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70年：警匪悬疑片类型特色与出路.docx

建国70年：第g三片类型特色与出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从“十七年”红色电影到新时期电影再到20世纪90年代乃至新世纪以来商业电影的转变，体现了电影发展的规律和价值。警匪悬疑片作为多数类型片中的一种，以其特殊性吸引着一大批忠实观众，但近些年来该类型片出彩的片子为数不多，究其原因，在叙事和技巧方面有待改进。一、类型的流变新中国成立后至今，警匪片本身的类型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转折。第一次转折发生在1985年：在1985年以前，警匪片以“边境剿匪”为主，包括内蒙古人的胜利山间铃响马帮来沙漠追匪记冰山上的来客等多部影片，而警匪片中的“匪”就诞生于此。而在1985年后，警匪片逐步体现它本身的含义一都市警匪片，即现代经济社会背景下的犯罪片。第二次转折发生在2000年前后：首先，从1985年发展至2000年前后，警匪片的题材主要集中在缉毒题材、反恐题材，其中缉毒类型片包括反黑行动缉毒战女子戒毒所秦淮大缉毒，反恐类型片包括代号美洲豹岛国谋杀黑狮行动。1其次，在2000年之后，各类型题材不断涌现，公安机关负责侦办的类型案件逐渐被搬上屏幕，而杀人动机遍布情杀、仇杀、财杀乃至激情杀人等，影片的元素也越来越丰富。特别是近几年的警匪片更是如此，如唐人街探案系列结合了异国元素、喜剧元素、打斗元素、推理元素等，狄仁杰系列则结合了历史元素、打斗元素、推理元素、恐怖元素等，于是警匪片逐渐走向了警匪悬疑片、警匪推理片。诸如狄仁杰系列里并没有“警”“匪”之分，但为了高度概括此类型片，在“警匪”后面加上“悬疑”二字，以求更宽泛地分析该类型。这样一来，就把很多以破案为主的影片纳入范围，也是警匪片发展至今应有之义。可以预测，警匪悬疑片在未来的发展会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前进。概言之，警匪片从“匪”的原有之义发展到“警”与“匪”的较量，再到“警匪”较量中包括“悬疑”“推理”要素，类型越来越丰富。这也是吸引观众的原因所在。当然，该类型片的特色也具有极强的观众黏附性。二、类型的特色（一）有浓厚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伊始，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反动骨干分子，勾结恶霸地主、反动会道门，网罗反动军官、旧官僚，纠集国民党军的残兵游勇聚啸山林，占山为王。这种新形式的土匪与惯匪互相勾结，为非作歹，形成了一股股猖獗的反动势力。1950年3月11日，中央军委负责起草了一份有关全国各地剿匪作战的初步意见，和一份面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关于坚决剿灭和镇压这场匪患的号召书，经过中央批准后正式通过，并迅速在人民解放军所属各部队、各地人民武装部队中传达。这场剿匪行动一直持续到1965年3月最后一个匪首被歼灭。正是这样一个时代背景，给这个时期的警匪片带来了创作的基础，而类型创作一直持续到1985年的黑林鼓声。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积极进行禁毒斗争，积极参与国际禁毒合作，并在全国范围内围绕国际禁毒日的主题开展了广泛的禁毒专项斗争和群众宣传。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0年12月颁布关于戒毒的决定。禁毒行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同样给该时期的警匪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冰城擒魔就是一个境内外合作的范例。无独有偶，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我国开始面对日趋严重的恐怖主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受到威胁，我国坚持打击一切恐怖主义的立场，加强自身反恐能力建设，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这时期的代号美洲豹讲述的是境内外追踪“亚洲黑色特别行动小组”恐怖分子的故事。与剿匪行动不同的是，禁毒、反恐一直都是国家的重点行动，所以直到现在，这类型的警匪片同样也在创作中，如湄公河行动。而剿匪行动丧失了独有的时代背景，现阶段该类型的创作基本终止。（二）凸显正邪绝对对立在该类型片中，警与匪大部分情况下是绝对对立的，或者说正与邪区分得比较明显，在剿匪行动、缉毒行动、反恐行动中表现尤甚。