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述.docx

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述一、本文概述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述是一篇旨在全面梳理和阐述中古汉语语法现象及其演变规律的文章。中古汉语，指的是自东汉末年至唐宋时期的汉语，是汉语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汉语语法演变的关键时期。本文将从多个方面对中古汉语语法进行深入研究，以期能够揭示出这一时期汉语语法的特点和规律。本文将首先回顾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历程和现状，介绍目前学界对于中古汉语语法的主要研究成果和观点。在此基础上，文章将详细探讨中古汉语的词类、短语结构、句式特点、语法演变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对中古汉语语法现象的深入剖析，本文旨在揭示出中古汉语语法的独特之处和演变规律，为汉语语法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本文还将关注中古汉语语法与同时期其他语言或文化现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中古汉语语法在文化交流、语言接触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古汉语语法的本质和特点,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汉语语法的发展演变和文化内涵。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述将致力于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古汉语语法现象及其演变规律，以期能够为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和汉语语言文化的传承做出应有的贡献。二、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随着语言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发展而逐渐深化的。自20世纪初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系统研究的转变，并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果。20世纪初至中叶，学者们开始对中古汉语语法进行初步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对中古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上。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为基础性工作，如语料库的建立、文献的校勘与注释等。同时，也有学者尝试对中古汉语的某些语法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但这些研究往往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20世纪中叶至末期，随着语言学理论的引入和方法的更新，中古汉语语法研究开始进入系统化、理论化的阶段。学者们不仅继续关注基础文献的整理，更开始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对中古汉语的语法结构、词类分布、句型变化等进行深入的分析。这一时期的研究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框架和体系。进入21世纪，中古汉语语法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语料库的规模不断扩大，学者们能够利用计算机手段对中古汉语的语法现象进行更为精确、全面的分析。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也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如语言学与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领域的结合，为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总体来看，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完善的过程。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我们有望对中古汉语的语法现象有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三、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是汉语语言学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其研究内容广泛而深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词类研究：中古时期的词类划分与现代汉语有所不同，研究者需要深入剖析各类词的用法和特征，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并探讨它们之间的转化与关系。句式结构分析：中古汉语的句式结构有其独特之处，研究者需要分析不同句式的构成成分、语序规则、省略现象等，以揭示其内在规律。