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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体与延续【摘要】沈亚之的沈下贤文集是中唐传奇作家中较少流传至今的文人别集，他在自己的传奇、墓志铭以及祭文中大量运用“骚体”进行文学“破体”创作，常态化的墓志和哀祭文因此发生显著改变，体现出“契会相参、本采为地”创作原则，呈现出“为真情所动”的创作条件。但相较于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的同类作品，与继承“骚体”传统的“变风、变雅”之本色还有距离。经过文体融合，文体的文学性得到增强，沈亚之的墓志铭打破了文体本身文学性与实用性的平衡，体现出新的“破体”意义。【关键词】沈亚之；破体；骚体；墓志铭；哀祭文沈亚之作为一位传奇作家，对楚辞文学有着深入了解，他不仅将其运用于传奇创作中，沈下贤文集里的墓志和哀祭文也拥有突出的“楚辞体”文学特点，遗憾的是，由于墓志对骚体的运用通常只限于铭文部分，一些研究只是简笔一提，没有给予重视。但是作为处于唐传奇兴盛时期的文人，墓志铭在唐代也由于丧葬文化发展而涌现出繁荣的创作局面，沈亚之笔下的墓志和哀祭文势必会产生一些特别变化，由此考察作品中的“破体”现象与作家对于文体“本采”的保留，古代文体流变的过程能得到更清晰细致的体现。一、文章“破体”与沈亚之作品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发源，从来都与楚辞“诗骚”并称，但是魏晋以后被五言诗代替，文人很少进行四言创作。表面上看，诗经四言句的形式似乎已经走到尽头，但其体制却被铭文、赞、颂等文体吸收，通过文学“破体”，诗三百的艺术形式得到了延续。“破体”是不同文体的融合，一种文体的艺术特征被移植到另一种文体之中，文体的严格界限被打破，被改造的文体却因此获得新的生命力。宋人尤其喜欢将不同的文学文体进行结合，苏轼“以诗为词”，提高词的品格；辛弃疾则“以文为词”，为词体注入新的活力。唐代而言，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大胆创新，更是“以文为诗”，而“骚体”与其他文体的融合也进一步变化、深入。沈亚之就是深受楚辞影响的传奇作家，其流传最广的经典作品当属异梦录秦梦记以及湘中怨解等传奇。他的传奇具有显著的“楚辞体”特点，首先是善于改写楚辞的文学题材，与传奇创作融合。如湘中怨解中人神相恋的故事情节，极富有九歌韵味。其次是大量在传奇中创作“楚辞体诗歌”，让作品产生强烈抒情效果，尤其是湘中怨解。由此可知，沈亚之在众多传奇作家中，是对楚辞有着深入了解和一定喜爱程度的。然而，这不仅表现在他久为流传的经典传奇中，也包括屈原外传这篇署名沈亚之创作的作品，此文没有出现在沈下贤文集中，屈原外传首次被收录于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此后，楚辞注家都常有收录，如戴震的屈辞精义、胡文英的屈骚指掌。既然众多楚辞研究者都对其进行收录，那至少表明这些学者对于屈原外传由沈亚之所作具有认可度。沈亚之与屈原外传一文从此文创作的史料条件和现身时代、地域等多方面考察，也认为此文疑似沈亚之的作品。作为与诗经称名的文类，楚辞在唐代的影响并不亚于诗经。对于墓志铭而言，除了源于诗经的四言句式，骚体句式便是其使用的主要形式之一。墓志铭于魏晋南北朝时基本成型，通常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体文书写,而“铭”则主要用韵文写成。沈下贤文集中收录了七篇墓志,其中涉及“楚辞体”的作品有沈参军故室李氏墓志卢金兰墓志，其铭文部分全用骚体，与其余五篇作品中的四言铭文、散体或有志无铭截然不同。