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的生成理路.docx

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的生成理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1当前，我国仍然面临着生态系统脆弱、自然资源紧张等环境问题。因此，从学理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的理论生成进行梳理阐释，对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的科学内涵，以及在新时代坚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一、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与发展人类需要从自然界中汲取能量，需要借助自然所提供的地理环境或通过人类实践创造的生活物质条件去生存、交往，进而组建社会和人类世界。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对人、社会以及自然三者的关系加以关注，并深刻揭示了人、社会以及自然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人靠自然界生活”“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等论断都为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的生成奠定了哲学基础。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的启发第一，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彻底否定了上帝创世说，提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整个自然界都处于有规律的运动之中，其趋势总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而人、人类社会的出现正是自然界的最高发展阶段。起初，物质世界等同于自然界，“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而“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的具有改造作用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3o由此，人作为自然界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出现，并开始利用工具进行生产实践，物质世界也就分化成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正是基于这种意义，“人作为自然存在物”2167,“是由分化产生的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4858,不再是外在于自然界的异物，而是“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498。第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被自然孕育而产生后，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仍然依赖于自然。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前提。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自然界中的动植物、水、空气等都是人类的食粮。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还依赖于自然界所提供的各种生态服务，如空气净化、气候调节等，正像人体依赖于自身的器官和生命系统一样，“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292o另一方面，自然界也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马克思认为，无论是物质基础还是精神世界，人类都需要依赖于自然界，“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295。自然界的多样性和特异性培养了人类感受美的能力、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如梵高的星夜，或是从白蚁丘的特殊建构汲取灵感，创造出现代建筑冷却系统等。总而言之，“文明就是第二自然“。此外，自然界还是人与人交往的纽带。人类要想生存，就必须通过劳动从自然界中获取能量和物质，劳动过程是形成人与人之间关系和形成人类社会的过程。自然界作为劳动的发生环境，也就成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媒介。这种联系是通过物质和能量交换间接的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界对于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2122。第三，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相较于其他与自然之间呈现单向物质索取的生命体不同，人是具有自我意识、在呼唤与协作中产生语言、通过劳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能动主体。因此，人类虽然依赖自然界而生存，但却能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来改造自然。人对于自然界的再生产不是靠精神的遐想，而是靠物质性的实践活动。人正是在自身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断展现自己、完善自己，不断地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才使得自然界从一片荒凉进化为人的环境、人的对象、人的活动要素，人的类本质也正是在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劳动中得以确证的。因此，作为自然进化结果的人，帮助了自然进化，人再生产了整个自然界。但这种再生产不是无所顾忌的，而是需要“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5的，人不能创造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东西，人所创造的一切仅是自然界中原有物质的形态变化而已。因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6综上，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来源于自然界，依靠自然界，同时也在生产整个自然界。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人与自然关系的论断，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主张人类不应当成为大自然的“主宰者”，而应该扮演好大自然“守护者”的角色，努力保护好人类的共同家园。（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的启发第一，自然生产力影响、制约着社会生产力。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中“人和自然，是同时起作用的”7662,人的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界的自然生产力在社会生产中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具体地讲，自然生产力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界中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地理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人的生存方式和数量。“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855作为社会生产力中最主要的因素，人如果不能从自然界中获取生活资料，那人本身就无法生存，社会生产力也将不复存在。但从自然界中获取生活资料的质量和数量直接取决于自然环境的状况，因为“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7560。二是自然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前提，也是社会再生产的物质保障。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852自然界为人类进行物质生产提供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并且依靠各种自然条件对社会生产力的形成、规模、分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土壤的结构、气候的类型等都影响着农业生产效率和分布。对工业的影响也是如此，自然资源的分布、构成、储量以及地理位置决定了地域性的工业发展水平。不可否认，“周围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的缺乏或丰富，曾经给工业的发展以无可争辩的影响。”9因此，“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由于自然条件的生产率不同，同量劳动会体现为较多或较少的产品或使用价值。"