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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研究摘要：2023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以“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为主题，在河南大学郑州校区召开。专家学者们围绕产业经济、创新创业、公司金融、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区域经济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热烈交流。关键词：产业经济；创新创业；公司金融；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区域经济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华信研究院主办，河南大学、河南大学国际商学院、中原发展研究院承办，产业经济评论编辑部协办的“2023第十届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于2023年12月9日在河南大学郑州校区顺利召开。河南大学副校长傅声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郑世林研究员、河南大学国际商学院党委书记王创峰出席了开幕式并为大会致辞。河南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李春涛教授主持了开幕式；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高保中教授和产业经济评论编辑部副主任姚尧主持了主旨发言；产业经济评论编辑部责任编辑冯艳玲主持了闭幕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院长宋敏、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杨光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倪红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教授魏作磊等6位专家学者围绕“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的主题做了大会主旨报告。本次年会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投寄的学术论文263篇，电子工业出版社和产业经济评论论文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学者们遵循客观公正的评审原则，在263篇年会投稿中评选出第十届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1篇、二等奖3篇和三等奖及优秀奖8篇。武汉大学李旭超、刘华珂、宋敏三位学者合著的知识产权人才供给与企业创新一文获得第十届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此外，本次年会还评选出了2023年产业经济评论最佳论文奖1篇和优秀论文奖11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胡洁、韩一鸣、钟咏等三位学者发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一文获得最佳论文奖。本次会议设置了7个分会场，涵盖了创新创业、产业经济、公司金融、绿色发展、区域经济、数字经济等议题。第一分会场主题为“创新创业”,武汉大学李旭超副教授主持了分会场讨论；第二分会场主题为“公司金融”，郑州大学商学院程晨副教授主持了本场讨论；第三分会场主题为“产业经济”，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曹玉平副教授主持分会场讨论；第四分会场主题同样为“公司金融”,广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何心巨副教授主持了本场讨论;第五分会场主题为“绿色发展”，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周鹏副教授主持了本会场的讨论；第六分会场主题为“区域经济”，华中科技大学许慎副教授主持了本场讨论；第七分会场主题为“数字经济”，河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陈素云教授主持了本会场讨论。一、产业经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深入研究产业经济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探索产业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在主旨发言中指出，要看到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有合理的成分在。短期看，名义GDP增速高一些低一些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中长期的增长趋势不要总被各种挑战所扰动。未来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GDP增长率，也取决于增长对社会福利的增进幅度。宏观政策要坚持营造有利于长期稳健增长趋势的政策环境，不追求高速度，而是在适度增长中实现人均收入和人均福利水平不断提高的目标。武汉大学宋敏教授基于l三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全球创新网络演化及风险治理”的系统研究，分析了全球创新网络的基本特征和演化趋势，全面研判评估了中美科技脱钩的风险。宋敏认为中国在脱钩重点领域对美专利的引用依赖度下降，在各脱钩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创新网络内部多中心互动、全球创新网络与贸易网络互动以及打造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技术新格局等三大风险治理措施。中国人民大学张杰教授提出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短中期融合机制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理论假说，重点科学辨析了当前发展阶段中国投资和消费之间的重要联动和传导机制。在全面分析束缚和阻碍当前中国“投资需求一一消费需求”良性循环机制形成的突出因素的前提下，阐述了相应的重点改革突破口和关键政策举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杨光普主任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要素禀赋优势实现动态升级，规模经济和制造业系统性优势突出，当前我国仍处于总需求较快释放的阶段，国家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面对困难挑战，我们要看到我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要深刻把握并利用好、巩固好、发展好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这既是我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重要支撑，也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重要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倪红福研究员基于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视角，提出了全球产业链风险敞口和风险收益比新概念新指标并进行实证测算。发现不同方法测算的中国整体产业链需求端和供给端风险敞口都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不同行业和技术水平产业的风险敞口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产业链需求端风险敞口处于中游水平，在世界贸易中所面临的风险大于收益，而世界其他国家在中国的收益大于风险。各国家部门产业链风险敞口总体上具有一定监测预警作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魏作磊教授认为，在技术革新突飞猛进、产业分工日益深化和经济区域（全球）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今天，盲目追求制造业比重稳定既不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普遍规律，也不符合制造强国和质量强国发展的逻辑要求。在未来提高专业化水平、打造核心竞争力方面，要树立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的战略观念，以产业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公共社会服务业发展。