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的貌选、名选与地选.docx

状元僦选.名选与地选我国1300多年的科举史上，总共产生过900多个状元。尽管历朝历代的考试科目和内容多有变化，选拔方式也不尽相同，但经过自下而上的层层考选，能在几十万考生中脱颖而出，状元的文才学问以至书法大都堪称一流。在一般人看来，状元都是凭借学问渊博与文才出众而金榜夺魁的，其实在皇权至上和避忌重重的封建时代，状元的选拔往往存在各种变数。其中唐代因制度不完善，状元的产生弊端最多，有主司私下许诺的（牛锡庶），有考生当面强索的（裴思谦），还有举子自放的（尹枢）。宋代以后相关制度逐渐完善，主要以考试成绩来取土,但仍然有匪夷所思的情况出现。宋太祖开宝八年，王嗣宗的状元是靠打架打来的,被讥为“手搏状元”；明末崇祯元年，刘若宰的状元是由皇帝抓阉而定的。在宋、明、清三代，还经常出现因相貌、姓名或籍贯而选拔状元的现象，且大多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好恶。这可称之为状元的貌选、名选与地选。一、貌选虽然老祖宗早就有“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和“人不可貌相”的古训格言，但从古至今，一个人的“颜值”高低对生活工作还是有所影响的。比如说择妻，古代的官方标准是德、言、容、功，而民间标准则是郎才女貌工在选官方面，唐代标准是身、言、书、判，“体貌丰伟”排在第一，清代的举人大挑也主要看身材相貌。状元在古代被看作是土子楷模，朝廷体面，传胪唱名时文武观瞻，跨马游街时万众瞩目，挑选状元就不能忽视其相貌。唐代录取的状元最多，但唐人并不特别看重状元，貌选的现象未见记载；宋代的状元荣宠优渥，状元貌选始见于北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云：“真宗好文，虽以文词取土，然必视其器识。每御崇政赐进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试文词有理趣者。蔡齐置器赋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遂以为第一人。”范镇东斋记事卷一记载：蔡齐状元及第，真宗见他形貌秀伟，举止安重，就对寇准说：“得人矣。”并特命金吾卫派人护送状元，以示荣耀。从这两条记载来看，宋真宗选拔状元是器识、形貌与文章三者兼顾，而尤其看重状元的形貌。虽然这并非单纯的以貌取人，但毕竟开了状元貌选的先例。明代皇帝起初就注重状元的貌选。查继佐罪惟录科举志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明代首次开科，殿试后初拟郭狮为第一，因其貌丑，另选吴伯宗为状元。明史王艮传载，建文二年（1400年），吉水人王艮“对策第一，貌寝，易以胡靖，即胡广也，艮次之。”后来明成祖攻进南京，状元胡广贪生怕死，归降朱棣，而王艮则殉难尽忠，义不苟活。建文帝以貌取人，结果却看走了眼。虽然自北宋以来，状元貌选被不少皇帝所认同，但一些颜值较低，甚至身有残疾的士子，依旧能凭借才华与器识高中榜首。例如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取方逢辰为状元，其人是个右足跛、左目瞽的残疾人。二、名选姓氏源于祖先，名字得自父母。一个人姓甚名谁，不过是个称谓符号，对生活、学习和工作一般不会造成什么麻烦。但在相信命运和讲究避讳的古代，姓名往往会给科考士子带来意料不到的影响，科举史上就不乏因姓名吉利而登科及第，或因姓名犯讳而降甲落榜的例子。宋代皇帝选拔状元时，已经兼顾到姓名因素了。北宋仁宗朝的王拱辰，南宋高宗朝的汪应辰，宁宗朝的曾从龙，理宗朝的方逢辰，度宗朝的陈文龙，他们的名字都是中状元后由皇帝所赐。“辰”“龙”均代指皇帝，赐名的目的在于提醒与激励，你们是遭逢朕才得以大魁天下的，作为天子门生，一定要“拱辰”“从龙”，做个辅弼皇上的忠臣。状元的名选在明清两代渐多。据双槐岁钞等明人笔记，永乐甲辰（1424年）科殿试后，读卷大臣原拟孙曰恭为状元，邢宽第二，梁座第三。朱棣见后很不高兴，认为“日”“恭”二字合起来像个“暴”字（古代竖写），遂曰：“孙暴不如邢宽。”于是取邢宽为状元，梁槿第二，孙曰恭降到第三名。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曾为夺取皇位而大开杀戒，在建文帝朝臣眼中就是个暴君，因此他特别忌讳这个“暴”字，正好邢宽之名寓意“刑罚宽大”，排名又在第二，选他为状元自然是顺理成章。