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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必要性与充分性【摘要】阿伦特以政治的自由为立足点，站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下将劳动视为维持人的生命必需的奴性活动，是实现自由的前政治条件，所以其对于马克思所认为的劳动是人的本质以及劳动解放是通往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产生了误解，其产生偏颇的论断的本质是没有看到劳动作为人的自由解放的“必要性”以及充分性的区别，并且混淆了自由的实现条件中劳动的平等性。自由不应只是离开私人领域后个人在公共领域下言语与行动的展开，而更应是全人类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关键词】劳动；自由；必然王国；自由王国通往自由之路是西方政治哲学一直绕不过去的讨论核心，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作为20世纪颇具影响力的一位具有原创性的政治理论家，其著名的关于“恶的平庸性”与积极生活的理论对于当代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研究价值，而其对于现代性以及科技发展的悲观态度也使她不断寻找一种理想的政治自由的实现方式。阿伦特对于马克思所揭示出的人的本质即劳动和劳动作为人的自由实现的状态的论断成为其多次提及并批判的焦点，但阿伦特是否真如其在人的境况中所论证的那样，自由的实现只能付诸于脱离了劳动必然性从而进入公共领域后的“行动”，以及马克思是否错误地将“劳动”过度地推崇而使得人永远处于受到必然性限制呢？本文将通过阿伦特与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对比分析劳动于自由而言是必要性的限制还是充分实现的前提。一、劳动作为“前政治”的准备阿伦特在其政治的应许一书中，追溯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开端伴随着古希腊政治的黄昏。作为西方政治哲学的起点即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诞生于柏拉图对于苏格拉底之死背后所暴露出的哲学与政治的矛盾以及沉思与实践的冲突，这让其试图构建出一个“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城邦。而这暗含了柏拉图抛出的一个围绕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的问题，即作为思考着的人如何能保证在城邦之内生活，加之基督教“末日论”的影响使得对于彼岸世界的向往远远超越了此岸世界一一尽管末日论的未实现暂时消却了人们对于此岸世界的逃离，但依然由于基督教教义使得这一传统不断延续，而阿伦特立足于古希腊城邦生活繁荣时期的公民行动，因而力图重申人的自由生活。阿伦特为了论证其视为自由之地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合理性，从政治生活的元素即个人出发，将人的根本活动进行领域划分以及概念厘清，“世界是每个人到来之前就在那里，在他离开之后还继续存在的地方。”1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着生与死的必然性以及自然侵蚀的必然性，这是类动物的生命循环。而存在于世界的人类总是试图超越自然的必然性，因此基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这种“必然性”便成为自由与否的标准。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劳动是最低级的活动，它是仅仅为了维持人的生命所必需的类动物性的行为。劳动存在于人的私人领域即家庭，目的是生产出维持生命的消耗品，通常由奴隶或女性等非公民身份的人所从事，而对追求不朽与永恒的希腊人来说，劳动产品的目的在于它的被消耗，因此劳动便作为一种无法证明人的自由的活动而遭到鄙夷。工作虽然可以通过一定的技能改造自然的一部分使其带有人化的色彩，但依然会受到自然状况的制约使人无法自由的充分行动，并且“人造物的持存性不是绝对的；即使不把它们用于消费，我们的使用也可以把它们用光耗尽。”2所以工作也带有一部分无法抵抗自然侵蚀的必然性。并且工作依靠于头脑中的“模型”，它是一种目的论的活动，无法体现作为个体的人存在。只有作为脱离了必然性条件的行动被阿伦特视为自由得以实现的途径。正是基于此，作为必然性存在的劳动与“手段-目的“维度的工作被视为仅需停留在私人领域，由奴隶或者手工业者实现，这是公民进入到公共领域的“前政治”条件。“公共领域”应具有两个标准：首先，“它意味着任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能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3人是处于世界之中才得以显现其本质，而并非孤独的沉思，这也是阿伦特对于以往哲学的“沉思生活”最具有深刻性的挑战。其次公共'一词表示世界本身，就世界封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并且有别于我们在它里面拥有的一个私人处所而言。”4她对公共领域的存在指明了一个观点一一即个人自由的实现必须由他者在场才能证明其客观性，以及私人领域是自由所必需的公共领域的前提。并且阿伦特主张政治自由的实现并非一种被抽象的概念，它立足于“人的复多性”一一即人是平等且具有差异性的，而差异性意味着人的行动具有偶然性，因而政治目的不可被设定，这也使得阿伦特将目光转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正是由于人的复多性，阿伦特认为古希腊的城邦政治生活中，公民处于一种对于实现自我的需求进入政治生活的公共领域，通过表达意见与他者相区别，在言语及行动中证明了个体的存在和自我。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说话的动物”和“政治的动物”，这一定义并不仅仅只是说明人与动物的差别，也在人与人之间又给出了一层区分，只有在言语与行动中人才可以实现作为人的本质，因而奴隶与女性便根据其划分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没有可以实现自由的条件。由此可以看出，阿伦特在主张城邦政治的回溯中忽略了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即自由的实现如果要以某些群体的必然劳动属性为前提，那么失去了平等的自由对于阿伦特所设想的人的复数性来说是否是一种悖论？毫无疑问，这也是她对马克思劳动观批判的误区根源。