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曹操与关羽的形象分析.docx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曹操与关羽的形象分析摘要：在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曹操与关羽曾产生短暂的友谊。他们思想中的儒家因素是其相合的基础，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吸引到恃才的关羽，然而关羽自始至终坚持的忠义理念与曹操的法家倾向无法契合，他们最终分道扬镀。二人的理想志向有相同的一面，但各自理想的实现途径有较大的差异，这注定了二人此生只能相遇相识，而无法产生真正的友谊。关键词：曹操与关羽；三国演义；儒家;法家;墨家三国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历史演义小说。它是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等宋元讲史话本、单刀会等宋元戏剧的直接“结果”，却又抛弃了三国志平话等民间话本中传说式的描写，“回转到真正的历史中”。该书卷首说：“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恰如郑振铎指出的：“说他是出于陈寿的史书更为妥当，真不愧为第一个按鉴重编的演义小说家。”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在创作上不是完全虚构的，没有成为架空小说，并非完全实录，也未沦为社会历史文献。实际上，它既是民间讲史的集成，又是依据三国志的历史框架和通鉴体的编年纪事，是带有极强的民间性质与讲史性质的“通俗史书”。它秉持宋元以降的“正蜀汉伪魏吴”的正统观念，以“篡汉”大力鞭挞曹魏集团，尊蜀汉为汉的延续，赞扬蜀汉集团“兴复汉室”的理念。关羽和曹操是三国演义中两大重要人物，一忠一奸，是正面与反动的两大代表，二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又如何产生交集？一、志同而道不合：关羽和曹操的相契与分歧曹操在三国演义中是一个奸臣的形象，许劭评价他：“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但是，如果抛开正统观念来看，曹操不仅不是一个脸谱化的人物，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有着凡人所不及的才干，在以作者为代表的宋元以降的小知识分子眼中，曹操是“集历史功绩与奸雄于一身的多元素的复杂人物”。（一）唯才是举，建功立业对于曹操的才干，三国演义不曾否认，正如上述许劭对他的评价。曹操最初是以正统观中的正面形象出现的，这时的他还是积极的汉朝社会秩序的维护者。青年曹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志在匡正汉室、定国安邦，这时作者笔下的曹操充分展现了“雄”的一面，曹操在反董卓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积极。之后，大将军何进引西凉刺史董卓进京诛杀十常侍，这本是一场外戚势力向宦官集团夺权的斗争，却因外戚集团首领何进早早被宦官集团击杀，致使外戚势力衰落，中央权力出现中空，地方豪强军阀董卓恰好率领大军进驻。自此之后，一股以地方豪强武装为基础的军阀介入导致汉朝社会崩塌，董卓军阀式的统治是不得人心的，群臣说起董卓弄权哭声一片，只有曹操主动请缨刺董。在董卓耳目遍布的白色恐怖时期，曹操不惧其淫威，一边笑一边请缨，不仅表现他杀身以成仁的胆识，更体现他对维护汉朝统治的赤胆热忱。刺董失利后，曹操逃回陈留招募义兵、发布檄文、发起大规模倒董运动，十七路诸侯纷纷响应，关羽也跟随刘备参与反董诸侯联盟。这一次，关羽和曹操站在同一战线上，二人也因此而相识。由此可见，作为汉臣一份子的曹操，自然有“建功立业、为国除奸”的志向，为了维护汉朝统治立下汗马功劳，这一点他与关羽是相契合的。在之后的军阀争雄中，曹操与刘备也曾数度联手，共伐吕布、袁术等，在此期间，关羽与曹操自然是同一战线上的战友。曹操唯才是举的理念和做法吸引着包括关羽等一批人才。