虚词研究：虚词在中古汉语中起着重要作用，如连词、介词、助词等。研究者需要探讨这些虚词的用法、演变及其对句法结构的影响。词汇语法化研究：中古汉语时期，许多实词逐渐虚化，形成了新的语法功能。研究者需要关注这些词汇的语法化过程，揭示其背后的动因和机制。比较研究：将中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进行比较，分析语法结构的异同，探讨语法演变的规律。同时，还可以将中古汉语与其他语言的语法进行比较，以揭示语言间的共性和差异。语料库建设：建立中古汉语语料库，收集、整理、标注中古时期的文献资料，为语法研究提供丰富的语料支持。通过对语料库的深入挖掘和分析，可以发现更多语法现象和规律。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涉及多个方面，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语言学基础、敏锐的观察力和严谨的研究态度。通过深入研究这些内容，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古汉语语法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为汉语语言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四、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方法中古汉语语法研究，作为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旨在揭示这一历史时期的语法现象和规律。为了深入探索中古汉语的语法结构,研究者们采用了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方法。文献考证法：这是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方法。研究者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细致阅读和考证，提取出与语法相关的语料，如古代诗词、史书、经典著作等。通过对这些语料的梳理和分析，可以揭示出中古汉语语法的特点和演变规律。比较研究法：中古汉语语法研究也常采用比较研究法。研究者将中古汉语与现代汉语或其他历史时期的汉语进行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点，从而揭示中古汉语语法的独特之处。还可以将中古汉语与其他语言的语法进行比较，以揭示语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定量分析法：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定量分析法在中古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研究者利用语料库和计算机技术，对中古汉语的语法现象进行量化分析，如词频统计、句式分析等。这种方法可以使研究更加客观、精确，有助于发现语法现象背后的规律。实验研究法：实验研究法在中古汉语语法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研究者通过设计实验，模拟中古汉语的语言环境，观察受试者在特定条件下的语言表现。这种方法可以揭示出中古汉语语法的实际运用情况，为理论研究提供有力支持。中古汉语语法研究采用了多种方法，这些方法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共同推动着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发展。通过这些方法的应用，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古汉语的语法特点和规律，为汉语语言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五、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挑战与展望中古汉语语法研究虽已取得显著成果，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孕育着广阔的研究前景。语料稀缺与整理困难：相较于现代汉语，中古汉语的语料相对稀缺，且分布不均。同时，由于历史久远，许多文献存在残缺、模糊、异体字等问题，使得语料整理工作变得异常艰难。理论与方法更新：随着语言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古汉语语法研究需要不断更新其研究方法，以适应新的理论框架。如何将传统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成为研究的一大挑战。跨学科合作：中古汉语语法研究需要与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等多学科进行深度合作，共同解决研究中的问题。跨学科合作的实现与深入，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挑战。研究深度与广度：当前中古汉语语法研究虽已覆盖多个方面，但仍有许多领域尚未涉足或研究不够深入。如何拓展研究领域、加深研究深度，是研究者需要面对的问题。语料库建设：未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古汉语语料库的建设将更为完善。这将为研究者提供更为丰富、便捷的语料资源,推动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发展。