更为特别的是，沈亚之的传奇中也有一篇墓铭，秦梦记描写沈亚之于秦国被召为弄玉公主的驸马，但是公主却无病而亡，亚之写下了一篇墓铭，哀悼弄玉，铭文皆用“骚体”句式。文集中还作有八篇祭文，其中为韩尹祭韩令公使用了少量“骚体”句，祭胡同年文与刘严夫哀文则几乎全篇运用。二、沈亚之墓志与哀祭文的“破体”表现初唐时期，盛行厚葬之风，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都可以作墓志铭，当时已经形成了创作墓志的盛大风气，常有为亲朋好友之死而求他人作文的行为。这种风气在中唐时期得到延续，沈亚之的七篇墓志铭中，就有两篇是应他人请求而作。其使用“骚体”形式的全部墓志铭简列如下：“冗叶难荣，逮霜霰兮。劳飕罹灾，延而眉兮。韶妖之葩，笄刻悬兮。触烟寤露，倏委衰兮。玄金苍砾。安静铭兮。红琼海碧，包脆危兮。呜呼夫人，曷而得支”（沈参军故室李氏墓志）“野遗刺兮众草罗生，飕蓊郁兮孰先殒零。绮颜奄忽兮辞金楹，去何止兮归无程。芳着红荃兮昔所迟，今销亡兮不可再馨，魂魄归来兮复此园莹。”（卢金兰墓志）“白杨风哭兮石凳髯莎。杂英满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绮罗。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秦梦记墓铭）沈亚之文采过人，早年曾入散文大家韩愈门下，交往甚密。在出于典祀而作的祭文中，为韩尹祭韩令公文就是亚之出于韩愈的关系，为朝廷武将韩弘写文悼念。祭胡同年文则是为朋友胡同年而作，两人一同参与科考并进士及第，但胡同年却英年早逝。其涉及“骚体”句式的语句或篇章如下："推粘兮升坛，河桥兮廓畤荣华之不遒兮，倏云乎已矣！”（为韩尹祭韩令公文）“，准温毅之龙颜兮，含朴谦而苞野。工时言之便诗兮，斗风识于远雅。同遭恩于昔年，蒙擢身于长者。念嘉欢之平生，君何先而捐舍！痛凋华之谁疾兮，闻号号之稚寡。省余奠之不遒兮，促将征于前马。何决迈而无顾兮，岂乐居乎壤厦。既启全而无尤，君子美其终也。哀哉，尚饕！"（祭胡同年文）“秀才刘严夫，父殁不胜丧。余吊而作词以哀之。其词曰：号呼窒懑，喑呜呼兮。一溢不入，百体痛兮。醴泉渴竭，发根枯兮。脆黄催乱，如霜芜兮。形若龙蜕，骸骨痔兮。悲占六腑，神无居兮”（刘严夫哀文）据以上篇目，可以看出沈参军故室李氏墓志与刘严夫哀文使用的是桔颂及涉江哀郢等篇“XXXX,XXX兮”的句式”；卢金兰墓志与秦梦记墓铭主要使用招魂结尾句式：“XXXX兮XXX,或XXXX兮XXXX”；其余的哀祭文章，祭胡同年文多用离骚“XXXXXX兮，XXXXXX”句式;为韩尹祭韩令公文则包含两种句式，九歌"XX兮XX”句式以及九章惜诵“XXXXX兮，XXXXX”句式。沈克之对于“骚体”的应用涵盖了楚辞章句的重点和主要篇目，范围广泛。沈亚之在墓志铭中运用“骚体”写作，其围绕对象都是与他拥有亲属或血缘关系的女性，沈参军故室李氏墓志和卢金兰墓志就是如此，卢金兰是沈亚之的外室，自十五岁时归于亚之，两人一起生活了十一年，金兰二十六岁时逝于京师。沈参军即沈亚之的族叔沈称师，其妻李氏出嫁三年，早早辞世。而秦梦记墓铭，墓主是传奇中的弄玉公主，被秦穆公下嫁给富有政治才能的沈亚之为妻，也体现出亲属关系；而祭文的对象主要是亲近的朋友或能够引起强烈心理感触之人。刘严夫之逝，即是因为不胜父丧，郁郁而终，他对于生身父母的感念和孝心，令亚之动容，因此诉之笔端。相较之下，其余墓志铭的写作对象或是曾经共事过的官员，或是出于姻亲关系而以礼撰铭，又或者与亚之并不熟悉，如灵光寺僧灵祐塔铭，是由于僧人慕名求铭。由此可知，沈亚之用“楚辞体”进行“破体”写作时，要能“动以真情”，由于写作对象与自身的密切或特殊关系，他才会写就情灵摇曳的文章，而非更加典重肃穆的四言铭文。但是这种“破体”较少破坏原本文体的“本采”，沈亚之在创作中延续了旧有文体的传统。在宋人晁补之的续楚辞变离骚中，也包含了少数祭文与碑铭。韩愈的柳州罗池庙碑就在其列，此文主要叙述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及其死而为神显灵之事。