10972第二，合理调控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马克思恩格斯一贯主张通过合理调控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把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或资源重新回到生产和生活消费中加以利用。“产品的废料，例如飞花等。可当作肥料归还给土地，或者可当作原料用于其他生产部门。”11至于消费排泄物，因其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因此可以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加以利用。另一方面，要保持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的动态平衡。人口自身的生产受物质资料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马克思认为，造成社会人口过剩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家对于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和对自然的掠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7692。而要解决这一矛盾，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保持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的动态平衡，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与人利益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满足子孙后代的需要。可持续发展不仅体现在当下对自然资源的节约和循环利用，更体现在为后代负责。对此，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农业发展作为研究视角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为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肆无忌惮地破坏土壤肥力，不考虑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终有一天会被消耗殆尽。对此，马克思指出，“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及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提出，“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10875。总而言之，人不是自然的所有者，只是自然的利用者，这种利用必须在遵循自然规律下进行，要“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10927,这样才能保障子孙后代能够持续利用自然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认为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不会有文明的自主生成与持续繁荣；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及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倘若我们不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合理性、代际公平问题以及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保护，留给子孙的将是一个满目疮痍、资源贫瘠的世界，那人类文明将无法延续下去。二、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现代转化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对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且独到的见解，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按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正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所提倡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及“有度有节”等生态智慧进行现代转化的理论成果。（一）对“天人合一”生态理念的现代转化“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坚持生命整体论，把自然界看作一个统一的生命系统，将尊重、爱护自然界的一切生命看作是人类的最高道德准则。“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认为，人类与天地万物具有同源性。古人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人类和万物一样，是天地的产物，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社会是自然发展演化的结果，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如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2288、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3等理念，都是强调人与万物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与自然万物都是秉承天地之气而生的，二者同宗同源，都源于自然界，属于自然界。“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认为，人类与天地万物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古人认为，人类爱自己的前提是建立在爱万物之上，同样人类发展的前提也是建立在万物发展的基础之上。不仅要“仁者爱人”“推己及人”，更要对天地万物持有一颗仁爱之心，做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如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4、董仲舒的“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12251等主张都是强调人类应该尊重和善待世间万物，人类的生存离不开世间的飞禽走兽、草木昆虫等天地万物。因此，人只有将仁爱的对象置于整个自然界，才能称为“仁者”。“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是古人在深刻思考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体，其存活于宇宙和天地自然之间，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以及要以何种状态自处的智慧结晶；其核心思想是强调人类与天地万物同宗同源，人类应当平等的善待世间万物，尊重一切生命价值，从根本上承认“天地人，万物之本也”。（二）对“道法自然”生态智慧的现代转化道德经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5所谓道法自然，即“道”的法则是自然，是宇宙自然形成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天地万物都要受到这种法则的制约。而“道”是指世界的最高真理，是宇宙万物产生和演变的根本法则和根本动力。古人认为，只有做到“顺天地之道”，才能“万物不伤”“助天生物”“助地养形”。管子从国家层面论述了遵“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16,意思是若不顺应四季变化之规律，国家就会失去其根基。董仲舒对国家统治者提出了“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的施政原则，认为国家的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只有遵循“法天道”“顺天命”，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统治，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朱熹则从普通人的层面对“道法自然”的问题展开阐述，认为人只有顺应自然之理才是大智慧的体现，并指出，“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则为大智”17。荀子不仅看到了人遵循自然规律的一面，更关注到了人对自然改造的一面。荀子意识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8,人应当“不与天争职”，但人却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即大自然有其运行的规律，人不应该违背自然规律，但在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人可以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是古人在深刻理解“天人合一”的基础上，为实现该目标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的实践方法，其主张不要强行按照人的主观意愿行事，即使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要“依乎天理”，坚持做到“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三）对“有度有节”生态准则的现代转化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自然界，需要靠消耗自然界的资源来进行生产和生活，因而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一环。