清代皇帝避忌更多，状元名选不乏其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胡长龄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殿试以后，胡的试卷排在进呈的第十名，一般情况下与状元无缘。但七十九岁的乾隆帝一看到胡长龄的名字，便龙颜大悦道：“胡乃长龄耶？”汉人视满人为胡人，可我这个胡人竟长寿啊！乾隆认为胡长龄给自己的八十大寿讨了个好口彩，便把他由第十名超拔为头名状元。胡长龄是江苏南通人，乾隆本来对江苏人当状元是有所遏制的，早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他出于政治考量，将江苏赵翼的状元换给了陕西王杰（参见下文），但这次点胡长龄为状元，则全凭感情用事，只看名字不顾籍贯了。胡长龄虽然因名而大魁，但他为官正直不阿，从不讨好权臣和珅，没有辜负乾隆对他的特意拔擢。既有因名高中的，也有因名降甲的。据世载堂杂忆和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咸丰二年（1852年）的范鸣琼和同治七年（1868年）的王国钧，二人的殿试卷均已列入前十名，本来都是有希望被点为状元的，结果却都栽在了倒霉的姓名上。在小传胪时，范鸣琼被误呼为“万民穷”，咸丰（原书误作道光）皇帝皱着眉头说：“四海困穷，天禄允终。”口谕将范鸣琼降为第三甲，他因此只做了内阁中书。知情者都说范某功名被一“琼”字所误，他无奈只得改名范鸣稣。三、地选科举取土中的地域因素也不容忽视，为了笼络全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注意地区间的平衡。明代录取进士采取南、北、中分卷制度，清代取进土则按省规定多少不等的名额。至于状元，每科只有一个，也不可能轮流坐庄，但多少兼顾到地区平衡还是有必要的。清代共选拔了114名状元，其中江苏49名，浙江20名，两省就占去了百分之六十，其他省份的考生必然会羡慕嫉妒恨。从乾隆即位到乾隆二十五年，在十一科殿试中，有十科状元被江浙人获得，乾隆决意从二十六年的恩科开始改变。该科确定三鼎甲的过程，赵翼簪曝杂记卷二记载说，历来进呈的都是弥封试卷，要到钦定之后才拆封，因为前几科的鼎甲都被军机中书所占，考前就有御史弹奏，所以这次破例先拆弥封。乾隆见状元赵翼是江苏阳湖（今武进）人，第二名胡高望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两人又来自江浙，并且还都是内阁中书，而第三名王杰则是陕西韩城人。乾隆遂问读卷大臣道：“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答日：“前朝有康海，本朝则未有。”乾隆听罢，朱笔一挥，便将王杰点为状元，而赵翼降为第三。光绪三十年（1904年）举行甲辰恩科，这是我国科举史上的收官之科。该科状元的选拔，据传也是地选兼名选的著名事例。关于末代状元的挑选过程，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当时由慈禧太后亲自决定前三名的人选，读卷官拟定的第一名是广东人朱汝珍，慈禧一看便十分不快，因为“朱”是明朝国姓，“珍”字又让她联想起几年前被处死的珍妃,而广东人更是慈禧的克星，大清朝的死敌洪秀全、孙中山以及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都出自广东，朱汝珍岂能当状元。第二名是直隶肃宁人刘春霖，一笔娟秀的小楷且不说，他的籍贯和名字更是让慈禧眼前一亮。当时京畿一带经历义和拳动乱不久，社会急需恢复安定。“肃宁”不正象征着肃静安宁吗？那年河北的旱情也很严重，“春霖”二字又含有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刘春霖的籍贯与名字都是吉兆，慈禧便将其升为头名状元，而朱汝珍只能屈居榜眼了。虽然戊戌政变后光绪被囚禁瀛台，但经历庚子西狩，两宫关系表面上有所缓和。自西安返京之后，内政外交自然归慈禧掌控，但朝典仪式仍由光绪出面，直到1908年病情危重，光绪才中止听政，不再临朝。据王清平、王德彰第一人中最后人末科状元刘春霖轶事所说，光绪亲临了甲辰科的传胪大典，之前还在养心殿接见了前十名，也即小传胪。这都佐证慈禧亲定末代状元之事纯属虚构，但是传闻依然不胫而走，成为科场掌故。究其原因，就在于它将状元的地选与名选合二为一，而刘春霖与朱汝珍两人的籍贯和姓名又偏偏那么巧合，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联想，增添了有趣的谈资。至于其本来真相如何，反倒不必穷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