在分组讨论中，学者们围绕产业结构升级、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数字技术的应用、劳动力流动及生产力悖论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西南财经大学申宇、冷睿、余楷文、杨青青在是福是祸？自然灾害对产业界结构升级的影响一一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一文中，探讨了自然灾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背后的机制。文章指出，自然灾害的发生对次年企业整体注册数量呈负向影响，但会显著提升该城市高技术企业成立占比与发明专利数量及占比。机制分析显示，自然灾害会通过提升政府干预程度、提升当地金融发展水平、提升商业银行数量和贷款支持力度的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文章的研究结论引起了学者们激烈的讨论,虽然自然灾害迫使产业界更新投资，并导致被动的产业升级，但学者普遍认为，这种机制并不意味着要对自然灾害有积极评价。华中科技大学宋德勇、陈梁在有为政府：数字化关注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一文中通过对城市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捕捉地方政府的数字化关注，同时基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及人力资源四个维度，综合测度了城市层面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考察了数字化关注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数字化关注总体上提升了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关注在宏观层面通过促进产业融合和提高创新效率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微观层面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西部和东北地区，数字化关注对东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赋能效应更突出。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关注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作用更强。此外，数字化关注有效驱动低碳发展，但依托数字技术的数字化关注对低碳转型的驱动作用比数字应用更大。文章对政府数字化关注的经济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认识数字时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影响因素，为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重要启示。华中农业大学马钧巧、何可在数字金融与劳动力流动一一基于产业结构的微观视角一文中，采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应用双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劳动力流动范围及流入产业的影响。结果发现：(1)历年劳动力更倾向于跨市和跨省流动，其中跨县流动比例最低，为18.6%,跨省流动比例最高，达50.2%。（2）数字金融的发展会扩大劳动力流动范围，显著减少了劳动力跨县流动，促进了跨省流动。（3）数字金融对城市和农村劳动力流动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4）农村中低技能劳动力受地区数字金融水平提升影响更明显，更倾向于跨省流动从事第三产业工作。（5）在成本效应和收入效应视角下,工资收入提高、信息成本减少和相对收入增加、就业成本降低分别在数字金融吸引农村低技能和中技能劳动力跨省流动从事第三产业工作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文章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启示。北京物资学院郭沛瑶、马乾龙，首都经贸大学尹志超在数字技术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助燃剂”么？一一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微观证据一文中，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绿色低碳水平。其中，数字技术应用、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对企业绿色发展赋能效果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稳定生产经营、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研发能力等方式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力。同时，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位于综合实力较强、数字经济领先及智能制造发展迅猛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数字行业及高碳行业中更为显著。另外，较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更能助推其绿色低碳发展。文章为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供了全新视角，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持续推进数实融合、协同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双转型”提供政策参考。河南大学曹玉平、侯迎庆的论文智能制造计划可以跨越“生产率悖论”吗？一一来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的准自然实验首先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对“生产率悖论”现象的出现与消失进行了一体化的理论机制阐释。随后以我国工信部实施的智能制造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借助交错双重差分法实证评估了智能制造计划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总体效果、中介机制、异质性及动态效应。研究发现：(1)智能制造计划虽在短期内对企业TFP的影响不显著，但在长期和总体上提升了企业TFP；(2)机制分析表明，智能制造计划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在短期、长期和总体上均能提升企业TFP；但智能制造计划在初期和总体上扭曲了企业资源配置，这一扭曲效应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从而对企业TFP的影响呈现出U型演变特征；(3)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或数字化水平越高，智能制造计划可以在总体上越大且在时序上越快地提升企业TFP。文章为从微观企业层面去理解“生产率悖论”现象的出现与否、内在机制、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长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对探寻提升TFP的新动力源和微观驱动机制具有政策启示意义。二、创新创业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告别粗放发展的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核心地位。专家学者们围绕着知识产权、创新人才、企业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诸多命题展开了讨论。武汉大学李旭超、刘华珂、宋敏在知识产权人才供给与企业创新一文中，利用中国高校设立知识产权本科专业的准自然实验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知识产权人才供给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校设立知识产权专业后，其所在城市的企业的R&D投入显著提升，说明知识产权人才供给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投入。文章还分析了知识产权人才与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认为知识产权人才供给可以为企业提供更低成本的知识产权服务（服务成本渠道）、使企业能够更广泛地学习和借鉴其他创新主体的技术知识（知识溢出渠道）、为企业提供更有效的法律保护并提高风险承受能力（法律保护与风险承担水平渠道）。文章从服务型人力资本的角度凸显了市场化机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作用。