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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摘要：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主并方数字化赋能视角，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企业发起了更多的并购活动，并取得了更高的并购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并购中发挥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当信息环境较差时，数字化转型对并购决策和并购绩效影响更强，当并购代理冲突较高时，数字化转型企业取得了更高的并购绩效。此外，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并购支付溢价，这是由于数字化转型为并购带来了更多元的融资方式。数字化转型能缩短并购交易时长，提高并购成功率。此外，被并方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发生并购的概率越高且并购绩效越好。研究结论有利于深入理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对评估数字化转型经济效益、提高企业并购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企业并购；并购决策；并购绩效一、引言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字经济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将会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经阶段。因此，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将数字化转型视为重要战略任务，为探索相适自洽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不遗余力。根据埃森哲2022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研究，中国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正在稳步提升，17%的数字化转型领军企业取得显著成效。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当前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从概念界定来看，数字化转型绝非数字技术的简单运用，而是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投入企业生产运营中，实现流程再造和商业模式优化，从而提升企业价值的转型过程（戚聿东和肖旭，2020；何帆和刘红霞,2019；吴江等，2021）1-3o从转型效果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市场价值（潘红波和高金辉，2022；陈中飞等，2022；祁怀锦等，2020；刘垣钮和郭淑娟，2023）4-7,同时，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股票流动性、降低审计成本（徐子尧和张莉沙，2022；张永珅等，2021）8,9o综上，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深度赋能，取得正面财务效果。并购是企业改变经营边界、进行资源重组和获取外部优势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具有流程复杂、期限长、风险高的特点，企业并购伴随着严重的代理冲突，普遍存在并购效率低下的问题（逮东等，2019）10,以致出现了并购“成功悖论”“损益之谜”等现象，损害了股东利益。具体来看，主要原因是主并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并购双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管理者自利性并购动机等。企业数字化转型最明显的特征是在信息收集、分析与传递方面的数字技术优势，从而使得信息效率提升，进而改善治理水平。因此，从理论上讲，数字化转型能够对企业并购产生深刻影响。为此，本文基于中国制度背景，以并购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从主并方数字化赋能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边际贡献有：一是从并购决策、并购绩效、并瞒交易效率等多个层次系统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在拓展了企业并购影响因素研究的同时，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文献；二是从“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两个维度，厘清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并购的作用机理，为企业更好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赋能效应提供实证经验；三是从并购支付溢价的角度提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带来的间接负面效果，为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主并方在并购定价和支付阶段进行合理定价和支付、更好地保障股东财富提供有益参考。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并购决策第一，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并购中发挥“信息效应”，有利于企业发现并购机会并成功实施并购。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极大程度地提升信息流通和处理效率，突破生产要素的传统边界，优化重组生产资源（吴非等，2021）11,催生并购需求。数字化转型指的是运用“大智移云物”等数字技术来改进生产流程和商业模式、提高经营效率进而完成产业升级的过程（何帆和刘红霞，2019）2o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生产流程改进和商业模式优化能够带来企业内外部资源的重新匹配和价值流程的优化重构，从而衍生出相应的并购需求。