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翻译实践先锋探索.docx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翻译实践先锋探索摘要：国家翻译实践是个人或机构为实现国家利益所开展的翻译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译者群体便是其真实写照。回顾历史，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以国家名义开展翻译实践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坚持“译行合一”，即自建党起，陈独秀和李大钊领导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翻译、接受、传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挽救民族危机。这成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体现。“译行合一”可成为译学领域开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与建构的先导与示范，彰显党员译者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的模范作用。关键词：国家翻译实践；建党伟业；译行合一一、引言近年来，“国家翻译实践”话语的提出、理论建构及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从各维度揭示了翻译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能够、应该及实际起到的作用。在内涵层面，该话语被抽象为“主权国家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193。不过，需依托以国家名义的个体、组织与机构来开展翻译活动。因而，现有定义忽略或至少在表述上未明确国家“仅是名义主体，或为抽象意义上的法律主体”2115。在实践层面，政府主导的政治文献翻译以国家利益和国家意识为根本考量得到揭示。34在历史层面，涌现出中国国家翻译实践史的个案书写。56在现实层面，国家翻译机构及其译者群体的贡献得到关注。79对于一项翻译活动是否为国家翻译实践的问题，还涉及一个关键判断标准，即“是否关乎国家利益、并受国家意识约束”10o而当一个国家处于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时期时，国家翻译实践可进一步理解为个体、组织与机构为助力和推动国家层面的变革与发展所进行的翻译实践。故而，“国家翻译实践”是个体、组织或机构以实现国家利益为根本目的的翻译实践。“国家翻译实践”的概念化表述在思维框架上聚焦于主权国家领导的翻译考察，但对主权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前国家翻译实践”观照不足。须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成立与发展，自始至终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执政党，可认为当下中国国家翻译实践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国家利益和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翻译实践活动。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民族利益、民族复兴为本的国家翻译实践远不止于当下。共产党人在引领中国真正成为现代国家之前，通过翻译活动有力推动了建党、建军等重要事件，一步步捍卫了一度失落的国家主权并成立了新的国家政权。故而，从国家翻译实践视角研究、书写与评估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翻译实践的活动值得关注。而在现代国家翻译实践史的研究书写中，以中国共产党这一组织为线索，并对“前实践”进行观照，能够体现中国国家翻译实践在特定时期的连续性与系统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践行初心与使命过程中的翻译之用。现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译者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翻群、传播、接受以及实践，对现代中国产生的影响比任何外来思想乃至本土学说都更为广泛、深刻。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n从中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中华民族的变革作用，与党始终坚守将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与革命实践相结合（或日“译行合一”）密不可分。这种“译行合一”可追溯至五四运动时期以来，陈独秀和李大钊在翻译救国的实践探索中，最终选择并领导先进知识分子开展以建立中国共产党、拯救中华民族危机为目标的翻译与实践活动。在此过程中，建党先驱中涌现了首批具有党员身份的译者群体，进行以救亡图存为目标并具有高度爱国意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及自觉意识的“前国家翻译实践”，这成为当下党员译者群体开展翻译实践以及党领导国家翻译实践的起点，亦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体现与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翻译领域的开拓。以建党群体为核心的先进知识分子是如何开展翻译救国运动的？揭示这一群体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领导下翻译、研习、传播以及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既回答了这一问题，也体现了新时代翻译事业守正创新的历史逻辑，更是当代“中国国家翻译实践”一系列命题得以成立的历史根基。二、五四运动以前对法国革命精神的翻译晚清以来，译介和学习法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启蒙国人思想的重要途径。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和18期上翻译了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首先以文学形式引入法国大革命引领了以法国大革命为主题的文学创作热潮”1238,传播了自由(1.ibert6)、平等(galit6)和博爱(Fraternite)的革命观念。其后，法国革命史得到多次译介和再版，助推这一革命观念的接受。国人进一步在实践和制度层面以法为师。1905年，孙中山创立同盟会之始，其起草与颁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就提出高举“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132961911年，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充分吸收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从革命思想、形势、纲领到主体都有后者的影子。在此思潮影响下，五四运动前的陈、李二人均不同程度具有“师法”倾向。(一)陈独秀翻译活动中的“师法”思想1898年，年仅19岁的陈独秀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他在这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学堂学习法语和英语，接受新式教育，接触到法国文化。他先后5次赴日留学，研习英、日、法等数门外语，形成了“师法”倾向和革命精神。陈独秀在阅读和实践翻译过程中强化“师法”倾向。1901年，他首次前往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日语，通过译著了解法国。其间，他阅读到留日学生杨廷栋依日文底本翻译的社会契约论，”了解并接受法国革命与卢梭思想”1481o同时，他又研读好友邹容的革命军，“从而全面了解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和思想”1481。