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剪辫令》看中华民国成立后国民的国家认同.docx

从剪辫令看中华民国成立后国民的国家认同摘要：临时大总统关于限期剪辫致内务部令即剪辫令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后颁布的重要行政命令，它的颁布使得“剪辫”上升为近代国家意志。剪辫令的颁布与实施的曲折过程折射出了社会民众在封建与民主中的进退维谷，剪辫令的成功折射出了民主与自由的时代主题。正是在剪辫令艰难实施的过程中，民众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感逐步增强。关键词：剪辫令；国民；国家认同1剪辫令的颁布（一）辫子的由来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攻占北京，为了彻底铲除汉人的民族意识及反清斗争，1645年清政府颁布了“剃发令”，明确规定：“京城内外限旬月，直隶各省地方，至部文到日亦限旬月，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1至此，头发的去留成为了是否拥戴清王朝的标志，清朝统治者成功的将头发的去留上升为政治问题。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威慑中，男子剃发蓄辫便成了中国的重要象征。（二）剪辫运动的兴起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也逐步受到挑战。正因如此，早已被统治者注入政治色彩的托在男子脑后的长长的辫子成为了西方世界耻笑的对象。于是社会各阶层开始关注辫子问题，辫子也因此成为人们表达自己政治观念的重要载体。太平天国时期，为了表达对清政府压迫汉人的不满，太平天国军队不仅蓄发不剃，被称为“长毛”，同时，他们也严禁占领区的民众剃发蓄辫。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长毛”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断发易俗”。康有为指出：“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编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2剪辫成为了国家富强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迅速失败，维新派的“断发易俗”并没有得到实施。尽管如此,维新派断发的主张还是为之后的革命奠定的思想基础,也进一步加强了辫子的政治化。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逐步登上历史舞台。革命党人将剪辫视为身体解放的第一步，不断鼓动剪辫。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剪辫成为全国人民的一种实际行动。凡起义与革命者一律剪辫，剪辫与否成为赞成革命或反对革命的一种标志。武昌起义胜利之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起义或是独立的地方做的第一步就是剪去辫子，以此来表示脱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虽然这些剪辫运动存在着例如覆盖范围有限，武力剪辫等不正当行为，但是剪辫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对于中国广大民众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冲击与洗礼。剪辫运动为中华民国成立及剪辫令的颁布奠定了良好思想基础与群众基础。使得辫子是政治立场的观念不再局限于少数进步人士，而是开始走向社会大众。（三）中华民国颁布“剪辫令”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南京各界市民就一律剪去发辫，表示庆祝。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十九号文件公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限期剪辫致内务部令即剪辫令。规定：“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今者满廷己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己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3中华民国的成立，让剪辫运动由分散走向统一。如果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各省颁布的剪辫命令是“各自为政”，没有法律效力；那么，中华民国剪辫令的颁布就是将“剪辫”这一行为上升至国家意志的重要举措。如果说，起义时期的剪辫是革命与否的象征，是可以选择的政治立场；那么，中华民国剪辫令颁布之后，剪辫与否便成为了是否认同国家，是否是中华民国国民的重要标志。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剪辫便成为民国出面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2剪辫令的实施起义时期的剪运动原本就将剪辫推向了高潮，再加上临时政府颁布的剪辫令又给了剪辫以合法的存在。辫子让革命党人饱受西方人的耻笑，然而，相封于“驱逐勒虏”的政治目标来说，这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原因。清朝统治者通过男子蓄发来让强制汉人归顺清王朝，革命党人要“驱逐勒虏”就必须要摆脱掉清政府强加给他们的清朝顺民的特征辫子。汉族复兴与民主共和的双重旋律对于革命党人来说无疑是畅快的，于是乎，掌握政权的革命党人开始利用自己手中的军事与政治权利强制剪掉民众的辫子。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在这样强烈的冲击面前不免会感到尴尬，于是，对于辫子他们选择这样做：”他们头上辫发，当然不舍得剪，头发盘成小髻，插上黄杨木如意发簪。"辫子虽然没有剪掉，但也不像过去一样垂在脑后，“不道不儒”的外在形象可以看出遗民内心进退维谷的政治取向。没有像过去一样将辫子垂在脑后，足以见得遗民对于革命党人的民族革命与民主共和没有多少抵抗能力；而不剪辫子伪装成道士，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民众对清王朝的某种依赖及对民主共和的不信任，在他们心中，革命是不会长久的，也许某一天就像张勋复辟一样,辫子又要“长”回来。据查，到1928年，北京共剩男辫子4689条，即使以1924年北京人口110万计算，留辫者占总人口不到0.143%；以20年代末，像辽宁海城那样偏僻的地方，土、农、工、商，一律剪发；除六十岁以上村翁，概无发辫云J'4当然"辫子时代”结束最显著的标志还是1921年末代皇帝溥仪在时代的感召下剪掉辫子。从剪辫运动开始到辫子时代的彻底结束用了近乎二十年的时间，这是孙中山自由、平等、民主与博爱的资产阶级思想取艰难传播的最好印证。3进退维谷中的必然选择在士林颇有文名的曹元忠鼎革之后闲居苏州家中，之后想要前往上海谋生，但却因为辫子没有剪而犹豫不决，于是他写信给缪荃孙：“特受业辫发未去，倘来不至受窘，务求吾师商诸故人中，若能代谋一事，约计月得百五十馀元，则愿受廛为氓，作海上寓公矣。”5从信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曹元忠因为辫子的问题而面临着生计问题，如果再没有收入来源，那么生活将会越来越窘迫，想要拜托这样窘迫的状态首先要做的就是剪去辫子，让社会接受自己，才有机会。他也深深的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说为了生活，剪去辫子也是可以的。由此，剪辫不再是革命不革命的单纯政治象征，而是成为了人们要不要生活的象征。在人们的生活中，不论是为了基础的生计还是为了提升品位的生活，辫子都是最大的障碍。因为社会变了，国家的性质变了，在广大民众的意念中，清王朝己经彻底覆灭了，封建统治与束缚也己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平等、民主的中华民国。作为中华民国的公民，民众享受到物质与精神的共同进步，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只允许同样的中华民国公民进入他们的社会，因此,剪辫便成为进退维谷中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