同时，推动数字化转型的企业通常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对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等业务流程中产生的大量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处理从而生成结构化、标准化的可利用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服务于企业的并购决策，快速发现并购需求。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打造更敏捷的运营模式，有效集成内外部信息与资源满足企业并购需求。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数字资源更加丰富、数字技术水平大幅提升，通过对用户需求、生产流程节点、研发环节、内部治理与管理等数据进行分析，快速把握市场时机并确定未来战略发展方向，并通过数字技术搜寻市场中的并购标的，缓解并购决策时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产生信息优势。当该信息优势被充分利用时，或向信息资源转化时（李善民等，2015）12,能够提升并购尽职调查有效性，确定并购协同效应更强的并购目标，找到最佳并购机会，并降低并购进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对并购决策和并购绩效产生正面影响。第二，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效应”能够为并购带来更多资源支持，缓解并购融资约束，成功实施并购。企业并购是一项规模巨大的投资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融资约束是制约企业成功发起并购的困境之一。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以及所有制歧视下企业面临融资约束(HUang等，2020)13,会导致企业缩减资本和创新投资规模以及减少并购行为(Chang等，2019；Blouin等，2021；翟玲玲和吴育辉，2021)14-16o从理论上看，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并购融资约束。一是企业数字化能够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提高盈利能力、改善财务状况从而缓解融资约束。企业数字化不仅能够与用户交互推动产品创新(BIiChfeldt和FaUnant,2021)17实现更高销售收入并塑造更好的盈利模式,而且有助于实行精细化管理降本增效，为企业并购提供更多内源资金。二是企业数字化能够畅通内外部信息传递渠道，提升信息透明度，压缩管理者的并购机会主义空间，强化资本市场对并购行为的正面预期，为并购获取更多外部融资，支持企业成功发起并购。此外，陈中飞等(2022)5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可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提升盈利能力来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张雷和盛天翔(2022)18研究发现小微企业的数字化通过发挥“信息显化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显著缓解其融资约束问题。以上文献研究结论能够为此论证提供间接支持。综上，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信息效应”能够帮助企业发现并购机会并成功实施，从而对并购决策产生正面影响。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H1：相同条件下，数字化转型企业发起了更多并购活动，即与并购决策正相关。（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并购绩效首先，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可以推断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并购决策阶段的科学性，从并购流程的起始端为取得良好并购绩效奠定基础。其次，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并购中通过发挥“治理效应”提升并购绩效。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内部形成“数据驱动”并购决策模式（Brynje）IfSSOn和Mcelheran,2016；潘红波和高金辉，2022）19,4,使得并购决策更加科学化，产生“治理效应”。并购是企业做出的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具有投资金额大、风险高和期限长的特点，面临较大的信息不确定性和较为严重的代理冲突。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目标函数存在异质性，以CEO为代表的管理层在做出并购决策时，通常并非以实现股东财富增加或追求并购价值增值作为决策目标，而是多以为自身获取私有收益为决策目标，如通过并购实现更高薪酬、更多在职消费和更强社会影响力等（张洽和袁天荣，2013；Wang和Wu,2020）20,21,因而在实践中企业并购决策并非有效的，更多是委托代理关系下管理层“自利性”并购决策的体现。数字化赋能增强企业内部信息与数据共享，使企业信息获取、数据处理成本大幅下降，形成数据驱动并购决策模式，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代理冲突（徐子尧和张莉沙，2022；吴非等，2021；潘红波和高金辉，2022）8,11,4,从而降低并购决策主观性，压缩“自利性”并购决策空间。此外，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了并购战略实施的可行性与并购效果评价的科学性，这将会增加管理者的努力程度，使其在并购过程中创造更多价值。最后，在并购整合阶段，数字化转型也能够为并购绩效赋能。并购整合是并购过程中重要而又复杂的环节，更是关系并购绩效的关键，具体包括战略整合、文化整合、组织整合、人力资源整合、财务整合和业务流程整合等（袁天荣和杨宝，2013）22,成功的并购整合离不开有效的信息环境和治理环境。从“信息效应”视角来看，并购后主并方的数字技术应用于被并方，能够快速实现并购双方之间的信息流通和整合，并购双方资源优化重组，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从而提升并购绩效。从“治理效应”视角来看，数字化转型可抑制管理层在并购整合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同时减少管理层因消极懈怠和畏难情绪给并购整合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提高企业并购绩效。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H2：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并购绩效。