从哲学高度界定“中庸之道”的。儒家认为天命或天性是天地、自然存在的状态。喜怒哀乐未发，即是人性自然状态。儒家对于自然界和人际之间关系的认识，均有其客观依据与规律。如“喜怒哀乐未发”便是自然客观存在的，但经过调节，顺应社会的需要是可以谐和的，就叫“和”。对于天命、天道，人不是无能为力，可以顺应天命、天性，制定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规范，以治理社会与庶民。中庸之道，也就是正道。顺乎天性，遵循天道，就是治世之道。中庸之理是儒家根据客观规律制定的维护社会的道德规范，主要表现在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德。孔子日：“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解释为“中才，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至，极也”，认为中庸是一种最好的平常的可行之德和以德为中心的道德规范，其虽是“至德”，但也是“常德”，合乎事物之理，为一般人所接受和奉行。事物发展过程也是如此，不能走极端，过左、过右都不对，要适中。但真正的“中”是不存在的，不走极端，就是中左，或是中右。英国提出“第三条路”，要求走“中左”。中左，还是中右，要因势而定，不能笼统界定为“中左”或“中右”。因此脱离事物本性和实际的高调均是错误的。中庸是合乎实际的规律规则。正如武侯祠额扁所言：“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二中庸不但是儒家的本体论，也是方法论。孔子言：“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朱熹注“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朱熹从方法论上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朱熹主张按照“中”的方法观察事物，发现真理与规律，达到应有的目的。观察和分析事物确实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如果方法不正确，就会误解事物本性，得出错误的结论，如用片面、过左、过激的方法去观察事物，从而制定政策，就会造成错误，贻害无穷。儒家主张用中庸的方法观察自然和社会，观察天性、天道、人性、人道等，以制定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则。儒家主张运用中庸方法，孔子要求君主，圣贤要“先执厥中”，要求君主要“执中”，天下才能大治。中间位置俞彪撰写的位北一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是学校最有名的一位教授开设的讲座。讲座准时开始，教授没有拿粉之，而是径直走下讲台，来到大讲堂最后面一排的座位上，向那位同学深深地鞠了一躬。大讲堂里一下变得鸦崔无声，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之所以向这位同学鞠躬，是因为他选择坐里面位置的行动，让我充满敬意。”教授继续用不高的语调说道：“我今天是第一个来大讲堂的，你们入场时我发现，许多先到的同学，一进来就抢占了靠近讲台和过道两边的座位，在他们看来那一定是最好的位置了，好进好出，而且离讲台也近，听得也最清楚。这位同学来的时候，靠前和两边的位置还有很多，可是他却径直走到大讲堂的最后面，而且是坐在最中间，进出都不方便的位置。”教授接着说道：“我继续观察后发现：先前那些抢占了他们认为是好位置的同学，其实备受其苦，因为座位前排与后排之间的距离小，每一个后来者往里面进时，靠边的同学都不得不起立一次，这样才能让后来者进去。我统计了一下，在半个小（三）和谐主义领导一“和则生，和则兴，和则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大到宇宙世界,小到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社会和人自身,无不由“和”而产生；而“和”的前提，则是物质世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实际上，这是一种哲学世界观。西周太史史伯提出了“和”与“同”两个不同的范畴。他为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时论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削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国语郑语）史伯从正反两个方面立论，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一方面，金木水火土相配合能生成万物，五种滋味相调和能满足口味，六种音律相协和能悦耳这就是”和实生物”；另一方面，一种声音谈不上动听的音乐，一种颜色构不成五彩缤纷，一种味道称不上美味，一种物体无法进行优劣的比较这就是“同则不继，此处的“和”，是作为与“同”相对立的范畴提出的，它是一个包含了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存在，是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的平衡、协调与统一。“和”是多样性的存在，是多元统一的整体，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与秩序。春秋战国时期，齐相晏婴进一步发挥了史伯关于“和”的观点，将“和”引入君臣关系和国家政治生活领域，使之由自然哲学的层面上升到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层面,具有了更强的针对性。晏婴强调，倘若没有水火、醯酿、盐梅、鱼肉等不同成分，没有清浊、短长、疾徐、刚柔等不同要素，没有这些成分与要素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就不会有美味之羹与美妙之乐。