理论创新：随着语言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有望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这将有助于更深入地揭示中古汉语语法的特点和规律。跨学科研究的深化：未来，中古汉语语法研究将进一步加强与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共同推进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国际化合作与交流：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古汉语语法研究将有更多机会与国际汉语语言学界进行深入的对话与合作，共同推动汉语语言学的发展。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既面临着诸多挑战，也孕育着无限的研究前景。我们期待未来在这一领域能够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为汉语语言学的发展贡献新的力量。六、结论中古汉语语法研究历经数十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们揭示了汉语语法结构的演变过程与特点。通过对中古汉语语法现象的深入挖掘，我们发现，尽管中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在语法上存在差异，但二者之间亦存在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词汇的继承和发展上,更体现在语法结构和用法上。在中古汉语语法研究中，我们重点关注了词类活用、句式变化、虚词演变以及语法范畴的扩展等方面。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古汉语的语法特点，也为我们探究现代汉语语法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然而，中古汉语语法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由于历史文献的匮乏和语言的演变，一些中古汉语语法现象的研究仍显不足；另一方面，随着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我们需要不断更新研究方法，以更准确地揭示中古汉语语法的内在规律。展望未来，中古汉语语法研究将继续深入。我们期待通过更多的实证研究，揭示中古汉语语法的全貌，为汉语语法学的发展贡献力量。我们也希望中古汉语语法研究能与其他领域的研究相结合，如计算机科学等，以推动语言学研究的多元化和深入发展。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相信，在广大语言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古汉语语法研究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为汉语语言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参考资料：中古汉语是指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这一历史时期的汉语，是汉语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中古汉语语法作为中古汉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深入了解中古汉语的语言特点、演变规律以及与其他语言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中古汉语语法的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简要介绍。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古汉语作为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的重要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对中古汉语语法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汉语史的发展演变过程，揭示汉语语法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中古汉语语法研究对于深入了解中古时期的文化、历史和社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古汉语语法的结构研究主要涉及词法、句法和表达方式等方面。其中，词法研究主要中古汉语的词汇系统、构词方式和词语意义的变化；句法研究则句子的结构、句型和句子的表达方式；表达方式研究则中古汉语中的修辞手法、表达技巧等。在中古汉语语法结构方面，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如张世禄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对中古汉语的词汇、句型和表达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王力的中国语法纲要对中古汉语的词法、句法和表达方式进行了系统描述；赵金的中古汉语语法史则对中古汉语语法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中古汉语语法的发展变化是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汉语语法经历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如判断词“是”的出现、使动用法的发展、处置式的兴起等。