三、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82020年主并方为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并作出以下处理：剔除金融业保险业公司数据；剔除ST和*ST公司数据；删除缺失值样本；一年内多次发生并购的公司只保留第一次并购事件；剔除原始数据中债务重组、股份回购、资产剥离和资产置换的样本；对样本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以避免异常值。本文所需样本数据来源于万得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部分缺失值手工查阅公告和证券网站补足。(二)变量选取1.被解释变量。选取并购决策(MA_d)和并购绩效(MA_perf)为被解释变量。并购决策指的是企业在某一年度是否发生并购，若发生并购则赋值为1,未发生则赋值为0。并购绩效用并购宣告日后250个交易日的购买持有异常收益率BHAR作为代理变量,衡量从并购宣告日开始持有该公司股票到考察期结束这一段持有期内，股票收益率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率的值。2 .解释变量。选取数字化转型(1.n_dgt)为解释变量，参照潘红波和高金辉(2022)4研究方法，数字化转型计算公式如下：1.n_dgti,t=1.n(AIi,t+BCi,t+CCi,t+BDi,t+DTAi,t+l)(1)其中，等号右侧括号内依次代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数字技术应用五大类别词语在年报中的词频数。3 .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控制变量选取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1.ev).股权集中度(Share).高管薪酬(1.nPay).产权性质(Soe)、并购交易规模(DEA1.),是否关联并购(RE1.),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本文所用到的主要变量定义与说明如表1所示。（三）模型构建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赋能效果，构建以下多元回归模型：Probit（MA_di,t÷l）=Clo+l1.n_dgti,t+Controls+Year+Ind+i,t（2）MA_Perfi,t+lzzQo+l1.n_dgti,t+Controls÷Year+Ind+i,t（3）在模型中，被解释变量采用t+l期的数值。若模型（2）中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企业并购决策，若模型（3）中的系数l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并购绩效。四、实证结果与分析（一）描述性统计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并购决策的均值为0.115,表明在样本中有115%的公司成功进行了并购。并购绩效的均值为0.099,中位数为-0.037,表明样本中超过一半的公司并购绩效为负数，并购活动损害了股东财富。数字化转型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4.890,均值为1.086,表明样本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差异较大，且普遍转型程度较低。其他控制变量取值均在正常范围内，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样本数据具有良好的实证基础。（二）相关性分析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数字化转型与并购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039,在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不控制任何变量条件下，数字化转型与并购绩效呈正相关关系。数字化转型是否对企业并购绩效产生显著影响还需要构建实证模型做出进一步检验。由表3数据可知，所有系数都在0.5以下，同时,对主要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lF）检验，VIF值均低于2。因此，可以判定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三）回归结果与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活动和并购绩效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4第（1）和（2）列是对模型（2）的Probit回归结果。当未加入控制变量、仅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时，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029,在1%水平上显著，当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037,仍在1%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说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发起并购的概率，即当其他条件相同时，数字化转型企业进行了更多的并购活动。这是由于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主并方信息流通和信息处理效率，能够发现更多并购机会，同时数字化转型缓解并购融资约束，从资金端赋能，支持并购机会实现，成功发起并购。表4第（3）（5）列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当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时，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为0.208,在1%水平上显著，加入企业特征层面控制燮量后，数字化转型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继续控制并购特征变量后,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156,仍在5%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并购绩效。这是由于数字化转型在并购中发挥“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促进形成“数据驱动”决策模式并增加并购效果评价有效性，缓解并购各环节代理冲突，从而提升并购绩效。（四）稳健性检验1.HeCkman两阶段。采用HeCknIan两阶段回归，缓解选择性偏差的内生性问题。