大连理工大学孙文浩在人才政策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机理分析一一基于一种行业人才结构错配视角一文中，探讨了人才政策的人才集聚效应与制造业创新的问题。文章提出了人才结构化优配与错配的识别标准，评估并解释了人才政策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微观机理。文章研究结论如下：（1）人才政策的确存在人才集聚效应，但对制造业企业创新存在显著负面影响。（2）城市（制造业）内部的人才结构化错配问题（LL型）是既有人才政策负面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高学历人才结构化错配的创新负外部性更加突出。（3）人才集聚不等于人才优配，当城市（制造业）内部人才结构化错配时，人才政策的人才集聚效应对制造业企业创新存在负面影响，当城市（制造业）内部人才结构化优配时，人才政策的人才集聚效应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4）人才集聚的创新外部性存在阶段性突变特征,这是设计城市（制造业）人才结构化优配与错配的重要理论基础,采用0.40-0.60标准识别城市（制造业）人才结构化优配与错配更符合中国实际。（5）非重点城市、国家级高新区以及高铁城市等人才集聚程度较强或对人才政策依赖程度较大的城市，应成为实施以人才结构化优配为目标导向的人才政策的主要试点城市。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结论依然稳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红、张航的论文不确定性感知视角下企业创新同群效应的研究一一基于年报文本挖掘的分析，基于2011-2021年上市企业年报，运用文本挖掘法提取特定文本内容，通过测算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探究其对企业创新同群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同群效应存在于企业创新活动中。感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的企业会降低研发投入强度，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越高，企业创新同群效应越强。文章对不确定性感知视角下企业创新同群效应的机制分析表明，当处于信息劣势的追随者企业感知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倾向于模仿具有信息优势的领导者企业的创新决策，反之则不成立。并且,外部信息环境越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创新同群效应的影响越显著。这些研究结论与信息学习理论的预期一致。文章的异质性分析显示，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高技术企业的创新同群效应易受感知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论文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对于企业利用“稳预期”和同群效应促进创新具有启示意义。深圳大学刘伟丽、陈腾鹏在数字贸易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一文中，探讨了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数字贸易与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政策试点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数字贸易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贸易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贸易通过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此外，文章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内陆地区、非重污染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以及高成长性企业,数字贸易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文章的结论表明，高质量发展数字贸易对于建设贸易强国和数字强国、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研究结论为新时期协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践行绿色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上海交通大学王昆仑、姚洪江的本地市场培育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论文探讨了本地市场培育与产业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文章以新能源汽车试点推广活动作为准实验，定量评估了市场培育政策的创新推动作用。研究发现,新能源汽车试点推广活动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汽车企业的新能源车专利申请数量，但并没有牺牲专利质量。机制检验发现，新能源汽车试点推广活动通过补贴所带来的本地新能源车市场规模的扩大是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核心动力。文章最后提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中，要坚持市场化激励和重视市场规模的关键作用。三、公司金融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要通过市场的微观主体来实现。此次年会的许多学者从各个视角讨论了企业方方面面的问题。对公司多视角的微观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公司的决策和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对公司的创新、运营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郑州大学程晨、穆靖昊、刘贯春在DoesOff-siteResearchandDevelopment(R&D)CenterMatterforcorporateProductivity?一文中使用2009年至2019年的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了非现场研发中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非现场研发中心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生产率，与没有非现场研发核心的公司相比，有非现场研发的公司表现出19.6%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上，文章采用了基于差分(DID)方法、工具变量估计和倾向得分匹配（PSM）的识别策略。非现场研发中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正生产率效应归因于技术领域的增加、点!新质量和协同创新，这一机制与知识扩散渠道一致。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总部所在地和非现场研发中心所在地之间的知识库知识差距更大；具有更强的知识吸收能力；更高的创新强度。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典型的技术追赶国家中跨地区的技术扩散。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王佰川、杜创在合谋领域反垄断执法促进了并购吗？一一基于中国反合谋执法案例与并购数据一文中讨论了合谋领域反垄断执法与企业并购问题。文章利用中国企业并购数据库和手动构建的横向垄断协议执法数据库，使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省级合谋执法与并购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发现：（1）合谋执法提升了本省企业发起的并购次数；（2）合谋执法更倾向于提升本省企业发起的同省并购、同行业并购；（3）聚焦合谋行业的研究发现，合谋执法显著提升了本省合谋行业的并购次数，而对本省非合谋行业、其他省份同一（合谋）行业的影响缺乏显著性。在反垄断执法层面，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授权省级执法机关查处了多数合谋案件，而并购领域的事前审查由国家级执法机关负责，其设定较高的审查申报标准可能使得因合谋执法引发的策略性并购成为现实，反垄断执法机关需要进一步完善并购审查制度，实现并购政策与合谋政策相互补充。河南大学李婷婷在非正式制度与企业投资效率：来自地区诚信的经验证据一文中，以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北大法宝2005-2020年诈骗案件的判决文书，利用文本分析构建了地级市-年度层面的诚信水平指标，探究了地区诚信水平对当地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地区诚信水平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且有效缓解投资不足。