这些变化为后续的现代汉语语法发展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古汉语语法的发展变化，不仅能够揭示中古汉语语法的演变规律和特点，还能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提供重要的历史依据。目前，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如蒋绍愚的近代汉语研究对中古汉语语法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则对现代汉语语法的发展进行了系统描述。中古汉语语法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于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不同研究成果之间的比较和整合也有待加强。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手段，推动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古汉语，作为连接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重要桥梁，其语言现象和特点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副词，作为汉语词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古汉语中具有独特的应用方式和特点。本文将围绕中古汉语副词展开研究，重点探讨其分类、应用及研究现状，以期为中古汉语副词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中古汉语副词可根据多种标准进行分类。根据副词的基本语法功能，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类：时间副词：表示动作或状态在时间上的关系，如“常常”、”偶尔”、“已经”等。地点副词：表示动作或状态在空间上的关系，如“到处”、“附近”、“其中”等。情感副词：表达作者的情感态度，如“果然”、“切实”、“仅仅”等。方式副词：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方式，如“悄悄”、“慢慢”、“十分”等。根据副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只能修饰动词、形容词的副词，如“很”、“非常”等，另一类是既可以修饰动词、形容词，又可以修饰名词、短语或句子的副词，如“大概”、“也许”等。中古汉语副词在句子中起着修饰、限制、强调等作用，其应用场景和方式丰富多样。以下通过具体实例分析中古汉语副词在句子中的应用。时间副词“常常”在句子中表示动作或状态发生的频繁，如“他常常去图书馆看书”（汉语言文学）。而“偶尔”则表示动作或状态发生的偶然性，如“他偶尔去公园散步”（汉语言文学）。地点副词“到处”表示动作或状态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如“小鸟到处飞翔”（汉语言文学）。而“附近”则表示动作或状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如“他在小河附近钓鱼”（汉语言文学）。情感副词“果然”表达了说话人对事实的肯定和赞同，如“他的猜测果然正确”（汉语言文学）。而“切实”则强调对事实的重视和强调，如“我们要切实解决这个问题”（汉语言文学）。方式副词“悄悄”表示动作或状态进行的方式是轻微的或秘密的，如“他悄悄地走进了房间”（汉语言文学）。而“慢慢”则表示动作或状态进行的速度缓慢，如“他慢慢地爬上了山峰”（汉语言文学）。国内外学者对中古汉语副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国内，蒋绍愚、董志翘、王云路等学者对中古汉语副词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在国外，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法国学者伯希和等也对其进行了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对中古汉语副词的分类和特点进行深入研究，探究其内在规律和演变轨迹；二是中古汉语副词在实际应用中的意义和作用，探究其在不同语境下的语义和语用特点；三是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古汉语副词的语法化现象及其演化机制；四是研究中古汉语副词与其他词类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句法结构中的作用。中古汉语副词作为汉语历史词汇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其研究价值得到广泛认可。目前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中古汉语副词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研究尚显不足,对其在具体语境下的语义和语用特点仍需深入探讨。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古汉语副词的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以揭示其内在规律和演化机制。本文旨在概括和评价近年来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重点探讨其中的特殊性质、重要问题以及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争议焦点。