文末特用“骚体”做迎享送神诗，由此辞内容与文体功能看，其写作是为了祭祀娱神，抒情并非写作主要目的。但其背后潜藏着韩愈为柳宗元作不平之鸣的思想，深惜其“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体现了楚辞“变风”“变雅”的怨俳本色，所以选入了续楚辞或变离骚，与同样选入书中的祭田横墓文吊屈原文特质相似。而在沈亚之的墓志铭中，偶尔会出现议论人生的文字，但更多还是遵循墓志文体的惯例，记录墓主事迹与世系，告慰亡魂。而祭文则不止于此，刘严夫哀文讽刺世俗“厚姻薄养，世有诸兮。俗浸且广，无谁诛兮。”的不良风气，从而赞扬刘氏爱重父亲的善良品格；为韩尹祭韩令公文感叹荣华富贵虽可无尽，但也会由于寿命减少而消失，“荣华之不遒兮，倏云乎己矣！”其字里行间透出怨刺恻隐之意。但这些词句仍旧不是行文中心，与“骚体”本色的继承还有差距。三、文体“本采”的延续与“契会相参”的新变沈亚之的墓志铭和哀祭文内含的“破体”面貌已被基本展现，同时也显示了他在“破体”过程中的创作原则。文体虽无绝对不变的体制，所有文体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但是文体仍旧必须有相对的总体体制。如果没有大体，也就取消了各种文体的个性。这意味着“破体”需要做到“大体须有，故应辨体。”大体即文体的“本采”，指向文章的总体风格，“体”常与“用”作为文体学的一种范畴，“用”是“体”的具体表现和运用，包含了文体的具体功能倾向。不同之“体”常有各自对应之“用”，传统的“用”的变化，也能反映出对应的“体”的新变。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记载：“按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古人之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殁则后人为之铸器以铭，而俾传于无穷而谓之志铭。”勰也认为，“序”用于记叙墓主身世，“铭”则是褒扬颂赞逝去之人。所以，墓志铭的主导风格应该是哀伤悲切的，它的文体功能主要是为了记录墓主事迹及家世谱系，以流传后世。次则表达哀悼赞颂之意，以慰亡灵，具有明确的实用性。就祭文而言，本质上就是抒情文体。其最初的导源是抒情诗，后来演变为抒情赋，由于抒情赋的抒情性逐渐减少，后来就变为有韵的祭文或哀辞。文体明辨序说言：“按祭文者，祭奠亲友之辞也。古之祭祀，止于告飨而已。中世以还，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盖祝文之变也。”由于祭祀死者的需要，其行文风格低沉伤感，在文体功能上，具有祭祀告慰魂灵、抒发哀情的目的。其文学性占主导地位。沈亚之的作品保持了文体“本采”，包括使用“骚体”句式的篇目在内。其墓志铭以“志”记人，借“铭”悼魂，具有鲜明的伤悼之气。另一方面，通过使用丰富的“骚体”句式，其作品产生了较大变化。以四言写就的墓志铭或祭文虽然整齐划一、典重肃穆。但是缺乏变化，显得板滞。而且局限于其四言句式的长度及其频繁使用典重词语的写作习惯，作者情感的抒发受到阻碍，较难实现流畅表达。沈亚之使用骚体的作品则破解了这些问题，让其文章转而富有变化和活力，透出真挚的情感和诗意。体现出“契会相参”的新变。沈亚之的祭文抒情性十分浓郁，运用骚体后让情感的表达更显凄婉绵长，在心间回转反复。如刘严夫哀文刻画墓主在丧父后，体现出的死别之悲。虽不着一个“悲”字，但字间满是其意。“醴泉渴竭，发根枯兮。脆黄催乱，如霜芜兮。形若龙蜕，骸骨痔兮。”表现出刘严夫悲痛过度，疲惫不堪，已经骨去存皮的空洞如同游魂般的状态。他的生命似乎因为父亲离世而一同离去，悲至肺腑，难以排遣，传达出凝重且苦涩的情感体验。