这里，晏婴将“和”比作“羹”与“乐”，形象地说明了“和”的不可缺失的基础性作用，并提出了“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专一，谁能听之”、“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以及“相成相济”等朴素的辩证观点，强调君主治理国家也应善于倾听各种意见，“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君臣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启发，从而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实现和谐。为了达致“和”的秩序，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首先，要“各明其位”，各种要素、各种成分、各个局部都要明确各自在统一的整体中所处的位置；其次，要“各得其所”，各种要素、各种成分、各个局部要在统一的整体中构成一定的关系，相成相济，共生共长；再次，要“各尽所能”，各种要素、各种成分、各个局部要在统一的整体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从而使这一整体呈现和谐、稳定和有序的状态。儒家学说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际和谐与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把构建和睦、和平、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作为君子人格修养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又多表述为“中”以及“中庸”、“中和”、“中道”等概念，“和”与“中”密不可分。实现“和”的理想，最根本的途径是“持中”。“中”在孔子之前，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政治措施的恰当适度、无过无不及；二是指天地之间的本根之物，即人与万物的生命之源。孔子将“中”衍化为“中庸”，上升为儒家的最高道德准则，使之成为一个道德哲学范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中”的主要内涵是“度”，朱熹论语集注注云：“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就是说，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实现一定的目的来说，有一定的标准；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叫“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叫“过”；只有“无过无不及”，才能实现原有的目的。白沙集团总雎沈力平对“和牌”的阐释中国字为象形字，所谓字如画，中国书法有时看起来就是画。把古代的“和”字当成一幅画的话，整个画面像一个人在树下或田边吹乐看书，这个境界就是和。和字反应了中国在农耕文明中的核心哲学理念，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后来，中国迎人大一统社会，和字有了简化的写法，字形有三种，主要变化在左边，只留下“口”的元素。沐"字在古代指''粟"，后来犷展为指禾苗，即庄稼。“口”的意思很广，核心的还是代表人。从字形看，现在的“和”字，还是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思。和则生，和则旺，和则丰富和发展，由一元到多元，由单色到多色。和牌名字的由来，可以从和牌的包装上得到启示。凡是抽过和牌的人都会注意到，在以中国书法撰写的和字后面，有两个交叉的圆，这两个圆是两个不同元素的代表，可以是两个人、两个企业、两种心情或者别的东西，当两个不同的元素找到共同点结合在一起时，即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时，就到了“和”的境界，"和''实际是一种共嬴与和谐的境界。（四）人本主义领导一“仁者爱人”“以人为本”是人本主义领导的核心。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正确看待民众的地位与作用，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者与民众、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儒家的“君以民为本”，“民贵君轻论”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人本思想包括的内容主要有：信任。要求执政者信任民众,更要取信于民；富民。民众既然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使民众富裕起来就是执政者的主要职责；教化。儒家认为，有无教化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准，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希望通过良好的教化改善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并赢得民心。儒家的“以人为本”就是论语颜渊所说的“爱人”，即领导者要爱被领导者。仁爱管理的具体表现就是尊重人、看重人。孔子为领导者设计了五种行为规范，即恭、宽、信、敏、惠。人本主义领导强调领导者要有一种“恕道”，所谓恕道，就是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也不要强加给别人；自己想要立身于社会，也要帮助别人立身于社会：自己想要在事业上成功发展，也要帮助别人在事业上发展。