中古汉语作为古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语法特征和表达方式，对于理解古代文化和语言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古汉语语法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古汉语语法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方法也日益多样化。其中，中古汉语的词汇特点、语法结构、修辞方式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在词汇方面，研究者们主要词义演变和词汇化问题；在语法结构方面，则重点句法、时态、语态等；在修辞方式上，对中古汉语的用韵、对仗等修辞手法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中古汉语语法研究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争议。由于中古汉语语法复杂多变，不同研究者对于某些语法现象的解释可能存在分歧。研究中古汉语语法的过程中，不同流派对于某些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存在争议。其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包括：中古汉语的词类活用现象、虚词用法及演变、中古汉语与上古汉语语法的异同等。中古汉语语法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未来研究中，需要加强对于中古汉语语法的系统性和全面性研究，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特殊性质和重要问题。还需要与其他历史时期、其他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古汉语语法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中古汉语(MiddIeChinese),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唐朝、宋朝时期的汉语，它继承自上古汉语，后来发展为近代汉语。对于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有材料称为近古汉语）的分界，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唐宋时期的归属上。中古汉语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中古汉语以切韵音为代表，晚期中古汉语以韵图为代表。中古汉语的研究是汉语音韵学的一个分支。由于中古时代没有录音设备，人们只能透过客观的记录而重构中古时代的汉语。现时中古汉语利用下述三种基本资料之上重新构建：中国有四五千年文明史，汉字汉语的发端也应差不多。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一种类似国语的雅言一一孔夫子教学的语言。雅言其实就是文言，依文读字，是一种完全来自文字的语言，和日常使用的方言是两码事。周代文字学的是殷商文字。周人在洛阳建立成周，把殷贵族知识分子集中在成周，周人就向他们学习文字，学文字的时候就按照他们的发音学。而殷人又是向夏人学习的。所以，古代的雅言就是夏言。而夏建都在洛阳，然后殷代建都也在洛阳周边。所以历代雅言标准音的基础就是在洛阳一带，这一点一直到唐、宋、元、明都是如此。因此，可以说古代的普通话是以洛阳话为标准音的。从上古、中古一直沿袭至近代官话，历时四千多年。周以后历代也都以中原为标准，教育与办公都要求学标准音。故历代都以洛阳太学教书音为标准音，作为读书音相传授。秦始皇统一中国，提出要“书同文、车同轨”，却没有提出要“语同音”。到了西汉，虽然都城仍在咸阳，但跟随刘邦过来的来自中原地区的外来人口成了首都居民的主体，从而给关中语音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改变。东汉定都洛阳后，河洛语稳定了国语的地位。西晋的覆亡，永嘉丧乱，天马渡江，造成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迁徙，从而造成了汉族文化中心的南移。东晋定都建康（南京），从而使河洛口音和吴侬软语被结合进新的国语里。切韵一书的问世，为汉语发音的标准化奠定了切实的基础，而切韵的基本发音标准乃是建康话，这足以证明汉文化的正宗已经转移到了南方。切韵是一项开拓性的工程，唐人编制的唐韵和宋人编制的广韵都只是对切韵的增补，并无根本变化。盛唐的首都在长安，但长安话未能取代唐韵读音的权威地位，后者被称为“官话”。中古著名的切韵代表南北朝至隋这一段的标准音，当时颜之推等人在长安论韵，就是审定洛下和金陵所传读书音的音韵纲领，并不用长安音。唐后期李涪曾根据已变化的唐音，批评切韵是“吴音”，但他说“中华音切，莫过东都”，说洛阳“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仍推崇洛阳为正音。唐代也有人用长安音编韵书，但是不能流传，因为它不标准。隋初制定切韵的八个学者都是从邺下到长安作官的，但论韵时标准点只提洛下、金陵，因金陵书音本传自洛下移民，他们不提长安，还批评关中音“去声为入”，像“四”读“悉”、“泪”读“律”、“独”读“刮”等读不标准。北宋的国语和唐代相差无几，只是首都开封的流行口音与韵语的差别更大。宋朝建立初期，以今天的河南开封为东京，以今天的河南洛阳为西京，北宋人往往以洛阳方言作为当时的标准语音。但是，宋室南迁后，首都落在了吴语区的临安（杭州），从而在江浙这个南方的精华之区，造就了吴语的独特地位。