曹操在任兖州牧期间实力较弱，然而却能迅速崛起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其中既有他个人的能力素质，更与他“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有紧密的联系。法家认为“明夫恃人不如自恃”，君臣关系是一种“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利益关系，“君明于此，则正赏罚而非仁下也。爵禄生于功臣明于此，则尽死力而非忠君。”“任人唯贤”建立在法家“趋利避害”的人性论上，它以一种爵禄赏罚制度打破原有的“任人唯亲”的框架。对待优秀人才，曹操予以厚待、因材施用，吸引了大批侵秀人才前来投奔。他与部下的关系就是这种爵禄与才能的交易关系，“操大喜”“赏劳甚厚”，他用爵禄收拢人才，适当满足臣下的“自为”，这就是韩非的“自恃无恃人”，即臣下以才能，与君主的官爵交易的纯利益关系，这与儒家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有几分相似。关羽与曹操在反董联盟中初识，当时刘关张三人因官位卑微而备受诸侯冷眼，才能与志向都得不得伸展，只有曹操给予他们极大的礼遇，可以想象，当时关羽对曹操十分感激，二人的友谊也应从此处开始。（二）尊崇汉统，分道扬镀尽管在“建功立业、为国除奸”的问题上，曹操和关羽有他们相合的地方,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上，二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一分歧注定二人在心灵上无法相通，这就导致他们最终必然分道扬镶。关于“降曹”，关羽与曹操的分歧就显而易见地表现出来了。关羽“降曹”事件在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仅27字的记载：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在三国演义的记述中则成了“屯土山关公约三事”“降汉不降曹”“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经典桥段。且不说“禽变成了“约”，且言这“曹公禽羽以归”变成“降汉不降曹，关羽是三国演义中的尊刘一派，曹操则被打入贬曹一系，当然这并非一时而就，朱熹早以其“正蜀汉伪魏”的正统观对曹操有所贬斥：陈寿称曹操为“公”或“太祖”，朱熹称之“操”;曹操为魏王，三国志称“王”，资治通鉴纲目则称“魏王操”,并不把曹操当作尊者，故不避其讳。三国演义沿袭了这种正统观,称关羽为“公”，称曹操为“操丁降汉”与“禽羽”，褒贬立意，高下立判。罗贯中又特意设置了“约三事”这一情节，以引出“降汉不降曹”的对立,如毛宗岗言：“降汉云者，特为不降曹三字下一注脚耳。”正是出于这样正统观上的对立，关、曹二人注定无法同行。作为政治家，曹操胸怀统一天下、图谋大业的志向，他原本志向在于墓碑上题刻“汉故征西将军曹侯墓”，但经征伐之后羽翼丰满，其位置和势力、更是雄心抑或说野心使他逐渐摆脱儒家正统观的约束，逐渐向着法家的“趋利避害”转变。关羽则是小说中汉朝社会秩序的积极维护者和专制社会正统观念的积极践行者，他忠于刘汉王朝，对他的兄长、主君刘备忠贞不二，因为刘备是汉室正统。他与刘备的这种“兄弟而父子、父子而君臣”依恃兄弟“悌义”、推广而及的父子“孝义”、推广至君臣“忠义”的关系，正是君主及民间所推崇的维持社会稳定的牢靠关系，它反映了小生产者们通过互助、取得社会地位的需求。历朝中下层小生产者的起义多提出“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皆是姊妹之尊”的口号，多体现超出血缘关系的泛爱，究其原型就是墨子所言“人无长幼贵贱”，再则“以友辅仁”。就墨家强调的伦理而言，即刘关张超越血缘的结拜兄弟式的博爱，因为刘备的身份特殊，从而延伸出君臣之义，将兄弟之义规范化为“忠义”。这种超血缘的政治联合关系在社会混乱时维持了一定的内部稳定，而忠义则有助于维持全国统一稳定。在关羽看来，曹操是国家秩序的不稳定因素，早在许田围猎时，关羽已有对曹操的不满，认为曹操的行为触及了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更成为社会溃烂之根：“操贼欺君罔上，我欲杀之。”可见，在关羽眼中，曹操和董卓是一丘之貉，都是破坏正统、破坏社会稳定的“奸贼”。