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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福建社仓设置与管理【导读】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抵御灾害的能力较弱，为使百姓在灾害频仍时能维持基本生活，仓储尤为重要。自古以来，仓储形式多种多样，因社仓设在村镇，由乡民自行管理而成为重要的仓储形式。但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清代福建社仓的发展，直到雍正、乾隆时期才趋于完备。本文利用地方志等资料，试图通过对福建社仓的设置、管理及与地方基层社会的关系进行全面探讨。福建地区因“环山带海，西北多磷确，东南多斥卤”，自古便是农业生产艰难之地。入清后，由于人口增加、自然灾害的频发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闽省粮食供给更加匮乏，故福建对仓储建设尤为依赖。至清代，社仓的发展趋于完备，在救济灾荒、扶助贫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福建仓储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一、社仓建置清初战事不断，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各地仓戚也多倾塌,几无存谷，赈济贫困的能力丧失。加之福建地处沿海，风暴水患频仍，往往在需要赈济时，无粮可济，故清初统治者开始重视仓储建设。顺治十一年（1654年），令各府州县设置预备仓及社仓，道员稽查，每年两次报部核查，以定功罪。尽管清初将仓储建设与地方官考成相结合以促进仓储建设，但当时百废待兴，社仓建设仍举步维艰。康熙初年，三藩叛乱波及数省。康熙十二年（1673年），福建因耿精忠叛乱，仓谷多被耗毁。叛乱平定后，政府颁布了政策鼓励社仓建设。康熙十九年（1680年），令乡村设立社仓以备赈济，并公举本乡方正之人掌管含谷出纳。为鼓励官民捐谷，还议定直省社仓劝输条例，利于仓薇充实。康熙年间，社仓的建置并未普及，只在直隶、江西等少数地区实行，但设立后弊端丛生。当时福建邻近台湾，社会动荡，直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巡抚张伯行倡议建社义二仓，但仍仅有古田、建阳等县设仓，且多为明代所遗留的旧仓版改建而成。福建社仓的建设在雍乾时期才逐渐发展起来。雍正年间议定社仓条例，对社仓捐纳、出借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雍正元年（1723年），议定便民之法莫过于社仓。又雍正二年（1724年），“令地方官开诚劝谕，不得苛派米石，暂于公所寺院收存，俟息米已多建薇收贮。”由于相继颁布社仓诏令，上杭县于雍正元年在各里增建社仓，泉州也因所产粮米不足以供民食用，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奏请设立社仓。但此时社仓只在零星地区出现,并未在福建广大地区普及开来。雍正三年（1725年），因南方诸省相对潮湿，还议定了各省存仓米麦改易稻谷的制度及针对仓谷亏空而制定的相关惩处措施。经过雍正社仓制度的完善，乾隆朝时，福建社仓已遍及各个地区。如乾隆五年（1740年），“古田县共捐谷一千六百八十六石，除动支建仓，存谷一千五百七十六石九斗五升”。此外，还有龙溪县“社仓共四十二所，乾隆二十五奉文建立”，漳浦县“共一十二所，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奉文建置”等。由此可知，乾隆年间福建社仓在各地逐渐设立，不仅建于各州县，在边海地区也有相关建置，社仓建置趋于完备。二、仓谷来源社仓设立的基础是充足的谷物。在南宋朱熹设立社仓时，曾借常平仓谷为社仓之本，利用借贷收息来累积社谷，这一方式为后世沿用。至清代，谷本来源增加，多数地区仓谷以民间捐纳为主，辅之以采买、拨运等方式。