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docx

第40卷第6期2023年11月经济经纬EConomiCSUrVeyVol.40No.6Nov.2023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武春桃（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河南郑州450046）摘要：基于20112019年我国92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从金融科技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商业银行风睑承担的传导渠道,从微观（收入结构）、中观（官员特征）、宏观（货币政策）三个层面，探索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加剧了城市商业银行风睑承担，数字经济一金融科技一银行风险承担是其重要传导渠道；伴随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增加、地区官员学历的提升以及任职年限的延长，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银行风睑承担的负面影响有所减弱.因此,城市商业行应该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提升自身风险管理水平.关键词：数字经济；金融科技；银行风险承担；城市商业银行作者简介：武春桃（1984-）,女，河南长垣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金融风险、环境经济的研究。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23）06-0149-12收稿日期:2023-07-1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一、引言与文献综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规划也明确提出，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要加速发展。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高达39.2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一，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驱动力在势不可挡的数字化浪潮下，作为实体经济服务主体的商业银行如何转型发展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余静文等，2021）°一方面，数字经济既是驱动商业银行发展的外力也是催生成长的内力（陆岷峰，2022）,商业银行主动拥抱数字化，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向线上化、科技化和开放化转型（吴桐桐等,2021）,部分商业银行更是成立了金融科技公司，负责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银行传统的经营与盈利模式o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在赋能传统业务发展的同时，也为银行经营管理带来了新挑战o2022年河南禹州新民生等村镇银行借助金融科技进行揽储和营销金融产品，非法转移资金，导致大量储户资金无法兑付风险事件。2019年包商银行破产等风险事件，凸显了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性增加O近年中美贸易摩擦及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中小企业经营发展，为其提供融资的城商行也受到冲击，城市商业银行风险越发突出及典型O在当前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典型的地区差异，即数字鸿沟问题o城市商业银行以服务地方经济为主，是地方金融机构的主体，也是防控地方金融风险的关键所在o因此，从地区层面考察数字经济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视角集中于城市商业银行O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银行风险影响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O在数字经济转型背景下，系统剖析数字经济通过金融科技对传统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商行的风险承担影响，借以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城市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提供决策参考O国家统计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进一步将数字经济外延涵盖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内容刘孟飞等（2022）认为，数字金融是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顶层设计和重要布局。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数字金融等均属于数字经济与传统金融服务业态的融合，是数字经济作用于金融领域的不同发展阶段。互联网金融利用数字化程度偏低，主要侧重于支付结算方面的数字化；金融科技利用数字化程度提升，侧重于金融传统业务的数字化；数字金融兼顾了科技和金融属性，是信息化与金融业务全方位结合的一揽子金融服务业态。因此,本文重点结合最新金融业态、金融科技、数字金融等数字经济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数字经济对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业务竞争关系。战明华等（2018）认为，互联网金融改变了人们的金融消费习惯，对既有金融生态环境造成冲击。从负债端来看，Hou等（2016）认为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银行业务产生挤占效应，加剧了商业银行的存款竞争格局郭品等（2019）利用2003-2016年83家商业银行数据，考察了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恶化了存款结构、抬高了付息成本。从资产端来看,王馨（2015）认为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了贷款客户门槛,客户从大中型企业客户向长尾客户扩展，加剧了贷款市场的竞争。另一类是业务融合关系。DraSCh等（2018）认为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提高商业银行数字化领域的市场占有率o王诗卉等（2021）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倒逼银行进行管理和产品创新,对银行发展有促进作用。还有学者认为金融科技提升了银行盈利能力，李志辉等（2022）基于2011-2020年308家商业银行数据,实证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显著提升了银行盈利能力。数字经济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从作用渠道来看，邱哈等（2018）认为金融科技推动了利率市场化，银行对同业拆借等资金的依赖加大，负债端结构的改变导致资产端风险偏好上升。