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全球产业转移新趋势 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再升级.docx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要抓好的重点任务，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在当前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以及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冲击。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对全球产业转移的新趋势作出系统评估，主动顺应和积极引导全球产业转移的方向，不断稳固和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仅是应对贸易摩擦和疫情冲击的短期需要，更是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中长期战略需求。中国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全球价值链，是指产品或服务从最初概念到终端用途的全部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情况。这一-概念已成为从全球化视角描述和研究全球产业转移问题的重要内容。过去三十年，随着全球价值链逐步成为决定全球生产分工格局的主导力量，传统生产体系的全球布局出现诸多新特征。尤其是产业层面的国际分工开始深化，同一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被拆分，使得垂直分工的环节更加细化，生产体系覆盖更多国家和地区以最大限度获取比较优势带来的收益。受此影响，国家间的中间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得以快速增长，并进一步驱动跨国投资以更快的增长来保障全球生产体系的紧密联接。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被细化分解后，通过分散生产并重新组合，可以获得规模经济的直接利益，但不同环节之间交易成本的提高将限制生产过程分解和空间分散的程度。过去二十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交通运输效率的大幅提升，大大降低了分散生产的运输成本；其次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传统生产管理的成本，扩大了生产空间分布的范围；再次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国家间贸易壁垒持续降低，降低了跨国界分散生产的贸易成本；最后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市场需求扩张提升了跨国生产布局在新兴市场的收益水平和吸引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全面提升互为因果。从利用全球价值链的机遇实现发展，到引领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与提升，中国一直是全球价值链当中的重要驱动力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依托低成本优势，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随着全球范围制造业分工不断细化,产业进入壁垒明显降低，越来越多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开始向中国扩散，使得中国获得了更多参与全球分工的机遇。把握这些历史性机遇，中国较快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制造业生产体系，并在多数领域确立了明显的规模优势。加入WTo之后，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开始向更多国家和地区拓展，并在电子等全球化特征突出的产业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据统计，中国多数产业的生产规模都超过全球的30%,电子电器等产业的规模甚至超过全球的40%,加上为中国提供各种配套并形成稳定分工关系的其他生产能力，总体规模占到全球的60%以上。所以，中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多数领域都占据生产主体地位。相比而言，日本、韩国、德国等制造业第二梯队国家，紧紧围绕中国生产体系形成上下游分工关系，并获得参与和影响全球价值链的机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是全球制造业第三梯队，作为卫星生产基地，为中国提供更低端的生产配套，处于从属地位。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国家，依靠核心技术持续创新获取高额垄断收益，是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分配中心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呈现出新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发生了三次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第一次是传统机械制造业从欧美国家向日本的转移，第二次是传统消费品制造业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的转移，第三次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的全面转移。每一次转移都支撑了全球经济的轮繁荣，成就了一批新的高速增长的工业化国家。这三次产业转移中，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优势和市场规模是决定产业转移方向的主要因素，制造体系的整体转移是主要方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价值链开始发挥作用，在产业链分工更加细化和链条拉长的同时，产业空间布局开始围绕细分产业展开。由于不同细分生产环节依托的要素优势更加多元化，使得当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形成了明显不同于以往三次的模式和特点。首先，全球产业转移的壁垒在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后起国家仅依靠少量要素成本优势就有机会参与其中，产业转移速度明显加快，转移范围明显加大。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降低了产业细化后在全球分散布局的成本，进一步增强了全球价值链扩张的力量。