（三）富贵于羽如浮云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所载“礼之甚厚'本意在肯定曹操的爱惜人才，在三国演义则转换为关羽的“秉烛达旦”“挂印封金”“不近女色”。论语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其中，“富与贵”不啻指金钱、地位，还是事业、欲望等等，这些事物当然可以去争取，但必须通过正当的渠道，需要与儒家的伦理纲常相符。关羽熟读春秋，深受儒家提倡的正统观念的影响，崇尚忠贞，讲求义气，恪守伦理纲常。当曹操将他和刘备二夫人的住处安排在一起时，他“秉烛于户外，自夜达旦”，又“分一宅为两院”，这正是出于护卫二嫂、不违“悌义”。可见，即便是日常生活之中，关羽正如文人的理想一般，用道德、伦理、纲常来约束、规范自己，经过三国演义的创作，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如在眼前。于曹操而言，关羽严守的道德、伦理、纲常迂腐不化。在曹操眼中，不论用什么办法，都是一种实现目标的途径，为了达成目标，他可以不顾一切。他的法家式的“利己”“自为”“趋利避害”的一面便显露无疑。曹操受世叔吕伯奢的款待和帮助，因多疑，杀了吕伯奢一家，事后他竟说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一惊世骇俗的“名言”。但以法家的人性论来看，这种极端利己并不奇怪，韩非认为即便兄弟关系，也是由利决定，这种极端的利己也全面地表现了他的不择手段，之后在“杀粮官以安军心”“勒死董贵妃”等事件中，曹操这种根源于法家利己人性论思想展现得淋漓尽致。基于官职与才能的交易关系，曹操十分爱惜关羽，送金银、美女、宝马、宅院，极尽所能想留住关羽，而在深谙儒家经典的关羽心中，虽感念曹操的恩德，但始终无法认同这个不择手段的曹丞相。二、聚散终有时：三l三演义中关羽与曹操的分离因为志向相同，关羽和曹操产生交集;因为理念不合，关羽和曹操产生隔阂，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直至分道扬镣。在二人的交往之中，曹操保持着一种积极的态度，他对关羽的喜爱发自内心，一直想方设法去降服、留住关羽。关羽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态度，他既不认同曹操的价值观念，又感激曹操的礼遇，但在最后，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还是选择离开曹操。（一）好聚好散曹操对关羽的敬重和喜爱是发自肺腑的，为了得到关羽，他给予关羽超乎寻常的礼遇。关羽来降，曹操亲往辕门迎接;到了许昌，曹操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款待他;至于金银、美女、官爵，一样不少,为了留住关羽，曹操煞费苦心。面对礼遇和厚待，关羽非常感激，但他始终对刘备保持忠诚。曹操见关羽身着旧袍，就特地定制了一套新袍，但关羽却把它穿在里面,外面仍然套着旧袍，并解释说，旧袍是刘备所赐，他不能因新赐而忘旧恩。曹操见关羽战马瘦弱，把赤兔马送给关羽，关羽喜出望外，再三拜谢，说得到千里马后可以一日而奔向刘备处，曹操听后，便有些后悔了，他的努力并不能换到关羽的忠诚。当然，关羽知恩图报、言而有信，他为曹操斩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文丑，同时也得知了刘备的下落。他报答了曹操的恩遇，“为了一种信念、感情或责任”不顾曹操一方的挽留，封藏了曹操赏赐的金银布帛、美女官印，挂印封金而去，只携刘备二夫人，轻车细软离开许昌，“具有一种道德归宿和终极的价值取向”。曹操对关羽是喜爱有加，尽管他痛失一员大将，也知道放回关羽无异于纵虎归山，日后必为大患，但他仍然表现得很大度。他信守对关羽的承诺，成人之美，亲自去赠送盘缠和锦袍，而且在得知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又委派专使通令各处关隘放关羽通过。