孙旭然等（2020）从融资主体中小企业的视角，认为金融科技加剧银行竞争，促使银行提供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的比重增加，改善了银行信贷的担保结构和期限结构，金融科技推动的信贷结构调整提高了银行风险承担的水平。BeCk等（2018）认为数字金融依托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打破地理位置限制，实现资源有效匹配,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影响异质性方面，一部分研究认为数字经济提高了银行风险承担。刘孟飞（2021）认为，金融科技整体上提高了我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其影响具有异质性，对中小商业银行风险影响更大。陆岷峰（2022）认为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科技的应用加大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差距，资源向大型商业银行集中，风险向中小商业银行集聚还有部分研究认为金融科技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承担Berg等（2020）认为大数据及科技等的应用，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通过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金洪飞等（2020）认为金融科技的应用可有效减少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且在不同资产规模的银行之间存在不同o余静文等（2021）认为，金融科技的发展，降低了城商行等中小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对大型商业银行的作用不显著。综上，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对不同规模类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对比分析，少有文献聚焦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商业银行样本O区域性金融风险，重要的风险来源就是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城商银行、农信社等。由此可见,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压较大,但是研究较少。有文献从存款竞争渠道、收入结构渠道考察数字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顾海峰等，2022;郭品等，2019）,鲜有文献从金融科技中介渠道考察数字经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已有文献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货币政策等宏观因素，以及资产规模、收入结构、资本充足情况等微观因素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少有文献从地方官员特征方面考察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o鉴于此,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92家城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从地区层面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方面有所进展：第一，不同于传统研究偏重于分析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等与金融风险关系的分析思路，本文以城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从地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角度，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O第二，从作用机制来看，现有数字经济与银行风险的研究偏重于银行竞争、信贷结构和金融科技等微观传统渠道,本文则基于银行收入结构、官员特征、货币政策等多个维度进行讨论，是对现有理论机制的有效拓展。第三，从研究对象上，本文基于城市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和地区数字经济数据的匹配，一定程度上利用城市商业银行风险度量了地区银行业风险水平，也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地区银行业风险的影响因素.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数字经济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第一，数字经济通过提升银行间竞争影响银行风险承担O数字经济在传统金融领域的应用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金融创新，熊彼特效应认为创新会加剧竞争.已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程度.比如，吴桐桐等（2021）认为，数字技术的运用打破了商业银行的信息垄断，提高了银行间竞争程度。竞争促使银行调整信贷结构，进行信贷扩张（刘莉亚等,2017）。由于业务发展领域竞争激烈,银行的盈利空间被挤压，为了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银行倾向于高收益高风睑的业务，承担更大的风险（Boydetal,2005）.各家银行对信贷审批流程与产品设计等进行创新，逐渐减少对抵押物的依赖，提高信用贷款占比，同时进一步增加中长期贷款的信贷资源配置0抵押品的减少及贷款期限的延长导致银行信贷风险承担增加。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促进银行间竞争加剧了银行风险承担。第二，数字经济推动企业金融化、信贷资金脱实向虚,增加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助于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促进企业金融化（杨名彦等,2022）由于我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方意等，2022）,实体经济的低回报率促使实体企业偏离主业，不愿对自身经营的实业追加投资，反而将自身经营利润所得或融资所得投入到房地产等高回报率行业。另一方面，在利润目标的考核下，银行业开始加大对房地产等回报率高行业的信贷支持。企业及银行均加大对房地产的投资导致资金脱实向虚问题突出（王茄等,2017）。2021年下半年以来，以恒大为首的全国房企暴雷不断,房地产市场量价齐降，问题楼盘多发,房地行业风险突出由于银行持有房地产类贷款占比超30%,银行风险加大.因此,数字经济发展间接推动资金脱实向虚，加剧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0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l: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剧了银行的风险承担。（二）金融科技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促进了金融科技发展。第一，数字经济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增长性和创新性（万晓榆等,2022）,激发了客户产品需求的多样化，促进市场增加产品供给种类和数量（赵涛等,2020）,以金融科技为支撑的互联网及网络平台等供给模式应运而生，引领了全新的资源配置模式。