其次,整体产业链转移的难度不断加大,细分产业链的转移将成为主要趋势。单一产业价值链的细化分解，为不同产业之间整合相同要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纵向分工链条之间出现越来越多的横向联系，形成了更加复杂的网格化分工格局。独立生产环节规模经济的优势随之升级为整体配套能力，形成更具体系性特征的综合优势。这一优势超越了劳动力成本等独立要素的重要性，成为决定全球产业转移模式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东道国的研发创新能力、投资环境、配套能力以及终端市场等因素，也比以往越发重要。再次，产业转出国家和接受国家之间的联系比以往更加紧密，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也明显提高。完整的生产体系经过细化分工和跨国分散生产，然后重新组合起来的过程中，分工越细化，区域分布越广泛，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也越紧密，相互之间的依赖程度越高。这对传统国际贸易政策和制度安排提出新要求，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和更高效的国际贸易投资制度安排，成为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深化的必要条件。最后，跨国产业转移推动形成亚洲区域产业分工网络。过去十多年，面向全球的价值链发展趋势开始转向，并越来越多地向区域性分工转移。近年来，一批后起的亚洲国家对中国产业转移的承接能力快速提升，未来将可能形成以中国为核心、覆盖南亚和东南亚区域的全球制造业生产体系。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处于价值链相对高端国家的产业分工合作关系也不断加强，形成了覆盖多数东亚区域的制造业基地。中国处于两个生产体系的空间交汇地位，是整个体系的主体和主导力量。全球价值链继续深化发展的大方向不会改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深化速度明显放缓。这是对过去快速发展的修补性调整，也是国际金融危机、中美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短期冲击的结果。展望未来，驱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扩张进程的力量仍在不断增强，中国也将处于更加核心的地位，我们要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同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首先，信息技术特别是产业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使得传统生产体系的标准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机器人等先进制造技术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在传统生产环节分工更加细化的同时，一些本来需要高素质劳动力的价值链环节，因为生产更加标准化，能够在更广泛的区域分散完成，从而为更多后发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打开新空间。其次，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主导力量，随着本土劳动力成本上涨与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内在的产业转型升级要求日益紧迫，制造业的自动化升级和“机器替人”的进程不断加快，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将逐步降低，产业体系配套能力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这有助于强化中国制造业继续推动全球价值链深化发展的能力。再次，越来越多的后发工业化国家，随着本国产业体系的逐步形成，进一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和热情都在不断提高。另外，收入增长促使消费升级,也使得这些国家的市场得以快速增长，在全球价值链转移中形成新的吸引力，这从需求侧为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深化提供了动能。最后，从近期看，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初步达成，也有助于稳定全球投资的预期和信心，从而逐步恢复过去几年来跨国投资增长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进程。即使后期还会出现各种不确定性，过去几年逐步形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也将继续促使区域性全球价值链取得更加重要的地位，并为在区域性的国际空间层面进一步细化价值链分工创造条件。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继续提升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中国有机会依托过去十多年形成的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上的主导地位，积极引领，科学布局，构建以中国制造为核心和主导、深度融合发达国家先进产业技术资源、覆盖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生产制造体系、市场辐射全球的制造业价值链体系。在创新驱动和大力改善营商环境等的基础上，我国应主动加强与传统产业承接国家之间的全球价值链联系。通过合理引导中国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区域和产业环节，建立与国内产业间高效科学的分工配套联系，同时注意整合以企业为主的分散投资模式，构筑相互协作的集群投资模式，形成包括股权投资、贸易、生产外包等多元化模式的对外投资格局。加大与全球制造业第二梯队国家的价值链融合，加快引进高品质外资和技术近年来，我国与日本、韩国、德国等制造业第二梯队国家技术合作日益增多，水平分工特征逐步显现。继续强化这一发展态势，既符合这些国家实现已有核心技术更大价值的需要，也是中国制造业“补短板”和实现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机遇。全球产业链重构对我国产业链发展及稳定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全球部分产业正从中国向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转移。另一方面，美欧等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国家安全名义推行“友岸外包”等政策，全球产业链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方向重构。