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建党精神与党创建时期相关革命精神关系研究述评.docx

伟大建党精神与党创建时期相关革命精神关系研究述评提要：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过程。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孕育形成的一系列革命精神，诸如：北大红楼精神、上海建党精神、红船精神等，与伟大建党精神具有密切联系。辨析伟大建党精神与其相关革命精神的内在关系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学界围绕该问题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是目前相关研究仍有不足，存在较大深化空间。立足时代发展新需要，应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从多维度阐释伟大建党精神的来源、形成过程与内在构成，深化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以创新思维引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建党斗争实践中孕育形成了一系列革命精神，如：北大红楼精神、上海建党精神、红船精神等，这些革命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有密切联系。正确认识伟大建党精神与党创建时期相关革命精神的内在关系，是深入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环节。认识和把握伟大建党精神与其相似、相近、相关精神的关系,是完善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研究的重要基础。笔者在梳理学界关于伟大建党精神与党创建时期相关革命精神关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该领域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可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提出深化这一研究的现实路径，以期为推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研究贡献绵薄之力。一、近年来伟大建党精神与党创建时期相关革命精神关系研究的主要成果近十余年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的不断深化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研究的稳步推进，建党精神与党创建时期相关革命精神的关系逐渐受到学界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伟大建党精神”概念并作阐释后，辨析“伟大建党精神”与其相近、相似、相关精神的关系更是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总的来看，相关学术成果主要论及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上海建党精神、北大红楼精神的关系。此外，少部分学者关注了伟大建党精神与五四精神、新民学会精神、共产党宣言精神（望道精神）的关系。（一）与红船精神的关系研究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条游船由于见证了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而被誉为“红船”，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被誉为“红船精神“。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署名文章，首次正式提出“红船精神”概念并对其科学内涵进行了阐释，指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光明日报2005年6月21日。“红船精神”是与后来提出的“伟大建党精神”在概念上最相近的革命精神，对二者关系进行辨析是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热点、重点、难点。截至2023年10月15日,以“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红船精神”等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平台上进行检索，共计有学术期刊论文110余篇，报纸文章10余篇，其中“CSSCI”“北大核心”等核心期刊的理论文章29篇，下载量在2000次以上的理论文章达13篇。以2021年7月1日“伟大建党精神”概念正式提出为分界，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呈现出阶段性特点。1 .在伟大建党精神概念正式提出前,红船精神常被用作指称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其一，红船精神与建党精神等同说。胡建成、陈水林是较早将红船精神与建党精神等量齐观的学者，胡建成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被誉为红船精神"胡建成等：红船精神及其当代价值，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陈水林认为，“红船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陈水林：红船精神的形成、发展和传承，嘉兴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邱巍认为，将红船精神定位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对其最根本的理论定位。参见邱巍：论红船精神的理论定位与实践定位，嘉兴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金延锋从党史学角度分析，认为红船精神回答了关系中国共产党创建、发展、壮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因而红船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参见金延锋：红船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观察与思考，2018年第10期。其二，红船精神是建党精神的最优表达说。在等同说的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论证了以红船精神代表、概括建党精神的合理性与优势。陈水林认为，建党精神很难用某个地点、某件事情、某位人物来命名，红船精神不仅仅是指南湖会议更是指整个创党历史，偏狭地把红船精神理解为南湖会议精神的观点是对红船精神的误读，以“红船”命名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最合理、最恰当的概括。参见陈水林：论红船精神的重大意义，嘉兴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邱巍认为，红船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红船”符号的生动形象和深刻寓意契合了革命精神宣传、传播的需要，以红船精神代表建党精神是各种要素综合权衡的更优结果。