（二）不忘旧义赤壁战败后，曹操人困马乏，途经华容道时遇到关羽阻拦，这时的曹军人困马乏，无力抵抗，曹操亲自求情，关羽于心不忍，记起昔日旧谊，不顾军令在身，下令放开一条道，放走曹操，这种行为使“忠与义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当然，以“性格决定论”或“忠义两难”来解释关羽这个行为不尽如人意，行为的来源植根于思维观念的作用，这种思维观念不是空中楼阁，它有自身的原型为依靠，当这种原型通过情感作用时，便涌现出来。显然，这时关羽则是为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投桃报李式的潜意识所控制。罗贯中在二者的冲突中，赋予了“义”以新的含义，它不仅仅是“同心同德”不必“同姓同宗”的结拜兄弟之义，也不是因此“义”与刘备宗室身份相结合的君臣之“义”这种“义”结合了“忠”，而是着眼于“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义”：朋友之义。这个义，同兄弟之“义”、君臣之“义一道，使关羽无愧为义绝。当关羽立下军令时万不会想到曹操以“过五关斩六将”之事为由，这使他记起当日对曹操许下的朋友之义：“余恩未报，愿以俟异日”。作者将这种君子之“义，与成败性命并举，甚至凌驾于一切，无怪乎“是非成败转头空”，正如作者留诗言到：“拼将一死酬知己”，李贽评道：“云长胆大，孟德量大，真都是英雄。”综上所述，曹操对关羽十分敬重和喜爱，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尽管在原型的思维观念方面，关羽以君子之交、朋友之义，对曹操怀有一颗感恩的心，但在政治立场上，他还是以现实的道德观念而视曹操为国贼。关羽在政治立场上站在曹操的对立面，在道德观念上始终不能认可曹操，他们二人的关系不乏“友”的色彩，但还是“敌”占主流，在“友”这一方面，曹操是主动的，关羽是被动的。三、三国志中曹操与关羽的聚散（一）三国演义与三国志正统观的差异作为通俗历史演义小说的三国演义归根结底是一部文学作品，站在接受者的角度看，三国演义是民间学史的重要工具;站在创作者罗贯中的角度来看，它则是罗氏理想的升华，是其超越现实的理想。其中的人物描写暗抑功利而扬道德，这种道德就是儒家的道德，这是作家审美超越层面的体现;在文章字里行间，我们仍可以看到其原型，即墨家所提倡的“兼爱”，基于这样的理想，罗氏的正统观即体现为宋元以来的“正蜀汉伪魏”。正统观的问题有两大倾向：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以曹魏延续汉以来的统续，视蜀汉、孙吴为“僭国”，这是汉魏以来的历史观;朱熹以来，以蜀汉为汉的继续，在正统观上不再承认“汉魏”而以蜀汉为“季汉”（蜀汉建国时称“汉”，自认为是“前汉”后汉“玄汉”的延续），以曹魏、孙吴为“僭国”，这种说法在宋元以后占了主流，罗氏的正统观就是朱熹的延续。陈寿亲历魏晋变迁，少年即研习春秋三传以及尚书等典籍，具备深厚的史家修养，能够相对客观地记述史实，而晋帝也以汉、魏正统。故在正统观的问题上，陈寿秉持着“正魏伪蜀吴”的正统观，他为曹操作传，却并不讳言曹操的诡诵，但总体上认为曹操是一个英雄豪杰、军政大才;对关羽的描述，既看到其作为战将的勇武，又能指出“以短取败”的“刚而自矜”。（二）三国志中“降曹”一事中关、曹的聚散三国志对关、曹交集的叙述极简，三国志关羽传仅一百五十余字，在三国志武帝纪中仅13字，没有“温酒斩华雄”斟酒的一见倾心，没有华容道放曹的顾念旧义，只有“降曹”一事的描述。三国志武帝纪以13字就言明此事：（刘）备将关羽屯下邳，（曹操）复进攻之，羽降。关羽在这里的降曹行为看似与张辽等将降曹没什么区别，但若究之，是出于与刘备“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这样的坚定正源于对儒家思想的坚持，如关羽传最后，裴注引江表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关羽的由“兄弟之义”推及的“君臣忠义”在三国志中除了上述的思想基础以外，更有与刘备在战斗、生活中产生的“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在曹营为将期间，关羽并未与曹操同心同德,基于与刘备的盟誓，他始终想着回归刘备阵营这种“恩若兄弟”的情义，与上文所述“结拜兄弟”之义实无二致，其思想基础正是关羽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坚定贯彻，其原型则是墨家“兼爱”，即民间小生产者的联合互保。