我国应凭借自身优势利用好新的发展机遇，以加快产业链的转型升级，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第一，全球产业链重构倒逼我国产业链加快转型升级。全球产业链的稳定性受到巨大冲击后，世界各国对本国的产业链自主性与可控性愈发重视，最终产品本地化生产的偏好更加明显，各国开始呼吁产业链回归本土化、就近化以维护本国产业的稳定发展。全球产业链的本土化、多元化趋势对我国的产业链发展具有较强的倒逼作用，加速我国走出“内生”、技术依赖性的道路，促进我国产业链在自主可控的基础上加快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重构使得国内对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的需求更加迫切，推动企业改变原有的跟随式发展和被动式发展模式，以突破新技术、改进完善现有产品或技术为目标，通过加大投入、采取奖励创新等方式激励创新，进而提升我国产业链的竞争优势，推动我国产业链实现转型升级。第二，全球产业链重构有利于我国突破“中低端锁定”的困境。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世界各国均希望建立对本国有利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一行为导致全球治理体系逐渐偏向碎片化。过去，全球产业链的主导者一般为发达经济体；现在，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意味着亚洲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亚洲经贸合作机制内涵。我国企业借助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进口博览会、东盟博览会等重点经贸展会的线上线下平台，积极开展与成员国企业之间的多领域多形式经贸合作。区域原产地累积规则让企业优化供应链，灵活进行产业布局，建立更精细更完善的产业链分工体系，降低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推动区域价值链深度融合。其带来的巨大贸易创造效应和更高社会福利水平，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新机遇。第三，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更多国际合作机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下，我国发展较为成熟的这一部分产业链转移对于总体产业链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成熟产业体系的转移能留出更多的资源或空间给我国其他发展未成熟的产业体系；另一方面，向外转移意味着我国将与产业转移的国家或地区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在产业链层面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联度会进一步提升，拓展了我国对外开放合作的范围，带来了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未来我们仍需利用好国际合作机会，充分整合和利用可得资源，尤其是国外的高端和先进生产要素，以促进我国的产业链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存在的挑战第一，我国产业链受到产业回流的巨大冲击。目前，由于受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下行风险持续积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纷纷转向经济本土化发展，使得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多产业出现回流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回流不仅仅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回迁，还包含了产业中高端环节的回流，这直接导致我国的产业链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对我国产业链转型升级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二，产业基础与技术差距加大了我国竞争压力。我国目前虽然具有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但从产业基础与产业技术上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不可忽视。从全球化分工可以看出，我国主要掌握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在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上对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程度的依赖。全球产业链重构使得全球产业分工出现较大改变，世界各国之间的互补、合作关系正朝竞争关系转变，产业基础和产业技术上的短板使我国在某些领域处于弱势地位，一旦国际贸易中出现对相关技术进出口贸易的封锁，那么该核心技术就会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不利于国家间竞争。因此，我们不仅需要进一步关注与发达国家存在的技术差距以及相关产业发展中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不足的问题，还要形成“长板”技术，实现技术水平的反超。第三，我国面临较大的产业转移和贸易转移风险。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将会对已有的产业内、产品内分工制度的根基造成冲击，而此前被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占据的全球产业链也将会出现规模缩小、范围缩小以及地理分布改变等现象。一方面，国家间的竞争使得我国包括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即发生产业转移。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生产力成本的上升，原本从我国出口的产品被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即发生贸易转移。例如，在贸易摩擦下，很多跨国公司将部分产业链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或地区转移和分散，以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第四，中美关系复杂化对我国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美国对我国采取的一系列遏制和打压手段影响了我国产业的正常发展。