参见邱巍：论红船精神的理论定位与实践定位，嘉兴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杨晓伟认为，红船精神的表述体现着中国人独特的“意象思维”的思维方式，它是一种生动、准确地涵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整体时空所生发出的全局性、整体性精神，以红船精神指代建党精神最准确、规范、传神。参见杨晓伟：基于意象思维的“红船精神”命名中共建党精神的合理性，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年第6期。2 .对红船精神的研究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讨论,为最终形成伟大建党精神概念提供了重要理论准备其一，建党精神研究的兴起与红船精神研究有密切关系。较早开展建党精神研究的学者是李小三、匡胜、余伯流等，他们提出并详细论述了“创党精神”这一概念来表述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余伯流曾一度提出了“建党精神”概念，但后续研究中仍使用“创党精神”概念），并认为“创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最早源头”。李小三的论著曾提到“创党精神”（参见李小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199页）；余伯流在他的论文中一度使用“建党精神”概念，但他并未就其概念作详细阐释（参见余伯流：论八一精神的内涵与军魂的铸造一一纪念南昌起义80周年，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苏区精神新解读，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4期）。不过，“创党精神”研究并未产生较大影响。建党精神研究的兴起，实际上与红船精神研究的蓬勃发展有密切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学界正是在研究红船精神的过程中来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如：李捷认为，红船精神的提出，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概括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正是在对红船精神的研究和宣传中，产生了对进一步凝练概括伟大建党精神的强烈愿望与迫切需要。参见李捷：继承党的光荣传统，震续伟大建党精神一一兼论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关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徐光寿、徐超颖则认为，建党精神的研究是由红船精神研究起步，“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由“红船精神”开始酝酿。参见徐光寿、徐超颖：伟大建党精神重要论述的思想意蕴和时代价值，思想政治课研究，2023年第3期。其二，随着红船精神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步开始辨析红船精神与建党精神的概念差异性并重新审视二者之间关系，这为正式提出“伟大建党精神”概念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2014年，由杨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读本新民主主义篇，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孕育形成的红楼精神、先驱精神、红船精神作并列处理，将红船精神视作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将二者直接等同；2017年，由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等编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系列读本，同样将“红船精神”作类似处理。2017年12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沪宁同志在出席弘扬“红船精神”座谈会时指出：“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王沪宁在弘扬“红船精神”座谈会上强调：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大力学习弘扬“红船精神”，用伟大精神推动伟大实践，人民日报2017年12月5日。这一表述明确使用“建党精神”概念，并且揭示了“红船精神”与“建党精神”的差异性，引起了学界对二者关系的广泛讨论。如：高福进认为，建党精神是一种总体精神,包含着民主革命的精神、国家建设的精神、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精神，而红船精神是一种具有一定的创建意味的“个体化的精神”，是前者的一项初始内容、内涵体现，因而，二者是“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参见高福进：红船精神与建党精神的内在逻辑关联，人民论坛，2019年第36期。齐卫平则认为，红船精神不能涵盖建党精神的全部内容，红船精神作为一种具体精神，主要体现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所展示的精神风采，将红船精神直接等同于建党精神的做法会模糊两个概念的属性区分，在红船精神之外独立提出建党精神概念表明它们有独立存在和分别表述的意义。参见齐卫平：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属性、定位和特质，廉政文化研究，2020年第6期。建党精神包含红船精神，红船精神体现建党精神，也即建党精神是一个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全部实践过程的总体性概念，红船精神是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所凝结的具体精神。参见齐卫平：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此外，也有学者基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成果，从建党精神形成史角度探讨建党精神与其他精神的关系，并提出了“建党精神的谱系”“建党精神谱系”等概念。如：徐光寿认为，党在创建过程中先后形成的渔阳里精神、共产党宣言精神和红船精神，构成了建党精神的完整谱系，红船精神表现的是建党精神的一个部分。参见徐光寿：历经“两年三会”完成建党伟业，解放日报2020年K）月13日。郭国祥、覃雅兰认为，红楼精神、石库门精神和红船精神三者各自拥有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意蕴，又共同构成完整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红船精神是建党精神这一精神集合的内核。参见郭国祥、覃雅兰：建党精神内涵新探，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3 .伟大建党精神概念正式提出后,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关系的研究仍有重要意义和探讨空间，红船精神一般被视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组成部分其一，伟大建党精神概念正式提出之后，红船精神并未丧失其存在价值，这是开展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关系问题研究的前提。