分样本研究发现，地区诚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作用对被非“四大”审计和位于市场化程度低地域的企业更加明显。文章还使用地形起伏度和献血率作为地区诚信的工具变量，以系统GMM、“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外生冲击，并利用DID模型来缓解地区诚信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非正式制度与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检验发现，地区诚信能够通过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来改善企业投资效率。文章研究还发现,地区诚信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性投资和创新投资。文章从地区诚信视角为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证据，拓展和丰富了非正式制度的相关文献，也为培育优良的诚信环境和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中国海洋大学纪玉俊、郑敏婕的产业集聚：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力量一文，在对产业集聚理论及其所构筑的“空间力量”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使用2011-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产业集聚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研究发现，产业集聚能够正向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各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集聚能够与政府政策支持形成合力，激发企业内生转型动力。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和小规模企业以及位于高水平城市群城市、高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城市与高竞争度城市的企业能够更好利用产业集聚正外部性赋能数字化转型路径。机制分析发现，产业集聚能够通过共享-匹配-学习机制助力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当前规划产业布局、以产业集聚赋能企业高效开展数字化转型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河南大学方一卓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治理效应一一来自分析师未来两年盈利预测准确性的证据一文中，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借助Python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的影响及机制渠道。研究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分析师预测当年、预测未来一年和预测未来两年的准确性，且这种作用在市场化程度高、行业竞争程度高和高科技行业中的企业更为显著。（2）为了缓解数字化转型和分析师预测准确性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使用HeCknlan两阶段回归法、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外生冲击并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结论仍成立。（3）利用改变解释变量衡量方法、改变样本数据、改变回归模型和排除竞争性假说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上结论仍成立。（4）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吸引分析师实地调研、缓解企业环境不确定性来增加预测当年、预测未来一年和预测未来两年分析师预测准确性。（5）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分析师预测的经济后果是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本研究的结论拓展和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的相关研究，也为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性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山大学的张学志和谭雯倩在供应链任职经历高管能够降低企业风险吗？一一基于供应链合作关系的经验数据一文中，基于供应链社会关系联结视角，以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手工收集的高管在客户企业和供应商企业的任职经历数据，考察了供应链任职经历高管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拥有供应链任职经历的高管能够发挥“润滑剂效应”和“信息效应”，深化企业供应链社会关系联结，提高供应链信息共享水平，有效降低企业风险水平。河南大学的刘贝贝和何疆在企业ESG表现与高管薪酬契约一一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一文中，利用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显著增加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机制检验发现，ESG表现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增加机构投资者关注度来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作用在内部治理水平低、产品市场竞争不激烈、以及新环保法实施后的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能够显著降低高管超额薪酬，且ESG评级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能够加强ESG表现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作用。河南大学的赵一在择善而从：北向资金的信号作用及其后果研究一文中，从境内外投资者联动的视角出发，探索“陆港通”情景下北向资金动向对散户投资者决策的信号作用。结果表明，北向资金能吸引散户投资者跟随交易。而且，随着其持仓信息披露频率增加，散户投资者跟踪更为密切。在排除二者的联动是由追逐同一市场热点而致的可能性之后，进一步发现信号作用背后是北向资金对企业未来股价走势和基本面信息的预测能力。分组结果显示，当散户较为集中，以及北向资金进行买入交易时信号作用更强烈。最后，研究发现北向资金对内地机构投资者也存在类似的信号作用，并且能够优化散户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以及带动整体市场效率的提高。中国民航大学的李萌在金融资源错配、高杠杆率与企业破产风险(FinancialResourceMisallocation,HighLeverageRatioandcorporateBankruptcyRisks)一文中，从杠杆差异的角度考察了金融资源错配对宏观高杠杆和企业破产风险的影响。利用2010-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发现金融资源错配对宏观高杠杆具有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一方面，金融资源错配通过提高资产负债率和降低企业经营效率导致宏观高杠杆。另一方面，金融资源在所有制和地区上的错配导致金融资源过度配置给经营效率低下的公司，这也是近年来公司高杠杆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资源错配导致的宏观高杠杆的一个显著后果是推高了企业破产风险，增加了陷入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文章的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改善金融资源配置、促进金融监管和防范债务风险具有积极意义。河南大学的鲁惠中和李金峰在公司股权质押行为与创新文本信息披露一文中，以中国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了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与创新文本信息披露语调的积极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与公司创新文本信息语调积极性显著正相关。