实际上，邹容的创作受日本学者中江兆民的影响，后者翻译的民约译解是对契约论的释译。1902年，陈独秀参与翻译日本人奥田松竹著的法兰西革命史，高度评价法国革命“实振古以来之大变革”1481o1903年，他邀约苏曼殊翻译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并参与整个过程，影响了对方的根本见解。15383在其影响下，译文内容从第713回已脱离原著，表达了反专制、反封建的革命思想。陈独秀从思想文化入手传播法国革命精神，创立新青年便有此意。1914年，他最后一次赴日，入东京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在新文化运动至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观点。时值日本民主运动高潮，他提倡“大正德谟克拉西故而“五四时期陈独秀高举'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面旗帜，显然与此相关”16o1915年，陈独秀回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创刊号其实已明确“师法”思想。首先，杂志外文名采用法语译名1.ajeuneSSEo创刊文章敬告青年倡导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及实利，以节译或摘译形式借鉴了不少国外概念与名词，源语包括英语、法语和德语。其次，陈独秀的翻译选材多与法兰西相关，如翻译了法国史学家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并创作法兰西与近代文明，文中的概念译语专用法语标注。（二）李大钊翻译活动中的民族主义倾向相比陈独秀，五四运动前的李大钊更加重视民族价值17。前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师法”表现为倡导思想文化上的革命，而李大钊则提倡卢梭的民主政治思想，表现为“改良”精神。1905年，16岁的李大钊入永平府中学，在求学期间接触到英语，这成为其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开端。1907年，他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开始长达6年的学习，逐渐掌握了英语和日语，为全面学习新知与思想启蒙打下良好基础。李大钊的翻译活动表现为心系国家、国民与国运。1912年,他担任法政学会编辑部部长，组织并参与编译日本学者中岛川的支那分割之命运。在翻译过程中，他和同学在译文内插入大量注释和眉批，驳斥作者的谬论，于再版之时明确翻译是为警醒国人，为给“国人当头之棒，警梦之钟”，希望“知耻知惧，激发其复仇敌忧之心”18232o此外，他继续主持编译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与蒙古人，表达了对帝国主义企图殖民中国的隐忧。他在宣传该书时写道：“吾圉不固，强邻生心一寸江山，皆吾祖若宗理思瘁力之所致，子孙视之曾不稍吝，拱手以断送之。”18290也正是通过这两本书的编译，他“对于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和概念开始有一定的了解”19290o李大钊还通过翻译表达对民族前途的关怀。1913年，他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并于入学前在基督教青年会学习英语和日语。其间，他结识了吉野作造、今井嘉幸以及安部矶雄等知名学者。通过阅览他们的著作或者修习相关课程，李大钊初步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其中，中国国际法论由今井嘉幸著，他也是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校畤期的日语教师。李大钊在译叙中指出，翻译之功用”是书详于外力侵入中国之迹，且足为吾国将来撤去外国裁判权、收回外国行政地域之考镜”18229,充分表现了译者的前瞻意识及对民族独立与复兴的期望和信心。李大钊的思想中同样有“师法”倾向且更多以译述形式表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革命爆发以后，他由信奉英伦式的自由主义转向卢梭式的法国自由主义。20175五四运动前夕，他先后发表暴力与政治强力与自由政治，援引卢梭的社会契约论。2153这些文章有鲜明译述色彩，包括直译英文原著和转译自日文译本。李大钊摘译自由政府比较(ComparativeFreeGovernment)和政治原理(PrinciplesofPolitics)等著作，引入如“自治”(self-governance)>“公意”(generalwill)等体现民主思想的政治术语。而“契约论”作为文章核心思想，主要转译自日本学者中江兆民翻译的民约论及“援引英国哲学家鲍桑葵(BernardBosanquet)对卢梭众意、公意的阐释”2290o三、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活动与“师俄”转向陈独秀、李大钊于日本留学期间结缘，在新文化运动中聚首北大。五四运动以后，因相同的救国理念走到一起，成为战友。1915年，最后一次留日的陈独秀在甲寅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接着，李大钊在该杂志上发表厌世心和自觉心予以回应，意“申独秀君言外之旨"18250o这可视为两人的首次思想碰撞，“体现出对爱国主义的一致追求，成为二人在北大合作共事、共同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23o同年9月，陈独秀回国创办青年杂志，呼吁科学与民主，很快引起青年群体的关注。次年9月，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此时，李大钊也回到上海，并为更名后的杂志点题，撰写青春一文。该文与陈独秀发表的新青年相互呼应，用以呼唤青年觉醒。1917年7月，陈独秀应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并将编辑部迁入学校。同年年底，李大钊在章士钊推荐下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次年年初，陈独秀召开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决定取消投稿，改由北大同人共同撰稿、轮流编辑。李大钊也正式加入刊物编辑与撰稿阵营，这“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1984。（一）俄国革命的译介和探索1919年，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也开始与之合流，成为政治救亡运动24o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鼓吹和标榜的自由、民主产生质疑乃至失望，在救亡图存道路上将视野从“师法”逐渐转向“师俄”并传播经验化的马克思主义。自此，两人交流愈加密切，步调趋向一致。此前，两人也较为关注俄国革命。早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就在甲寅上连续发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文章。同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一文，着重关注革命的反封建、反专制主义性质。十月革命爆发，陈独秀、李大钊均对此予以高度评价。1918年3月，陈独秀大胆预言："20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18世纪法兰西文明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25400同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认为“俄罗斯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18330。同年10月，两人共同参与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而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庶民的胜利一文，颂扬十月革命。很快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转载该文，并刊发Bolshevism的胜利。