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与自然科学院.docx

李富春与自然科学院摘要李富春既是成立自然科学院的倡议者，又是筹建自然科学院的领导者。他担任自然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期间，正是自然科学院从筹划建设、招生授课到步入正规化办学的关键阶段。在此阶段，他主持了校舍的选址、建造以及教师队伍的组建；制定了学制、教学计划以及教学与管理工作的完善；开展了试制边币、新采盐法以及边区森林的勘察等方面的科研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科学院的成立、发展，为边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科技力量，也为新中国的自然科学工作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关键词李富春；延安时期；自然科学院“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自然科学的进步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变革，科学的自然观改变了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与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科技教育的尝试，先后创办无线电通讯学校、卫生学校、农业学校等教育机构。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为打破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围困封锁，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开始发展自然科学教育以促进边区工农业的生产。为了培养科技人才，1939年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由负责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李富春担任院长。1940年初，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并开办大学教育，开启了党领导自然科学教育实践的先河。一、倡议与筹建自然科学院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面对日本侵略者野蛮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党中央提出了“用自然科学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打击敌人的文化政策”的政治口号。1938年3月，李富春曾向中央建议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后认为“原则决定开办”。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中以及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决议和方案里都提出了创办科学技术研究学校，培养技术科学人才。李富春在负责财政经济工作后又向中央提出“要使边区财政富裕，必须从发展经济开始，发展经济，又必须进行科学实验”的建议。1939年2月，深感“专门技术人才的缺乏”的李富春，在生产运动计划中再次提出要“建立自然科学研究所”。中央不仅批准了这个计划，并要求全党支持这项工作。1939年4月，中央决定由财政经济部作为自然科学研究院的上级机关负责筹建工作。为方便物资和人员的调配，中央特任命财政经济部部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任院长。李富春对自然科学研究院的筹建格外重视，亲自选定由徐特立推荐的陈康白担任副院长协助他开展工作。李富春为方便对自然科学研究院的管理，将筹建处设在延安边区银行与中央财政经济部之间，还从财政经济部和边区各单位抽调刘咸一、屈伯川、陈宝诚、杨作材、黎雪、汤钦训、王勋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进入研究院参与筹建。193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为了创办自然科学研究院，号召“国内外自然科学专门家和有科学基础的大学或专校毕业生，共同研究，去改善和计划当前迫切需要的一切工业建设。”1939年9月10日，李富春在边区生产运动初步总结中，充分肯定自然科学研究院“团结了许多专门人才，从事生产的研究，原料的探采，工厂的设计，在设备异常不完全的情况下”取得的成绩。同时，李富春指出必须“加强自然科学研究院与农业学校，吸收与培养生产的专门人材”。自然科学研究院能集中的科学人才终究是有限的，也是远远不能满足边区工农业生产所需的，而在延安汇集科技人才无外乎两条渠道：一是从国内外延揽，一是自己培养。当人才引进的渠道处于被封锁的状态下，如何自己培养科技人才便成为了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将自然科学研究院改建为学校去培养出更多的科学人才也就势在必行了。1939年，自然科学研究院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定于12月25日至31日在院内召开“自然科学讨论会”，旨在征集边区各生产部门和自然科学研究者对边区物质经济建设的意见。