在股权质押期间，创新文本信息语调积极性越高，并且语调积极性的提升与公司创新能力没有显著关系，也更容易发生在公司业绩不好的时候。进一步探究后发现，减轻公司外源融资占比程度、减轻公司内部的代理问题、提升公司独立董事占比与减少两职合一行为，均能提高创新文本信息语调积极性的可靠程度。文章的研究结论可以为优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四、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我国高质量发展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研究经济的绿色发展，对保护生态环境,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者们围绕绿色樊展问题，讨论了生态补偿机制的作用、环境司法如何影响污染排放、公众对碳定价的接受以及含碳全要素生产率等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的谟仁俊、李新月和江闯东在“共护一江水”的降碳力量：来自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实证研究一文中，以新安江、九洲江、韩江-汀江三大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为例，使用2007-2020年区县工业数据，采用多期倍差法，发现“共护一江水”能显著降低CO2排放量，优化能源、产业结构，促进节能技术是其发挥协同降碳作用的重要机制。具体地，从宏观机制发现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密度与能源强度；利用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进行微观机制分析发现，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从新增企业端优化了产业结构，限制了高碳排放行业的企业进入。进一步研究发现，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对受偿区（上游）与补偿区（下游）均存在显著的降碳效应。武汉大学的宋敏、合肥工业大学的周鹏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黄晓琪在环境司法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威慑作用一一来自中国准自然实验的证据（TheDeterrentEffectofEnvironmentaljudicatureonFirmslPoIlutionEmissions：EvidencefromaQuasi-naturalExperimentinChina）一文中,考察了环境司法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威慑作用。将中国环境法院（ECS）的建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DlD）法。研究表明，加强环境司法、ECS的建立对企业的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向因果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意识较弱地区的企业、低竞争行业的企业和高污染排放强度的企业对污染排放的负面影响尤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生态共同体的建立提高了环境司法威慑力，从而对企业污染排放产生威慑作用。为了遵守更严格的环保法规，位于拥有ECS的城市的企业可能会暂时减产，使用更多的清洁能源，并购买更多的脱硫设备。从长远来看，他们可能会参与更多的绿色和合作创新，进一步证实严格的环境司法的威慑作用。研究结果可为企业绿色转型和政府污染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海南大学的孙鹏、柳力群、黄锦辉和上海财经大学的曹建华在惩一儆百还要赏一劝百一一论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绿色协同效应一文中，构建了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地方企业在内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在存在多层级规制主体且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下，分析比较了单一环境规制以及约束型与激励型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和路径；基于2012-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分别选取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以及绿色GDP2.0试点政策作为约束型和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代表，运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单一环境规制和环境规制政策协同对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效果差异。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1）单一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效果有限，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协同使用可以更加显著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能够长期维持；（2）政策协同可以通过政企合谋、融资约束两条路径实现的绿色创新政策效果；（3）从异质性角度出发，环境规制政策协同对于国有企业以及重污染行业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4)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协同可以通过持续绿色创新水平以及绿色创新效率两个方面进一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中国人民大学的刘阳、杨杰和郑新业在公众对碳定价的不可接受性、感知成本和政策有效性(Publicunacceptabilityofcarbonpricing,Perceivedcostsandeffectivenessofpolicy)一文中，以中国碳交易市场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居民能耗调查得出的微观数据,定量分析了政策对公众碳价接受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碳交易市场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碳相关产业家庭对碳价格的接受度。经过一系列安慰剂测试和稳健性分析后，这一结论仍然有效。在影响机制上，碳交易市场增加了居民感知成本，主要体现在产品价格上涨和生活成本增加的负面影响上。最后，增强公众对碳的认知、提高分配效应、降低政策实施的信息不对称，可以提高公众对碳价格的接受度。安徽大学的王玉燕和唐辰新在智能制造、要素投入与碳全要素生产率一一来自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一文中，以2012-2022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智能制造对企业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理。结果发现，智能制造意愿强度和投入强度的提升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碳全要素生产率，且技术效率变动是主要驱动力。机制分析发现，智能制造主要通过降低资本和劳动使用成本、促进资本深化以及提高资本产出效率四条路径影响企业碳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智能制造对企业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行业、企业和地区层面均有显著差异。在行业层面，对高科技行业、非重污染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作用效果更显著；在企业层面，对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作用效果更显著；在地区层面，对位于重工业基地和经济发达程度较高地区企业的作用效果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果为国家层面智能制造战略的实施和“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政策启示，对制造业企业的智能化改造和生产经营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五、区域经济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这也是众多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次年会中，学者们围绕人口半城市化和经济韧性、交通基础设施与FDL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等问题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合肥工业大学刘晨跃和唐连兴在人口半城市化如何影响城市经济韧性一一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再审视一文中，利用2008-2018年中国264个地级市数据研究人口半城市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文章通过地区就业的预测变化与实际变化的比较，分别对抵御期和恢复期的城市经济韧性进行测度。