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北京女性服饰审美研究.docx

民国初期:1晾女性服饰审美研究1由“服饰之美”向“人体之美”的转变近代中国，女性服饰的审美观念最明显的变化是将审美观的重心由服饰转向人体本身，也是由服装客体转向以人为主体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始终是表达人与天地、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注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天人合一”为主导的女性服饰中，更注重人的精神、服饰的意象以及服饰的文化内涵，削弱了服装的外在功能与形式。因此，具有东方传统特点的服饰文化，以二维平面的裁剪方式构成了中国传统服饰审美，体现了中国服饰审美文化所蕴含的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民国初期，女性开始重新审视服装与人的关系，体现了服装客体逐渐弱化、将女性置于主体位置的特点。以民国初期北京女性服饰为例，女性服饰被划分为旗女、汉女两式，满族女性的服饰基本保持传统造型，“齐脚宽松满装、丝质绣花马甲、两把头、木质高底缎面绣花鞋这一时期满族女子的旗袍极为宽大,大襟、右衽，旗袍下摆长及脚面，袖口缘边与下摆的装饰极为精致繁缗。由于近代北京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满汉民族相互融合也体现在服饰上。满族女性的服饰逐渐汉化，上衣下裙和上衣下裤成为这一时期女性的主要服饰，满汉女子服饰的区别已不再明显，“满洲妇女近乃皆改汉装。后此满、汉、种族之不分”2。此时，女性穿着的袄裙是由汉族传统的上衣下裳制演化而来的，袄服下摆的长度有逐渐缩短至腰线的趋势，袖口和腰节的变化使服装更加合体。从服装形制来说，北京满族女子的旗袍平直、宽大，“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3。服饰掩盖女性的身材特征，在烦琐的服装装饰和严格的服饰制度中丧失了人的意义。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表达了中西服饰文化的差异：“中装和西装在哲学上不同之点就是，后者意在显出人体的线形，而前者则意在遮蔽之。"4中西服饰文化的侧重点体现了服饰审美观念的差异性。西方文化历来强调的是物质本身，注重物质的客观属性。西方服饰以立体剪裁的方式为主，利用服装裁片的缝合转折突出女性“人体美”的特征，是服装“立体美”的表达。中国传统服饰则以平面裁剪的方式塑造，更加看重服饰传达的传统文化意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西方商品经济极大地改变了本国的消费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方式，大量舶来品的出现，使服饰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北京，不少妇女开始模仿西人装扮，”近年新式衣服，窄几缠身，长能覆足，袖仅容臂，形不掩臂，偶然一蹲，动至绽裂，或谓是慕西服而为此者”5。中西方服饰文化的差异，实则是中西方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差异。然而，民国初期女性对“人体之美”的探讨还表现在对脚的解放上，放足是民国女性觉醒的开始，女性试图摆脱封建礼教下传统观念的束缚，开始以平等、民主的社会观念塑造新的女性形象。从民国初期北京地区女性服饰的发展来看,服装不再以主导人的思想、精神、观念的形式而存在，而是形成一种从属关系，以人为基础服务于人这个主体。在女性服饰文化中，女性成为社会审美的中心，服装首先需要传达的是女性的需求和以女性为中心的审美意识。服饰审美附加于社会意识中，社会对于女性服饰的包容性是民国初期女性群体的表现，服饰审美并不是个人意识的传递，而是社会个人、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整体趋向。2由“浓艳装饰响“朴素自然”的转变北京作为前朝旧都，在封建政治政权的主导下，传统的宽袍大袖、图案纹饰体现了服饰尊卑等级的象征意义，服饰上表现出的传统礼教意义尤为突出。民国初期，北京女性服饰的变化反映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从传统、繁缗转向具有中国近代化意义的简洁、自然的服饰风格。辛亥革命使新政权替代旧礼制，从社会变革与思想文化等方面重新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服饰制度。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传统礼服的使用范围具有局限性，无法满足女性日常生活的要求。在北京，女性服饰除礼服保持汉族传统的上衣下裳形制外，其余服饰“暂听人民自由，不加限制”。