第二，随着数字经济融入领域不断拓展，多种新兴模式和业态被创新出来，数字经济与传统金融行业结合，促进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金融科技得以迅速发展和提升。金融科技加剧了银行风险承担。近年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余额宝、微信理财、P2P等一批新兴的金融科技工具逐渐改变了人们的存款习惯和理财模式（黄益平等，2018）。互联网理财与传统的银行存款相比，具有支付交易便捷、收益回报率高等特点，吸引居民储蓄存款从银行转移至互联网公司。由于互联网理财产品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银行从传统存款市场获得资金变得更难，但更容易从银行间市场获取批发性资金。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存款端竞争使得银行更依赖于资金成本较高的批发性融资，由于贷款端利率并未提升，存贷息差收窄,银行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为了应对竞争、提升自身利润，银行倾向于调整信贷结构,投向更高风险的贷款（刘莉亚等,2017）。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金融科技在数字经济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起着推动作用o（三）收入结构、官员特征及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近年来，受数字金融发展等冲击，商业银行存款竞争越来越激烈，根据六大行发布的2023年半年报显示，利息收入均呈下降态势o城市商业银行主要是服务本地区实体经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有重要影响，而官员又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为应对内外部多重复杂环境的变化冲击，货币政策的调整也会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风险应对带来较大影响。因此，从微观（收入结构）、中观（官员特征）、宏观（货币政策）三个层面，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o数字经济发展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会带来技术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可能促使商业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根据技术溢出理论，技术具有一定的外部性，通过对外溢技术的学习，既可降低商业银行研发成本，也可实现自身技术升级和革新。金融科技推动商业银行延伸金融服务宽度、广度和深度,借助大数据分析深度挖掘和把握消费需求，通过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及创新型的业务模式实现非息收入等收入端增长o依靠支付清算技术和网络融资的便捷流程，提高结算效率实现运营成本下降，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银行盈利能力提升（孙志红等，2021）。伴随银行盈利能力的增加，利润压力减弱，银行会择优选择信用良好、资质等级高的客户，这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互联网金融对表内贷款利息收入形成挤出效应,但通过业务多元化、产品差异化、结算便利化等措施,提升了银行业非利息收入水平，风险应对能力也同时提升。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且城商行的控股股东基本是当地政府，而地方政府的行为主要是通过其代表的官员来表现。地方政府官员会通过干预银行信贷资金流向追求经济增长，以契合自身的晋升需求（钱先航等，2011）,并通过学历、任期等表现（占华,2021）,一般而言，官员的学历越高,其知识储备、管理能力越强，对数字经济发展及科技等手段的应用和推广认同度越高，对城商行经营风险的能-151力也提出更高要求。官员任期长短决定着其行为模式长期化或短期化的倾向（彭山桂等，2021）,官员任期较长，其对当地城商行等金融资源的影响会考虑经济增长与银行风险承担的综合平衡。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张雪兰等，2012）.数字经济在与传统金融机构融合与竞争过程中，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因此需要分析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O宽松货币政策下，货币供给偏宽裕，银行会通过资产端和负债端业务规模的扩张来主动提高杠杆率，导致经营风险上升。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银行增加信贷规模和改变风险偏好。由于货币规模增加，商业银行拥有更多闲置资金，更倾向于多借出资金，一般会降低信贷审核标准,从而使得信贷资产风险提升,存在主动增加风险承担的动机（Bori。etal,2008;王晋斌等,2017）.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3:随着非息收入占比增加，官员学历提升、官员任期增加，数字经济发展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数字经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o三、实证研究设计（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研究的对象是2011-2019年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年度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如下:第一,剔除异常样本（数据连续时间小于3年）；第二,对于同区域的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剔除成立时间短、规模小的样本；第三，剔除研究期间发生过合并的样本（规避合并造成指标异常波动），最终得到92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加权风险资产占比衡量风险时为90家）。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银行年报、BankSCoPe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二）计量模型构建1 .基准回归模型为考察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参考顾海峰等（2022）的做法,构建基准回归模型RiSku=OO+a】DlGLt+2CV1,t+i+i,t（1）式中：被解释变量Risk表示银行风险承担；核心解释变量DIG表示数字经济指数;CV表示系列控制变量；Mi为个体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银行个体特征;为随机误差项。根据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会提升银行风险承担，因此预测%为正。2 .