研究发现：无论在抵御期还是恢复期，人口半城市化均提高了城市的经济韧性，且在恢复时期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明显高于抵御时期；人口半城市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在不同城市类别、不同城市规模中显示出显著的异质性；政府支出结构、要素接续能力和城市创业活力是人口半城市化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主要作用械制。文章结论丰富了城市经济韧性的理论机制,为分析城市经济韧性提供了新视角。武汉大学的张学人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闫续文在GPT在文本分析中的应用：一个基于Stata的集成命令用法介绍一文中，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应用特征，论证了其促进机器学习应用、助力实证研究发展的重要作用。文章先是论述了大语言模型的优势及其对实证研究的赋能作用，并分析了传统文献中词典法、文本相似度、监督式机器学习等文本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借助Stata命令ChatGPT,通过一系列案例展示了GPT在提高文本数据处理效能、优化文本指标刻画能力、增强文本指标衡量精度以及丰富文本指标信息含量方面的核心优势。文章认为大语言模型将极大释放非结构化文本数据价值，在推动金融与会计领域实证研究上具有巨大潜力。此外，GPT还可以用于模拟不同政策干预的潜在影响，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不同政策选择的潜在后果。宁波大学的陈钮玺和张梦婷在“一带一路”倡议、交通基础设施与东道国吸引外资一一来自中国与全球133个国家的经济证据一文中，基于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218个城市以公路、铁路、港口为代表的75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引致的市场准入测算，结合中国和全球133个国家2005-2021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采用合成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识别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对各东道国吸引外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在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第二，倡议对于沿线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在能源、房地产、交通和公共事业等产业、沿海国家、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更为显著；第三，倡议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引致的东道国市场准入提升是促进效应的重要机制之一。文章结论从交通基础设施的视角进一步丰富了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普惠性及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撑与路径启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周迪、张雨蓿和赵槿雯在中国的农村网络基础设施促进了共同富裕吗？一文中，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6年的面板数据，评估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村网络基础设施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收入，尤其对低收入群体和低教育群体的效益更加明显。更进一步发现，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行为和创业行为，并带来了非农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的均等化，对低收入群体、农村女性以及中西部地区居民而言，这一影响尤为显著。最后，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农村网络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工资收入、转移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均等化增长，同时减小了地级市层面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六、数字经济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以及数字产业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发展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研究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内容，对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数字创新能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学者们围绕政府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各方面影响、数字经济及数字技术交易、国家设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策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一些新型的数字化工具正在应用于经济学研究，如人工智能的突出代表大语言模型被一些学者用以解决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广西大学的王丹和西南政法大学的于文超在政府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一一基于政府大数据管理机构设立的经验研究一文中，基于政府大数据管理机构设立的政策实践，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地区企业投资，且这一基本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政府数字化转型对高新技术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企业以及政府大数据管理机构设置级别较低地区的企业投资水平提升作用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政府数字化转型会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经营不确定性和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企业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文章研究的结论不仅有助于明晰政府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机理，而且拓展了政府治理行为与企业行为的相关研究，并为优化企业投资环境、促进微观市场主体持续成长提供了政策借鉴。北京物资学院的王海军、王永明、郭沛瑶和南京财经大学的孙光林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一文中，以2011-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劳动力需求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增加了制造业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加大了企业对人力资本的单位投入，并且提高了高学历、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第二，人工智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