（一）官民捐输官民捐输是福建社仓米谷最重要的来源。社仓设立时，于十甲一保中设立一仓，按自身贫富多寡捐输。福建因山海交错，土地贫瘠，故百姓将社仓视为预备之良意。闽省官民捐输由来已久,“民捐自康熙二十一年起，官捐自康熙三十一年起。”清朝统治者认为社仓为便民之法，积极鼓励社谷的捐输。康熙五十年（1711年）议定绅衿土庶捐输条例，各道府官吏积极捐纳。雍正元年（1723年），“福建布政使臣黄叔琬愿捐谷一千石，按察使臣秦国龙愿捐谷五百石州、县官六十一员共捐谷七千三百六十石”。永春州“知县于翰翊捐社仓谷一百石”，交给社长副收贮，以备不时之需。到乾隆年间，官民捐输之势仍十分旺盛。乾隆十八年（1753年），“古田县知县辛竟可捐谷一百石，倡率绅衿士庶蓝孙瑙等共捐谷一千五百四十一石九斗。”绅衿士庶积极捐输，闽省社仓逐渐充裕，但随着吏治腐败和军事战争频繁，到光绪年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谷石捐输演变成按土地多寡强制勒派的附加税，使官民捐输的积极性大打折扣。（二）捐纳捐纳指向政府缴纳一定的财物以获得官名的做法。闽省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许民间俊秀捐谷准作监生”始，便有捐监事例。到乾隆时期，对捐纳进行了具体规定：“凡有俊秀捐监、捐贡及附增禀生加捐贡生，均照例定银数七折核算，分别收捐。”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闽省社谷所储无多，令每邑加捐监生添谷三千石，同原捐、续捐、新捐各谷，共计一有五十万四千余石之多。”又如罗源县在“乾隆二十一年，仅存六百石，复收捐监谷三千石充为社谷，共本谷三千六百石分贮于县东县西”。捐纳充裕了闽省社仓谷石，使其能在米价腾贵时，出臬以补常平之不足。（三）生息谷生息谷为青黄不接之际，出借百姓籽种，并在收获后加息还仓的社谷。厦门志中载：“乾隆十九年，将分贮四都保社社谷，春借冬还，每石加一还仓，除内扣二升为仓谷折耗之费，其余八升收归社仓。”从1754年始至1756年止，厦门社仓共屯贮生息谷七百九十石三斗四升二合。由于社仓位于乡村便民之地，荒歉年间，百姓会频繁借谷以食或借籽耕种，还仓时加息收贮，这些羡余价值有利于谷石的充盈。（四）常平仓拨给常平仓作为由政府所主导的仓储系统，其谷物除用于灾荒赈济、平抑粮价外，也常用于拨予社仓以济民食。乾隆元年（1736年），晏斯盛奏请“将各属常平积米至万石者，存三千外，各于近城四乡，按社保设立社仓，将常平米七分均贮各乡，以为社本”。常平仓作为各州县的官仓，谷本来源稳定，对社仓仓谷的累积发挥重要作用。（五）田地之米清朝，各里社将所买民田进行出租，将其所收米存贮社仓。如光泽县地僻民困，岁无粮储，在春夏之间因臬卖米价昂贵，民食艰难，在张侯的倡导下，“买民田若干亩，藉僧田、民田当没入者若干亩岁，收米合三百斛，并入于仓以助民之”。社仓由民间选取敦厚诚实、对熟悉本属情况之人为社长社副，他们可因地制宜，采取适宜的方法积累社谷，交由各属种植存贮，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谷谷本的不足，能更好地裨益民生。以上是福建社仓谷本来源的具体途径。在雍乾时期，社仓的粮食储备得到了大量充实，有利于社仓的社会运作。咸同之后，谷本因动乱、自然灾害等原因难以积贮，社仓仓谷便演变为按亩摊派，成为一种强制性的捐输手段。尽管如此，捐输作为社谷来源的唯一途径，对晚清的社会赈济有着重要意义。三、仓政管理“唐虞之世，不无水旱；备荒之道，莫善社仓。”社仓作为国家仓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要更好地发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功用，离不开经营和管理。在历经康雍乾三朝的发展后，社仓仓政不断完善，形成较为完备的管理系统。（一）社长选用清代社仓设立之初，以朱子社仓为鉴，为避免侵贪，将官员的权力限于社仓的监督与稽查，其出纳收掌之权尽归本社，建立了“听从民便、自主管理”的民间仓储体系。康熙年间，议定“社仓义仓，春则支借，秋成还仓，设正副社长司其出纳，每岁报该管地方官查核“。