二、阿伦特对于马克思劳动观的误解在马克思与西方现代思想传统中，阿伦特将马克思视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代表，但却又鲜明地表示马克思终结了西方政治哲学，如同尼采的视角主义一般，阿伦特认为，西方政治思想在马克思之前执着于强调“沉思活动”相比“实践活动”的优先性或终极性，但马克思却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颠覆的提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在用理论对世界进行揭示与解释，而真正应该做的是去改变世界。由此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理论依然还是处于“沉思”与“实践”的视角内，只不过他将实践置于沉思之上，颠倒了这一等级层次。阿伦特沿用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劳动观点，通过马克思对劳动的赞扬将马克思以劳动为出发点的众多自由实现的理论视为其评判的立足点，并表示“马克思所展望的由终结带来的结果，却与希腊城邦国家的理想生活惊人的一致”5（“终结”指革命，在这里她想表示的是对于自由的追求）。（一）劳动不是必然目的而是人的实现对于阿伦特执着地将劳动应限于私人领域这一观点需要澄清的是，她不仅仅拘泥于一个刻板的劳动定义，也是站在现代社会的状况下反思人类的困境。阿伦特认为随着“消费者社会”的产生，意味着将其他的“所有人类活动都拉平到获取生活必需品和提供物质富足的共同标尺上来了。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为了“谋生6,阿伦特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人不仅不会步入自由的时代与领域，并且会让所有的人类都处于必然性和“手段-目的”思维的遏制之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洛克在其政府论中为了表示保卫个人财富的正当性指出，劳动创造了财富。这将以往对于仅维持生命循环的劳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财富的实现是劳动进入到公共领域的必由之路，因为财富与财产不同，其所具有的可交换性使得不断流动的财富需要通过一种被社会认可的货币去衡量，而以往财产作为一种在私人领域的不动产目的是维持私人领域的稳定性。阿伦特认为这种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流动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会造成人的生命的必然性与自由的模糊，从而使得人不再能察觉到自己的自由状态而迷失在必然性之中。并且“此种状况的危险在于，这样一个社会被不断增长的繁殖力带来的富足搞得眼花缭乱，沉浸在一种无休止平稳运转过程当中，它就不再能认清自身的空虚种'不能在任何其劳动结束之后还存在主体中肯定和实现自身的生活，注定是空虚的。”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人的本质是劳动”这一论断将劳动作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以及构成人的社会关系的源泉。阿伦特认为这是马克思将劳动从私人领域更为直接地带入了公共领域，这使得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融合为社会领域，而在这样一个社会领域中，个人的私生活本身所具有的不可侵害性受到剥夺从而使得其无法获得躲避公共之光的藏身之所。并且马克思混淆了劳动与工作的区别，马克思将人类所有的物质生产活动都视为了劳动的表现，并且也使得无论劳动还是工作的产品都成了消费品，阿伦特是一位对于现代性反思及其深沉的一位思想家，她认为马克思虽然主张生产力的提高会使得人逐渐脱离劳动的必然性去实现个体的创造性，但随着自动化的发展，人类似乎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更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反而衍生出种类更为繁复的消费需求，使得人被欲望吞噬。关于劳动是否会使得个人丧失私人领域，马克思的劳动理论看似是将劳动视为整体人类的根本，但事实上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类更为自由，甚至可以说劳动更会使得人能自由地实现自我。首先，人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有权力通过个人选择去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次，劳动产品作为消费品是否会使得欲望的无限扩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许多消费者的需求是被“创造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便失去了理性的抉择。在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下，正是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利用处于一种无组织的状态使得商人的逐利心理产生对生产资料的滥用，这也是劳动异化的一种表现，并非是马克思对于劳动自由状态的设想。（二）平等与自由的可兼得性阿伦特认为，马克思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的意图是将人困在一种仅为生存维持以及生命循环的劳动必要性之中，没有在公共领域中留有个体去表现自我与个性的空间，并且阿伦特从她的“人的复数性”出发，认为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将会使得人被抽象悬生产活动中的“螺丝”，让人成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因而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所主张自由的实现会导致生产性的奴役，以及作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在劳动必然性的禁锢下建立的政权也将是奴隶性质的极权主义。阿伦特在其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使用苏联社会来表达其论证，但她强调极权社会的出现并不直接和马克思有关，而是指马克思对劳动的过度赞美使得它被极权主义利用在政权内的工人身上，而使工人将其作为意识形态蒙蔽真正的自由追求。并且她不认为平等与自由可以兼得，她将现代社会的平等视为内在于社会一种顺从主义的表现，因为当劳动者被带入到公共社会之后，“社会在它所有方面都排除了行动的可能性（而在以前，行动只是从家庭中被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期待从它每个成员那里得到的某种行为，社会通过施加无数各式各样的规则，使它的成员都规范化'，排除任何自发的行动或特立独行的成就”8。