唐代大儒陆贽曾言：“地力之生物有大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19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获取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都需要做到取时有量、用时节约，绝不能涸泽而渔。具体而言，“有度有节”的生态准则包含以下三层意思。一是取之有时。古人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通过对自然万物生长的顺序和时间节点以及气候变化的观察，提出了二十四节气的概念。古人将“时”的概念冠以“节气”之上，对自然规律进行总结，以便达到“取之有时”。古之圣贤在“时”的基础上，从“禁”的角度，提出“以时禁发”的概念，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这些自然财富要在规定的时间去封禁和开发。曾子的“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20、荀子的“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21等主张都在强调因时制宜、取物顺时。只有给予自然界足够的自我调节时间，才能达到“谷不可胜食也，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不可胜用也”22。二是用之有度。古人认为，既要取之有时，更应取之有道、用之有度。若“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就一定会导致“物暴殄而财乏用矣”。因此，必须在“取”“用”两个环节都确保“有度”，坚持对自然界的利用既要取物不尽物，更要黜奢崇俭。一方面，坚持“取之有度”。孔子云，“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强调人对自然万物进行索取时要留有余地，倘若“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而明年无兽”。老子从个人“知止知足”的角度提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并认为世间的祸事和人们所犯的错误大都源于“过极失当”，主张人们要自行控制自身的物欲，在向自然索取时要做到“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另一方面，坚持“用之有节”。“节”在古人看来是圣贤必须具备的高尚品质，更是直接关系到个人成败、家族兴衰、国家繁盛的关键。儒家强调“节用而爱人“，道家强调“去甚，去奢，去泰”。最为强调节约资源的当属墨家，墨子云，“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23,其认为只有做到节俭，才能让天地和睦、五谷丰收、身体康顺。三是厉禁而守。坚持“有度有节”的生态准则不仅需要道德教化，更需要强制约束，只有内外“相持而长”方能大治。古代统治者以禁令、诏令以及律的形式颁布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约束攫取自然行为的制度。先秦时期的四时之禁和西汉的四时月令五十条都是古人按照四时的特点而制定颁布的渔猎禁令，旨在利于鱼兽及野生动植物的生长繁殖。秦国时期的秦律、唐朝时期的唐律疏议以及清朝的大清律都是从整体上对环境保护提出综合性的规定。其中既有对传统农业生产中烧荒、用水等环节限制的法令，也有对捕猎、伐木时间和数量限制的法令，还有对矿山等自然资源开采限制的法令，这些相对健全的法令都反映出中国古人对于环境保护在法治层面的深刻洞察。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植根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沃士，坚持对其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和智慧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的重要文化来源。如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理念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生态整体思想一脉相承；再如“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等主张是“取物不尽物”“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等思想的通俗化、现代化表达；另外“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等理念也是对“顺天地之道”等思想的升华和发展。不难看出，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不仅深入理解了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古人的生态智慧，更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现代转化，为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三、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是对西方生态思想的批判借鉴人与自然之间地位排序的焦点问题引发出西方生态观的两大主要生态思潮，即“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思潮在本质上都存在形而上学旧唯物主义的影子，都无法从现实中探寻到人与自然、人与人冲突的根源。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了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提出要想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符合生态环境与人类和谐发展的未来社会。在对西方生态思想进行批判、借鉴和吸纳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既没有过分凸显人的主体地位，也没有把人贬低成物的存在，而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要求人类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同时还提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倡议，致力于团结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同建立一个符合生态环境与人类和谐发展的未来社会。（一）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扬弃根据韦氏大辞典的解释，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曾存在三个意义上的使用：一是基于基督教传统关于人是所有被造物之中心的理解而定义的“人是宇宙的中心”；二是直接借用了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论断“人是万物的尺度”；三是概述了笛卡尔等哲学家关于主体主义的立场而形成的“根据人类价值和经验解释或认识世界”的观念。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为万物的中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贯彻“人是目的”的思想，认为“人是大自然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24；并强调，只有人才有责任和权利，一切非人的存在物都不存在所谓的责任和权利，因而一切活动都应该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坚持以人的利益为价值尺度来认识和对待人与其他存在物的关系。由此可见，坚持“人是万物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存在从客体和对立的角度看待自然界的认识片面性缺陷，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人类中心主义无视人对其他生命的依赖性。不可否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具有单向性的主体，人对自然的行为都是由人主动进行单向调节控制的，自然只能被动地接受并被动地作出反应。但人类中心主义忽视了人与自然的作用是相互的，只考虑人的主体力量，只关注人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只看到作为能动主体的人为满足自身需要和利益对自然的掌握和利用，却忽视了作为客体的自然对人类仍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和人类本身归属于自然的事实。另一方面，人类中心主义不考虑自然承受力，只考虑满足人的利益。人类中心主义坚持只按照人类的价值尺度去开发和利用自然，导致人类沦为物的奴隶，陷入在有限的生命中对物质财富无限追求而永远不能得到满足的恶性循环中，从而忽视了自然本身的内在规律性和能够承载的阙值，导致生态危机。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过激结果的必然反弹。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罪恶之源的批判，非人类中心主义坚决反对用人的尺度来衡量世间万物，主张用宇宙的尺度来衡量一切。