在这一政策的驱使下，社仓主管也由民间自行选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直隶地区试行社仓时，就议令村庄设立社仓之地，选择本乡诚实之人收贮。福建社仓“择本乡老成殷实之人，立为社长、副，董司出入“，其中“一人为社长能书算，一人副之，同领其事，散敛出纳，惟民所便”，且“官不得干预为难，只为稽查”，这种“一切出纳，皆听民便”的民仓体系，体现了社仓经管的自主性。社长作为社仓主要经管者，其任期也有一定的规定。社长任期初为六年一换，但因“社长充管六年，恐为期太远，难保无侵隐亏缺”，后闽省改为三年一换。在新旧社长交代时，“若在春初未经出借时，则盘明额贮，本利无缺，应即出结报明该管官”，若有未清之民欠，系贫困孤老者难以追赔，则令旧社长全数赔补。此外，为杜绝社长副扰累百姓、挪用仓谷，还设置地方存留公款,所需笔墨纸砚、工食银粮及仓薇修葺皆从中支给，大大减轻了社仓的经营负担。（二）仓粮管理清代社仓规模、谷本来源，相较于常平仓差之甚远，但作为民仓储的重要一环，清政府非常重视仓粮管理。福建最初并未有专门的社仓来储备粮食，多寄存于社长家或附常平仓存贮，如“南靖县社仓于乾隆二十五年修建，分贮三十二社各社长家”；“晋江县社仓原未建置，官民所捐社谷附常平仓存贮，直至乾隆十八年才设三十七社”。后随着额贮息谷增多，开始动支修建仓Mo福建仓薇，若年久修葺，应“由同社乡民，报明社长，于息谷项下祟变，具结报官存案”。仓薇的修建对福建滨海之地的仓谷保存起到重要作用，有效防止因地气潮湿而导致的粮食霉烂问题。对于仓粮的管理，除保证仓粮存储外，对其出纳与收掌也有严格规定。谷石进仓时，由社长须将具体数目登记在册，年底时州县亦需将数目上司报部，以便核实。雍正二年（1724年），议定“每社设用印官簿二本，由社长收执和州县存查，登载数目毋得互异，其存州县一本，每次事毕，社长、本县各将总数申报上司”。在此基础上，福建地方官还于“年底封印期内，亲赴各社仓盘查一次”，以确保仓谷实贮在仓。另外对于仓谷出借，“令社长于岁底将出入储欠数目，造册结报一次，地方官转报上司，造册报部”。社仓之设，原为裨益民生。每当灾歉年间，谷价腾贵或无谷可食时，百姓多从社仓借谷食用或耕种，“以通闾阎之缓急”。社仓规定春借秋还，在还仓时每石取一斗作为利息。雍正元年（1723年），规定“不遇荒歉，借领仓谷者，请准其给发，每石止收息谷十升，遇小歉免取其息，如本数还仓社仓仓谷还仓时是否取息与谷物丰歉情况有关。福建也如此贯彻执行，在灾歉年间免其收息。如乾隆年间，“福州府属长乐、福清等八县，入秋之后，因无雨泽，谷物歉收，生计拮据，加恩免其应征钱粮,对于实在无力之农民，令各该地方官在社仓内借给麦本，以资力作，在次年秋收后免息还仓”。对借领仓谷者也有专门规定，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者”不在社谷借领范围之内。免息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百姓的负担，加强了丰稔时捐输的积极性。此外，社长多为当地绅士担任，但这也不免导致了侵挪、贪污的问题。乾隆间，福建“古田、连江、仙游等县社长副亏空社谷，计有八千余石之多，皆由地方官平日不加省察，而若辈得以肆意侵那”，为避免挪移更无止境，令“各道府一体稽查，合行出示晓谕倘敢舞弊营私以及应行借给，故意指勒等情，一经察出，监禁比追”。政府虽规定社仓之事听民自便，但在谷物出纳中无不透露着官方监管稽查的身影，这有助于社仓社会救济功能的更好发挥。总之，社仓管理体系的完备保障了其社会功用的有效发挥，使其能在青黄不接时“以一乡济一乡之众”，更好地裨益民食。四、社仓作用社仓作为民间仓储的一种重要形式，与常平仓、义仓相互补充，对平抑粮价、维持农民的基本生活有着重要作用。清代福建社仓在经历雍、乾时的盛况后，因战争等逐渐走向末路，其间虽有短暂复兴，但同清朝统治一样只是落日余晖，难以挽救。对于福建社仓的功用，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阐述。第一，备荒赈灾。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水旱、地震等频仍。