李富春在会上作了关于边区经济建设方针问题的报告，强调边区要建立公营经济，发展自给自足的工农商业，并提出“在延安建立自然科学院，以培养我们自己的科技建设人才”的意见，与会的科技专家和学者在讨论中达成一致意见，向大会提出应把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的建议，主张以边区现有的科技人员为师资，以自然科学院为教学基地，培养既能进行科学实验又能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生力军。在总结讨论会时，李富春说：成立自然科学院的建议已经得到中央的同意，近期就会开始组织筹建工作。他还强调自然科学院不仅要给陕甘宁边区培养人才，还要为其他边区培养人才。自然科学院成立后，中央决定自然科学院院长依旧由李富春担任。对此，陈云曾说“李富春是真正的业工人，当过机工，搞过机床，中央决定由富春同志担任自然科学院院长最合适”。李富春通过中央组织部调屈伯川、陈宝诚、杨作材和中央马列学院毕业生卫之、刘义生、陈光宇等人参加筹备工作，指定卫之同志负责政治和干部工作，屈伯川负责教育工作，陈宝诚、杨作材负责后勤和基本建设工作。自然科学院建在延安南门外杜甫川光华农场旁边的一片山坡地上，这是“李富春亲自选中的校址。”中央和边区政府对于自然科学院的建立非常重视，划拨专门经费用于科学院的建设，对此，李富春告诉卫之“自然科学院不必像抗大、陕公那样自己打窑洞，盖房子”。而是“由公家请人干”？这样的特别“优待”大大加快了建校进度，来校的学生也参加了一些诸如整修道路、开辟场地、修建厕所之类的建校活动，到4月中旬院内就已打好一批窑洞供参加筹备工作的同志和部分师生居住，8月底开学前夕，自然科学院已建成窑洞50余个，平房30余间，其中有办公室、宿舍、大教室、图书馆、实习工厂和开大会场所等，校舍建设已初具规模。在学校师资方面，除原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工作者都留校任教外，还聘请校外同志来校兼课，承担部分基础课和专业课。李富春又继续从延安的机关、部队和学校特地抽调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科技人员来院任教，当时只要有适合到自然科学院工作、学习的知识分子，中央组织部都尽量地争取和介绍。李富春曾“三次写信给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许光达，要求调化工专家华寿俊到自然科学院”。？李富春还通过中央组织部向国统区党组织发出通知，动员科技人员到延安参加自然科学院工作，如获得南京金陵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并攻读该校理科研究所化学部研究生的李苏，经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推荐，于1940年6月到延安，先后担任“自然科学院大学部主任、化学系主任、化工系主任等职”。？在李富春不懈的努力下，一批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科技人才，聚集到自然科学院，比如陈康白、屈伯川、阎沛霖、孙鸿儒、武可久、李苏、林华、华寿俊、乐天宇、康迪、林山、张朝俊、武衡等。在学生招收方面，1940年5月17日，自然科学院发布招生启事称：在具备高小、初中和高中同等学力资格后“凡有志于技术科学的青年及技术人员，不分性别，均得来院学习”。？招收的学生一部分由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生自愿报名后经考试录取；一部分是从大后方、敌占区和各根据地来的青少年中选拔，他们大都是烈士子女和敌占区、大后方我党干部的子女，后来又从延安保育院小学毕业生中接收了一批学生入院学习。二、统筹完善教学管理工作自然科学院成立的宗旨就是集中科技人才进行自然科学研究、发展自然科学教育、普及自然科学知识，为抗战中的边区财政济提供重要的科技力量。它自诞生起就有着明确的教育目标和教学任务。自然科学院创立之初，有关自然科学教育方针的问题曾有过不同意见，大多数人认为应根据边区实际去推行自然科学教育，从理论联系实践的教育中在边区逐步建立起自然科学的基础，培养科技人才服务于边区工农业的生产实践中，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教育培养过程；但也有人提出不应过多关心于基础理论的教育问题，而应关注如何建设起重工业、大盐业和大军工业等问题的意见。对此，毛泽东认为“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因此，李富春在自然科学院建院时特地召集陈康白、陈宝诚、汤钦训、黎雪等干部强调提出：边区怎样搞科学和发展经济？就是要从小慢慢发展，不要一下子就搞得过大。？这些正确的指示及时端正了自然科学院的建设方向，李富春在自然科学院开学典礼上又具体地向师生讲明了学校的教育宗旨、教学任务和培养目标。1940年9月1日，自然科学院在完成各项筹建工作后经中央同意举行了开学典礼，李富春作为院长在典礼上作了报告。他向师生说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我党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阐明发展自然科学对边区生产建设和支援前线的必要性，又传达了党中央对自然科学院教育工作的重视。在谈到自然科学院工作任务时，李富春明确指出自然科学院的任务就是培养“通晓革命理论又懂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理论与实际统一的人才”。？最后，李富春将自然科学院的任务概括为八个字，即培养“革命通人、业务专家”？。李富春所阐述的自然科学教育观点在自然科学院一直备受尊崇，这一教育宗旨引领着自然科学院要培养出这样的科技人才：他们不仅要具备革命性的美德，而且要具备广博的科学知识，同时他们也应该是具有某种特长的专家。学校教育水平的提升不仅需要考量校舍建设、教学设备、师资水平和生源质量等具体状况，更要考量学校施行的教学和管理方法是否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状况。自然科学院创立以后，李富春在集中各项资源满足自然科学院建校的各项物质性需求的同时，也积极征询多位自然科学专家和教育专家们的意见，与科学院的多位教员设计制定了自然科学院的管理组织和教学计划，为自然科学院的后续发展做出了重要的教育规划。