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帝国主义论与中共早期革命叙事逻辑的构建.docx

列宁帝国主义论与中共早期革命叙事逻辑的构建叙事本质上是一种交流活动。人类的生产活动需要交流，自有人类历史，叙事就存在。在近代救亡图存的语境下，“革命”是诸多党派自我标榜的符号，“1920年代国、共、青三党都主张革命而反对改良，认为革命是一了百了地解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手段”。当“革命”成为共识，革命领导权的争夺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叙事对中共在中国革命中初步掌握领厚权与主动权起着重要作用，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重要的驱动作用，”促进了中国人的觉醒，促进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义愤，促进了革命的发生”。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叙事“包含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选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以革命意识形态为指导，用口述或文字等方式为教化民众思想、唤醒阶级意识、凝聚革命力量而讲述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故事即为革命叙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叙事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多次入侵，中国人民陷入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从洋务运动到太平天国运动，再到辛亥革命，在这过程中众多思想理论被少数先觉者传播，引发“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的爆发第一次把书斋里的理论变为现实，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由此看到，在帝国主义的暴虐下，无产阶级解放乃至世界民族解放的可能，“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进而促使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列宁帝国主义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理论之一，是共产党人从十月革命后到五四运动时分析世界形势的重要思想工具，也是构设起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叙事逻辑的理论基础之一。一、中共吸收列宁帝国主义论构建早期革命叙事的缘由中国共产党吸收列宁帝国主义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并初步形成党的革命叙事，这很大程度上缘于该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十月革命后苏俄对华政策的改变以及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第一，列宁帝国主义论是科学的理论。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列宁在对数百种文献资料的查考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战的爆发使得列宁着手研究帝国主义的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批判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理论家如希法亭、布哈林及自由主义理论家如霍布森所用的“帝国主义”概念，于1916年创作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中，集中地论述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矛盾以及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地位如何，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定义为“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作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重要论断。由此，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范式被提出。随后帝国主义理论又在列宁的其他著作如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中得到完善。列宁提出帝国主义经典的五特征论，揭示了什么是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形成；金融寡头形成；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际垄断同盟形成；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宗主国和殖民地附属地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是帝国主义的三个主要矛盾。在揭示帝国主义本质及其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中，从历史地位维度给予帝国主义定位一一“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由此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已提上日程。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同时也“奠定了新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全部基础”。此外，列宁帝国主义论并未局限于“解释世界”，实则是指导和推动俄国革命乃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先导。“改变世界”的十月革命的胜利首次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应用于经济落后、内忧外患的国家。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深刻剖析，真正丰富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认知，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人民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认清中国国情，寻到救国良方。第二，十月革命后苏俄对华政策的改变触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自明清两朝交替时期到十月革命前，中国长期处于被沙俄践踏蹂蹒的状态。在1900年俄国结束对华战争之际，列宁就曾控诉俄国政府的野蛮与残忍，认为侵略中国这一政策同时也在毒害俄国人民的政治意识。之后，出于对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环节爆发革命的分析，列宁开始思考中国等半殖民地国家和其他殖民地国家解放运动的问题。他指出：“社会党人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的起义一一如果有机会，还要帮助他们的革命战争一一，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十月革命后，沙俄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一变而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历史的进步。1919年7月苏俄政府制定第一次对华宣言，公开表达对华政策的基本立场，其中提出前帝国主义政府在中国以侵略手段攫取的土地、特权及赔款等皆作废。宣言极大地震动了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还没有哪个外来侵略的国家主动放弃过从中国掠夺来的权益。天津益世报称此乃“世界人类从来未有之义举”。俄国的巨变使得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及广大民众对苏俄政府及列宁主义产生了好感与好奇，心向往之。之后的苏俄对中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援助更是触动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向孤立的中国革命斗争，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不再感觉孤立了。我们有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援助。”第三，救亡图存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上下交困的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使得当时诸多仁人志士彷徨、忧虑。认识到不可以不变革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思潮新理论，都拿来学习。但以当时的西方理论或思潮为指导的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实践都以失败告终。而列宁帝国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有效指引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破旧立新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影响深远。列宁由帝国主义论提出著名的“一国首先胜利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且亲身实践社会主义可以在与中国同是经济落后的俄国实现。经实践检验的真理让中国共产党人看到曙光，开始尝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审视中国自身的问题。