山间铃响马帮来秦淮大缉毒岛国谋杀便是如此。值得关注的是，虽然都是讲对立面的故事，但从这些警匪片中能看出旧中国警察形象和现代警察形象的变迁，形象的提升、正面的宣传同样凸显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理念。这点与早期的香港电影有所区别，在香港一些经典警匪片中，如英雄本色跛豪无间道以正义的对立面为主角，甚至正面表现他们。直到近些年来港产警匪片在角色设置、叙事成规、文化内核方面进行了转型，2才有了反贪风暴廉政风云系列以正义为代表的警察为主角，宣传了警察的正面形象。（三）强调集体大众力量在我国内地电影中，代表着正义一方的警察（侦探）基本是以群体形象出现的，如湄公河行动中以高刚（张涵予饰）为队长，以方新武（彭于晏饰）、郭冰（冯文娟饰）等为组员组成的跨境行动小组调查湄公河惨案真相；唐人街探案2中以唐仁（王宝强饰）、秦风（刘昊然饰）、宋义（肖央饰）等各“侦探”组成的小组调查杀害唐人街教父七叔的孙子的凶手。当然，强调大众集体力量不仅是价值观的选择，更是能够丰富人物设计和形象，使得影片更有趣味性。而与此相反，在香港早期电影中，主要强调个人力量，如成龙电影警察故事系列更多的是凸显警察队伍的无能，反而需要依靠自己个人力量来拯救社会、拯救危难。网这无疑受到了好莱坞英雄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直到近些年来才有所转变。（四）避免绝对暴力美学暴力美学主要是在观感上，使暴力以美学的方式呈现，诗意的画面，甚至幻想中的镜头来表现人性暴力面和暴力行为，实际上是枪战、武打动作或其他一些暴力场面的形式感。而观赏者本身往往惊叹于艺术化的表现形式，无法对内容产生具体的不舒适感。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在中国香港成熟（现在又有向美国转移的态势），到了今天，已经有了它特定的含义。但对于内地影片或者导演来说，鉴于价值观的差异和审查的要求，都会避免绝对暴力美学。此外，暴力美学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即观众尤其是青少年会对某些情节进行模仿。4上述特色体现了我国警匪悬疑片固有的内在属性，包括价值观的选择、中国本土化的成长环境等。三、类型的地位虽然本文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警匪悬疑片情况，但鉴于2000年以前的统计不完全以及影片有限，所以此处统计从2000年算起。这也说明19491999年属于类型片的起步期。从20002019年20年的警匪悬疑片的统计来看，该类型片具有一定的地位。表1新世纪以来（20002019年）该类型片的地位表现为：从影片数量来看，警匪悬疑片呈递增之势。在整体上映影片总量增加的情况下，该类型片也在增加。如在20002010年这11年间，每年上映的类型片不足10部；从2011年开始，呈现波动式的上升趋势，每年都超过10部，2019年至少20部，可以与其他类型片分庭抗礼。从地域范围来看，香港警匪悬疑片表现尚可。因为它在15个年份都成为该年排名第一的类型片。一方面说明了香港警匪悬疑片在我国整体类型片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说明了该类型片的优势所在。即2000年以来香港警匪悬疑片成为我国警匪悬疑片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忽视，这也是诸多学者潜心研究香港电影的初衷所在。四、类型的出路从表1来看，警匪悬疑片整体排名中规中矩。在20002019年中的11个年份有影片进入前10,但多数年份也就只有一部排名靠前。同时，从影片质量来看，排名第一的警匪悬疑片质量参差不齐。根据豆瓣评分，这些年度排名第一的类型片并非都是质量上乘，评分从48分不等。由此观之，警匪悬疑片从寡到多、从多到杂、从杂到乱,质量参差不齐，令人担忧。为了更好地给创作人提供思路和提高警匪悬疑片的质量，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讲好中国故事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部警匪悬疑片发现,它们或多或少都是由现实中的案例改编。这些案例其实就是广义的中国故事，只是不同时期故事不同而已，这也是前文提到的警匪悬疑片的创作与时代休戚相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就要讲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故事、讲好国家交往故事、讲好全球化故事。