如顺治十六年（1659年），“兴化飓风大作，东角长堤尽坏，海水淹入，晚禾绝粒。”灾荒后接踵而至的便是饥荒，“康熙四十四年，诏安大旱，溪河井水尽乾，民食草根木叶”。在历代救济的基础上，清政府有针对灾荒完备的措施。乾隆元年（1736年），令“直省偶遇水旱，即行赈恤“。灾荒后民众无力耕种，故“著地方官于社仓内借给麦本，以资力作，俟来年秋收后免息还仓”。社仓作为社会救济的一种手段，在灾后借民籽种，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第二，助公济贫。社仓仓谷可用于地方水利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在社仓息谷较多时，为避免陈朽便需出菜，会将出臬银存贮于司库，遇有水利事业时动支。乾隆四十年（1775年），“闽省社仓溢存谷，行令各于青黄不接之时果价解司。遇有农田水利等事为民间必需工作势不可缓者，奏明动用报部核销”。此外,社谷还可用于鳏寡孤贫者的救济，“其息谷充赢者，有贫无依倚之人准其量借升斗，以资接济”。若贫穷孤老者无力更还，则“着落旧社长尽数赔补”O此种社会救济对安定民心、加强基层管理起到良好效果。第三，平抑粮价。在灾荒年间米谷稀少或青黄不接之时，地方商贾富户囤积居奇，导致米价腾贵。对于僻远之地，仅靠政府发放赈济粮来维持民食并不现实。为避免“粟甚贵伤人，甚贱伤农”，政府往往开仓平果，在谷贵时出果以平物价，谷贱时采买以备来年之用。雍正十一年（1733年），议定“将台湾凤山八社积谷酌拨十万石，赴福、兴、漳、泉四府分贮，来岁将平臬银发交台湾，秋成采买还仓”。这种果汆政策，不仅能充裕仓谷，而且还推陈出新。总之，社仓在设立之初的主要目的是惠济贫民，在它的诸多功用中，备荒赈灾、救济贫困一直是设仓最重要的作用，而它在青黄不接时平抑粮价的功能，则可看作是对基层社会的额外辅助。五、总结社仓作为民间仓储形式，弥补了常平仓在社会救济中的不足，在维护社会稳定、安抚民心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福建社仓可看作是清代社仓的缩影，在社会稳定时发展兴盛，后由于外国势力的入侵而开始衰败。由此可见，作为一种单纯的社会福利性质的政策，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支持，仅依靠绅衿士庶的努力是难以为继的。尽管如此，在历史长河中，社仓的功绩不应被忽视，探究清代福建社仓的设置仍对当今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参考文献1（清）章竞可，林咸吉.古田县志M乾隆十六年刊本.2（清）怀荫布，黄任纂.泉州府志（一）M.乾隆二十八年刊本.3（清）林为揖.永春州志M.乾隆五十二年刊本.4（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M.道光七年刻本.5（清）周凯，林翰.厦门志M.道光十九年刊本.6（清）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M.同治十年重刊本.7（清）沈定均.光绪漳州府志M.光绪三年刊本.8（清）王琛，等.重纂邵武府志M.光绪二十二年刊本.9（清）昆冈，刘启端.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光绪二十五年刻本.10（清）吕渭英，翁昭泰.续修浦城县志M.光绪二十六年刊本.11（清）佚名.福建省例M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64.12（清）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5.13乾隆朝整饬社仓档案（上）刀.历史档案，2014（3）.14雍正朝设立社仓史料（上）J.历史档案，2014（3）.15乾隆朝整饬社仓档案（中）J历史档案，2014（4）.16雍正朝设立社仓史料（下）刀.历史档案，2015（1）.17哈恩忠.乾隆朝整饬社仓档案（下）J.历史档案，20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