费正清也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人们摒弃西方科学思想名义掩盖下的西方帝国主义行为，并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归咎于和封建军阀相勾结的金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是能为中国提供解决问题的一套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叙事逻辑中国共产党革命叙事中的“革命”绝不同于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汤武革命，所叙之事也不会神秘地归于天命。当近代中国人民思想逐渐开化之时，革命叙事的底层逻辑必然不再求助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是“君权神授”。中国共产党在其早期革命叙事过程中所遵循的逻辑，是在列宁帝国主义论等理论的指导下，分析革谁的命，谁来革命，以及革命之后中阈何去何从，来阐明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途径以及中国未来革命与发展的道路，最终达到唤醒民众以积聚革命力量的目的。（一）革谁的命：在认识“帝国主义”中确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叙事主题叙事主题即叙事的中心思想。中国共产党革命叙事的主题毋庸置疑是反帝反封建。该革命叙事主题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认识“帝国主义”这一过程。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华等多次侵略战争，胁迫清政府签订多项不平等条约，要求割地、赔款、关税自主、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帝国主义”一词就此为人熟知。这般屈辱使得时人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认知呈现复杂性，或对其强大实力百般推崇，或对其侵略行为深恶痛绝。蔡和森曾指出，当时的中国革命领袖人物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流于表面，既有人认为只要内政肃清，列强自然改颜相向，也有人以为会有所谓“友邦”一一另一派的帝国主义者帮助，中国能于夹缝中生存。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表现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到了第二阶段才能理性“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而这种认识的转变正是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的。据相关史料记载，1919年五四运动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专员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中介绍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书。该书先是1924年由李春蕃以帝国主义为题摘译刊登在觉悟杂志上，1925年出版单行本帝国主义浅说，后由刘楚平于1929年以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论为书名出版全译本。此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曾作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的演讲，并撰文新帝国主义战争的酝酿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赤化观，历数帝国主义者侵犯中国之史实，以太平天国运动及义和团运动为例评判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反帝运动的得与失，分析未来帝国主义时代之局势，以期唤醒民众追随无产阶级政党驱逐帝国主义来犯者。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密不可分，列宁曾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明确提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当前要事就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朝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紧接着在中共二大上，中共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分析过封建官僚为帝国主义卖命的事实，认为“欲消除上层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组织，必须破坏他的根基”，即封建势力与宗法社会式政权的根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表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没有反对大资本家及封建势力的剥削之斗争与之相伴而进，是决不能发展的。”可以说，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反封建主义即是反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即是反封建主义。（二）谁来革命：在列宁帝国主义论与大革命失败经验中定位中国共产党革命叙事主体彼时的中国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但“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作为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也因“宗族地缘观念浓于阶级和革命意识”，“拥护阶级斗争或革命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如此中国呼唤强有力的思想与组织。翻开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所有革命与斗争无不展示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与反抗精神，但不论是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革命如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或是偶发的下层民众的起事或“造反”，皆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1925年，毛泽东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强调，“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因此，确定革命叙事中那个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主人公显得尤为重要。帝国主义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中国共产党正是那个有着先进理论指导、团结真正朋友、攻击真正敌人的中国革命的“主心骨”。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是反动的、垂死的、腐朽的，是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因此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先进的、上升的。他曾深刻指出，劳苦群众想要争到完全的自由，达到公正持久的和平,必须认清资产阶级的叛徒嘴脸，”拒绝同资产阶级实行任何妥协,坚决站到革命工人这边来”。毛泽东也曾说：“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于自己的事业。”这一论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便有的历史自信与阶级自信。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的首要的问题。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在积极与其他革命党派通力合作中，中国共产党无疑应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直接导致大革命失败，“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192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文中详述国民党四分五裂，混战不已,已不是一个统一的可以发展革命来解放中国的党，已变质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走狗，变成新军阀的工具”。它“只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矛盾，而实在则替其中最强的当工具”，是“最不成熟最没有力量”的阶级。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革命性众目具瞻。主张革命的党派中，还有中国青年党，但它在实际行动中“不行动”，又与国民党右派“过分亲密”o可以说,其他革命党派皆因其自身阶级局限性，不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口号上喊着反帝国主义，实际又与帝国主义纠缠不清，更别谈带领人民最终实现民族复兴、国家独立，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了。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事中，“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然后才能解放中国工农贫民兵士于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才能消灭一切军阀的混战，开始中国和平的建设革命叙事主角确立的语境下，蔡和森等人向民众疾呼：“国人们！你们要得真正的保障或真正的解救势力，只有充分同情并帮助劳动者早日恢复其组织力战斗力呵！”除一些演讲、宣言等，以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将革命领袖引入如短裤党等革命小说中，描写了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英勇斗争的事迹，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作为领导力量的真实风貌。（三）中国到哪里去：列宁帝国主义论与革命事件序列形成中国共产党革命叙事主线叙事主线即主要的前后接续的故事序列组合。法国叙事学家布雷蒙曾说：“没有序列，就没有叙事。”杨义先生的中国叙事学也曾指出：古文中，“叙”与“序”相通，叙事也是“序事”。