（一）优化教学管理机构。管理机构是一所学校的骨架部分,配合着教学工作发挥具体管理职能，也影响着学校建设发展的前进方向。自然科学院成立之初的行政管理机构较为简单，编制精干、讲究实效，在院长李富春和副院长陈康白的领导下设有三个职能管理机构，分别是教育处、院务处和干部处，教育处长是屈伯川，院务处长是陈宝诚、副处长是杨作材，干部处处长是卫之。？这些人都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高等知识分子，也是延安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在教务管理上，自然科学院在1940年5月发布招生启事对学校的学部和专业情况做出具体划分，全院分为大学部、高中部和初中部，大学部设化学工程科、机械工程科、土木工程科、农业科、林木科，依此分类招收学员进行管理。开学之初，大学部只有一个班共计22名学生，高中部两个班也仅有40余人，初中部两个班大都为延安保育院小学毕业生和烈士、后方党政干部的子女，全院师生加起来100余人。自然科学院开学后，根据师生人数的实际情况又对教学管理方式做出新的调整：全院分为本科（大学）和预科（高中）两部分，初中部作为补习班，本科分为化学系、物理系、地质矿冶系、生物系，物理系主任为阎沛霖，化学系主任为李苏，生物系主任为乐天宇，地矿系原本拟由张朝俊、武衡同志负责，但由于师资教学人员和学生的缺乏在当时没有成立，1941年徐特立接替李富春继任院长后才建立起来。此外，还在学院各年级设立指导员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进行指导管理。在院务管理上，李富春在自然科学院成立院务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召开会议时由院长主持，副院长和三个处长参加，系主任、指导员必要时列席。李富春还确定了行政工作由院、系行政干部负责，大事请示中央解决的管理方案。（二）确定学制与教学计划。中央成立自然科学院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促进边区工农业的发展，为边区的生产运动提供科学的技术指导，为党培养技术专家和革命通才。自然科学院的教学任务紧紧围绕这一目的来进行规划，李富春一直主张科技工作者在自然科学教育与研究的工作应多注意经济建设问题，要把科学技术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他认为当前自然科学教育的根本在于服务于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所以自然科学院的教学方案中除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基础理论培养外，尤其重视培养他们的应用实践能力。在李富春的教学理念指导下，陈康白、屈伯川等人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制定了自然科学院的学制和教学计划。1940年5月自然科学院招生时，最开始规定的学制是大学部2年、高中部2年、初中部1年半，并且都需要在校外实习3个月到6个月才能毕业，在学习内容的侧重上中学偏重实用技术的学习，大学则注重精研学理与实际技术相配合。？3个月后，自然科学院对于学制又作出调整，规定大学要修学3年，高中（预科）修学2年，初中（补习班）修学3年方可毕业。在教学计划上要求初中参照普通中学的模式，开设必修的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课等基本课程，高中按照理工科大学的预科课程，着重学习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和政治，生物系的预科生还要另外修习生物课，大学则参照正规大学的教学计划开课，另外科学院还要求缩短寒暑假的时间，以此达到3年时间内大学生的实际学习时间等同于4年制的正规大学。客观来说，更改后的学制与初期相比更加合理，在教学计划上也比较符合一所正规大学的培养规范。自然科学院的课程设计在不同学习阶段有不同的侧重，政治课是中学和大学的必修课程，每年要占教学总时长的20%,大学一年级主要侧重于基础学科知识的积累和外语的学习，如高等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工程制图等课程，二、三年级则按照各系的性质和特点学习技术类基础课和少数专业课，如生物系修习的植物学、植物生理生态学、植物病理学、土壤学、气象学；物理系修习的微分方程、应用力学、热机学、机械原理；化学系修习的材料力学、定性分析、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定量分析；地矿系修习的矿物学和地质学等。业务课的教材采用国内正规大学通用的中文版教科书，如葛斯龙的微积分、达夫的物理学、萨本栋的普通物理、淡明的普通化学等，由于边区自然科学类的书籍并不多，很多基础理论书籍还都是英文版本，如预科的范氏代数解析几何，大学的高等数学等，造成一些英文基础差的同学在学习上遇到很大困难，李富春为此在边区多次发布通告征集自然科学类书籍，也派人去边区之外购买，很多中央领导人和党政机关人员主动捐献自己的书籍，但这仍不能满足自然科学院的教学需要。因此，很多教材只能由自然科学院的老师共同参与编写，陈康白、悻子强负责编写化学方面，阎沛霖、聂春荣、徐驰、夏讷等人负责编写力学、机械原理设计、材料力学、机械制造、炼铁冶金学等，孙鸿儒、丁江负责编写数学。在自然科学院教员的共同努力下，授课教材方面的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使学生在入学后从政治思想教育到自然科学教育、从基础理论到专业理论都有了较为完善的学习条件，也支持了自然科学院教学计划的顺利施行。此外，自然科学院在教学中格外重视学生实习实践能力的锻炼，要求学生必须要在校外进行3到6个月的实习方能毕业。