陈独秀、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关注与认同可见一斑，俄国革命在两人心中的地位也逐渐超过法国大革命。（二）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和接受在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李大钊二人以俄为师，从十月革命中追根溯源，开始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此前，陈独秀在其创立的每周评论上刊载共产党宣言的节译内容，通过按语揭示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思想26123o稍后，他在该刊发表各国劳农界的势力，提到“布尔什维克主义”，赞扬十月革命“在政治史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2798o同一时期，李大钊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首先，他协助晨报改版，在副刊上设立译丛专栏，重点介绍和传播译介马克思学说。五四运动爆发第二天，该报就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重点介绍唯物史观和资本论。紧接着李大钊又在新青年上开辟同一专栏。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分上下两部分发表在5月6卷5号的专栏和11月6卷6号上，译介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其转译自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2817,实际内容源自贫困的哲学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四、相约建党期间的马克思主义译介活动陈独秀、李大钊通过五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和接受，初步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尤其是后者，在1919年下半年“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立场和信仰，“完成了向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29153o约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新青年同人也在此时因陈独秀、李大钊的转变产生分歧，内部出现分化。实际上，自1919年底7卷1号起，北大同人不再参与编辑，而由陈独秀一人负责。3086次年2月，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赴沪途中，两人相约建党。（一）推动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二人相约建党的第一步。为明确建党指导思想，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率先建立研究会,并利用图书馆主任一职的便利，在馆内辟“亢慕义斋”图书室，“'亢慕义是德文译音，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3187o研究会的首要任务是搜集和翻译各语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获取渠道包括北大图书馆馆藏著作、会员筹资购买书籍、来华共产国际代表提供的大量书籍。图书室也是翻译室，研究会以此为依托成立翻译小组，组员多为外语专业出身，语言背景涉及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及俄语。其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先后到北京和上海拜访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一过程中的口译工作主要由旅俄华侨杨明斋负责。其后，共产国际代表于1920年4月到达上海，会见陈独秀并推动其在上海成立研究会。同时，新青年配合刊发“劳动节纪念号”，内容包括译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和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全文，还有李大钊撰写的“五一”MayDay运动史。“劳动节纪念号”的马克思主义元素鲜明，标志“陈独秀完成转变，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430。两人进一步推动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1920年8月，上海的研究会过渡为首个名为“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小组，命名是此前陈独秀致信李大钊协商的结果。而上海小组草拟的党纲是陈独秀从共产国际代表虑获取并经翻译加工而成的。3297与此同时，上海小组还成立革命局和中俄通讯社，负责翻译、传播来自苏俄、共产国际的消息及英美等进步杂志的文章，供国内进步报刊使用，同时也将国内重要消息译成俄文发往俄国3336o同年10月，接陈独秀通知，李大钊在北京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点在高校内部，对外仅使用“亢慕义斋”等隐晦名称。（二）组织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相约建党期间，陈独秀、李大钊分别以社会和高校为阵地,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和传播。由于外部环境不同，北京的研究会为保护自己，多采取内部活动，宣传时注重隐蔽。上海的研究会旗帜鲜明，发展、动员先进知识分子，并创办共产主义刊物。上海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多具海外留学特别是留日背景，与报刊和出版社合作，旨在扩大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经验化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与传播。而北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位于北大校园内，多译介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受众基本为在校学生。北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通过组织学生搜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制定了包括10种共产主义丛书、14种马克思主义丛书、14种列宁丛书在内的“亢慕义斋”译书规划。到1922年2月，其“先后收集数百部外文书籍并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震撼世界的十天等多部经典作品”3495。这些著作仅限内部传播，供研究会成员研阅。成员以演讲和辩论形式介绍马克思主义，分工对具体学说开展研究，涵盖“唯物史观研究”“阶级斗争研究”“剩余价值研究”等专题。北京研究会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力虽有限，但对内部青年成员的影响不可估量，多数人在翻译过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建党初期全国首批党员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建党期间，陈独秀组织了一批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的译介与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便是一例。首先，陈独秀致信李大钊，为其提供该译本的英文底本。其次，他专门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确保共产党宣言能够顺利出版，并对译本进行细致校对。