中介效应模型为考察金融科技在数字经济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中是否起着中介作用，本文采用三步法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如下：Fintechiit=0+rDIGi,t+2CVi,t+i+i,t（2）Riski,t=0+1DIGlzt+2Fintechit+3CVi,t+i+i,t（3）该模型分为三步：第一步，参考基准模型;第二步，利用模型（2）检验数字经济是否影响金融科技水平；第三步，利用模型（3）将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纳入同一模型，检验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3 .调节效应检验模型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交互项构建调节效应模型，以考察收入结构、官员特征和货币政策对数字经济与银行风险承担的调节作用o调节效应检验模型如下：Riskiit=0+1DIGi,t÷2Ri.t÷3DIGi,t×R14+4CVi,t+i+WLt（4）式中R为调节变量，NIRt为非利息收入占比QFFit为官员特征指标,M2为货币政策指标。（三）变量定义与设计被解释变量为银行风险承担RiSkii该代理变量较多,吴桐桐等（2021）、余静文等（2021）均采用Z值来衡量银行风险承担,并用不良贷款率、拨备惹盖率等作为风险承担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参考顾海峰等（2022）的做法，用加权风险资产占比（InPRA）和不良贷款率（NLO）来衡量,指标数值越大,表示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越高。为保证研究稳健性，用拨贷比（LPR）、贷存比（LTD）作为替代变量，该指标数值越大，表示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越高。152核心解释变量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赵涛等（2020）的做法,在地区互联网普及情况、移动电话用户数、信息技术产业自身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基础上,从数字基础设施（INF）、数字产业应用（IND）和数字普惠金融（InFlN）三个层级构建地区数字经济体系指标（DIG）,并使用烯值法确定指标的权重。中介变量为金融科技指标.参考李春涛等（2020）的做法，采用网络爬虫技术构建的金融科技发展指标（FinteCh）作为中介变量。调节变量：本文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角度设计收入结构、官员特征、货币政策三个调节变量。借鉴熊启跃等（2016）的做法，收入结构（NIR）以非利息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来衡量。本文研究的是城市商业银行，地方官员的特征是否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值得探究o官员特征方面，由于城商行最终控制人是地方政府,市长是地方政府行政负责人，本文用市长特征衡量官员特征。官员特征主要用任期（TERM）、年龄（AGE）和学历（EDU）指标来衡量。参考余泳泽等（2017）的做法，用市长在当地担任行政正职的实际年限表示官员任期。参考占华（2021）的做法,若市长最后毕业学历为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大专及以下，则学历取值分别为3、2、1及0。货币政策指标,参考王晋斌等（2017）及大部分文章的做法,选取M2增速（GM2）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GM2数值越大,说明市场上货币供给增加，货币政策更宽松。控制变量：本文从银行微观特征、地区层面、宏观经济环境三个层面选择控制变量。借鉴既有文献（顾海峰等，2022）对变量的设置,银行微观层面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规模（总资产额InTTA）、管理能力（成本收入比InClR、净息差NlM）、偿债能力（资本充足率InCAR）、盈利能力（资产利润率ROA）等指标。由于城商行特殊的股东背景，借鉴鲁媛等（2020）的做法，考察股权集中度（前十大股东占比Shold）与银行风险的关系。地区层面,由于城商行经营不可避免的受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参考邓凯骅等（2023）用财政支出占比（Fi-na）,白俊红等（2018）用资本错配（C叩mis）指标表示。参考郭品等（2019）的做法,用GDP增速（GgdP）代表宏观经济环境。（四）变量描述性统计为避免变量多重共线性以及方程异方差性对回归结果造成的有偏影响，对相关研究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其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Ie表1描述性统计变量均值最小值最大值变量均值最小值最大值NLO1.50.0213.25EDU2.1313InPRA4.15-3.018.88GM211.728.128.5LPR3.230.552710.32GgdP8.53-10.322.9LTD61.9514.37123.42Fina0.180.021.21DIG0.26-0.936.37Capmis0.5908.84INF1.170.439.79Shold0.4401IND1.620.210.86InTTA6.85-3.6910.22InFIN5.073.355.778InCIR3.52.74.95Antech3.3806.84NIM2.810.0322.12NIR21.72-14.62148.78ROA10.012.72TERM2.52111InCAR2.581.713.99AGE52.094065四、实证结果与分析（一）基准模型在使用计量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之前，为避免伪回归问题，首先对该文选取的变量进行平稳性和多重共线性检验。该文同时使用LLC和IPS等两种方法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来看，各变量均至少通过了其中一种检验，说明该文选取的变量均为平稳变量。从多重共线性的检验结果来看，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lF）均小于临界值10,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适合用于做计量分析。此外，为了处理异方差问题，还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根据Wald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如表2所示，前两列显示未增加控制变量时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后两列表示增加控制变量后，数153.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加剧银行风险承担，证明假设H1成立。究其原因，数字经济的发展导致互联网用户端客户大幅增加，余额宝等互联网产品具有收益高回报、支付超便捷等特点，吸引了大量储蓄存款，对传统金融机构银行的存款业务形成分流。为应对负债端存款的规模竞争和付息成本提升带来的盈利空间收窄，在利润目标的驱使下，一方面，银行可能会选择降低贷款客户的准入标准，加大投放高收益高风险的贷款，而这会引起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升（邱哈等，2018）；另一方面，银行对客户尤其是拥有抵质押品客户的争夺愈演愈烈，竞争会倒逼银行对一些信用、财务良好客户减少抵质押品的依赖,加大信用贷款的投放,这进一步加大银行风险承担。