因此，民国初期北京女性服饰中满装、汉装、西装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同时，北京有一部分女性留学欧洲、日本，北京也成为这一时期女子教育的中心城市。受日本女装的影响，女学生们开始模仿国外这种简洁、朴素、自然的服饰风格：上穿高领衫，服装以大襟右衽为主；上衣缩短变窄，长度及胯，服装窄小适体，装饰简洁；下摆呈弧线、直线、圆角等，袖型宽大、长度及肘；下着黑色长裙，且均不以绣纹作装饰，这样的服装被称作“文明新装工时代更迭不仅表现在女性服饰形制的变迁中，还表现在传统美学思想与具有进步意义的审美观念的转变中。民国初期，北京女性在服饰风貌的演变中还涉及服饰色彩观念的变化，白色作为中国传统封建观念中的禁忌被打破了，女性纷纷效仿西方服饰文化中的尚白风俗，女学生等知识女性开始流行穿着白色或浅色的服装。总体来看，女性服饰呈现朴素、淡雅之美，女性开始追求整齐简洁的自然美，摒弃传统礼教影响下的繁缗装饰。综上所述，女性服饰在简化服装装饰的同时，就是注重服装功能性与实用性的开始。女学生穿着的“文明新装”就是将服装繁琐的装饰去掉，摒弃服装除本质以外的其他附加含义。此后，民国中后期逐渐成为女性主流服饰的旗袍，也经历了不断简化演变的过程。女性服饰追求简化与功能，服装作为女性意识和社会审美的标志，从侧面反映了女性的民主与平等思想的进步以及女性心理成熟化的表现，使女性服饰回归到服装之本，女性服饰的简化也是人作为主体的又一表现。3民国初期北京女性服饰审美变迁的原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北京女性服饰审美的变迁。西方商品经济促进了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兴办工厂，服装纺织品中出现了国产布料。然而，外货输入使国货发展口渐停滞，此时，提出了振兴实业、提倡国货，应注重改良，在倡用国货的同时，不宜排斥外货。民国初年，北京设立国货代销局，举办国货展览会，各省市实施并提倡支持国货的政策。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社会经济与生产方式的相互影响，促进了服饰的变迁与发展。城市结构的变化影响了北京女性服饰审美的变迁。由于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北京城市人口逐渐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北京较确切的人口统计是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民政部的调查，当时内外城共有761106人，以后每年人口均有增长，至1927年达到878811人”5。北京城市人口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以青壮年男性为主，知识女性、职业女性的比例大幅增加。民主化思潮影响了北京女性服饰审美的变迁。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和约束人们思想、行为的尊卑等级制度。在五四运动“平等”“民主”思想的推动下，北京女学生朴素、简洁的服饰风格也更新了对服饰的审美观。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女性逐渐走向社会并出现职业女性，追求男女平等和女性自由解放的风气也影响了北京女性服饰的发展。知识女性从卫生、经济、外观等角度对女子剪发问题进行了讨论。女子剪发是男女平权的又一表现。女性自身摆脱了封建礼教和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民主化思潮使女性开始以独立、平等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4结语民国初期，北京女性服饰审美的变迁从社会的不同角度接收来自服饰形制、色彩、观念上的转变。北京女性服饰中固有的历史延承性与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进步性并存，呈现出民国初期北京女性服饰特有的繁杂、矛盾的局面。民国初期,对于北京女性服饰审美观念的进步意义是巨大的，女性服饰的审美观念从“服饰美”转向“人体美”，服饰作为客体，体现了人是主体、注重以人为核心的服饰文化。服装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意义，服装装饰的简化与“文明新装”的出现，都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北京女性服饰就是在传统与现代、满族与汉族、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塑造出的具有中西结合特点的服饰风格，质朴、简洁的风貌正是民国初期北京女性服饰变迁的进步表现，使得社会审美观念朝着实用、功能、美观的方向发展。通过对民国初期北京女性服饰的解读，反映了民国女性审美观念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