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法国大革命史在中国的引介.docx

洋务运动时期法国大革命史在中国的引介摘要：在晚清西学东渐进程中，法国大革命史知识逐渐传入中国。洋务运动时期，官遣出洋人员、国内洋务派及早期维新人士秉持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现实诉求，在主动探索域外世界的过程中，格外注重对包括法国大革命史在内的西方历史的引介；来华传教士通过参与清政府所办的西学机构、在教会机构中从事文化活动等方式，也译介了诸多法国大革命史著作，成为构成引介法国大革命史的一支重要力量。洋务运动时期法国大革命史的引介是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国人对法国乃至世界认识的逐渐深化，体现了国人渐趋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持续强化的现实关怀。关键词：洋务运动；法国大革命；西学东渐；晚清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意义极其深远的重大事件，然而中国知悉并受其影响却迟到近一个世纪。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在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更加艰巨的救亡图存任务的压迫下，国人欲通过“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探索御侮图强之救国真理的愿望逐渐强烈，掀起了晚清西学东渐的浪潮。在此进程中，法国大革命史知识渐次传入中国。一、洋务派对法国大革命史的引介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睁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们逐渐转变对待西学的传统态度，开始重视世界历史等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法国大革命在内的外国史地知识的引介传播成为显著趋势。（一）官遣出洋人员对法国大革命史的记述以晚清派遣驻英公使为发端，1875年后清政府陆续向日本、美国、西班牙、法国、俄国等国家派出驻外使节和赴西方的官方游历使。在这些官遣出洋人员的著述中，或多或少记录着法国大革命史的相关知识。邹代钧的西征纪程是出洋人员对法国大革命记述最为详细和最为完备的一部著作。然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关注此书。清光绪十二年（1886）,刘瑞芬奉命出使英、俄两国，邹代钧作为刘瑞芬的随员同行。出国使团历时月余，经香港、巴黎等地，抵达伦敦。邹代钧据此经历著成西征纪程四卷（现存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新学书局刊本）。西征纪程从法国大革命前的国内形势讲起，详细叙述了大革命前法国社会各等级间的矛盾，指出“齐民欲争平等权”，大致记述了改革兵（阈民自卫军）的组建、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以及反法同盟对大革命的干涉等法国大革命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可贵的是，此书中夹杂着作者的少许评论，例如在提到拿破仑登帝位时，认为拿破仑成功之处在于“威勇能服人”。中国近代第一位驻英、法使臣郭嵩春在驻外期间对西方历史也进行了系统考察。他在日记中记述了大革命时“路易第十六被弑，改为民主之国”的史实，明确指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间为1789年。沈敦和是1887年清政府派遣的海外游历使，回国后他辑译了英法德俄四国志略四卷。“法国大革命”包含在法兰西国志略沿革中。该书将法国国势衰弱的原因完全归结为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出兵相助。由此表明，沈敦和对法国大革命爆发原因的分析是片面的，未能看清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该书除光绪十八年（1892）金陵刻本外，还有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版、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祥记书局石印本。法兰西国志略一卷还被收入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续编以及萧应椿所编五洲述略。从该书诸多版本的刊刻可知，该书在当时受到诸多知识分子的青睐和重视，对晚清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作用可见一斑。留法学生也是清末出国人员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然而，笔者仅发现最早的留法学生马建忠一人提及法国大革命。他在著作中言及法国大革命的史实，“至乾隆十三年（1748）,法国内乱，十五年（1750）废其君，立为民主之国。那波伦（拿破仑）以一裨将进攻意大利，跨海而东，观兵埃及。”阅读这段简短的文字可知，马建忠在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上，跟上述官遣外交人员无异，在具体的历史事实上更是出现不少谬误。例如他将“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间误写为乾隆十三年（1748）,与准确时间相差41年，由此看出，他并未对法国大革命这一影响法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做系统深入的考察研究。（二）国内洋务知识分子的法国大革命史编译洋务运动后期，随着出版印刷机构的不断涌现和国人对西学认识的逐步深化，西方社会科学译著大量问世，外国史地知识受到洋务知识分子的关注，其中与“法国大革命”关系较大且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有万国史记法兰西志瀛环志略续集等。