表2数字经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膨响NLOInPRANLOInPRA0.7000.1160.173w0.017,(0.133)(0.021)(0.086)(0.009)Ggdp-0.009(0.008)-0.006,(0.003)Fina0.277mo(0.011)0.313*,(0.091)Captnis0.017,(0.002)0.011”(0.004)Shold0.064(0.124)0.017'(0.OIDInTTA0.034(0.016)0.070*(0.020)InCIR-0.317,(0.089)-0.0306,(0.016)NIM0.161*-(0.029)0.01(0.010)ROA-1.347-(0.192)-0.122”(0.049)InCAR-0.956,(0.510)-0.138“(0.060)常数项1.320.r(0.034)4.114,r(0.007)6.093,(3.000)2.654o(0.519)N828810828810R20.1490.1490.4020.1注：表中*、*、*分别表示5%以及10%水平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基于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的t检验值。下同。资产规模（InUA）系数为正.说明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高。究其原因，近年银行业快速扩大规模.整体市场面临饱和，为追逐利润而无限地扩大规模可能提高银行风险承担（BOydetal,2005）0成本收入比（IrlCIR）代表银行的管理能力,银行管理能力越高，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净息差（NIM）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净息差提高会提升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从宏观角度来看，货币政策是影响净息差的重要因素，当货币政策从紧时，净息差会提升，进而银行风险承担会提升（Chamietal.2010）o资产收益率（ROA）系数为负，说明其降低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这是因为盈利能力提升,银行经营效益、风险管理能力也较强，银行风险暴露减少，风险承担水平相应下降（刘孟飞等，2022）0资本充足率（InCAR）系数为负,说明其显著地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究其原因，严格的资本监管能有效约束商业银行规模迅速扩张，抑制其风险承担。前十大股东持股占比系数为正，表明城商行股东集中度较高时，大股东会利用控制权为自身谋取利益,不利于银行长期经营发展，从而增加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鲁媛等，2020）o财政支出占比（Fina）系数为正，说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高，究其原因,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比越高，财政压力也就越大，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经营干预越多，对其经营业绩造成影响，提升了银行风险承担（祝继高等，2020）o资本错配（Capmis）系数为正，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本错配（白俊红等，2018）.城商行的大股东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或是从政者为了自身政绩的提升，可能会对城商行信贷投放进行施压,部分资源流向效率低下的企业，影响信贷资源的正常配置，信贷资源的低效率配置会提升银行的风险承担。（一）数字经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异质性影响由于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等存在较大差异，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可能存在异质性影响。在对全部地区的样本进行分析后，本文对全部省市区按照东、中西部进行了分区估计，同时按照城市的行政区划分为省级及以上、地市级等进行了分类估计。1 .分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区估计借鉴刘孟飞等（2022）等文献的做法，采用分组回归的思路，按照区位分东、中西部地区设计子样本，以期了解数字经济对不同区位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合表3,数字经济（DlG）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为显著为正.说明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增加了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具体到不同区域.不良贷款率指标、加权风险资产占比指标在东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小于中西部地区,这是因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达，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资源禀赋优势突出（万晓榆等，2022）,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该区域的银行风险相比偏低。表3分东、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检睑结果东部NLO中西部NLO东部InPRA中西部InPRA0.330124920.1310.145o(0.116)(0.188)(0.024)(0.030)控制变量YesYesYesYes常数项1.267-1.432*40934.1322(0.055)(0.019)(0.009)(0.008)N396432387423R20.0850.2490.0260.1692 .按省级及以上、地级市的分城市估计借鉴周国富等（2022）的做法，城市金融发展水平、产业基础设施结构、经济开放程度、人口规模和密度有很大的区别，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及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响也会不同。根据表4,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为显著为正，说明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增加了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具体到不同城市，不良贷款率指标、加权风险资产占比指标在省级及以上城市的回归系数小于地级市。这是因为，地级市相比省级及以上城市的金融业发展偏滞后，银行的多元化、创新化经营落后，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冲击更大。表4省级以上城市和地级市城市的异质性检验结果省级及以上NLO地级市NLO省级及以上InPRA地级市InPRA0.3671061-0.1030.142m(0.111)(0.307)(0.015)(0.044)控制变量YesYesYesYes常数项1.too1.55240324.163(0.093)(0.003)(0.013)(0.001)N288540279531R20.0980.2100.2880.024（三）稳健性检验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借鉴邱哈等（2018）、郭品等（2019）的思路,选择变量替换的方式，减少变量识别中的内生性问题。1 .替换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借鉴赵涛等（2020）关于数字经济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将数字经济进一步细分为数字基础设施inf,数字产业发展ind、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rlfin三种成分.