“恕道”的核心思想是凡事都要推己及人，即孔子所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已成为当代世界宗教伦理的“金规则二人本主义领导的“爱”体现在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忠于企业，就是企业员工对企业的爱，使企业获得高度凝聚力、整合力、生命力的源泉；忠于员工，就是企业领导者创造一种与人为善、充满善意的工作环境；忠于职守，就是企业每一位员工对所从事的工作、事业的爱，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忠于顾客，就是企业对顾客的爱，高度负责，优质服务；忠于社会，就是企业和企业员工对社会的爱，奉献于社会。人本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重视人才，善于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这是东方领导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人本思想包括一系列用人的原理、原则和方式，主要表现为：提倡为政在人；重视选贤任能，知人善任。（五）奇正主义领导一“神龙见首不见尾”奇正主义领导是古代兵家的领导谋略智慧。孙子兵法的一个用兵原则就是“奇正”原则。孙子兵法兵势篇云：“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这表明，奇正是一种作战态势，作战要以正兵交战，以奇兵制胜，奇正相依，才能百战百胜。“奇正”原则是孙子兵法所蕴含的一种博大精深的领导谋略思想，对当代企业所处的“市场如战场”的竞争环境进行经营管理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奇正原则可以引申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这种辩证关系是奇正原则的精髓。奇正原则的辩证关系主要表现为奇正相依，合理配置;奇正相生，因时制宜；奇正相异，以奇取胜。孙子兵法势篇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这说明有奇而无正，或有正而无奇，都难以形成有利的战势，必须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巧妙搭配，才能克敌制胜。真正优秀的军事指挥家应该是神出鬼没，“神龙见首不见尾二韩信一举定三秦，就在于他将“暗渡陈仓”（奇）与“明修栈道”（正）的神妙组合。奇正关系是相对而言的，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即“奇亦正”、“正亦奇”。奇正关系虽相通相变、内在统一，但二者却具有不同的战术战法。“正”包含更多的是普遍性、稳定性、正规性的成分，而“奇”更多的是特殊性、非稳定性、非正规性的成分。孙子强调奇正相异，要以奇取胜。三国时期的魏将邓艾便是使用奇计而消灭蜀国的。英美盟军诺曼底登陆战役的成功也是以奇取胜的。奇正原则在经营管理上被普遍地加以应用，如“拷打试验”的杂技经营,“立等可取”的促销法，“娱乐烘托”的吸引眼球法，“赔本经营法”，“攀亲经营法”，“深层经营法”等。二、东方领导思想的世界性影响中国古代传统的领导思想，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中国周边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产生过巨大影响，出现过一批像周公、姜子牙、孔子、孟子、荀子、管子、墨子、老子、庄子、孙子、韩非子、商鞅、李斯、诸葛亮、李世民、王安石、康熙等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同时他们也是伟大的领导学家。东方领导思想就是借用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与现代社会的具体条件相结合的领导理论与方法论，是体现“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完整思想体系。在当代，东方领导思想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正在与西方领导理论相互碰撞与融合，对世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以及美国、西欧等西方国家普遍接受东方领导思想的思想精髓，并尝试用老子的“无为而治”、孟子的“以民为本”、孔子的“中庸之道”、孙子兵法的谋略、易学的太极思想等东方古训来领导现代企业。(一)东方领导思想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影响日本企业经营者横山亮次将自己的经营思想基础归结为儒家管理的“礼”、“义”二字；三菱综合研究所高级顾问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为企业管理最高道德标准；日立集团创始人小平浪子把“和”、“诚”“言行一致”列为“社训”。流传几千年的东方文化精髓，正在成为不少企业家经营现代企业的思想源泉。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位。(1)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近代经济的最富指导者”、“日本现代文明的创始者”，他撰著的论语与算盘被称为“商务圣经”。涩泽荣一经营思想的核心就是“论语+算盘”。他的领导经营思想主要有“士魂商才”和“义利合一”。他在论语与算盘中提出了“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理想。儒家文化传统就是“内圣外王”。涩泽荣一对“内圣外王”进行了创造性、现代化的转化，要求工商界人士既要为儒，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又要为商，追求企业经营的最佳效果而具有工商贸之才，这就是“士魂商才”。涩泽荣一还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所谓“义利合一”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公益为利，义利不分。