但自然科学院在建院初期实验设备是很稀缺的，李富春在开学和学员们讲话时还特别提到会尽量提供教学所需要的设备，勉励学生们安下心来学习，掌握科学知识。为此，大学部的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质系只能先建立起简单的实验室供学生进行专业实验，在校外建立起机械实习工厂和化学实习工厂，机械实习厂先后设立起金工、铸工、锻工和木工的实习岗位并配备专门职工帮助学生进行生产学习，化学实习工厂也让学生动手参与肥皂、玻璃、砂糖的制造，生物系的同学则由老师组织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参加边区农场和农业的试验活动，地矿系的同学参加了边区煤田地质的调查和测量。科学实验是一所理工类学校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中央为支持自然科学院的发展，第二年还拨出专款为科学院建造了一座科学馆，里面有大型的实验室，这样的设备在边区算是绝无仅有的。可见，中央对于自然科学院的发展投入了极大支持，自然科学院的师生也奋勉自励，在资源极有限的环境下依旧能克服困难为教学的发展积极创造实验条件。（三）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对培养什么人，造就什么样的人才问题上，李富春概括总结为培养“革命通人，业务专家”。党组织的建立为全院师生教育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组织和政治保障。中央通过党组织可以了解到科学院的具体发展情况，也能从党的工作中保证中央决定和指示精神的贯彻执行。自然科学院的党组织是在开学之后才建立起来的，院内党的组织设立党总支委员会，归中央机关直属党委管理，总支书记由科学院干部处处长卫之兼任。建院之初科学院在师生中成立有7个支部，其中教师1个支部，工作人员1个支部，大学部1个支部，高中部两个班2个支部，初中部两个班2个支部，次年由于科学院学生班次的增多，初中部增加1个支部，还成立了1个医训班支部。党组织在自然科学院对行政上只起保证作用，行政工作由院系行政干部负责，党组织主要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活动：第一，积极发展党员。自然科学院部分教员和青年学生是从国民党统治区历尽危险和艰辛来到延安工作和学习的，也有的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他们放弃了更好的待遇和生活来到这里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行动。中央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是十分关切的，李富春曾对自然科学院党总支书记卫之说：有些人，历史情况，一时弄不清，不能急，主要看本人表现，表现好的，要求入党的，可以介绍入党，历史问题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在这一重要指示下，党组织积极吸收这些同志入党，一些老党员也热心介绍他们加入组织，这些做法对团结、教育和帮助知识分子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而历史也证明这些同志大多数都是可靠的，对党和国家作出了很多贡献。第二，政治学习和教育。自然科学院各个党支部都要进行必要的和经常的政治理论与时事政策学习，也要学习党的历史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报告。李富春“亲自讲党的建设，还给师生们做政治报告”。党员在接受这些理论知识教育的同时，也加深了对革命道路的认识，他们将这些革命观点向非党员同志传播，在学习和生活上加深了彼此的政治交流。政治学习和专业学习是统一的，科学工作者只有掌握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才能学会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运用自然科学技术。第三，开展组织生活会。自然科学院的党支部每周都会召开组织生活会，这种生活会上至领导下至学员都必须参加，每位党员同志都会检讨一周以来的言行，点名道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谁有缺点或错误都能交换意见，相互之间赤诚相见，知人知心。这对于人们在平时少犯或不犯错误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形式也是党组织之间沟通思想、消除隔阂、增强团结的重要手段。第四，进行个别谈话。党支部除了在组织生活会上进行集中交流外，还进行经常性的个别谈话，这种形式是党组织在党政干部、教师和同学之间了解情况、联系群众、征求意见和个别教育的一种方式。个别谈话不是某人犯了错误才会进行，而是在平常生活中党员非党员间随时随处形式多样的谈话，谈话内容是就某个问题严肃地交换意见，有时是随便叙家常。党员和党员之间，党员和非党员之间在生活中互相帮助是很经常的，这种温暖和谐的关系在师生间往往会产生不错的效果。三、领导建院初期科研活动恩格斯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末科学状况却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边区的农业、畜牧业、工业、运输、盐业及改善生活等等，都需要在自然科学的指导下，用技术来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问题。李富春领导的自然科学院以解决边区重大需求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活动，在科研中进行教育、在教育中服务生产，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解决了当地的生产生活实际问题。（一）试制钞票纸。