并用这三个指标替换数字经济指数，以研究不同数字经济成分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其中,表5（1）-（3）列以不良贷款率NLo表示银行风险，（4）-（6）以加权风险资产占比InPRA表示银行风险。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主要是通过数字产业化、普惠金融两个维度加剧银行风险承担。究其原因：一方面，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一批高附加值、高技术的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高度依靠银行信贷，信贷资源投向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高的新兴产业,增加了银行风险承担（武-155鹏飞等，2020）。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推动普惠金融向纵深发展的同时，由于数字技术应用风险、数字“鸿沟”风险等，会增加客户信息安全风险和资金账户安全风险，这进一步增加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黄益平等，2018）0表5替换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1)INFNLO(2)IND(3)InFlN(4)INFInPRA(5)IND(6)InFIN0.3650.0770.936*”0.0550.037*0.174t,(0.288)(0.083)(0.079)(0.046)(0.009)(0.019)控制变量YesYesYesYesYesYes常数项1.0731.37640-3.241*4.0844*44.0883.265(0.338)(0.133)(0.401)(0.055)(0.016)(0.098)N828828828810810810R20.0140.0030.2260.0030.0070.0672 .替换被解释变量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参考张雪兰等（2012）的做法，将被解释变量不良贷款率代理变量替换为拨贷比（InLPR）重新进行检验，根据表6,不论是否增加控制变量，结果均显示数字经济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加剧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参考王擎等（2018）的做法，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加权风险资产占比代理变量替换为地区商业银行的贷存比（InLTD）,重新进行检验，以更加稳健地考察地区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均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数字经济发展扩大了银行贷存比,银行整体流动性水平下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高，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性,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表6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变量InLPRInLTDDlG0.051,0.162*0.112*0.IOi(0.027)(0.094)(0.021)(0.030)控制变量NoYesNoYes常数项3.2151.490(2.390)4.077443.905-(0.023)(0.006)(0.326)N810810810810Rz0.0010.0270.1360.2263 .内生性检验为解决核心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利用工具变量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借鉴赵涛等（2020）的做法，采用邮电历史数据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DIG-IV）o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作为传统通信技术的延续发展，各地历史上的电信基础设施发展会对后续数字技术的革新和应用产生重要影响，满足相关性；并且传统电信基础设施的使用频率逐渐降低，从而满足外生性。表7报告了工具变量估计下数字经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效应。由表可知，DIG-IV的估计系数依然至少在10%水平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比较显著地加剧了银行风险承担，也验证了本文主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表7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变量NLOInLPRDiG-IV0.325”0.08100.0510.162*(0.153)(0.040)(0.027)(0.094)控制变量NoYesNoYes7.1532.6493.2151.490常数项(0.018)(0.503)(0.023)(2.390)N828828810810R20.1090.1710.0010.027五、进一步研究:作用机制检验（一）金融科技的中介作用本文考察了金融科技在数字经济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是否起着中介作用。如表8所示.第（2）列中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DIG）的系数是1.036,且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传统金融领域提升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会显著推进金融科技的发展。第（3）列显示金融科技显著提升了银行不良贷款率。首先，金融科技的发展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与传统银行业务相比，互联网理财在收益水平、变现能力、支付便捷等方面均具有优势，通过金融科技平台进行的网上理财挤占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收窄了银行的盈利空间.增加了银行风险承担（顾海峰等，2022）o其次，为了应对竞争、提升盈利能力，商业银行会加大总体信贷投放,信贷资源配置过程中会减少风险偏低的短期贷款、抵押贷款等，增加风险偏高的中长期贷款、信用贷款，这种盲目追求信贷扩张的冒险行为加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刘莉亚等.2017）。此外，在第（5）列中数字经济（DIG）与金融科技（FinteCh）的回归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数字经济一金融科技一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成立。H2成立。表8金融科技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变量(1)(2)(3)(4)(5)NLOFintechNLOInPRAInPRA0.5481.036-0.4550.1374*0.109*-(0.174)(0.041)(0.154)(0.032)(0.024)Fintech0.3090.041(0.03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