如：刘建军认为，红船精神有党的一大在南湖红船上完成议程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由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首次提出并作经典性科学概括、具有“红船”这样标志中国共产党扬帆起航的重要象征意蕴、经过长期宣传受到群众广泛认可而具有重大党史教育效果，因而红船精神仍然有存在的重要价值，不能轻易取消。参见刘建军：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解读，思想理论教育，2021年第8期。欧迪、任伟持相同观点，他们认为红船精神依靠党的一大历史事实，具象化的红船形象无法被其他精神表述替代，红船精神提出以来所取得的党史教育成果也无法替代，因而红船精神不能被建党精神简单替代。参见欧迪、任伟：伟大建党精神的四重逻辑，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1期。彭世杰则从党的理论发展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为更好认识红船精神的定位、功能、价值提供了全新视角，从红船精神到伟大建党精神的认识深化过程，恰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党的创建及其精神的认识的理论跃升过程，故红船精神不能轻易被替换、取消。参见彭世杰：基于文本分析的红船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关系探析，江南论坛，2023年第5期。其二，学界从多个维度对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关系进行阐释，形成了“整体一部分”论或包含论、“源泉一起点”论或精神开篇论、精神实质一致论或理论认识升华论。第一种说法是“整体一部分”论或包含论。如：高福进认为,建党精神既贯穿百年党史，又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实践为基础，是一种建立在宏观性、整体性、全局性的大背景下的概念，而建立在个体性、局部性、微观性的现象及事件上的红船精神是建党精神的延伸部分，包含于后者之中。参见高福进：“建党精神”：内涵界定和外延拓展，湖湘论坛，2021年第4期。刘建军认为，从内容范围和理论概括层面来讲，伟大建党精神是对党的全部创建活动所形成的建党精神的综合表述，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域或地点的特定活动，包括所有建党活动及其精神内涵，是大概念；而红船精神主要是从党的创建过程的一个环节中生发出来的，相对而言是小概念、是具体的精神形态，而由于红船精神的独特象征优势，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用红船精神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象征性表达。参见刘建军：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解读，思想理论教育，2021年第8期。第二种说法是“源泉一起点”论或精神开篇论。齐卫平认为，红船精神是一种有着明显的历史阶段性特点的“具体精神”，建党精神则是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总体概念”，二者是起点与源泉的关系。红船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开篇之作，体现着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是各种精神的总汇，涵盖红船精神。参见齐卫平：论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逻辑关系，国家治理，2022年第5期。段治文将建党精神视为百年前“党的建立”与百年来“党的建设”精神力量的总概括，而红船精神特指党创建初期革命精神力量的具体体现，因而以红船精神为开端和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化体现和系统化构建。参见段治文：“红船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关系探析，国家治理，2021年第40期。彭世杰认为，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从“历史起点+逻辑起点”的双重角度来讲的，而红船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之源则主要是从“历史起点”来讲的。参见彭世杰：基于文本分析的红船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关系探析，江南论坛，2023年第5期。上述两种说法对于红船精神的理论定位并不相同，前者是将其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后者则将红船精神视为伟大建党精神这一“总体精神”“抽象精神”孕育出来的第一种具体精神。第三种说法是精神实质一致论或理论认识升华论。有学者对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的一致性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伟大建党精神概念对红船精神概念的传承、创新和升华。如：李捷认为，两种精神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期为弘扬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革命精神而作出的重要论断，内涵与精神实质高度一致，伟大建党精神的概括提出是对红船精神的升华、创新，是对党的创建史、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认识的深化。参见李捷：继承党的光荣传统，廖续伟大建党精神一一兼论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关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石仲泉认为，伟大建党精神既是红船精神的当代版，又是红船精神的提升版，核心内涵相同，表述与时俱进。参见石仲泉：时代之魂的伟大建党精神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徐冀宁考察了伟大建党精神相较于红船精神在内容上的升华，认为伟大建党精神相较于红船精神首先强调坚持真理、突出强调对党忠诚、特别强调践行初心。参见徐冀宁：论伟大建党精神对红船精神的传承和升华，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当前学界基本认同伟大建党精神的概念内涵相较于红船精神更广、更深刻，但对于红船精神在当代的理论定位、红船精神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方式方法则各有不同思考。究竟是将红船精神视为伟大建党精神以及建党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还是将红船精神视为与伟大建党精神彼此交融的革命精神形态、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史开篇？如何在兼具政治性和学术性的情况下恰当表述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的关系？这仍需学者们郑重探讨与广泛交流。（二）与上海建党精神的关系研究上海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最重要的地点。