这使得人以“单数性”而存在，阿伦特拒绝哲学总是试图为一种现象总结出抽象的本质共同点，因为这似乎暗含着人成了一种目的背后的手段，忽视了作为差异性的人的存在。她认为将所有人平等地置于行动中这是矛盾的，平等只有作为相对而存在才可以实现“人的复数性”。但阿伦特忽视了自己陷入了其理论的悖论中，她所主张的“人的复多性”，代表了每个人都是差异的存在，并且享有自由的机会，但阿伦特却并没有给出是哪一部分人去成为行动的自由主体，哪一部分人是必然性的劳动整体。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期望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在平等状态下的自由，才是真正地实现阿伦特所说的“人的复数性”，而非将平等作为外在条件去实现部分人的自由。（三）关于自由实现的劳动必要性的差别阿伦特与马克思都力图将人的本质实现作为自由标准，阿伦特聚焦于“人的复数性”的政治生活状态，批判了马克思的劳动本质。而二两者关于自由实现的核心区别就在于如何看待劳动的必要性。在阿伦特的积极生活中，劳动是一个限制性的状态，因此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会使得被极权主义利用以及使人陷入必然性的制约，但事实上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具有关于必要性与充分性的区别，正确区分劳动的异化状态以及劳动的必然性和充分性才是理解马克思自由解放的前提。三、必要劳动与自由劳动异化理论下劳动的解放“劳动的解放”以至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以及终极目标，展示了马克思对于自由实现的必要条件。自由为何物，同阿伦特所认为基于人的复数性的行动实现不同，马克思通过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展开表明了劳动在何种境况下才能真正达到其本质，而非其异化的存在。马克思认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0在这里马克思明确表明其劳动的概念并不是如同阿伦特所误解的仅为满足生命必需的必然性活动，而是一种过程性的解放。相比较而言，阿伦特执着于与其源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概念分化，而马克思跳出了其僵化的概念假定，将劳动的必然性与自由的实现作为动态一个过程。（一）劳动异化及其必然性的现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表明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存在论表达，但他并没有肯定人在劳动中已经获得了最为本质的存在的方式，而是指出真正人类历史开始前的劳动是以异化的状态对人进行了自然必要性之外的奴役，在自然王国到来之前的任一形态的生产方式都是人的异化状态：劳动者处于维持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一劳动力价值交换被形式的平等即资本家以工资交换所掩埋，但实质上却是劳动者受到更沉重的剥削与限制。劳动从以往受到自然界与生产手段的限制之外，又受到了资本家对其剩余时间的占有，从而使得在资本主义时期劳动者前所未有的贫穷与不自由。同样受到奴役的不仅只有劳动者，还有占用劳动者自由时间的资本家，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受到了资本增殖的驱使从而在生产中摒弃了对于生产资料最为合理的利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将人的自由作为一种抽象的设想：“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有意识的活动即实践实现人的本质的作用。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实践作为一种现实的活动是人实现自由的方式，自由并不是一种只在抽象中的设想，它具有着必然性与相对性的综合，正如人的实践活动作为人有意识的对于自然的改造活动，依然要以尊重自然的规律为基础，而人的自由就是去认识规律，利用规律来进行自由的劳动。（二）劳动在自由王国中的充分性的实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了自由时间的概念：“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11在自由劳动状态下，由于人从奴役状态下解放，不再作为分工条件下人作为某一生产活动类目的工具的延伸，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与个性自由选择使其感受到快乐与愉悦的劳动。不过，自由的实现并不是将劳动的必然性从人类的物质生产领域中驱逐，而是对于必然的目的性以及自由的规律性的结合，达到自由劳动的主旨。人是具有理性与意识的存在，因此他拥有改造自然以期适应人生存的能力，只有按照理性的原则自由地发挥其作为本质的存在，才是人的自由真正地实现。四、结语阿伦特将自己置身于古希腊城邦制度的自由设想之下，虽然看到了在城邦政治活动中公民通过言语与行动发表个人观点，并且在公共领域中公民不受到私人领域即仅维持必然性的家庭的限制，去自由地抒发关于人的理性的逻各斯。所以当其看到随着劳动这一活动的地位逐渐提升并被马克思上升到“人的本质”后便转向了对于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批评。但通过文本分析，可以看到这是阿伦特对于马克思的误解，阿伦特指出马克思模糊了劳动与工作的区别并将劳动代入了公共领域会使得人不再拥有私人领域所提供的必然性去促成人在公共领域中自由的实现，但事实上是阿伦特没有将马克思所划分的必要劳动与自由劳动相区别，而这一区别正是揭示了人的自由的实现条件，只有通过劳动的解放才能使得人从必然性的限制中解脱进而在自由王国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且她所试图追溯的自由并不是充分的自由，而是建立在不平等之上的部分人的自由，而马克思科学地提出劳动在自由王国下达到的是人的充分自由。自由绝不是以他人为条件的，它是人的本质的要求，只有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条件下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是其真正的现实展开。参考文献：3（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97,105,32,34,92,96,26.5（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1.孙传钊译.南京：江嘛人民出版社，2007：12.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4.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