此外，沈亚之为亡妾作的卢金兰墓志，不仅生动详细地记载了金兰身前的生活事迹，通过她身为良家子却选择“学伎”一事，展现出她特立独行的果决性格，而且运用“骚体”句式尽情抒发了作者对亡妾的思念与悲痛之情。金兰是在沈亚之离开后，独自留在京师，得病去世。在离世前，经历了一段与丈夫生离的孤独生活。沈亚之似乎也为这段彼此分离的生活感到遗憾内疚，铭文中写道：“绮颜奄忽兮辞金楹，去何止兮归无程。芳着红荃兮昔所迟，今销亡兮不可再馨”，豆叶和香草美丽芬芳，但是往日错过之后，就无法再闻到熟悉的馨香。花落人亡，二者同归。亚之对于亡妾生前事的追念，侧面体现并加重了其心中的悲情。可以得见，由于“骚体”在铭文形式中的加入，墓志铭的抒情性显著增强，用词也倾向于清灵瑰丽。由此墓志铭的文学性逐渐鲜明,但是墓志铭本身“志主散”“铭主韵”的体制让其中的实用性和文学性保持了微妙平衡。除非这种文体创作出现例外情况，中国金石学讲义叙述了墓志铭的演变：“志铭之文字唐宋以来，厥体滋乱，溯其原始，略举为例：一、志之无铭者；二、先铭而后志者；三、先志而后铭者。”旨出唐宋时期的墓志铭出现了“志之无铭”的状况，与此对应，还存在“铭而无志”的情况。沈下贤文集中的唐传奇秦梦记，就是有力的例证。秦梦记描写沈亚之梦游秦国的奇异经历，他在旅馆休息时，白日梦入秦国，被秦穆公招为女婿。后来弄玉公主无疾而卒，沈亚之为弄玉作铭文悼念，此文有铭无志，全篇使用招魂结尾的"XXXX兮XXXX”句式。正值生机盎然的春天，杂英遍地，公主却在此时逝世。女儿搽脸的珠粉不再一如从前沾在房内的帷根上，她已沉眠地下，如同玉石被土掩盖一般。通过悲欢相对、今昔对比展现佳人逝去的物是人非之景、留恋不已的伤感之意。墓志铭中的铭文本就主于抒情，还去除了在秦梦记中显得多余重复的记人“志”文，满足小说情节抒情的需要，展现众人对于公主离世的悲伤情绪与氛围，在此，墓志铭文体的文学性得到充分发挥，之前的微妙平衡被打破了，文学“破体”的变化和意义得到新的体现。注释：陈均：沈亚之与屈原外传，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肖占鹏、李勃洋校注：沈下贤集校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肖占鹏、李勃洋校注：沈下贤集校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251页。肖占鹏、李勃洋校注：沈下贤集校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肖占鹏、李勃洋校注：沈下贤集校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262页。肖占鹏、李勃洋校注：沈下贤集校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266页。肖占鹏、李勃洋校注：沈下贤集校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页。刘真伦：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作者、篇目及佚文辑存，古籍研究2012年第Zl期。（明）徐师曾撰，罗根泽校点：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合刊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8页。（明）徐师曾撰，罗根泽校点：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合刊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54页。九和：中国金石学讲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