自1920年2月陈独秀赴沪筹备建党事宜开始，上海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成立、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党的一大召开等建党伟业中的大事件，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将上海誉为“党的诞生地“。建党先驱们在上海建党活动中展现出了独特的精神风貌，学界曾先后提出先驱精神、上海建党精神、渔阳里精神、石库门精神等概念来表述这一精神风貌，但尚未形成统一说法。各种“精神”在概念表述上不尽相同，但都是对于建党先驱上海建党活动的精神总结，如：“先驱精神”（参见杨河：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读本新民主主义篇，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1-69页）；“上海建党精神“（参见齐卫平：党的诞生地、革命圣地、建党精神：上海历史内涵，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第8期）；“渔阳里精神”（参见张志丹：走近“渔阳里”看见怎样的精神，解放日报2019年5月7日）；“石库门精神”（参见郭国祥、覃雅兰：上海建党精神命名新探，学习月刊,2021年第6期）。为便于论说，笔者暂以“上海建党精神”作为建党先驱在上海建党活动中所展现精神风貌的统一表述。上海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实践的核心场域之一，孕育于上海的上海建党精神是与伟大建党精神具有高度关联性的革命精神，辨析二者关系是推动建党精神研究的重要环节。截至2023年10月15日，以建党精神、上海建党精神、先驱精神、渔阳里精神、石库门精神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平台上进行检索，共计有学术期刊论文及报纸理论文章40余篇，其中属CSSCI、北大核心等核心期刊的理论文章5篇，下载量在2000次以上的理论文章2篇。1 .上海建党精神概念的提出和相关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视野,有助于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最终形成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以红船精神指称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是学界通行做法，“红船”所在的浙江省尤其是嘉兴市无疑是建党精神研究传统重镇，但这一局面在2016年后逐渐有所变化。2016年7月，上海启动“开天辟地一一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旨在基于其丰富的建党历史资源打造“建党精神研究高地”，总结形成“党在上海创建所体现的为国为民、不怕牺牲、勇立潮头、开天辟地的伟大建党精神”。此后，上海连续举办多届“建党精神与红色文化基因”“上海渔阳里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上海”等学术研讨活动，一大批建党精神研究的新观点、新视角、新成果得以涌现。有学者在红船精神之外明确提出了上海建党精神的概念，并认为上海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源头。齐卫平用“激流勇进、担当责任、创新创业、敢有作为、引领潮流”概括上海建党精神，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中丰富发展起来的各种革命精神，以上海建党精神为源头”齐卫平：党的诞生地、革命圣地、建党精神：上海历史内涵，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第8期。张云则用“忠于信念、坚定理想，顺应潮流、勇担重任，不惮前驱、开拓创新”概括上海建党精神，认为“一大、二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党使命的基本完成，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基本形成“，并且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主要在上海形成，“因此，也理所当然地和当之无愧地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称之为上海建党精神”张云：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建党精神，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第9期。学界关于上海建党精神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了建党精神的研究视野，这为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形成发挥了推动作用。花勇、王方宇认为，上海建党精神的研究“拓展了建党精神的研究内涵，拉长了建党精神形成的时间轴，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实践去概括总结建党精神”。花勇、王方宇：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现有基础和未来进路，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3期。徐光寿、徐超颖认为，上海建党精神将“建党精神”放置于更广阔地域、更长时间轴上来进行研究，“关于建党精神在提法上逐渐清晰，内容上逐渐丰富，研究视野也更加广阔，涌现出许多创新性观点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正式提出作了坚实的理论准备”徐光寿、徐超颖：伟大建党精神重要论述的思想意蕴和时代价值，思想政治课研究，2023年第3期。2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建党精神被视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内在组成部分郭国祥、覃雅兰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内涵丰富，是红楼精神、石库门精神和红船精神三个精神的集合”，以石库门精神作为概括性表达的上海建党精神是建党精神的根基，“有了上海发起组的建立，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和完成建立，才能彰显红楼精神和红船精神的意义”。郭国祥、覃雅兰：建党精神内涵新探，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徐光寿认为，党在创建过程中形成的渔阳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谱系中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建党精神。参见徐光寿：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历程与内在构成，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1期。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于红船精神与上海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理论地位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存在相互取代、相互包含、彼此冲突的状况。