第一阶段加入除去本企业的行业数字化转型均值作为控制变量，回归后计算得到逆米尔斯比率（imr）,将逆米尔斯比率作为控制变量加入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第（2）列和第（4）列中，数字化转型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在考虑选择性偏差内生性问题后，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企业并购决策，并显著提升企业并购绩效，进一步为本文结论提供了经验证据。2,倾向得分匹配法（PSM）o为缓解可能存在的其他内生性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来进行检验。选择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结构、高管薪酬、企业性质等作为协变量，进行一比一无放回最邻近匹配后得到新的样本，利用该样本进行重复检验。回归结果如表6第（1）和（2）列所示。第（1）列是以并购决策为被解释变量的Probit回归结果，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055,在1%水平上显著，第（2）列是以并购绩效为被解释变量的O1.S回归结果，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020,在10%水平上显著。该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仍然显著正向影响并购决策和并购绩效，为本文提供进一步经验证据。3.更换代理变量。更换主要代理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采用公司一年内发生的并购次数（MA_n）来衡量并购发起倾向，采用PoSSion模型进行重复检验，回归结果如表6第（3）列所示，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063,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再次支持本文结论。二是采用并购前后两年托宾Q均值之差来衡量并购绩效，代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第（4）列所示，数字化转型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企业发起的并购能够取得更好的绩效，进一步支持了本文主要结论。五、进一步研究（一）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并购的作用机制分析1.“信息效应”。前文提出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并购中发挥信息效应，若该理论成立那么可以推断当企业面临更加复杂的信息环境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决策和绩效的影响会更加显著，本文将从环境不确定性角度来展开讨论。当环境不确定性较大时，一方面，企业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增加了管理层预测信息的难度（Baum等，2006）23,从而产生更高的并购风险；另一方面，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了对管理者并购行为的监督难度，股东难以准确评估并购价值收益，并购失败难以归因，为管理者自利并购动机提供机会。数字化转型企业具有的信息效应在面对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时充分发挥作用，为企业并购活动提供信息支持从而对并购决策产生更加显著的正向影响，并提升并购绩效，而当面对较为简单和确定的环境时，并购决策的做出以及并购战略的实施已有较为充分的信息支持，此时数字化转型信息效应作用有限。因此，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并购决策和绩效的影响更强。为对此进行检验，通过以下模型来计算环境不确定性（EU）：Sale=0+IYear+（4）其中,变量Sale为销售收入，变量Year是年份。利用以上模型计算出正常销售收入，模型残差衡量非正常收入。计算过去5年非正常收入的标准差，用其除以过去5年的年均销售额，得到环境不确定性。以环境不确定性中位数（EU_m）为标准将样本划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后结果如表7所示。第（1）和（2）列是以并购决策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组，数字化转型对并购决策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0.061,在环境不确定性较低组，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当并购环境较为复杂时，数字化转型对并购决策的正向影响更强。第（3）和（4）列是以并购绩效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环境不确定性高组中数字化转型的系数显著为正，环境不确定性低组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支持了环境不确定性越高时数字化转型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越强。以上回归结果说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存在“信息效应”机制。2.“治理效应”。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并购中发挥治理效应，那么在代理冲突较为严重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会更高。相比于其他投资活动，并购面临更加严重的代理冲突（袁天荣和王霞，2021）24,这些代理冲突能够很好地解释并购损益之谜现象。并购中存在较为严重的自利性动机（途东等，2019）10,管理者为满足自身私有利益而发起并购，这严重损害了并购绩效。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并购形成“数据驱动”决策模式，并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优化治理环境，从而提升企业并购绩效，因此，预期当并购代理冲突较为严重时，数字化转型发挥治理效应对并购绩效产生的边际效用更强，而当企业治理环境较好，并购代理冲突并不严重，并购绩效对数字化转型的敏感性有所减弱。为对此进行检验，分别选取代理成本（AC）和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DUal）来衡量代理冲突，代理成本用高管在职消费来度量。以代理成本中位数（AC_m）、是否两职合一（DUarl）为标准将样本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可以发现，在代理成本较高的组，数字化转型的系数显著为正，在代理成本较低的组并不显著；在两职合一样本组中，数字化转型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在非两职合一的组中，数字化转型的系数并不显著。