不过，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也强调“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蒙元帝国的建立，使北方的汉语变得十分混乱。元政府以大都（北京）话为基础，编制了中原音韵，借以取代原来的广韵，作为汉语的标准音。大都话中掺杂了许多蒙古语的特点，特别是发音，实际上是一种“蒙古式汉语”，特别是将入声分派到其他三声。在继承传统汉语音韵结构上，北方话声母结构迥异于古汉语，无入声、无浊音，导致北方话总体以高音为主，音感清轻高扬。吴、闽、粤等方言成了古汉语的孑遗，国学大师南怀谨先生认为广东话是唐代国语，闽南话是宋代国语。切韵是隋朝陆法言编辑的韵书，是中古汉语语音研究的最重要的依据。广韵是宋初的著作，把唐朝的几个韵书结合在一起，其主要依据是切韵，但广韵收的字条远远比切韵多，剩下是从其他韵书抄过来的。学界一直以为切韵已经失传了，直到1947年发表了敦煌出土的刊谬补缺切韵（唐朝王仁煦著）。切韵用反切的方法来记录中古音。反切上字注声母（反切上字的声母和被切字相同），反切下字注韵母（反切下字的韵母和被切字相同）。字条按照韵类排列，一共分193个韵类，反而没有直接说明切韵分多少声类。宋朝的等韵图（韵镜和七音略）用表格的方式分析切韵的语音系统。但是，直接用韵图的分析来理解切韵的体系相当困难。第一，韵图上没有说明分析切韵所用的方法，只介绍其结果。第二，韵图忽略了切韵的语音系统的一些重要的音类。由于中古没有录音设备，而且汉字不是字母文字，不能严格记录语音，中古汉语的语音只能通过分析研究以上材料来确定。从高本汉首先把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古汉语开始，中外很多语言学家都提出了对中古汉语语音的构拟。由于材料本身的局限和对材料的理解不同，各家的拟音多少有些出入，但在很多重要特征上学界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很多现代汉语的特点，在中古汉语就已经奠定了，例如一个词素就是一个音节，没有上古汉语中可能存在的辅音丛，有辨义作用的声调，等等。因此一个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和声调。声母是开头辅音，韵母必须包含一个韵腹（主元音），韵腹前面也可以有一个韵头（介音），韵腹后面可以有一个韵尾（元音或辅音）。相传唐末沙门守温创制三十字母，来代表中古汉语的声母，后来衍生为三十六字母。通过联系反切上字得到切韵系统的声母，和三十字母基本上是吻合的。清末，陈澧写了切韵考，介绍分析切韵的体系的一种新方法。当时刊谬补缺切韵尚未见世，因此他只好用广韵进行研究。他运用系联法来分析反切上字，发现韵图上的三十六字母实际上忽略了切韵的一些声类的对立正齿音“照、穿、床、审”各分为两类。再根据梵汉对音和方言材料，就可以拟测切韵时代声母的发音。研究中古汉语韵母最基本的材料是切韵，其次是韵图，由于对切韵是否反映实际语音、是否反映一时一地的语音，韵图的等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主元音的差别、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介音的差别等基本问题的理解存在分歧，学者对中古汉语的拟音不完全一致，有时在韵母的归类上也有细微差别。普遍认为韵图中的合口字存在类似U的介音。又由于切韵中三等字的反切上字自成一套，和其他等不同，因此普遍认为三等字有一个类似i的介音。有些学者（如高本汉、王力）认为四等字也有介音，有些学者（如潘悟云、郑张尚方）认为二等字也有介音。中古汉语的韵尾也没有上古汉语中可能存在的辅音丛和浊塞音，但仍然比现代普通话丰富，有-m、-n、-ng、-p、-1、-k、-i、-u8个。其中T在一些方言中是-r,-k在一些方言中弱化为-丫过去认为中古汉语有10个以上的元音，一些研究则认为中古汉语有6个或7个元音。分歧在于来自上古汉语相同韵部的不同等的元音是否相同。但即便认为这类元音不同的学者也承认，这类元音是非常接近的，并且常常在诗歌内通押。以下以中古汉语6个元音的系统来说明问题：元音a出现在一等韵、二等韵、和三等韵当中。出现在一等韵时，a同一等重韵的元音（或写作/E/）对立，出现在二等韵时同二等重韵的元音e对立，出现在三等韵时则等同于元音,与三等重韵的元音e对立。元音/。/主要出现在模韵、虞韵、冬韵、钟韵、以及江韵当中。江韵是唯一一个以o为主要元音的二等韵，其他二等韵都由主元音a和e构成一对二等重韵。虞韵时常被认为有一个非常接近u的o,因为虞韵在梵汉对音、日本、朝鲜、越南的汉字音里经常念u而不是/。/。元音/3/,参见元音/a/。元音/3/同元音a构成一对一等重韵,也同元音e构成一对三等重韵。例外的地方是鱼韵，此外由庄组三等真韵发展而来的二等臻韵的主要元音也是/3/。元音i,用于之韵、殷韵及蒸韵。当这个音素不成音节的时候,表示重钮三等。元音e,出现在二等韵、三等韵和四等韵当中，这个一个有重纽的元音。参见元音/a/。切韵把汉字分成四大部分来编排，每一部分是同一个声调，分别称作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其中入声就是韵尾收-p、T、-k的字，但是其他声调由于缺乏资料，很难重构出准确的调值。对中古汉语语音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切韵音展开的，但是即使在切韵产生的年代，各地的口音也是不统一的。颜氏家训说：“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证明南北朝时期的南方和北方口音是不一样的。切韵所代表的语音系统，到中古后期又发生了若干变化。在声母方面，从帮、滂、并、明中产生了非（pf）、敷（Pfh）、奉（B）、微（r）,已如前述。另外日本汉音用清音P来读切韵的b,而用浊音b来读切韵的m,也隐约反映出后期中古汉语的特征。在声调方面，原来全浊音（浊塞音、浊塞擦音和浊擦音）开头的上声字变成了去声。韩愈讳辨说：“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简言之，韩愈认为“杜”（切韵上声）和“度”（切韵去声）是同音的，因为他把“杜”也读成去声了。