1879年日本学者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在日本出版，1880年由上海申报馆刊印，在中国广泛传播。该书共分二十卷，分列欧美国家历史，其中以法国和英国历史所占篇幅最大。冈本监辅对法国大革命的记述集中在卷十和卷十一。“卷十”对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作了详细叙述。冈本监辅深知自由、民主、法治之重要，不认可革命引起的“乱象”。在评论法国历史时，对法兰西持有很大偏见，对法国民众掀起革命持极不认同的态度。认为“法兰西人，欧罗巴难治之民也偶受陵侮，必图报复”。法兰西志是精通西学的日本著名学者冈千仞和高桥二郎编成。就目前所见资料看，法兰西志现存明治十年(1878)、十一年(1879)日本露月楼刻本，上海书局铅印本等版本。该书卷五极为详细地讲述了法国大革命，包括“法人弑十六世路易王”、“法军败各国军”、“拿破仑走王政党”等节；另有卷六“勃那巴氏纪”记载了“拿破仑为将”、“略埃及”、“复以大里”等史事。这些著作向封闭的晚清国人展示了一个陌生、新奇的域外世界。在自强求富思想引领下，一些热心洋务的有识之士主动搜集包含法国大革命在内的世界历史知识，尝试编撰有关外国历史地理的著作。瀛环志略续集一书由“游五大洲人”辑光绪年间新见资料而成，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老埔叶山房刊行。该书依瀛寰志略例，重新改写世界五大洲志，史事亦多增补，属清末简明世界历史地理书。卷二“法兰西国志”，对法国大革命有简要记述，经笔者考证，此部分内容系参考英国慕维廉著地理全志而成。热心洋务事业的晚清名士朱克敬，亦主张学习西方各国发达之处，关注外国历史地理，留意世界发展大势，编写了万国总说一书。据笔者考证，其万国总说所记“法国大革命”是在徐继畲瀛寰志略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写成。即使该书具有明显的“复制”痕迹，仍然受到著名洋务理论家郭嵩春等人的赞赏。以批评洋务著称的张树声则将万国总说一书辑入敦怀堂洋务丛钞，光绪甲申年(1884)由敦怀书屋刊印面世。随后，该书又被收录进张荫桓编辑的西学富强丛书，光绪丁酉年(1897)由上海鸿文书局石印出版。壬寅年(1902)鸿文书局出版袁俊德的富强斋丛书，仍然保留了万国总说。官遣出洋人员走出国门，在实地考察西方世界的基础上，凭借自身深厚的国学文化素养，对西方政治制度、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进行探究，留下了大量日记、信函等文稿。其中，对法国大革命的记述详细而准确，基本勾勒出法国大革命史的基本面貌，比前期魏源、徐继畲等人对法国大革命寥寥数语的记述显然更加翔实和全面系统。然而官遣出洋人员对法国大革命中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论与实践并未表示认可，对法国保皇党人的政见观点持强烈的赞同之意，反映了他们传统的守旧思想。留学生们因多侧重学西方的自然科技，对法国大革命的记述也未见“高明之处”，可以说从法国直接获取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知识未能成为国人介绍法国大革命的主要途径。19世纪中晚期反映“法国大革命观”的洋务派史地著作，不仅在数量上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而且在晚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万国史记一经出版，很快被各出版商刊刻印刷，出现“申报馆聚珍版”（1880）、“上海六先书局版“（1897）、“上海著易堂版”（1898）等多种版本。以法兰西志万国史记为代表的西史著作受到高度重视。上海道奉朝廷之命“访求关涉洋务足资考证之书”所搜集的10种史书中便包括法兰西志万国史记。孙宝瑁在日记中亦记述了甲午年底购入万国史记经常阅读的经历。另据笔者考证，1898年陈维新辑译的西史辑览卷二之“法兰西”中的“法国大革命”便主要参考万国史记辑成。洋务运动时期翻译的书籍中最值得称道的这两部著作，不仅影响了王韬（在19世纪80年代末重订法国志略即参考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万国史记写成，详见后文），还对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产生了广泛吸引力。但我们仍要看到，19世纪40年代国人及传教士的相关著作是19世纪809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汲取西学知识的重点参考对象。洋务运动时期对法国大革命的部分论述陈陈相因，并无太大新意可言，对真实的法国大革命史事的记述只言片语，即便郭嵩素等人的游记亦流于浮光掠影。虽然洋务派知识分子的思想较之顽固保守的士大夫们开放了不少，但他们早年毕竟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熏染，对法国大革命中的“弑君”行为完全不能接受，符法国大革命看作民众的“犯上作乱”之举便成为显而易见的事情。作为受到传统教育的封建士大夫，他们仍然是在维护专制王权的权威，未能摆脱狭隘思想的窠臼。二、来华传教士对法国大革命史的引介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来华传教士在广州、香港创办过为数较少的一些报刊、学堂和出版机构。19世纪后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广泛展开和西方殖民者侵略权益的扩大，外国传教士得以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他们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宗教文化活动，所到之处大量创办报刊、出版书籍，极力“迎合”洋务运动的需要，在客观上扩大了法国大革命史传播的渠道。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是上海格致汇编杂志的主要撰稿人。1886年他编译的含欧洲史略在内的西学启蒙16种出版。1891年欧洲史略再次在格致汇编刊登。欧洲史略全书十三卷，其中，卷十二集中记载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卷尾就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从正反两面进行客观总结和评价。