该结果表明，当企业中存在严重的代理冲突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更强，这进一步为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并购中发挥“治理效应”提供经验证据。（二）数字化转型对并购支付溢价的影响分析数字化转型会带来更多并购支付溢价，原因在于数字化转型缓解了并购融资约束问题。融资困难一直是企业并购面临的突出问题，根据国泰安数据库数据，当前并购融资手段多以自有资金为主（占到78%左右），辅以银行贷款和股权融资，发行公司债券融资十分之少，并购融资手段较为单一。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信息透明度，有助于向投资者传递更多并购相关信息，从而获得更多的外部资金，突破并购融资约束瓶颈。因此，可以预期数字化转型能够带来更多样的融资方式。由于并购融资约束的缓解，可能会带来更高的并购支付溢价。为对此进行检验，用超额商誉（MA_pri）来衡量并购溢价，同时借鉴李善民和周钮廷（2022）25的研究方法，用自有资金融资概率衡量企业并购融资多元化程度（MA,finance）o借鉴温忠麟等（2004）26中介效应模型来对此进行验证。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第（1）列是数字化转型对并购溢价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并购溢价；第（2）列是对中介变量自有资金融资概率的回归结果，系数为0.015,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增加了并购融资方式的多元化程度；第（3）列加入中介变量后对并购溢价的回归结果，自有资金融资概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融资问题的缓解能够产生更多的并购溢价，同时数字化转型的系数相比于第一列有所降低，说明自有资金融资概率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三）数字化转型对并购交易时长与并购成功率的影响分析并购需要经历尽职调查、并购双方谈判、博弈定价以及并购整合等各个环节，且每个环节均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并购周期较长，时间成本较高。主并方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并购效率，缩短各环节的时间耗用。一方面，主并方数字化转型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处理海量的尽调数据，提高信息处理速度，降低时间耗用；另一方面，在双方谈判定价阶段，通过数字化建模更加准确地预测并购后的协同价值，掌握更多关于并购目标的财务信息，有利于掌握谈判主动权，提高谈判效率，缩短交易时间。同时，根据资源依赖理论，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信息与资源效应能够赋能企业并购，提高企业并购成功率。为对此进行验证，用并购宣告日至并购完成日之间的时间间隔来衡量并购交易时长（Mtim）,用是否成功发起并购（MA_suc）衡量并购成功率，成功发起并购取1,否则取0。进行回归后的结果如表10所示，第（1）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节约了并购时间成本。第（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并购成功率。（四）被并方数字化转型对并购行为的影响分析前文主要从主并方数字化赋能视角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接下来从被并方数字化转型角度考察其对并购的影响。一方面，被并方数字化程度越高，越容易成为并购目标。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时代背景下，进行数字化转型是企业的必经之路，而实施并购能够快速获取被并方的数字技术、知识、市场甚至商业模式，从而帮助其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因此，可以推断当被并方数字化程度较高时，更容易成为并购目标。另一方面，被并方数字化程度越高，两方合并后并购绩效越高。被并方数字化程度越高，在并购整合阶段，能够运用被并方成熟的数字技术加强并购双方信息沟通从而强化整合效果，产生更强的并购协同效应，从而获得更高的并购绩效。为对上述理论分析进行验证，构建Probit模型和O1.S模型，选取被并方为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代入上述模型，回归结果分别如表11中第（1）和（2）列所示。第（1）列中被解释变量MA_bbf指的是该上市公司是否成为并购事件中的被并方，是取1,否取Oo第（2）列中MA_Perf指的是并购绩效，仍然用BHAR来表示。1.n_dgt_bbf指的是被并方的数字化转型程度。第（1）列中，被并方数字化转型程度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被并方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其成为被并方的概率越大，即被并方数字化程度越高，越容易成为并购目标；第（2）列中，被并方数字化转型程度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被并方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并购绩效越高。六、结语基于企业并购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采用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效果与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产生赋能效应，具体表现为数字化转型企业并购活动更多且绩效更高。（2）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并购中发挥“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从而显著提升企业并购决策及绩效。（3）数字化转型能够带来更多元的并购融资方式，虽缓解并购资金短缺问题但显著提高了并购支付溢价。（4）数字化转型企业发起的并购活动耗时更短、成功率更高。（5）被并方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发生并购的概率越高，并购绩效越好。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从企业层面看,第一，顺应数字经济形势，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增强数字化战略意识，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形成数据驱动决策模式，提高决策效率。