其次是四声根据声母是清辅音还是浊辅音，各分成了两部分。日本安然悉昙藏说：“承和之末，正法师来，初习洛阳，中听太原，终学长安。声势大奇，四声之中，各有轻重。”入声消失。入声就是一种音节末尾的辅音，又称入声韵尾。主要有-p、-t、-k这三种入声韵尾。此一特点在如今官话区几乎完全消失，只在南方方言区有所保留。g、k、h声母的颗化。很多汉字原本为g、k、h声母，但在普通话中都变为j、q、Xo双唇鼻韵消失。普通话有前后鼻音之分Qn、-ng）,但在古代还有第三种鼻音韵，即双唇鼻音（-m）。注意，此11）不是做声母，而是韵母。例：金（gimjin）。中古汉语的语法材料有非常丰富的文学作品，但其中多数是按照上古汉语的经典著作的语法来写的，能直接反映当时的口语。另一方面，流传或出土的大众题材的作品，例如民歌、小说、变文、曲子词等为研究口语语法提供了材料。中古汉语语法上承上古汉语而有所变革，开了近代汉语语法的先河，如新的被动式、完善的使成式等等。中古汉语的词汇大部分继承或派生自上古汉语，同时吸收了周边民族语言的少量词汇。中古汉语以楷书汉字书写，也使用楷书的手写变体行书和草书。书写时竖排从上到下，换行时到左首另起一排，有时也横排从右到左书写。中古时期的口语和书面语已经有一定的差距，书面语采用上古汉语经典作品的语法和词汇，用来创作了大量的文集、小说和史学作品。但是也有一些韵文诗词采用平实的语言创作，例如白居易的诗作就以语言平实著称。同时也存在一些贴近生活的散文如志怪小说、变文、佛典等。方言中有很多古汉语的语音留存。特别是吴、粤、闽三地方言，保存的古音更多，是古代语音的活化石。通过方言朗读古诗词，可以了解古代的语音面貌，更能体现出古语的语音美。上海崇明话是保存最完好的古汉语方言之一。与普通话相比，崇明话较多保留着中古音（指唐、宋时期的语音）。崇明方言中有声母35个，韵母55个，数量比普通话多近一倍。崇明方言的声调至今依然保存古音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的8个声调，这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很少见的。崇明方言保留了较多的古浊塞擦音。崇明话在声调方面保留着大量的入声字。崇明话保留了古代汉语入声的独立性，有一套完整的入声韵母，都是以喉塞音收尾，读音较短促。江苏常州话在语音方面，仍完整地保留了古全浊声母体系，系，如“店、志、绢、富”分别读清音声母；“电、治、倦、妇”等字分别读浊音声母，所以在常州话中，店与电、志与治、绢与倦、富与妇的读音分明，不会产生混淆。常州方言和其他吴方言一样，保留古入声。国家级非遗项目常州吟诵，就是用常州方言根据诗词的韵律来吟诵的。在常州方言中仍保留了很多古汉语词语，有些古汉语词语在现时的常州人口语中使用频率还很高，如：米稷（饭粒）、空田（翻土）、（藏）、（靠）、（折）、（凉）、（滴）、洋（泌）、沥（水自行滴干）、炀（旺）、楞（翻、掀）、（溢出）、（洗）、操（夹）等。浙江杭州方言是四声七调，保留了很多古汉语发音。绍兴方言更好，四声八调。举个例子，杜牧的诗歌山行里有一句“远上寒山石径斜”，这里的“斜”读作xia,和杭州话读音一致。再比如“借东西”的“借”，在古汉语中读作jia,和杭州话读音一致。浙江温州话完整保留宋代音韵“四声八调”、浊音和入声的特点，以及保留了古汉语“抑扬顿挫”的美妙韵律，因此，用温州话吟诵唐诗宋词,格外富有韵味。广东话是是保留古汉语成分较多的一种语言。清代学者陈澧认为广州方言的音调合于隋唐韵书切韵，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认为粤语是唐宋时期的“国语”O声调是汉语中极重要的元素，粤语的声调多而复杂。古代诗词的平仄格律是依据不同的声调而定，声调越多，就越能领会和欣赏古诗词中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感。古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其中古代的入声字，全套都保留在粤语中。文雅古字词多。在汉语上古时期，单音节词在数量上几乎占绝对优势，在粤语中，单音节词仍占有相当分量。古汉语中，词序主谓倒装、定语后置、状语后置、宾语前置都是常见现象。定语后置是将定语放在中心词之后,粤语常见这种现象，如“人客”（客人）等。闽南语是海峡两岸的共同语言，又是海峡两岸人民心灵相通的桥梁。它被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诚如著名语言学家黄典诚教授所说的“晋唐古语在泉州”。闽南语，保存着许多的古音、古词和古语法，比如完整地保留了中古音系的声调特征，平、上、去、入齐全，入声最典型的例子是“特别急促”这4个字。现在日常生活中，闽南人经常使用带“阿”的称呼语，例如“阿瓜”、“阿龙”、“阿兄”、“阿奴”、“阿母”、“阿大”，这些曾经盛行于汉魏六朝的称呼语,今天在闽南仍不绝于耳。还有用作近指代词的“者”、“阿堵”，用作远指代词的“许”等，闽南语至今沿用。介词“著”、概数词“所”、量词“过”、用于句末表示疑问的否定副词“未”这四个独具特色的魏晋口语词至今仍为闽南语的常用口语词。章太炎对客家语言系统作过一番研究工作，他选取了63条客家话词语，用说文、尔雅、方言、礼记、毛诗、战国策、老子等古代典籍加以ER证，说明客家方言的词汇与古汉语同源。客家话保留的中州音韵，历时千年，至今基本不变。客家话中保存了许多古代汉语的词汇、语音和语法，如无齿唇音、无翘舌音，单音节词比较多，保留着很多入声字的读音等，因而被语言学家称为古代汉语和中原音韵的“活化石”。用今天客家语诵读诗经中的国风及一些唐宋诗词，不但顺口，而且押韵，非常和谐。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客家话保存了中原音韵之故。从诗经、礼记、左传等先秦典籍中找出了音、义相同或相近例子，分类列为131个条目，有力地证明了先秦、两汉古音韵在客家语中的确凿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