美国通过实行新的制度政策、构建新联盟等方式，试图改变现有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动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现有地位。拜登政府上台后，重视联合盟友开展对华博弈，倡议构建“EJ太经济框架”，其所具有的封闭性以及排他性等特点，对于加强其与印太地区的产业合作关系具有巨大推动作用。另外，美国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的实施进一步阻碍了我国产业发展，该法案除涉及巨额补贴、税收优惠、科研经费外,还专门设定了对我国芯片技术与企业发展的限制，对我国企业进口芯片生产装备以及外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工厂进行全面禁止。这严重阻碍了我国芯片的研究、生产以及销售。如何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积极推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实现产业链升级的必要条件,应以关键技术、先进技术、核心技术等方面的突破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而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占领某些重要环节或领域，同时避免因他国技术限制而影响我国的产业链转型升级。从具体措施来看：一是加大研发投入，鼓励和推动企业进行科技创新，为企业提供包括资金、人才以及科创基地等在内的充分的资源要素。企业应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吸引更多人才投入建设，激发创新活力。二是建立健全相关政策制度，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在全国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三是以国内外协同创新推动我国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链转型升级。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以及创新经验，注重自主创新，避免“闭门造车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打造具有成本优势与市场优势的新技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我国产业链升级，推动形成互利共赢的科技创新合作新局面。调整优化现有产业链。一方面要补短板，重视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加大研发投入；同时加强对产业链中低效率环节的关注，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解决影响产业链发展的各项问题，从而避免出现产业链中断、生产受影响等情况。另一方面要创造长板，鼓励和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在增强我国总体竞争力的同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推动我国产业链的发展与转型升级。在调整优化现有产业链时，需要始终保持产业链的安全与稳定,维护产业链体系的完整与畅通。其中很重要且有效的一点即是培育更多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通过多层级的市场主体来支撑产业链。对于中小企业，可以为他们提供各类所需资源要素，促进其创新研发，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对于大企业，需充分考虑其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掌握主导权提供助力。充分发挥市场规模优势。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应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吸引全球生产要素集聚，进而促进我国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与升级。努力提升我国产业链与国内需求的适配程度，发挥好国内消费市场的带动作用，保证产业链朝正确方向发展。同时，我国的规模经济效应对全球要素具有强大吸引力。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下，本土市场规模越大，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资源要素的吸引力越大，而外来资源要素的持续流入将加快推动我国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克服知识垄断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其它技术相比，数字技术的知识垄断除了建立在知识产权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其具有规模经济、网络外部性以及互补性等特点。知识垄断会使企业的市场势力得到不断加强，而企业市场势力的增强又反过来会进一步提高其知识垄断程度。因此，知识垄断者在交易过程中拥有较高的价格溢价能力。我国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发明创造，促进知识产权的产业化，防止出现企业知识垄断。具有知识产权优势的企业应在一定程度上推行知识共享，避免知识垄断；不具有知识产权比较优势的企业应充分利用政策支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实现知识产权的产业化，将特色产品的资源优势转变为品牌、市场的竞争优势。推进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深入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和扩大开放”，“深化服务领域改革开放”，”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我国产业体系发展、实现产业链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我国服务业仍需进一步推动市场化开放，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同时，从全球范围看，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竞争力不强，占据的市场份额也相对较少。对此，应全面推进服务业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对国内部分服务业存在的高门槛、垄断经营等问题加强规制监管。