第二，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在并购中的赋能作用。在并购尽调中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寻找协同效应更高的并购标的，取得更高并购绩效，降低时间成本并提高并购成功率，依托高质量并购实现快速外部增长。第三，拓展数字化转型传导机制的实现路径，提升并购绩效。缓解并购双方信息不对称、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以提升并购绩效，利用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解决当前并购面临的突出难题。第四，关注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高溢价问题。数字化转型能够为并购带来更多的内源融资和外部融资，这容易导致支付过多并购溢价，因而数字化转型企业应在并购中注意溢价支付及其后续高商誉问题。此外，从国家层面看，应进一步完善数字化顶层设计，通过推动数字化转型打破信息壁垒，优化市场信息环境和公司治理环境，推动上市公司并购高质量发展。参考文献：1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J.管理世界，2020,36(06).2何帆，刘红霞.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J.改革，2019,(04).3吴江，陈婷，龚艺巍，杨亚璇.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和研究展望J.管理学报，2021,18(12).4潘红波，高金辉.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一一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经验证据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8(05).5陈中飞，江康奇，殷明美,数字化转型能缓解企业“融资贵”吗J.经济学动态，2022,(08).6祁怀锦，曹修琴，刘艳霞.数字经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一一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视角J1.改革，2020,(04).7刘垣专玉，郭淑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J金融与经济，2023,(01).8徐子尧，张莉沙.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费用粘性一一基于管理层自利视角的分析J.金融经济学研究，2022,37(04).9张永珅，李小波，邢铭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定价J1.审计研究，2021,(03).10逮东，黄丹，杨丹.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的董事会权力与并购效率力.管理世界，2019,35(06).11吴非，胡慧芷，林慧妍，任晓怡.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一一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1,37(07).12李善民，黄灿，史欣向.信息优势对企业并购的影响一一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5,(11).13HuangY,PaganoM,PanizzaU.2020.1.ocalCrowding-outinChinaJ.JournalofFinance,75(6).14ChangX,ChenYY,WangSQ,ZhangK,ZhangWR.2019.CreditDefaultswapsandcorporateInnovationE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34(2).15BlouinJ,FichE,RiceE,TranA.2021.CorporateTaxCuts,MergerActivity,andShareholderWealth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71(1).16翟玲玲，吴育辉.信用评级的融资与监督效应一一来自企业并购的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21,24(Ol).17BlichfeldtH,FaullantR.2021.PerformanceEffectsofDigitalTechnologyAdoPtiOnandPrOdUetGServiceInnovation-AProCeSS-IndUStryPerSpectiveJ.Technovation,105(5).18张雷，盛天翔.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约束：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J兰州学刊，2022,(11).19BrynjolfssonE,McelheranK.2016.TheRapidAdoptionofData-DrivenDecision-MakingJ.AmericanEconomicReview,106(5).20张洽，袁天荣.CEO权力、私有收益与并购动因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13,39(04).21WangW,WuY.2020.ManageriaicontrolBenefitsandTakeoverMarketEfficiency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36(3).22袁天荣，杨宝.海外并购整合风险控制框架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02).23BaumCF,CaglayanM,OzkanN.2006.ThelmpactofMacroeconomicUncertaintyonNon-financialFirms'Demandfor1.iquidityEJ.ReviewofFinancia1Economics,15(4).24袁天荣，王霞.财务报告信息可比性与上市公司并购绩效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04).25李善民，周珏廷.金融背景高管能助力实体企业高质量并购吗？J1.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5).26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