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历史的具体语境出发，在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等序列事件中展开革命叙事，最终得出结论：中国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叙事主线。一是十月革命这一事件序列，提供启蒙因子。“十月革命证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起来武装暴动，这种力量是任何资本家挡不住的工人农民的解放，只有夺取政权，只有推翻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工农穷人只有在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胜利。”十月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理论的成功实践，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二是五四运动这一事件序列，提供觉醒因子。毛泽东曾说：“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正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觉悟，随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五四运动反对北洋军阀的卖国耻行，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宣传科学与民主，同时科学看待帝国主义，既不盲目崇拜，也不极端排外，带给广大民众一场思想洗礼。三是大革命这一事件序列，提供经验因子。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理论转化为实践，与国民党合作，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其间，中共深入联系群众，为革命的发展奠定了人民基础。大革命虽未成功，但它的历史意义不可磨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经受住了考验，汲取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深刻领悟到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为领导中国革命进入下一个新阶段做好准备。同时，国民党右派变叛徒，民众才真正了解到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才“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叙事的序列性表现为一种目的性。中国共产党叙事的目的即是启蒙民众，鼓舞民众，为中国革命服务。当时摆在中国各有道之士面前有三个选择，一是走历史的老路，即通过改良，继续封建统治；二是走时兴的新路，即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提及中国的未来，瞿秋白曾坚信，只有走列宁指引的道路，被压迫民族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这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有此认识，不仅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使得中国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而敌视资本主义，还因为私人资本主义“在欧美日本所造成的罪恶已是不能掩饰的了”，更重要的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中国经济在如此阶级的基础之上，决不能向上发展而'和平的进于资本主义的前途”。从十月革命的启蒙到大革命的历练，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一革命叙事序列，告诉大众的是，中国只能走这样一条道路：“中国人民要完全战胜帝国主义，只有推翻统治者阶级，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真正的平民政权一一苏维埃政权”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叙事的特点（一）具有启蒙色彩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叙事，是在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因此带有明显的启蒙色彩。西方列强的践踏下,民众对“帝国主义”认识不清，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未抵抗的有之，趁机哄抢的有之，帮助联军部队的亦有之。19世纪末，反抗帝国主义联合侵华的最为暴烈的运动农民运动即义和团运动。这一运动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局限性。诚如瞿秋白所言：“那时的民众运动纯粹带着神教的和尊君的色彩，那时反帝国主义的策略完全错误。”中国的革命故事要让民众听进去听得懂，最基本的要素必得剖明。“如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列宁帝国主义论使中国人民对于造成国破家亡的罪魁祸首帝国主义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了理性，对正处于内忧外患的中国人民来讲，这一理论无疑是一盏明灯。（二）叙事风格大众化理论需要“掌握群众”，如果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蓬勃高涨,中国革命的事业不可能胜利。不得不承认，情绪化的宣言比枯燥无味的理论论述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革命叙事不是自说自话，也不等同于革命史，而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有力武器。叙事的启蒙色彩及讲述对象的下移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作革命叙事时，须得注意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条，而应使用无产阶级与民众都能够共同理解的话语。如蔡和森的请看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捣些什么鬼全篇每段皆以“你看这是捣什么鬼”结尾，亲民通俗的语气与用词在叙事中有利于使党与群众建立起感情共同体，承认共同的革命敌人，拥护公认的革命领导党一一中国共产党。除此之外，一些早期共产党人所写的革命小说，如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描述了一个父母惨死、既无面包也无爱情、被资本家欺辱伤害逼向绝境的小人物，他投靠革命，最终英勇牺牲，是众多共产党人的缩影。民间无名小卒到民族革命英雄的价值转换在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叙事对焕发民众的由复仇冲动与民族反抗精神凝聚在一起的革命力量具有重要作用。（三）兼具国际主义特点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经济与政治的支配是世界革命的源头，因此全世界受压迫的国家和民族革命的核心对象就是帝国主义。李大钊曾说：“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十月革命让中国的进步力量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探索国家出路的工具，认为“中国革命势必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相连结，而在中国开辟社会主义的道路”，将中国革命置于世界革命之中，将中国革命力量与世界革命力量相联系。不仅思索中国何去何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思考世界将向何处去的问题：“全世界人民一一尤其是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要从资本帝国主义战争的恐怖世界中解放出来，惟有促成西方的社会革命与东方的民族革命携手并进，实现世界革命的企图。”故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事带有明显的国际主义特点。正如毛泽东曾说的那样：“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一一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四、结语“革命要继续，叙事就不能停止。”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援引列宁帝国主义论与俄国革命实践，在百折千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演进进程中明确了革命叙事主题、确立了革命叙事主人公、形成了革命叙事主线。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构设的革命叙事可以看出，中共能清晰地洞察自身的历史使命、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道路的选择，为中共掌握革命的领导权的合法性提供了历史根据。在理解革命与解释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注意将理论的有益成分舆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样的革命叙事也使得中国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等社会力量明晰当时中国所处历史定位及自身使命，增强了中共的组织力和号召力，不断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完善中共革命叙事，最终实现了反帝反封建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开启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探索。中共早期革命叙事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的深刻历史问题。梳理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建立到发展的历史脉络，讲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发展、浴血实践的故事，是构建中共党史叙事体系的重要部分。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叙事的探索，有助于推动新时代中共历史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