而诸如内蒙古人的胜利山间铃响马帮来等讲述了我国剿匪行动的故事，湄公河行动巨额来电等讲述了我国与其他国家合作、交往一侦查协作、捍卫国家主权的故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创作者可以通过不同渠道接触一些真实案例，然后根据这些案例进行改编，猎狐行动便是以公安机关追捕外逃人员的真实案例为创作素材，历时三年之久打造剧本，试图让观众近距离接触“没有硝烟的战场”。也就是说，创作者要讲好故事，那么故事的主题是什么？是关于谁的故事？这些是叙事需要解决的。通过艺术加工，可以升华为更具有浓厚时代背景韵味的中国特色故事。（二）设计多元情节情节结构取决于类型片。首先，警匪悬疑片最基本的要求是没有逻辑漏洞、没有遗留疑问、因果关系确定，所有的环节设置都能前后呼应无任何矛盾。5否则，以情节设计见长的警匪悬疑片就没有值得观看的理由。其次，创作的过程需要增加推理、复杂结构，设计多元化的情节，尽量悬疑烧脑，吸引观众。这也是警匪悬疑片的独特之处。如何增加推理呢？要求创作者多学多看多想。对社会深刻观察、准确表达，对电影艺术有着极为透彻的理解和把握，视野开阔。同时为了使警匪悬疑片有更强的参与感，应融入多元素，如喜剧、推理、背景环境等，这也是唐人街探案2的成功之处。（三）塑造丰满人物正如上述，与早期香港电影不同，内地电影一直以来都是在宣扬正面人物（警察）形象，但因创作者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公安机关内部的作家着意塑造人民警察正面形象，有内在的歌功颂德心理，而社会上的创作者往往会塑造多元化的警察形象，使其更加立体、丰满。这似乎有一定的矛盾：有些观众想看到亦正亦邪的警察形象，警察处于灰色地带，这样人物内心纠结更加吸引人，但这显然与核心价值观背道相驰。实际上，只写正面形象同样可以塑造多层次的人物，如廉政风云中刘青云饰演的陈敬慈和林嘉欣饰演的江雪儿，同样展现了正方乃至正邪对立的冲突。他们也都是正面人物，形象也很多元，同时也展现了集体合作破案的精神。（四）善用视听技巧警匪悬疑片的视听技巧体现在暴力美学、闪回闪前等艺术技巧的运用。由于暴力美学电影将道德与价值评判的权力交给了观众，只是保留了具有视觉冲击力和表意明确的电影文本，因此“暴力美学”的泛滥成为常态。很多暴力美学电影仅仅为了暴力而暴力，对于一些价值判断低下的人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例如20世纪90年代刘伟强导演的古惑仔系列电影给青少年造成了不利影响，这恐怕也违背了影片的初衷。6以暴力为主题的电影除却在视听语言上的变化，应该有新的叙述方式，如吴宇森导演的英雄本色纵横四海到追捕的转变。暴力美学创造者们也应适时吸收暴力美学中值得肯定的要素，剔除暴力美学对现实投射的负面价值，从江湖到家国，为自己的作品画出最重要的道德底线，就观众的接受层面而言，去实现最大的影像价值。7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叙事是通过多次、闪回片段与正在进行片段的无缝对接进行的，比较成功。同理，在警匪悬疑片中，虽然这种蒙太奇方式有美学危险，但同时也产生了美学功能：观众仿佛重置于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之间相互并非分离的时间流中，产生出人生真相变得迷离恍惚的零散感，可以运用。8尽管当代很多电影已突破线性时间架构，闪回（闪前）这个概念的内涵、外延、适用度必须进行重新思考，但不可否认，作为叙事技巧的闪回（闪前）是制造悬念揭晓悬念、情节安排并与观众共鸣的手段；作为非动机性闪回（闪前）则是出于悬疑风格、创作者意愿或对观众造成的冲击感而出现所运用的手段。9创作者需要熟练掌握该项技巧进行叙事，这无疑对警匪悬疑片产生了积极作用。（五）传播中华文化除了传统的中华文化，还应该将警匪悬疑片的主要作用定位在现代的法治文化上，如反贪风暴扫毒系列就是在法治社会背景下的创作，按照上述的建议并守住主流价值观进行，使之符合电影艺术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影视艺术可以通过影像展示帮助人们形成对一个国家主体形象的感性认识。借助影视传媒手段来表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集体价值观）、政治制度、民族文化和艺术魅力，无疑对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宣传是有力的。10五、结语新中国成立以来警匪悬疑片的类型在变化，但不变的是创作的目的，都是为了讲好中国故事，反映当下时事和传播中华文化，这是通性。而警匪悬疑片的特性要求创作者在叙事技巧上有所改变：设计更加多元化的情节，塑造更为丰满立体的人物，善用视听技巧的变化。在吸引观众的同时，实现创作目的，将该类型片作为一个展现大国形象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