但同时应注意到，红船精神与上海建党精神均以建党先驱在不同时空、不同地域的建党实践为历史基础，均具有独立存在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均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树立整体的历史观，跳出地域性说明二者在建党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地位，这显然更具合理性。（三）与北大红楼精神的关系研究北京大学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建党先驱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酝酿地、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地，因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伟业中有重要地位。建党先驱在北大红楼建党活动中展现出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貌被誉为北大红楼精神，其内涵“主要包括爱国主义精神、民主与科学精神和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精神”杨河：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读本新民主主义篇，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北大红楼精神被一些学者誉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最初体现”，与伟大建党精神具有密切关联，但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北大红楼精神研究及其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关系研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一情况在2022年北京成功举办首届“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学术研讨会之后有所转变。截至2023年9月30日，在中国知网平台上以建党精神、北大红楼精神等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计有学术期刊论文及报纸理论文章10余篇。基本观点认为，北大红楼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孕育场所，北大红楼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杨胜群认为，建党先驱在北大红楼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孕育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有的精神特质和政治品格，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洗礼，孕育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开始形成坚守真理、坚持真理和坚守理想的精神品格，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和人民方向，这正是孕育形成伟大建党精神的根基。曲青山认为，北大红楼的历史，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伟大建党精神是如何孕育的。参见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一一首届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北京日报2022年7月4日。郭国祥、覃雅兰将北大红楼精神视为建党精神这一有机集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红楼精神是源头，有了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播，有了工人阶级的动员和组织，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也才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产生和发展。参见郭国祥、覃雅兰：建党精神内涵新探，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徐光寿认为，北大红楼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中的首个精神”，集中体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他还特别指出，北大红楼精神并不等同五四精神，其内涵应当总结为“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的不怕牺牲精神、“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追求真理精神、“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直接斗争精神。参见徐光寿：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历程与内在构成，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1期。（四）与党创建时期其他相关革命精神的关系研究除上述学术界关注度较高的红船精神、上海建党精神、北大红楼精神外，也有少部分学者关注了党创建时期其他相关革命精神，如：五四精神、新民学会精神、共产党宣言精神（望道精神）与建党精神的关系。1.五四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五四精神与建党精神有密切联系。侯震、张洪玮认为，五四运动孕育出的五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侯震、张洪玮：习近平关于五四精神的重要论述研究，桂海论丛，2019年第5期。陈杰则认为，五四精神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五四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交融、发展、实践于中国共产党光荣而艰辛的百年奋斗历程。参见陈杰：伟大建党精神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及其现实启示，长征学刊，2023年第3期。陈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的伟大传承者和弘扬者，五四运动的思想主流和精神追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前进发展的精神方向。参见陈丹：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精神方向，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2 .