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公心”.docx

法官的“公心”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谈及清代时，有一段关于“制度与法术”鞭辟入里的论述：”制度指政治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根据这种区分标准，钱穆先生评断道“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钱穆先生从制度创设是发乎公心还是私心，用以区分制度与法术，可谓一针见血。一项制度，若出于公心的多，私心的少,则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获得群众的力量。若出于私心的多、公心的少，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注定只是昙花一现，终将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然而既有好的制度后，仍须进一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好的制度落到实处，取得好的实效。常言道：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即便是好的制度，如果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偏差,被别有用心者钻了空子，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如何确保好经不被念歪，钱穆先生提出的关于公心与私心的标准，亦可作为参照评判的重要尺度。若制度直接实施者是出于公心的多，则必然能事半功倍。而若出于私心去实施制度，必然会导致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的后果。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法律制度亦是如此。孟子有云：徒法不足以自行。好的法律制度，还需要好的实施，从纸面的法律到实践中的法律过程中，需要千千万万的法律人贡献智慧和力量。法官作为其中重要的一员，奋斗在法律实施的第一线,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和担当。作为一名法官，要能够领悟法律制度的公心，时时观照自己的初心，用己之公心践行法律制度之公心。坚持“三个效果”是公心，片面“就案办案”是私心。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是法官办理案件时孜孜不倦的追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更是需要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注重“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如果割裂了三个效果，只关注个案的“点”,不研究社会的“面”,只解决矛盾的“表”，不治理纠纷的“源”，注定是机械式的“就案办案”，不仅案件难以办好，而且也容易造成其他的负面影响。追求“案结事了”是公心，贪求“结案了事”是私心。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法官依法办案的最终目的是化解纠纷，结案本身只是矛盾化解后的必然结果，将化解纠纷作为法官工作的最终追求，是法官的公心。但如果混淆了“事了”与“案结”的主次轻重，不从彻底化解矛盾纠纷的角度去想问题，而是为了考核甚至为了图“省事”而结案了事，则法官的私心多于公心，不仅治标不治本，甚至还会导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产生新的矛盾。践行“如我在诉”是公心，漠视“程序空转”是私心。“如我在诉”是一种换位思考的工作模式，是法官将自己置身事内的工作态度，增强法官与当事人的同理心，通过共情切实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而以置身事外的角度去办案，忽视群众的利益和关切，不能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想问题，对“程序空转”的后果视而不见，看似是一丝不苟的依法办事，实际却是徒增当事人的讼累，而不能解决当事人的问题，引发群众的怨言，更激化了矛盾。理念一新天地宽。法官在办理案件时，需要从理念上有一心为公的自觉。有了公心，法官便成了人民法官，就能多为人民群众服务，少计较个人的得失；有了公心，司法便是为人民司法,就会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真正的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有了公心，便能真正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法治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