艾约瑟认为大革命时期法国废除旧章，不仅导致法国兴起，也使其他国家倾慕而争相效仿。革命后的法国“陋制之去者固多，而善政因之以亡者，亦复不少“，然而总体来说，艾约瑟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利大于害，并对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欧洲史略对法国大革命的记述比前一时期传教士介绍法国大革命的著作要详细得多。然而，较之同一时期冈本监辅以及王韬的著作稍显逊色，梁启超曾评价该书“译文太劣”。即使如此，该书在当时仍可称为不可多得的一部史学著作。其版本除1886年总税务司本外，还有光绪丙申年(1896)上海著易堂书局刊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该书甫一出版即得到了士大夫们的注意。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所拟功课章程中，即列此书，并在西学书目表中推荐该书。文化界一度出现“公卿互相引重”该书的情景。亦有人评价该书：“读之可知远西中古、近今成迹也”，推荐学生、知识分子阅读该书。欧洲史略以其灵活的体例、新颖的内容、激进的变法改革思想，确实为晚清知识分子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知识图景，不仅有助于时人了解英法等国历史变迁，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时人对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关切，而且对国人为国家前途和命运进行抗争，也极具思想激励作用。李提摩太(1845T919)是近代来华长达45年的英国新教传教士。曾在万国公报发表诸多文章，并且多由广学会或者其他出版机构出版发行。其著作跟法国大革命有关的有欧洲八大帝王传地球一百名人传泰西新史揽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又称三十一国志要)等。欧洲八大帝王传于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广学会发行铅印本。李提摩太将欧洲古今帝王，包括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拿破仑等人的事迹编成一册。据增版东西学书录记载，该书又名欧洲八帝纪，书最后一篇为“法皇拿破仑第一传这是继鸦片战争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登载拿破戾翁传之后第一篇关于拿破仑的传记。李提摩太将“性强悍，好战，最善用兵”描述为拿破仑的典型特征，将法国大革命的原因片面归结为人民为饥寒所迫。李提摩太对大革命的立场持简单的否定态度，称人民的革命举动为“叛上”。在对拿破仑一生的赫赫战功给予简略记述后，他对拿破仑评价道：“其心尔以民为邦本，凡事宜徇众心。且以在普之民受困于上为戒。故事事期顺民心，故自是以后多民主之国。”由此看出，李提摩太在肯定拿破仑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无疑又在大肆宣扬其富国养民说。他认为尽管拿破仑使得各国不安，人民穷困，但仍可称为人杰。将英国的繁盛兴旺归因于拿破仑的启发，“天以拿破仑之祸启英”，不免带有明显的基督神学色彩，凸显了其传教士的身份特征。李提摩太最为有名且记法国大革命之事最多的一部书，是在国人蔡尔康协助下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该书曾在万国公报“史志”栏目连载，名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1895年由广学会出版单行本。全书共二十四卷，主要记述了19世纪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该书前两卷专门叙述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及其影响。其中，第一卷详细记述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背景和发展历程。李提摩太指出，爆发大革命的原因在于“弊政”迫使人民起来反抗。他从民众攻克巴士底狱讲起，记述了民众起义、普奥干涉、法王下台、恐怖统治等重大事件。李提摩太充分肯定拿破仑的历史功绩，赞扬拿破仑救欧洲多国人民于水火之中，对拿破仑“兵败国丧，力竭身亡”的经历深表“可惜”。结尾处对拿破仑的评语“生平尽心于立国养民之道，可谓欧洲自古以来罕有之英主”，充分体现了李提摩太宣扬其“养民、安民”政治学说的本意。概而言之，以艾约瑟、李提摩太为典型代表的来华传教士对法国大革命的介绍较为深入和系统。他们与国人在输入“法国大革命”上旗鼓相当，成为传播法国大革命史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当然，传教士重视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世界史地知识的引介传播，并非他们真的对法国大革命等历史事件产生真正兴趣，除了试图使清政府了解世界发展大势外，更多的是出于传教士传播基督教的策略考虑。在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上，仍然和近代早期的来华传教士一样，突显了保守主义的立场。传教士对法国革命思潮明确反对，将法国大革命蔑称为“大乱”，将法国大革命看成人民的“叛乱”。李提摩太的目的并非宣扬法国大革命精神,而是借此一方面建议清政府通过借鉴西方，推行变法；另一方面是为其传教宗旨服务，与国人为救亡而推介法国大革命的旨趣可谓大相径庭。不可否认，李提摩太的著作有种种不足，但这并不能遮蔽其著作对中国近代社会所起的启蒙作用。因为泰西新史揽要具有强烈现实性、历史借鉴性与丰富知识性，出版后在清末引起较大反响，成为晚清出版的所有西方史学译著中销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史书。李提摩太自1893年译出本书部分章节后，即抄呈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看后大为赞赏，当即拨银一千两支持刊印。