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苏维埃中央银行西北办事处改设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区政府为更好地管理公营商业活动，在边区银行下设立光华商店作为职能机构，发行代价券作为辅币流动于边区市面，以达到周转财政和调剂金融的目的。1937年到1940年间，边区银行和光华商店的任务主要是“利用军饷中的法币，在困难条件下，积极组织物资进口保障公、私需要”。但是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财政供给异常困难，物价猛涨、法币狂跌，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是从经济方面下手使边区政府内部瓦解崩溃。1940年9月，李富春在中央财政经济部和边区政府有关领导会议上指出，“为打破敌人封锁，争取经济斗争的胜利，边区拟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区钞票。”但发行钞票对于用纸是有严格要求的，钞票需要在流通中经受反复搓揉折叠，而且要求细软洁白，两面光滑。马兰草的试制成功为钞票纸的研制提供了契机，李富春决定让“华寿俊在延安迅速组织试制生产钞票纸”。华寿俊接到任务后即刻开展研究工作，在试验时他采用短棉、碎布、线麻和苧麻等多种原料，经过测试对比最后确定采用苧麻作为钞票纸原料。在制作工艺上，华寿俊等技术人员设计了切麻机，采用碳素钢制成的青铜滚刀，以马达皮带传动做动力每小时可切断80公斤苧麻，又从兵工厂借用制造硝化棉的荷兰式打浆机集中打麻浆，造出了细、平、滑的可印刷用纸，这种方式既产量高且节省人力畜力，大大降低了造纸成本。钞票纸试验成功后，边区银行决定在永坪成立钞票纸厂，由自然科学院武可久和陈少丹两位同志带领一批青年学生根据试验确定的工艺过程编制生产程序，进行勘测设计施工。他们还自主创新地利用当地漕渠和水力资源修坝筑渠，设计出新制立式水轮作为全厂能源，水轮带动主厂房地轴牵引机器运行，并按工序、工种建立车间和工房，使厂房的运行紧密联系，井井有条。1944年中央工委和边区政府召开全边区职工大会时，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还着重指出钞票纸的试验和生产成就为边区经济全面自给作出了巨大贡献。（二）三边采盐新法。食盐是边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陕北三边地区（定边、靖边、安边）的三宝之一。无论是在国民经济中或是在政府财政收入上食盐都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它是平衡边区进入口、稳定金融和调节物价的重要物资。长期以来边区采盐完全是依靠自然方法，每年6、7月在下雨后10天左右，池底盐质经雨水溶解，又被日光晒干，盐民再去池面收集固体白盐。这种自然采盐法受天气影响很大，一旦干旱或长期下雨就有可能无盐可收，而且由于采盐方法落后，产盐质量大多不纯，产量也远远不能满足边区经济发展需要。1940年夏秋，陕北阴雨连绵成灾，三边盐池盐堆被雨水冲刷消融，盐池内积水泛滥，盐民无法及时用盐换取粮食，使人民生活发生了极大困难。中央和边区政府急人民之所急，立即展开抢救盐池的行动，中央财政经济部抽调自然科学院的事家陈康白、华寿俊和陈宝诚前去定边调查研究，制定可行的补救计划和解决措施。临行时，李富春对他们说，“盐是边区唯一的大宗出口换取粮食的资源，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当前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群众，认真调查研究，用科学知识，因地制宜，切勿好高鹫远，不结合实际。”在李富春的指示下，陈康白、华寿俊等人到定边调查盐池灾情时向盐民详细了解过去的产盐过程，在谈话中他们从老乡口中得知盐池里有通海的“海眼”一说，所谓“海眼”就是盐壳下面的水溢出气孔，由此他们判断盐池的地形实际上是沙漠中的一个凹地，盐池下的底层一定是与沙漠相连接的。他们在几处“海眼”的位置用木花杆进行测量，发现从中提取的盐水浓度很大，于是决定将“海眼”处的面积扩大到井口大小，用吊桶提水，同时在沙滩上建成十几处一亩一块的平整盐田，再将吊桶提出的黑灰色井水往盐田灌注，次日满地黑水变清后经过土壤结晶，盐田结出一层层白雪一样的精盐。这种方法提出的盐质量高且产量大，盐民看到后兴奋地说:“共产党解放了盐民，往后该过好日子了。”制盐新法试验成功后，边区政府迅速将其推广开来，令定盐附城各区动员300余人参加工作，用半月时间筑成盐田200个，并开始灌水晒盐。陈康白等人完成工作后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情况，李富春亲自主持会议，在会上他夸赞自然科学院专家们说：“我们运用科学知识征服自然灾害并能将茫茫沙漠变成万顷良田，是我们边区建设的创举，也是今后国民经济发展的美好预兆。”朱德用了他们带回来的精盐调味，尝过之后他回忆起长征时缺少食盐的艰苦时期，还兴致勃勃地在华寿俊用过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我们的发明家”几个字，使这些科研工作者倍感温暖，深受鼓舞。（三）边区森林考察。森林是一项重要的自然植被资源，森林的分布情况调节着该地区的气候变化，也影响着该地区的农业发展环境。陕甘宁边区拥有面积广阔的林场，依据河流和山脉的地形情况共分为7个大型林区，以往边区的森林屡屡遭受人为的和自然的破坏，或被大火焚烧或被肆意砍伐，无数植木遭受破坏后变为土壤贫瘠的荒地。李富春在开展生产运动时提到：“森林果木的培植，是我们陕北一种无尽的宝藏。过去我们是并未重视的。造林可以改变土质，调节气候，防止干旱，增加工业生产原料，真是百利而无一弊的。”自然科学院成立后设立生物系，集中边区生物研究专家进入科学院从事边区的森林植被考察工作。1940年3月，李富春与乐天宇细谈边区经济及森林事业，完全同意乐天宇对边区森林事业的意见，并极力资助其组织边区森林考察。乐天宇在李富春的大力支持下，选定6人组成森林考察团，自然科学院也趁此机会派出植物标本采集组随同参加。