最后，他又以该社名义出版由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同期，陈独秀还策划“新青年丛书”，邀约悻代英翻译阶级争斗、李季翻译社会主义史。这些著作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和中国共产党成立打下了重要思想基础，是影响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帮助其“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3519。此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很大程度上以共产党宣言为底本，前半大体沿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3613o（三）组织译介经验化马克思主义为配合译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陈独秀以刊物为载体，组织译介经验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在新青年8卷1号上发表谈政治及对于时局我见，明确阶级斗争立场，“旗帜鲜明地高举马列主义旗帜”14137o自此，新青年办刊理念随着其政治立场的转变一同变化，实际上成为“党的机关刊物”371035。封面上的法文译名消失不见，代之以从东西半球上伸出两只手紧紧相握的图案，“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38191o自该卷起，至建党前夕，刊物专门设立俄罗斯研究专栏。袁振英受陈独秀之托负责翻译俄罗斯的历史与现状。刊物对上文提到的马克思主义译著也多有推介，如在9卷4号封面刊登的新青年丛书的出版广告中介绍了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同年11月，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小组创办共产党月刊，旗帜鲜明地表达以俄为师的理念，创刊号声明“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39,并推荐19种列宁的著作。该刊翻译特色明显，前期翻译了党的组织和道路问题，后期侧重译述性创作4058,体现了翻译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共产党通过译介俄式建党思想，统一了共产主义小组内部成员的建党思想，在完成其使命之后，于建党前夕停刊。同期，李大钊借用社团力量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参加了20多个社团组织并指导30多个社团组织开展活动417583,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五四运动之后，他参与成立少年中国会，“利用学会从事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4220o受其影响，一批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以及进步青年加入该会，包括张申府、邓中夏、辉代英和毛泽东等。这一群体极力提倡马克思主义，促成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设立一系列研究问题，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和无产阶级专政等。4324此外，该会创立了少年中国少年世界两个刊物。借此平台，李大钊等积极译介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成果，推动制定相关著作的出版计划，也引用相关基本理论分析中国情况。此外，在他的指导下，其他社团成员如周恩来、邓颖超等成立觉悟社，也开始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五、“译行合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陈独秀、李大钊自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就致力于推动其思想的中国化。“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并不是学习了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或在书斋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很长时间以后，再投身于工人运动。他们获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即投身工人运动和革命实践中。”44155首先，陈独秀、李大钊翻译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继而又率先运用相关基本理论论述中国问题，这点在前文已体现。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两人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表现为：注重向工人传播阶级斗争思想，并在建党初期团结和发动工人运动；成立翻译机构,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组织译介革命思想，为国民革命的开展奠定思想基础。（一）传播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开展工人运动陈独秀、李大钊自筹划建党起，就注重指导青年骨干向大众传播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经成立便开始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委派李启汉前往上海小沙渡开办工人半日学校，教工人读书识字，并创立工人刊物劳动界，成立上海机器工会。其中，报刊创办得到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支持，以半工半读方式推动学员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与应用。学员通过翻译习得马克思主义，又将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给大众，诸如陈为人、卜士奇和柯庆施都曾参与劳动界的撰稿工作。北京等地也对此积极响应。1920年年底，李大剑委派邓中夏等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成员前往长辛店筹备劳动补习学校，并于11月创办工人刊物劳动音，同时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劳动音与劳动界一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旨在“教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452。陈独秀又前往广州并指导该地区小组成立宣传员养成所，以便“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未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并成立“俄语学校”以配合干部训练，教员来自共产国际。27147之后，这一群体进一步成立机器工人夜校，创办通俗报纸劳动声以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工人通过补习学校和报刊，学习并掌握了阶级斗争思想，为党开展反压迫斗争奠定基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职责便是领导开展工人运动，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其间，南方的香港海员、安源路矿工人和北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背后均受书记部的支持和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深入结合的结果，工人阶级终于完成了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44155。