作为洋务后期鼎鼎大名的人物，张之洞赞赏该书的消息传开后，该书订购数量指数级增长，两星期内就销售了4000多本,一时洛阳纸贵，书坊间出现盗版翻印本，成为“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维新人士康有为更是将该书和列国变通兴盛记直接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帝曾用数月时间认真研读，“日加披览”。由此，光绪帝对法国等西方国家强盛之因和发展轨迹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维新变法的志向更为坚决。晚清士人知识阶层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并没有走向基督教信仰，而是将汲取到的西学知识作为变革中国的“思想资源”。三、早期维新派王韬对法国大革命史的译介维新派变法思想的真正产生是在萧条而又相对稳定的19世纪70-80年代，体现出晚清社会上层要求向西方学习、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思想主张。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等人皆是典型代表。他们从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的视角出发，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广为关注。其中，早期维新派的典型代表王韬是介绍、研究法国大革命最多、最全面的人物。两次游历法国的王韬，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法国大革命事件颇为关注：“法京中多前王拿破仑遗迹，至今游人观览者，犹想见其功烈之崇隆，势位之燧赫焉。”大革命历史遗迹使王韬感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的轰轰烈烈和对后世的强大影响。回国后，王韬即编成法国志略（1871年初版，十二卷）。后来,王韬在汲取日本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等书的基础上，改写为一部历史学著作重订法国志略，于1890年出版。值得关注的是，该书在汉语文献中首次使用了“法国革命”一词。全书由十二卷扩展为二十四卷。其中，卷一至卷十重点记述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及其以后的历史。王韬虽未将法国大革命史事列为单卷，但对法国大革命的记载非常详尽。卷五直接记载法国大革命的达八节之多。卷六专门记述自拿破仑执政到流放圣赫勒那岛的有关历史。这两卷详细地记述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发迹、征战、称帝及失败、复位和流放的历史。重订法国志略以大半卷篇幅集中记述了法国大革命发生的背景。首先，王韬非常重视启蒙思想家对法国大革命的启蒙作用。在述及法王及诸侯们肆意压迫剥削人民时，对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的著作大力推崇。其次，揭示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社会危机状况及法王与平民之间的尖锐矛盾。法国各社会等级在税收、土地占有等方面分配悬殊，利益不公，因此导致路易十六时民众“思乱”。在具体叙述法国革命时，王韬因袭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和冈千仞法兰西志，对革命斗争经过做了全面叙述。王韬简明地将法国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主要事件，如实呈现在人们面前。王韬对法国大革命的介绍有其独到过人之处，但也存在某些局限性。首先，王韬并未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他始终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路易十六之死充满赞赏和怜悯之情。记述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情形时，为路易十六的死感到惋惜，对“叛党”表达深深的不满。他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却不理解，也不赞成民主、共和等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理念。卷五结尾，直接记载大革命史的章节达八节之多。卷六还专门记述了自拿破仑执政到流放圣赫勒那岛的有关历史。作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根源在于激发众怒。同时，他将认为“共和之政”最终导致法国的恐怖局面。第三，他虽赞扬法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又一再对人民革命的行勤进行诬蔑。在叙述反法联盟对法国的进攻时，王韬一再将英勇无畏的法国人民指斥为“暴徒”、“乱民”、“叛贼”。以王韬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对大革命的记述，反映了其内心对法国大革命这种暴力式革命的极度不认可态度，极力反对法国大革命，体现了他们提倡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意欲进行渐进改革的改良主义思想主张。然而，尽管早期维新派的某些论述有欠公允，但毕竟开创了国人研究、介绍法国大革命史的先河。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成为洋务运动时期国人译介法国大革命的经典代表作。该书问世不久，便在民族危机四伏、人心思变的晚清中国广为流传，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密切关注，不仅被梁启超读西学书法列为西史中的“专史”，西学书目表对该书也作了大力推荐。清末许多知识分子的著述中不断重复出现王韬书中的法国大革命形象和具体的描述，维新人士章炳麟和康有为描述法国革命时，均与王韬的笔调大致相同。王韬对法国革命某些思想及观念的阐释对维新人士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为19世纪90年代末的变法维新作好了舆论准备。