6月14日，乐天宇率考察团从延安出发，在47天的考察工作中经过甘泉、延安县、合水、华池、志丹、靖边、安定、绥德、延川、固林等15县，采集重要植物标本2000余件后返回，并对林区的分布、森林的环境、海拔气候、地质土壤进行了详细记录，在研究后对边区森林与农业气候关系、森林对自然灾害防治、森林政策的制定等重要事项提供了考察意见，乐天宇返回时还说：“以边区之有利条件下，森林专业实有大量之发展可能。”李富春看过考察团提交的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后，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已成为凡关心边区的人们不可不看的报告，已成为凡注意边区建设事业的人们不可不依据的材料。边区林务局的建立统筹林务是迫不及待的工作自然科学院的森林考察工作为边区的森林政策提供了宝贵意见，李富春提议成立林务局统筹林务工作的建议也很快得到实施。1941年1月，边区政府要求各县设立林务局，有计划地开展四项工作：保护原有林;建造防风林；设立苗圃；发动私人植树。同时，边区政府还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条例和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对于保护和破坏边区森林的行为作出了具体奖惩措施，这些政策和规定的推行都有效保护和开发了边区的森林资源。此外，正是因为李富春的支持，乐天宇才发现了南泥湾的荒山荒地，适宜开垦，并由乐天宇亲自向毛泽东、朱德当面汇报开垦南泥湾建议。随着359旅开垦南泥湾，使“到处是荒山，没有人烟”的南泥湾,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创办之艰，方显箪路蓝缕之功；培养之难，足见鞠躬尽瘁之心。在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与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进攻、陕甘宁地区科技几乎空白的艰难条件下，李富春耗费无数心血从无到有创办了一所既不同于边区党领导下培养党政军事人才的高等院校，又从根本上区别于国民党统治区和国外的高等院校的科技教育高校。自然科学院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军事生产、教育事业和自然科学普及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党培育出一批信得过、靠得住的科技人才队伍。值得注意的是，李富春在领导中央财政经济工作中始终重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坚持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服务于经济生产建设的思想，在他担任自然科学院院长时期得到充分体现。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依旧坚持贯彻“科学技术必须与国民经济相结合”的思想原则。人们赞誉李富春在延安播下了“科技战线的火种”，“是我党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者”。注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75.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103.房维中，金冲及.李富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60.红色档案一一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史料汇编（上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66.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L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564.北京工业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室编.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2辑）M.北京: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5：98.边区自然科学研究院定期在延成立.新中华报，1939年5月30日第3版，第137页.李富春.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解放，1939年9月30日第85期，第9页.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355.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L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379.?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北京：中共藁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561.?房维中，金冲及.李富春传ML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61.?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672-673.?延安自然科学院招生启事.新中华报，1940年5月17日第3版，第545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3.?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379.?房维中，金冲及.李富春传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61.?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439.?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358.?北京工业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室编.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2辑）M.北京: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5：70.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543.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549.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359.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396.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360.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562.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545.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536.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47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8.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国.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19.李实.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货币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227.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203.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2辑）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4：325.北京工业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室编.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2辑）M.北京: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5：206-207.江湘,三边盐业的新希望.新中华报，1940年10月17日第4版，第734页.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566.北京工业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室编.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2辑）M.北京：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5：210.江湘,三边盐业的新希望.新中华报.1940年10月17日第4版,第734.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567.北京工业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室编.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2辑）M.北京: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5：211.即：九源、洛南、华池、分水岭、南桥山、关中、曲西7个林区.李富春.生产运动总结与新任务一一1940年2月18日在延安生产总结大会上的报告.解放，1940年第106期，第12页.边区派遣森林考察团赴各县考察自然科学院亦派员同行.新中华报，1940年6月25日第3版，第591页.森林考察团返延.新中华报，1940年8月9日第3版，第647页.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2辑）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4：85.北京工业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室.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2辑）M.北京: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5：98.利广安，王桂珍，秦明.纪念李富春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0：128.房维中，金冲及.李富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