涩泽荣一解释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指出，只要是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就应该出于“义”去做，即使有所亏损也在所不惜；而有损于国家公众的投机事业，必须舍弃。“义利合一”的另一层含义是不应否认工商谋利活动有其正当价值,但必须用伦理道德对其进行规范指导,涩泽荣一用论语中“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得之，不处也”作为他这一观念的证据。“义利合一”思想既承认商业活动中谋求利润的合理性，又要求用论语对谋利活动进行引导和规范。涩泽容一的“士魂商才”、“义利合一”经营理念得了日本近代工商业者的广泛认同。(2)松下幸之助的经营智慧。一是“集中智慧的全员经营”。松下幸之助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只靠一个人的智慧指挥一切，即使一时取得惊人的进展，也肯定会有行不通的一天。因此，松下电器公司不是仅仅靠总理经营，不是仅仅依靠干部经营，也不是仅仅依靠管理监督者经营，而是依靠全体职工的智慧经营。二是“造物先造人”。松下幸之助认为，松下公司首先是培养人才的公司，其次才是生产电器。所以，他主张“造物先造人二在培养人才上，他注重雇员的人格培养，注重员工的精神教育，培养员工的专业知识和正确的价值判断，训练员工的细心。三是“制度是静的，沟通是活的松下幸之助被称为日本的“经营之神”，在他的领导思想里，倾听和沟通占有重要的地位。四是“采用强过自己的人”。松下主张采用强过自己的人，认为员工某方面的能力强过自己，领导者才有成功的希望。即使一个才智出众的人，也无法胜任所有的事情，所以唯有知人善用的领导者，才可完成超过自己能力的伟大事业。然而一般人最容易犯错误，就是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不肯接受他人的忠告，领导者最应留意这点。（3）吉田中雄的“善的循环”。日本吉田工业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拉链制造公司。吉田公司的创办人吉田忠雄成了名闻遐迩的世界拉链大王”。吉田经营的奥妙在于他的“善的循环二他说：“积50年之经验，就是奉行了善的循环哲学。”所谓“善的循环”，吉田解释说：“我一贯主张办企业一定要赚钱，多多益善，但是利润不能独吞。我们将利润分成三份，1/3是以质量较好的产品以及低廉的价格交给消费者；1/3交给销售我们产品的经销商和代理商；1/3用在自己的工厂。”“不为别人得益着想就不会有自己的繁荣J“如果我们撒播善的种子，那么，善还会循环归还给我们的，善在我们之间不停地循环运转，使大家都得到善的实惠。”（二）东方领导思想对美国、西欧等西方国家的影响西方领导思想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得益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整个世界上的确立，纵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领导思想，便会发现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西方的现代管理思想明显地向人性回归，对于人的研究大大地加强了。从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便会发现以下几方面的内在特征：把管理的科学、理性方面同感情的非理性方面结合起来。西方国家以泰勒、法约尔、韦伯等人为代表的经典的科学管理运动以理性主义为原则，但行为科学发现单纯地注重管理的科学性、理性化不能保证管理的成功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因此必须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结合起来，才能使管理绩效达到理想的状态。把管理中的正式组织作用和非正式组织作用结合起来。正式组织是指企业为了有效地实现企业的目标,所规定的组织成员中正式的相互关系和组织体系，包括组织结构、方针政策、规划方案、规章制度等。非正式组织是指组织中没有经过正式的上级或一些相关的程序而建立起来的，以感情联系为主要沟通方式的一种非正式的群体和体系。泰勒等人在古典管理理论体系中主要强调了正式组织的作用，而行为科学主要强调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要想达到理想的管理绩效，这两者的结合是一个必然的途径。把管理中的系统性、计划性、程序化等方面与灵活性、权变性、非程序化方面相结合。企业本身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要正常地运转，就必须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管理理论有把这两种理论相结合的趋势。把管理中的精确性和模糊性这两个方面相结合。不能只注重精确性，而忽视事物发展的本质，也不能用模糊的方法描述管理行为，在管理上必须有效地把两者结合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出现了探索管理的新思想和方法，如寻求优势、z理论、企业文化、日本的管理艺术等等。尽管西方已经注重了关于人的研究，但西方的管理学者们发现了东方的文化所形成的管理思想，在管理的过程中对研究不确定、不清楚、不完美情形下的管理行为有着不同凡响的功用，在战略管理中对研究太极管理、中庸管理、人本管理等等先进领导思想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东方领导思想在整个西方逐渐受到重视,而且对西方的管理思想影响极大。由于东西方文化的民族性特点，东西方所形成的相应领导思想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日本借鉴、吸收东方领导思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如果美国、西欧等西方国家在其理性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东方的领导思想,则会如虎添翼，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