（二）成立翻译机构，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陈独秀、李大钊在推动马克思主义著作译介、进行思想建党的过程中成立译书组织、网罗译者群体，均具有国家翻译实践的性质与特征。李大钊率先推动成立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计划地翻译相关著作；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集体参与编译共产党月刊，在思想上为共产党的成立正本清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参与译书的群体基本是建党群体。其中，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46126o这一方针基调决定了党领导的译者群体本质上是为推动国家变革而翻译，具有高度“自利性、自主性、自发性”195的国家翻译实践基本属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人民出版社到中央宣传部编译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党领导的译者群体迈向机构化翻译之路，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与传播也更具系统性。1921年9月，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一一人民出版社正式成立，标志着党开始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与传播。李达任主编，制定庞大译书计划，计划翻译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者）丛书11种，其他读物9种”47291。据考证，最终出版书籍实际为22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保障对外界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强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1925年，党的四大首次对宣传工作提出要求，通过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改组整顿中央宣传部，由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委员。中央宣传部下设编译委员会，侧重列宁主义和国际政策的宣传。其中，瞿秋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中做了大量工作。他承担新青年季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先后出版“共产国际专号”“国民革命专号”“列宁专号”，系统传播以共产国际和苏联为代表的经验化马克思主义成果。（三）译介革命思想，推动中国革命实践陈独秀、李大钊还注重为革命积蓄和培养干部人才。1920年9月，陈独秀委派俞秀松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者联合杨明斋成立外国语学社。学员主要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荐，不仅需要学习外语，还需研读由上海小组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译本以及共产党月刊。学校为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储备和输出了第一批优秀的翻译人才和有生力量，包括刘少奇、任弼时和王若飞等在内的大多数学员毕业后即被派遣至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学习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并加入中共莫斯科支部。在两人的支持下，留苏人才回国后成为传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革命思想的主力军。这点在新青年上尤为明显。建党前期，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李汉俊、李达和陈望道等留日群体。从1923年起，马克思主义翻译和传播重任传至留苏群体。陈独秀把刊物编辑权交给受其邀请回国的瞿秋白，后者曾在五四运动期间“加入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畲”4896,又带领年轻一代重点翻译和传播列宁主义思想，包括罗亦农、任弼时、赵世炎和陈乔年等均为留苏学生。在这一群体的推动下,刊物先后推出“共产国际号”“国民革命号”“列宁专号”“世界革命号"，革命色彩鲜明，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为翻译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积累了宝贵财富，使得“译行合一”与代际传承成为党员译者群体开展国家翻译实践的鲜明特质。六、结语综上所述，中共领导的早期翻译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翻译实践中的“中国特色”。首先，中国国家翻译实践从一开始就具备领导人关心、组织、亲身参与等特点。在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李大钊两人率先译介马克思主义并运用这一学说观察、解决中国问题。其后，南陈北李分别以社会和高校为主要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不仅参与马克思主义翻译活动，更影响并团结了一批知识青年接受这一思想，以此组织一批翻译力量，有力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故可认为，早期的共产党人是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写在中国大地上”，开创了推动中国实现根本性变革的国家翻译实践。其次，党领导的译者群体从事革命实践，具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他们重视“译行合一”，走出书斋，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向大众传播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启迪工人据此开展阶级斗争；带领青年党员投身革命实践，为先进分子从中领悟并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创造条件。最后，中共早期翻译实践本质上是以国之名，服务立国、建国、强国的最高目标。参与建党的早期共产主义者都有良好的外语素养和国际视野，诠释了翻译乃至外语的使命，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促使这一群体毅然借助翻译播撒新思想、塑造新青年，从而为民族复兴之路打下思想和人才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外语人在当时绝大多数为年轻一代，却敢于以译为器，最终成功开创独立、自由、民主与共和的新时代，揭示了在翻译领域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未来研究和书写党员译者精神谱系的源头。参考文献1任东升，高玉霞.国家翻译实践初探j.中国外语，2015(3)：9297.2蓝红军.国家翻译实践一一从现实需求到理论建构J.外国语文,2020(5)：112118.3陈勇.中央文献翻译的国家利益规范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0(5)：91101.4冯为兰，潘卫民.国家翻译实践中的毛泽东选集英译修订举隅J.外语与翻译，2022(3)：6064.5李宁.清代国家翻译实践在新疆地区的体现1.j.民族翻译,2020(2)：1622.6夏登山.国家翻译实践史上的“进译”现象研究J.英语研究，2022(1)：4354.7滕梅，吴菲菲.国家翻译机构对翻译活动的规范一一以中央编译局马列著作及“毛著”翻译为例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10115.8任东升.从国家叙事视角看沙博理的翻译行为J.外语研究,2017(2)：1217.9高玉霞，任东升.