其次，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根据我国各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的差异，采取具有针对性的举措。例如鼓励服务业较发达的地区充分发挥自身的经济优势、科技优势、人才优势等，在培育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同时，提高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水平；对服务业发展较差的区域，应采取适当的扶持措施，依托本地的优势资源，大力发展服务型企业。最后，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以推动我国服务业与国际产业链接轨，提高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加快我国产业转移进程。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世界各国高度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不断从战略层面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建设。例如：美国关键产业转移呈现区域化、伙伴化特征。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美国对我国的进口比例明显下降，并且在轻工业品和电子产品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外流''现象。疫情之后，美国对我国的工业依赖程度明显下降，进口份额超过40%的品类出现明显下降。从2010年起，我国开始向东南亚与印度进行产业转移，而在中美两国发生了贸易摩擦之后，产业转移又有了进一步加快的趋势。我国对东南亚、印度等国家的产业转移仍在继续，而且随着国外供应链的修复，转移速度也得到提升。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我国需要始终掌握向外转移的主导权，保证东南亚各国既能接受我国的产业转移，又能提高其对我国进口的依赖性。实现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从内外部环境来看，当前我国产业链发展在外面临“数字+绿色”时代加快产业链迭代升级步伐等压力，部分产业面临产业转移和贸易转移双重风险；在内存在支持产业跃升的现代制造业发展不充分、支撑产业竞争的关键核心技术主导力不强、支配产业生态韧性多元的经济“双循环”不畅等短板。对此，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链体系发展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产业数字化使得传统产业的技术和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同时推动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数字产业化能够丰富信息产业发展模式，通过信息通信产业发展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从具体措施来看，政府部门需积极参与到产业数字化进程中，出台相关政策制度，利用国内各行业的活动数据为数字企业提供助力。掌握全球产业链主导权。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企业的生产流程正逐步呈现出全球化、可细分的特性，传统的纵向综合分工模式已被打破，全球产业链开始出现“片段化”的趋势，各国的产业链将在全球各地发生重组与转移。全球产业链在供需和制度方面出现的变化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动机。逆全球化现象更是加快了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速度，进一步强化了投资、贸易的区域化或本土化，世界各经济体系都会相继出台相关政策以提高本国产业链自主性。我国要把握好全球产业链重构这一重要机遇，掌握全球产业链主导权，进而提升话语权与影响力，同时防止全球产业链出现断链而对我国产生的不良影响。积极推动产业体制机制改革，实现本国产业链转型升级。在此基础上，构建完善、公平、多元化的国际合作平台，利用对外开放平台深化国际合作，扩大开放范围、开放领域以及开放层次，建立国家间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此同时，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其他国家形成互利共赢的产业合作纽带，助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以来，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制造业产业转移呈现出新趋势和新动向。制造业转移不再仅仅局限于劳动力、土地、能源等低成本优势，而是更加侧重于消费市场、技术体系、营商环境以及创新生态等高端要素。这对我国“世界工厂”地位形成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准确把握全球制造业转移趋势和动因，及时调整我国制造业发展方向和策略，对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球制造业转移呈现五大新趋势以智能制造为导向向发达国家转移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引燃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以智能制造为特征的新型生产模式不断涌现，极大地优化了劳动力、资本、信息、知识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了生产及管理效率，颠覆了传统制造业更多倾向成本洼地的布局理念，企业选址更多地关注智能化的技术设备、先进的管理水平、一流的信息基础设施等综合水平。例如富士康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投资建设了一座全自动化制造工厂，打造从面板、模组到电视组装的一条龙生产线；苏州天源公司拟投资2000万美元在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设立智能化服装制造厂，安装21条全自动化T恤生产线，每天将为adidas生产80万件T恤，每件T恤的人力成本低至0.33美元。以“按需生产”为导向开展全球化布局按需生产(point-of-demandmodel)是指根据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进行生产经营的模式。与传统的先科研、后试验、再批量生产、最后投放市场的方式不同，按需生产是消费者直接将消费信息通过互联网传达给生产企业，企业按消费者的意见设计生产个性化定制的商品，再送到消费者手中。