新民学会精神新民学会是由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组织的革命团体，这一组织及其主要成员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高菊村、胡蓉将新民学会精神总结为“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追求真理、一心为民的牺牲精神，不务虚荣、注重实际的务实精神，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新民学会精神”对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的建立，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也表明新民学会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参见高菊村、胡蓉:青年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精神，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6期。3 .共产党宣言精神（望道精神）徐光寿认为，共产党宣言精神以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校对、出版、印刷和发行为标志，因其翻译者为陈望道，也可称望道精神。共产党宣言精神的根本特征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求真精神，它体现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构成部分。参见徐光寿：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历程与内在构成，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1期。二、当前伟大建党精神与党创建时期相关革命精神关系研究的不足与可拓展空间近年来，学界对伟大建党精神与党创建时期相关革命精神的关系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为深化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当前该领域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研究视野上亟需拓展、研究内容上亟待深化。（一）从研究视野来看，地域性色彩较重，各种精神关注度不均衡，制约了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系统性整合廓清研究对象所属研究领域的边界范围，具备开阔的研究视野，以系统思维统筹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各种精神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是深化伟大建党精神与党创建时期相关革命精神关系研究的内在要求。从研究视野来看，当前呈现出三方面不足。1 .地域性色彩较明显,缺乏伟大建党精神研究跨地域性整合例如：浙江学者对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关系的关注较多，嘉兴学院学报观察与思考是刊载相关研究的主要学术刊物。上海学者对伟大建党精神与上海建党精神关系研究较多，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刊登在上海党史与党建党政论坛等刊物上。由此可见，相关学术研究的地域性、区域性特点明显。基于地方红色资源开展党史研究和革命精神研究无可厚非，地域性革命精神研究也确曾为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形成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毕竟不是单一地理区域的孤立行动，而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众多革命实践的共时态聚合，并且伟大建党精神毕竟不是仅因某一次重大会议就得以孕育形成，而是整个建党活动的精神凝结。地域性的革命精神往往体现建党精神的某一个侧面，在依托本地红色资源进行历史考证并推动地域性革命精神研究的同时，也应当注重突破地域性研究的局限，将建党精神及其相关革命精神的关系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之中予以考察，共同构建跨地域性的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学术交流与合作体系。2 .对于党创建时期各种革命精神的关注度不均衡,一些对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形成有重要影响的革命精神尚未受到足够重视建党先驱的斗争实践以北京、上海为核心但并不局限于此二地，湖北、湖南、山东、广东都曾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旅欧、旅日早期组织亦曾作出重要贡献。此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与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没有联系的一些先进分子也在独立酝酿建党，如：湖北有粹代英为代表的利群书社成员筹划组织新式的布尔什维克式政党，四川有吴玉章、杨公等秘密组织的中国青年共产党，这充分表明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引领中国革命已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建党精神的孕育形成是党创建时期多地革命运动共时态聚合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目前学界对于党创建时期相关革命精神的学术关注度并不均衡，红船精神关注度较高，上海建党精神次之，北大红楼精神又次之，对其他地区、不同群体建党先驱的精神风貌和意志品质关注很少。此外，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离不开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页。辛亥革命精神、五四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有着重要联系，但目前将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置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历程之中进行考察，与辛亥革命精神、五四精神结合起来研究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这两方面研究仍存在较大的拓展与深化空间。3 相关研究的视野主要局限于党内国内，立足时代背景考察国际因素对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影响、对中苏两党建党精神的比较研究较少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特殊的世界历史条件、离不开共产国际所提供的指导和帮助。纵观目前学界研究成果，将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与形成放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之中进行考察、将中苏两党的建党精神进行比较研究、考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形成有何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不利于充分考察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过程和内在意蕴，当然也留下了拓展和深化研究的空间。