结语洋务运动时期旅居海外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派以及传教士在译介法国大革命方面均发挥了显著作用。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史著作译介数量增加。此期的法国大革命著作较之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徐继畲等人对早期传教士著作数量明显增加，引介法国大革命历史的内容深度也大大加强。另一方面，译介法国大革命史的主体人群和传播范围的扩展。参与人群逐渐由从少数精英人士扩大到许多的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知识分子。法国大革命思想传播的地理范围不再仅限于广州、香港等早期开放通商口岸，而是波及全国内地各大城市。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洋务运动期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历史著作的数量尚未达到顶峰，与清末时期改良派和革命派因政治斗争需要争相引介法国大革命史著热潮相比，明显要逊色的多。这是因为这一时期洋务派和传教士译书和著述的主要目的是以实用为原则，洋务派知识分子引介法国大革命是由自强求富，了解、认识，并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需要所决定的，是为了“知己知彼”。沈敦和的四国志略的目的性在何铺所作序中表现得十分明确:“此时为中国谋者，于英、德则结之，于俄、法则防之，然则欲结之，欲阻之，而可不知其国之备细者乎？”可见时人注重考察各国外交动态，认识到了诸国间的矛盾，并意欲寻找合适的外交政策。王韬重订法国志略的功用性也是很明显的。王韬看到了法国的盛衰能给近代中国足够的“殷鉴”和启示。“盛极而衰，此其变也。日中则是，月盈则魄，此理之常法。”他认为“法之盛，法固有以致之；法之衰，法亦自有以取之。”中国同样面临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与法国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何从法国历史盛衰变化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法国的覆辙，是王韬关注法国史的原动机。西方传教士引介法国大革命主要是为了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和西方价值观念。因国内翻译人才缺乏，译者翻译水平不高，故传教士所编译之书大半深奥，“能通晓之者少，而不明之者多”。就具体内容而言，来华传教士的法国大革命史译介著作大多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一般性、简单化介绍，作品的学术价值并不高。诚如学者所言，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在西方国家并不是学术水平较高的著作，在西方史学史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仅仅是“第三流的历史著作”。尽管如此，在近代以来中外交往更加频繁的大背景下，晚清士人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以多元化途径积极探寻域外史地知识，大力引介包括法国大革命史在内的西方文化，体现出中国学人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不断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对法国乃至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化。IntroductionoftheFrenchRevolutioninChinaduringtheWesternizatiOnMovementAbstract：UnderthetideofwesternlearningspreadingeastwardinthelateQingDynasty,knowledgeoftheHiStoryoftheFrenchRevolutionwasgradualIyintroducedintoChina.IntheprocessofactivelyunderstandingtHeworldoutsidetheregion,theoffiCialssentoverseas,thewesterniZersandtheearIyRefOrmistspaidmuchattentiontotheIntroductionandcompiIatIonofwesternhiStoryincludingtheHiStoryoftheFrenchRevolution.MissionariesinChinaeitherpartiCipatedinwesternlearninginstitutionsestablishedbytheQinggovernmentorengagedinculturalactIvitiesinchurches，WhichalsoconstitutedaforcethatintroducedtheFrenchRevolution.TheintroductionoftheHistoryoftheFrenchRevolutionduringtheWesterniZationMovementinChinaiStheresultofthedeePeningoftheculturalexchangesbetweenChinaandforeigncountriessincemoderntimes,WhichreflectsthedeepeningoftheunderstandingofFranceandtHeworldandthecontinuousopeningoftheacademicfieldofvision.Keywords：westernizationmovement；TheFrenchRevolutionwesternlearningspreadingtotheeast；ThelateQing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