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与“重读”：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扩充与收缩.docx

“重访与"重读”：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扩充与收缩就学科属性而言，史学攸关于以怎样的方式讲述“过去”，故此，每一代或许都在思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问题。步入近代以后，史学受“西学”“东学”的影响成长为近代学科，不仅观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书写样式较之过去大异其趣，还发生了新名词入史。此亦意味着，当下对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反思，有必要置于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发展较为长程的时段，尤其是史学作为分科知识成长的历程中加以考量。由此，则不仅问题之缘起便于把握，同时也能更好说明何以需要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其意义何在，困难何在。解析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走向“扩充”与“收缩”之途，大致能回应上述问题。近些年来，不只是思想史，文学史、哲学史，皆不断在泛起“重写”的声音。当“重写”已经构成话题，则“重访”与“重读”亦成为题中之义。通过这样一番“重访”与“重读”，或许才能明晰曾经走过的路，并且据此寻找新的出发点。思想史在中国有其特殊性，通常被归于“专门史”这一方向，辨析其学科体系，并不容易。结合“专史”成长的背景加以“重访”，也颇有必要。20世纪初年梁启超树立起“新史学”的旗帜，予其信心的是史学之外的“他学”,他确信借助于这些分科知识，有望找到清理中国古代资源的办法。章太炎此一时期对中国通史的思考，同样认为“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二不只是“他学”有裨于“史学”，二者之结合也可产生“他学”之“史”“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二围绕各学科进行“专史”书写，构成拓展“历史之范围”的基本方向，并与“通史”或“普通史”形成对照。1905年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序中，就依照各学科规划出十多种“专史”。到1920年代，梁启超围绕“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演讲，则将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归为“专门史”。胡适对“整理国故”的阐述，也落实于“专史二不过，后来形成的“专史”，可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学科史”，一种则是对应于“通史”之“专门史”。前者大致是梳理各学科在中国的历史，后者则基于对历史进程的把握，把历史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层面。作为“专史”的“思想史”主要依托于“哲学史”成长起来。谢无量于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秉持“道一而已”，指明庄子所论“道术”即“哲学”。胡适于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同样说明其“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二蔡元培评点该书，认同了这一做法，道出“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不能不依榜西洋人的哲学史”。同样是撰写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更是阐明：“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然而，看起来是可取的办法，在当时已遭致很多批评。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审查报告”中，陈寅恪批评“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金岳霖也坦陈此所面临的难题：一种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种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二胡适也在反省，其后来涉及中古哲学史的书写，就放弃“哲学史”之名，改称“思想史民国时期以“思想史”为名的著作，尽管也试图辨析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的不同，但出发点均是依托新的学科知识，以发掘中国的历史资源。梁启超1923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就并不回避“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工萧公权1946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是“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这样的做法，同样遭到质疑。张荫麟指出：“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此乃近今治中国思想史者之通病J陈寅恪也道明，“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因为“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这正是针对思想史的“重读”与“重访”意义所在。思想史作为“专史”之代表，是基于“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所规划的。由于“思想”本身不构成一门学科，故其学科体系的建构实际是依托于哲学、政治等学科展开。借用哲学史、政治史等较为明确的范式，自有可取之处，对比“学案”或“学术史”的架构，即可看出区别。只是依托于近代形成的学科知识清理古代资源，又难以避免其“成见这或许是思考思想史的学科体系需面对的困难，已有的旧法或新法难说理想，故此才需要“重访”，需要“重读”。无论是最初将学术和思想连接起来表述为“学术思想史”，还是后来将思想与文化连接起来表述为“思想文化史”，多少都表明思想史的边界并不那么清楚。思想史研究之“向下”与“向外”的扩充，也成为思想史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枢机所在。从20世纪初开始，追溯近代学科知识本土历史的各种“专史”纷纷出版，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讲述“中国之过去”，影响不可谓不大。有意思的是，在众多“专史”中，以单纯的“思想史”为名的著作却并不多见，这映射出“思想史”的“边界”并不清晰。梁启超所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算得上是较早以“学术思想”之名清理中国资源的文字，其致力于从地理、政治、文学上揭示影响学术思想变迁之要素。由此亦可解释为何纯粹以“思想史”为名的著作较少，更多是以“政治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社会思想史”等为名的著作，似乎“思想史”可以据此分出若干子目。但这自无助于解决“思想史”的范围。张尔田就道出：治史学者“断不许其取各种专科之学越俎而代之”。陈垣同样指出思想史、文化史之类的著述，皆“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侯外庐对于思想史范围的“比较广泛.比较复杂”,也有所保留，似乎思想史应该确立其“边界二耐人寻味的是，侯外庐试图确立的思想史的“边界”，却正是当下思考思想史学术体系的研究者努力要突破的。罗志田针对致力于划清“专门史”各学科“边界”的趋势，就阐明，这些“边界”更多是人为造成并被人强化的，不必坚守各专门史的樊笼。