（二）从研究内容来看，比较侧重宣传阐释，严谨学理性探讨仍有拓展空间伟大建党精神与党创建时期相关革命精神的关系研究重在进行多种精神、多个概念的比较分析，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深刻把握相关精神的内在机理、明确相关概念定义是深化相关研究的应有之义。从研究内容来看，当前呈现出三方面不足。1 .未能较好区分“精神实质”与“精神概念”,基于精神概念的宣传阐释较多，立足史料对精神实质的细致历史考察较少一种革命精神，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革命实践所蕴含的、直接影响革命先驱的思想、理论、理想、信念、道德、感情、意志等众多精神因素的集合，任何一种革命精神要能够对这一时期的革命运动产生作用，都必须经过革命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创造性转化和正确运用才能够发挥其精神推动力。因此，要把握一种精神的实质，不仅要分析当时对革命者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具体革命精神因素，更要立足史实考察革命者将革命精神因素“内化一外化”的过程、考察他们以何种方式引领人民群众将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一种革命精神的概念，往往不是直接在实践之中就立刻概括出来了，而是通过“回溯性”研究一一在实践基础上的系统经验总结一一才能够形成一种概念来表述这种革命精神。并且，任何一种革命精神的概念都不是简单的辞藻堆砌，每一组词句都代表着一定的历史事实、凝结着革命者的历史性活动，每一组词句的使用都力图充分展现特定革命实践所承载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研究中除部分佳作外，不少研究成果简单套用惯用表述、拘泥于精神间的概念层比较，未能突破词句表述的表象而深入史实，未能立足史料考察相关革命精神的精神实质，并在此基础上探究精神之间的内在关系。2 .部分关键概念的定义尚未完全形成共识、定位存在模糊空间其一，一些革命精神的概念表述未完全形成共识，如：上海建党精神的概念命名和含义阐释存在争议，又如：建党先驱在湖北、湖南、山东、广东以及海外开展建党活动过程中体现了独特的精神风貌，学界尚未对相关革命精神进行充分发掘并形成较为统一的概念表述。其二，学界用于分析伟大建党精神与相关革命精神内在关系的学术概念存在较大模糊空间，亟须在规范学术概念使用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在分析建党精神与相关精神关系时，有学者使用“总体精神”这一概念来表述前者的独特理论地位，对于后者的理论地位则以“个体化精神”“具体精神”等概念表述。然而，学者们对于“总体精神”的具体意涵有着并不相同的解释：有学者将“总体精神”解释为“党创建时期革命精神的总和”，也有学者将“总体精神”理解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精神力量的总和”，二者的历史跨度显然并不相同，一些学术争议正是由于学术概念使用上的不一致导致的。目前需要相关研究者进一步明确“总体精神一具体精神”“特殊精神一一般精神”等学术概念的具体意涵，在精神研究基本范式上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坚实基础。3 .偏重概念差异分析，缺乏概念演进整体考察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学术发展史、概念演进史考察相对较少，无法全面揭示伟大建党精神概念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认识深化过程。要正确认识一种革命精神必须经过长期的认识深化过程，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形成绝非一蹴而就，从概念演进的角度来看，红船精神、上海建党精神、北大红楼精神等革命精神研究,都曾在伟大建党精神概念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在关于伟大建党精神与其相关革命精神关系的研究中，一些研究成果偏重分析伟大建党精神与其他相关革命精神的概念差异性，缺乏对伟大建党精神概念演进的整体考察，未能全面把握伟大建党精神与其他相关革命精神在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承续逻辑，认为伟大建党精神概念正式提出之后红船精神、上海建党精神等就缺乏了存在必要而应当取消，这种看法流于表面、有失偏颇，不利于揭示、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现象的客观规律。三、深化伟大建党精神与党创建时期相关革命精神关系研究的思考党的二十大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纳入大会主题内容，并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相关表述体现在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充分表明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之源，这对伟大建党精神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当前伟大建党精神与党创建时期相关革命精神关系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未来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深化。（一）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系统思维构建伟大建党精神谱系，科学探究伟大建党精神与党创建时期相关革命精神之间的内在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是特定时间、空间条件下众多历史条件聚合的特殊产物，这要求研究者必须牢固树立大历史观，在宏大的历史视野之中从不同的维度分析建党精神与其相关革命精神的内在关系，全面把握影响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形成的“古今中外”的精神因素。1 .以系统思维构建伟大建党精神谱系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全面把握伟大建党精神与党创建时期相关革命精神的内在关系，以系统思维构建伟大建党精神谱系。北大红楼精神、上海建党精神、红船精神按照历史演进的脉络，勾勒出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的精神主线，因而三种革命精神应当作为伟大建党精神谱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基础，应遵循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基本史实，分析总结湖北、湖南、山东、广东以及旅欧、旅日早期共产党组织建党活动中孕育形成的建党精神，与前述三种主要精神共同构成以建党活动为历史基础的伟大建党精神谱系，全面反映这一时期建党先驱的整体精神风貌和意志品质。此外，还应当注意研究湖北、四川两地先进分子独立酝酿建党所蕴藏的精神特质，以此作为伟大建党精神谱系的补充部分。2 .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中把握伟大建党精神与相关精神的承续发展关系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史中全面把握伟大建党精神与辛亥革命精神、五四精神的精神承续与发展演进关系。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进程之中反映着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