非人类中心主义将一切生命体甚至整个自然界都当作主体，认为这些除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与人类具有同等地位，认为自然万物同人一样具有目的性、能动性和创造性。非人类中心主义最核心的观点是自然万物与人一样具有内在价值、尊严和权利，提出人类应该遵循敬畏万物生命、敬畏自然的生态原则。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意味着不再将人之外的一切生命置于被人类支配的地位上加以审视，而是强调赋予其与人类同等的权利、内在价值和主体地位，强调人类应该敬畏自然界中的生命万物。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的确弥补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对于重新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赞同非人类中心主义关于敬畏自然的生态原则，也认为世间万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它们与人类一样共享着自然界。但对于一切生命体甚至整个自然界都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并赋予其主体地位的主张，实在不敢苟同。一方面，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赋予一切生命体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同时，彻底抹杀了人与万物的根本区别，消解了人的主体地位，把人降为物的存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赋予一切生命体能动性的同时，忽视了“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856o另一方面，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以生态为中心的思想也是不可取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试图摆脱人类这个中心，将生态自然作为中心从而来实现保护生态、拯救地球的目的。按照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构想，改变当代生态危机最有效且高效的方式就是让人类活动从地球上消失或是将人退化为“物的存在”，让已经分化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物质世界重新回归到纯自然的状态。显然，这种以牺牲人类普遍利益来成就自然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毕竟“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8146。总而言之，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考虑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都误读了人的主体地位。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的主体地位过度提高，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的主体地位过于贬低，二者试图从人或自然的单一角度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显然无法从根本上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而解决生态危机，更难以成为指导人类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普遍法则。相反，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从理念上破除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误区，规避了思考与认知的极端化取向以及相应的理论缺失，明确提出不应过度提高或贬低人类的主体性地位，更不能以牺牲人类追求和实现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生态文明建设绝不是浪漫化或庸俗化的，而是应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二）对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借鉴和吸纳作为“在理论和实践逻辑终结之后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25,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当今西方工业社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各种危机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最终得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机制根源。一方面，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导致了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是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因此需要不断地扩大生产数量和生产规模。但大量的产品生产势必会导致自然资源更大规模的掠夺性开发，进而造成自然资源的紧张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爆发的直接根源。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结合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分析思路和马克思主义异化劳动理论，提出了“异化消费”概念，即“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纯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26。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将消费过程中的消费量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程度的标杆，这就导致人们不是出于自身的真正需求进行消费，而是把市场强加给自己的需求当作自身需要。无限的消费致使无限的生产，无限的生产便导致有限的自然资源的消减。这种行为的必然结果是使人们的消费超出生态系统的容纳范围，进而给生态环境造成无以复加的破坏和灾难。此外，生态殖民主义是造成生态环境危机具有全球向度的根源。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实现资本无休止的增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优势、利用不公平的世界经济秩序，通过全球生态殖民的方式来缓解自身资源不足和生态环境的限制。另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希望在不产生高昂环保成本的条件下，走上通过将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再打着“保护环境”的旗号要求发展中国家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进而不断拉大国家间的贫富差距、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总而言之，相较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空谈式的讨论“自然尊严”“生态中心”等乌托邦式的生态问题，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没有把研究停留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而是透过人与自然的矛盾来揭露人与人的矛盾，从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入手，分析了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并对资本主义文明痼疾展开批判。同时，在对社会发展与生态问题存在内在联系考察的基础上，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要想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走向社会主义的构想。结语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也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成果；更是基于对西方生态思想进行理性批判、借鉴和吸纳之后扬弃的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不仅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图景，还通过回答如何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如何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与生态文明的协同共进和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创造了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