葛兆光则明确主张新的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中去把握思想的过程，“在知识史、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不必画地为牢:这也是各国史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法国年鉴学派确立的“整体史”或“总体史”的理想，尽管不易落实，但防止历史被分割为各行其是的“专门史”,仍是很多史家所坚守的。他们确信从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的“专门史”，“肯定会使人误入歧途二相应地，思想史研究之扩充，也成为趋向。其一是“向下”，其二是“向外”。思想史研究如何体现“向下”的视野，早已为研究者所重视。葛兆光多年前已提出，应重视对“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研究。李孝悌对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的研究，则揭示出影响及于普通人的“阅报社”及“宣讲、讲报与演说”等知识传播形态具有的功能。近30年来民间文献与民国调查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更有助于史学研究走出新路。将研究视野扩展至地方，审视“国家”与“地方”、“上层”与“下层”的联结，体现的是“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研究旨趣，颇有助于呈现“一般的”思想状态。所谓“向外”，最具代表性的是伴随“全球史”/“国际史”兴起的“全球思想史”或“国际思想史”。大卫阿米蒂奇(DavidArmitage)的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就通过1776-1993年间出现的11种独立宣言，以展现“独立宣言里的世界”和“世界上的独立宣言:近代中国思想史交错着古今中外的问题，“西学”“东学”的传播，以及各方人等所开启的空间生产与知识生产，无疑都表明跨地域、跨文化的思想史研究，大有可为，值得期待。全球史或全球思想史，往往是全球史、微观史的结合，兼顾地方与个体因素尤为关键；相应地，地方、个体所连接的空间也超越国家，拓展至域外，从而呈现出思想或观念的“旅行二沈艾娣(HenriettaHarriSOn)传教士的诅咒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即示范了新的研究视野。不仅如此，各种文本的生产与流通，也构成全球史的基本史料。譬如，鸦片战争对中国土人的刺激并不那么严重，日本的儒者却高度重视，用汉文撰写了多部著作。因“清人不能说清史”，日本学者撰写的涉及清朝历史的著作，在晚清也广为流通。发掘这些文献，或有助于拓展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视野，并推进从东亚出发的全球思想史。无论是“向下”还是“向外”，都预示着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在扩充其范围。而就其学术体系的建设来说，不妨以开放的视野面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边界”。“思想史”或“学术史”的范围或许难以厘清，然而，以问题为导向，可大致确立“历史研究的单位”，无论是缩小，还是放大，皆可由问题来主导。近些年热议的关于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究其实质，正是两难中不得已的选择，要书写“总体的”“整体的”的历史，势必会缩小“历史研究的单位“，走向微观史的研究。而全球史之引起重视，又可视作对此的“反动”。哲学史、思想史名目之成立，正是各分科知识、学科术语传入中国之际。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之收缩，主要体现在对新名词、新概念的重视。概念史研究的方兴未艾，或有助于推动历史学科的话语体系建设。今日关注的“学术话语”问题，反映在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最突出的是对相关“概念”的高度重视。这不仅是引发众多学者重视的问题，而且发展出各具特色的理论与方法。科塞雷克(ReinhartKoselleck)的“鞍型期”理论指明，借助于被考察的“概念”，可以重构社会历史色彩缤纷的截面并以此呈现整个社会历史。昆廷斯金纳(QuentinSkinner)也示范了以“历史语境主义”处理欧洲早期出现的术语的方式，揭示出语言承载的意义。思想史之成立离不开概念，思想史之突破，同样离不开概念，关键是用怎样的概念，如何用。首先要把握的是，近代中国何以会出现诸多新名词、新概念，而且，那些已经消失，或今日已较为陌生的概念，都有必要重新拾起。正所谓“古今异言，方俗殊语”，如不能回到当时人所使用的“概念”，生活在当下的人就很难理解过去。1922年李济就阐述了这样的看法，“要想了解中国文明的本质，首先需要对中国文字有透彻的了解晚清中国频频出现汉语新词，大致源自在译书活动中创出的新名词与新概念。王国维将此一现象的发生归于接受新知带来的变化：“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这一时期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即发生了“新名词”之“入史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章节目录中，就出现了“政治”“宗教”“权利”“义务”“财政”“工艺”“美术”等新名词。到民国时期，这样的问题愈发凸显，邓之诚所著中华二千年史，就表达了这样的感想：“史贵求真，苟文字改易，将必去真愈远。”为此，也不乏有读书人在检讨：以这样一些新名词、新概念讲述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是否合适。1926年傅斯年致信胡适，就道出古代中国严格说来“没有哲学”而只有“方术”。后来在致顾颉刚信函中，傅进一步提出用“新名词”指称“旧物事”是否合适的问题：或许物质的东西可以，但人文上的物事往往不可。20世纪2030年代围绕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辩，更透露出在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的认知方面，各方存在严重的分歧。胡适难以接受“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这些字眼，梁漱溟则道出问题的关键：对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把握早已不同于过往，并难以摆脱上述“新名词二近些年围绕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较为重视对奠定近代历史基调的“话语”进行概念史研究。不过，相较而言，众人更为关注的通常是近代浮现的与政治、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那部分概念。实际上，古代概念的现代流变，以及今天已不再使用的概念，也不能“遗忘二晚清以降浮现的新名词与新概念，所映射的是近代世界的诞生及生活世界的转变：与“知识”相关的，主要涉及对新事物的介绍；与“政治”相关的，关乎新的政治治理方式的引入；与“文化”相关的，则触碰到历史文化传统。思想史与概念史如何结缘？概念史研究能为思想史研究增添什么？或许是历史学科“话语体系”建设尤为值得重视的。将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问题置于近代的背景，并无意弱化当下提出这样的问题所具有的价值。只是试图阐明，如果不能在源头上辨析问题之实质，仅从原则上去重复以往的论调，对于问题的解决，并不能有太大的帮助。通过梳理中国近代学科知识建立的历程，不难了解这是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全方位文化迁移的结果，并非唯有中国才有此遭遇。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也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这既是巨变的时代，也是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史学作为近代学科的一种而成长，其不仅构成近代中国学术变迁的重要一环，也构成全球性学术发展的一部分。重点在于，如王汉J森所阐明的，正赖有近代的各种新学术的成绩，我们现代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重访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