按需生产模式对企业的灵活应变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工厂规模越来越小，交货周期缩至最短，库存成本大幅降低，供应链管理效率显著提升，企业与客户的距离无限拉近。例如，美国公司1.ocalMotorS就采用了这种生产模式，该公司的业务主要是使用3D打印设备生产款名为Olli的无人驾驶班车，其在客户所在地建立微型工厂，根据当地客户的喜好与要求生产定制化产品。以“下一岸外包“为导向向潜在市场转移“下一岸外包''(next-shoring)即靠近需求、靠近创新，建立多元、灵活的生产地组合，构建丰富的创新网络和极强的技术资源。“下一岸外包”不是将制造活动简单地从一处转移至另一处，而是在任何地方都能为制造环境变化所需而做好准备。比如印度是苹果产品销售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2016年一季度，苹果在印度的销售额涨幅高达56%。2016年8月，苹果和IBM在印度班加罗尔建立了一个名为“MobileFirstforiOSGarage”的全球开发中心，意图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印度市场。富士康也推出印度计划，拟在2020年之前在印度建设1012座工厂，用以继续维护与苹果合作的机会等，预计将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以“现地市场”为导向向消费地转移现地化是日资企业提出的一个理念，目的是让日资企业在中国（海外）扎根,融入当地文化、社会，培养当地的管理人员，由现地管理人员来管理工厂。目前这一理念已经在全球得到广泛使用。以汽车行业为例，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这吸引了海外汽车厂家纷纷来华布局电池动力汽车。如，福特汽车公司与中国公司众泰达成合资协议，投资50亿元组建众泰福特汽车有限公司，专门负责在中国生产销售电动汽车；戴姆勒与北汽共同投资50亿元在北京奔驰建立纯电动车生产基地及动力电池工厂，生产梅赛德斯奔驰品牌的纯电动车产品；通用、大众等汽车厂商也都已经宣布或正在进行类似的合作计划。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导向向营商环境高地转移高技术类的跨国公司对生产地的营商环境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与否十分敏感。特别是随着近些年基于知识产权的贸易摩擦、经济纠纷的不断加剧，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成为影响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许多高技术企业为了避免关键核心技术的泄露和复制，选择将新产品的制造转移至有相对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或地区。比如新加坡具有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中排名第一。目前，全球15家顶尖半导体公司中有9家位于新加坡，并聚焦30家集成电路设计公司，拥有全球排名前三的晶圆代工厂及排名前五的半导体组装机测试代工厂，全球排名前五的电子制造服务供应商中有4家在新加坡，全球1/10的晶片及40%的硬盘产品源于新加坡。对我国的启示发挥成本优势，吸引成本敏感型产业转移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我国在综合成本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在土地、能源、劳动力成本方面优势比较明显，同时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管理水平、人才素质不断提高，制造业综合成本相对我国东部地区和发达国家仍具有显著优势。要充分发挥这一先天条件，积极吸引纺织服装、食品加工、能源等劳动密集型、成本敏感型产业转移。突出市场优势，吸引市场导向型产业转移我国拥有13亿级的人口数量，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同时，随着我国近年来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将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提高消费需求。此外，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也形成了消费层次的多样化。巨大的市场优势为制造业产品供应和升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国要强化这一优势，积极吸引智能汽车、消费电子等终端消费品和新能源等市场导向型产业转移和布局。巩固供应链优势，以集群为磁场吸引产业转移当前产业转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由过去单个的、孤立的、分散的产业转移变为集中地、整合的、抱团式转移。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形成了健全的产业体系，拥有齐全的产品门类，配套了完善的产业基础设施，培育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形成了许多国家难以匹敌的“供应链”优势，成为吸引产业转移的新磁力。要继续巩固这一优势，依托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铁等优势产业集群，吸引行业主导企业和核心配套企业转移。挖掘创新潜力，吸引产业高价值环节转移创新水平是推动制造业迁移的重要动力。从历史上看，英、美、日等发达国家无不是通过技术革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当前，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从以跟踪为主步入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的阶段，并且拥有规模庞大的高素质人才，创新创业环境日益完善，创新潜力无可比拟。要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等，打造全球创新高地，吸引研发设计、品牌运营、营销服务等价值链高端环节转移。借力智能制造，抢滩新业态、新模式阵地智能制造以消费者为中心，不断响应市场需求变化，综合了技术创新、管理方式创新、组织结构创新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经济活动模式，颠覆了以往的经济布局理念，世界各国站到了统一的起跑线上。我国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结合我国广大的消费市场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积极抢滩大批量个性化定制、异地协同制造、第三方大数据服务、工业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占领未来产业制高点，吸引全球企业投资和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