关羽对曹操的感激，即“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感恩,表示“立效报曹公乃去”，且封存赏赐之物而去。这也就是三国演义“挂印封金”“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取材所在。在东汉土人读书入仕的风潮下，青年曹操也依恃着家庭，举孝廉入仕，他在对酒中“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班白不负戴”“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承载着他的儒家式的理想，曹操儒家思想的基底与关羽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追求使二人在思想的交流上具借了基础。历经征伐后的曹操充分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为了实现理想，他选择法家式的任人唯贤而摒弃了儒家不合时宜的任人唯亲。他非常喜爱关羽为将的能力，关羽初入曹营时就“礼之甚厚”，委以重用，这也满足了关羽的刚愎自用、恃才傲物的心理。关羽在白马斩颜良后，曹操愈加看重其为将的能力，观察出关羽“无久留之意”，便遣张辽询问，在得知关羽志在刘备时，曹操加大了赏赐的力度，显然，关羽对曹操的“爵禄”并不买账，尽封赏赐之物离去。曹操阻止左右追击，并言“彼各为其主，勿追也”。显然曹操对关羽的喜爱无以复加，明显有别于其他曹营诸将，他不仅喜爱关羽为将的英勇，他思想中的儒家因素为关羽儒家式的性情所吸引。在他看来，关羽就是乱世中的一股清流，他忠于自己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与自己的最终理想相合。但关羽始终践行着儒家的伦理，骨子里渗透着一股墨家式的义;而曹操则以法家的手段为实现儒家理想的方式，故曹操嘉奖其为人的同时，便已知道他将要离开，加大赏赐不过是尽了挽留关羽的最后一份力，最终他没有舍得对关羽下手，而是任之离去。四、结语朋友之间的交流交往，需要讲求志同道合，在思想根源互相认可、思维行动上相近，出于利益关系的考量而聚集在一起的、怀着不同利益关系，不可能在本质上成为真正的朋友。曹操怀着法家的“唯才是举”，喜爱关羽，很看重关羽的智勇兼备,看重关羽为将的能力，也看重关羽的为人，从这一方面看，曹操对关羽有利用的考量，然而他更看重关羽的品行，他对关羽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否则不会明知关羽是个潜在的祸患而任他离去。从关羽的角度来看，他更忠于自己的政治信念和道德观念、忠于故主，始终和曹操不是一路人，最终选择回归刘备集团，但是，曹操的恩义多多少少还是有打动过他，否则他不会在华容道上冒着生命危险放走曹操。文学是作者情感和思维理念的真实，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多少会寄托作者的部分思想感情和价值取向。在三国演义中，正统观贯彻始终，这正是罗贯中及宋元以降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本身观念的体现。在三国演义中，关羽是代表知识分子和小生产者的理想的正面形象，而曹操则是反动派，这从本质上就决定了二人的分歧和异路,虽然二人之间有温情的“蜜月期”，但最终必然分道扬镶，互相走向对立面。参考文献：1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J小说月报，1929(10).2于朝贵.三国演义探论M.成都：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4（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刘海燕.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演变史论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2.6关四平.从历史名将到文学典型论关羽形象的演化与雅俗文学A/伯俊，蒋志，黄晓林.三国演义学刊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