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看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家J.东方论坛，2017(2)：96102.10杨机国家翻译能力建构的国家意识与国家传播J中国翻译，2021(4)：1519.1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01.(20210701)20210901.http：/xinwen202107/15/content_5625254.htm.12蒲春.晚清民初文学语境下的“法国大革命”观念译介：以王韬、梁启超、曾朴为考察中心(18901912)D.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17.1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14徐光寿.“三次跨越”与“三个选择”：陈独秀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探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15柳亚子,苏曼殊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6冯天瑜.五四时期陈独秀“反封建”命题评析J.江汉论坛，2005(11)：7782.17张治江.李大钊民族主义思想研究一一兼论民族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作用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2)：108112.18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9董宝瑞.李大钊评传M.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17.20胡言会.李大钊文艺思想研究一一兼论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性的关系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21王康武，郑永年.中国的“主义”之争一一从“五四运动”到当代M.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9.22刘建军等.李大钊思想评传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23祝彦，寇晓东.相约建党前后的陈独秀与李大钊1.n1.学习时报，20190628(A5).24李晔.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关系再认识一一历史因果、思想逻辑及必然性问题J.中共党史研究，2021(1)：141151.25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18791918)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6舍.共产党的宣言(摘译)M陈独秀.每周评论(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27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8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9彭继红.传播与选择一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18991921)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0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J.历史研究，2009(3)：82104.31罗章龙.椿园载记M.北京：三联书店，1984.32李颖.共产国际、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J.安徽史学,2005(2)：95101.33任武雄,建党时期的中俄通讯社和华俄通讯社J.党史研究资料，1994(11)：1619.34王禄.回望百年初心依旧一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源J.前线，2021(3)：9496.35毛泽东.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6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18.37田继军.中国共产党党史纪实一一历史的丰碑：第3卷M.北京：党史研究出版社，2010.38茅盾.我所走过的路：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39陈独秀.学言J.共产党，1920(1)：1.1.40许文胜，刘朋朋，程璐璐.正本与清源一一建党伟业中的翻译活动研究J.外国语，2021(4)：5362.41朱文通.李大钊与近代中国社团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8.42李睿.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启示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9(3)：2023.43张卫波.少年中国学会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J.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0(6)：2128.44任武雄.先进知识分子与早期工人运动C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1990200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47158.45李汉俊.为什么要印这个报？J.劳动界,1920(1).46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M.林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47田子渝，蔡丽，徐方平，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48冒所.瞿秋白研究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9.Thepioneeringworkofcpc-IedStateTranslationProgramAbstract：TheStateTranslationProgram(STP)iSatranslationactiVityconductedbyindividualSorinstitutiOnsintheinterestofthestate.ThegroupoftranslatorsledbytheCommuniStPartyofChina(CPC)iSatruereflectionofthispractice.1.ookingbackathistory,thefundamentaldifferencebetweenthiSgroupandothergroupsthatengageIntranslationpractiCeinthenameofthestateistheiPinsistenceontheUnityoftranslationandrevolutionarypractice”，WhichwasexemplifiedbythefoundingmembersoftheCPCledbyCheHDuxiuand1.iDazhao.TheysoughttorejuvenatetheChinesenationthroughtranslating,accepting,disseminating,andpracticingMarxism,andthiSembodiesthePartysgreatfoundingspirit.Unityoftranslationandrevolutionarypractice'Canbeapioneeranddemonstrationinthefieldoftranslationstudies,asitaiIowsfortheexplorat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