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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炜的自我形构与文学叙述摘要：张炜是中国当代文坛不可或缺的一位作家。张炜因其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与文学思潮中位置的“含混性”，而成为学者不断阐释与言说的对象。只有回到文本，将张炜放到时代与文学交织的大网之中，在各时代的共时场域与张炜自身创作脉络的历时场域之中考察，才能全面揭示他创作背后的学理性逻辑。张炜经由早期“流浪”形成的知识分子主体品格贯穿其创作始终，并使其处于与时代的“共名”与“张力”之中。无论是早期对于人性的书写，还是80年代与启蒙的合奏，或90年代被动加入“道德理想主义”队伍，抑或新世纪后对于底层的关注，张炜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在鲁迅思想的延长线上注视现代人性与人类的精神，探索实现国家与民族现代化的方法。考察作为知识分子的张炜的心路历程，可以为反思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一份个例。在当下文学创作深受资本与市场影响的背景下，这种反思尤具现实价值与意义。关键词：张炜；自我形构；文学叙述；知识分子；时代张炜是当代文学中极具创造力的作家之一，以其创作之丰、体量之大、时间之长而蜚声文坛。综观张炜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可将其大致归为四个发展阶段。从1973年木头车，到声音一潭清水等作品的发表，可视为张炜的早期创作阶段。这一时期张炜以书写人性见长，笔下多为芦青河畔的田园风味与浪漫情感，有孙犁抒情小说的痕迹。从80年代中期发表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到古船，可视为张炜创作的第二阶段。张炜一改早期对人性善的赞扬，转而向历史与现实的深处挖掘，揭示现实的恶与历史的轮回，作品的复杂性开始凸显。90年代张炜发表九月寓言柏慧家族等小说，标志着他的创作进入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张炜放弃对恶的直面批判，投身“野地”与自然。新世纪后，张炜以长河小说你在高原的发表为标志，进入创作的第四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之后半岛哈里哈气寻找鱼王等儿童文学创作。张炜以更加沉潜的姿态注视现代语境下的种种乱象。考察作为知识分子的张炜在不同阶段的文学表现及其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对于全面揭示张炜文学创作的蕴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我们考察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早期“流浪”与知识分子的主体生成张炜早期小说以书写人性见长，声音（1982年）、一潭清水（人民文学1984年7月号）等小说叙写古朴、宁静的田园景象与清新的人性。这些创作与他童年近乎流浪的生活经历紧密相连。在张炜看来，流浪是个体生命存在的一种独特体验，“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囊括在这种奇妙的流浪之中”。因此,张炜将“流浪”视为其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一。这种流浪固然指代肉体的位移，但更为重要的则是精神隐喻方面的“流浪”。联系张炜父亲的被审查，他被迫游走于海边林野、在学校被议论与被侮辱的经历，可知他长期处于被时代放逐的环境之中，与恐惧、歧视、孤独为伴。恰恰是这种孤独的生存体验塑造了张炜独立思考的品格，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生成。陈晓明就注意到张炜小说始终有一个第一人称“我”，并指出“他的那个貌似抒情的我，其实是一个不断自省的我"。这是深层“流浪”带来的主体意识与反省意识，是在自我验的意义上展开的写作。当然，这种“自我经验”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作家不可能真正离开自己所属的时代创作。张炜正是一位在某种程度上不受时代“规训”但又与时代密切相关的作家，他童年的生活体验与生存经验成为日后创作的精神源泉。孤独的“流浪”生活滋养了张炜对自然大地的爱与对恶的批判。张炜自小见识了太多“恶的力量”，故地的莽林、建筑、人文遗迹、动物等的消失，引发了他的思考。这不仅是自然环境的变迁，更是时代变化与人性复杂的映像。在他早期的创作中，山楂林写煤矿开采对自然大地造成的不可挽回的伤害，阿对和爷爷不能阻挡现代洪流的浩荡向前。在稍后柏慧外省书九月寓言等小说中，张炜皆表达了对于现代化发展的反思，对于自然被破坏的痛惜。评论家将张炜的这类创作称为自然文学，对此张炜曾自道：“文学在我这里就是文学，它们不会从题材上区分得这么清楚。作家关心的主要是人性，是生命中激越的诗意。是社会的不公平，苦难和爱情。”因此，张炜自觉地站在弱小者、被迫害者一方，呼唤人性善。面对物欲纵流与环境污染，张炜书写与歌颂人性美。短篇小说达达媳妇叙写纯真勤劳的达达媳妇对婆婆的爱。看野枣讲述大贞子自愿到大海滩上看野枣，不计前嫌帮助三来。声音叙写二兰子与小罗锅儿之间朦胧的爱情，二兰子并未因割牛草而放弃对生活的向往。从创作风格上看，张炜早期创作中弥漫着浪漫抒情的笔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孙犁铁木前传抒情小说的血脉因子，以及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散文化小说风格的影响。与同时期以人伦关系破裂来表现人民苦难与历史浩劫的“伤痕文学”思潮相比，张炜笔下的达达媳妇、大贞子、二兰子等纯善人物形象呈现出时代主题下的另一美学现象：即不同于反面的对“假丑恶”的直接控诉，从正面表现人与人性“真善美”的一面。但是，张炜在创作中并没有过于以理想化的姿态来想象人性，他也注意到对灾难制造者的刻画。三来（看野枣）、卢大麻子（丝瓜架下）、“民兵连长”（操心的父亲）等人物是他小说中恶势力的代表，张炜看到他们以“正当性”面目行恶的荒诞性，并严厉批判之。这些“伪善”的人物其后又以赵炳、赵多多（古船）之类的“恶人”形象出现在张炜的创作之中，但日后他对于历史的反思与复杂人性的洞察却更为深刻。张炜践行着自己的文学立场，不跟风。他曾自言：“没有什么'历史的潮流是经得住推敲的我们总是格外尊重和注意那些逆潮流而动的人，希望听到他们未被喧嚣淹没的声音。”张炜本身就是一个与时代潮流保持一定距离的人。从1974年槐花饼始，其后花生夜歌下雨下雪芦青河告诉我等小说中频繁出现“芦青河”意象，被评论家合称为“芦青河”系列小说。短篇小说集芦青河告诉我（1983年）是他1980-1982年间创作的。联系时代文学思潮可知，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一一揭示封建蒙昧主义给普通中国人生活和心灵带来的巨大伤痛一一在文坛上产生巨大"轰动”的时期。此时张炜正承续孙犁与屠格涅夫的浪漫抒情风格，在童年的“芦青河”上呼唤人性与清澈的田园牧歌。其后，文学仍延续着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蒋子龙以乔厂长上任记掀开“改革文学”的大幕，张炜的短篇小说一潭清水虽然也写到了农村“改革”，但是与文坛上流行的“改革文学”却是不相及的。“改革文学”以其“在场性”的特点揭示改革过程的艰难，进而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鼓与呼。如乔厂长上任记塑造“开拓进取”的“新人”形象，带领工人为社会主义事业奉献力量。而张炜主要将“改革”作为小说的历史背景，质在探索人的精神在时代变迁中的“起伏”。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张炜在秋天的思索（1984年）、秋天的愤怒（1985年）中表露了更多的忧思。也是从这时起，张炜的创作风格开始不同于早期赞扬古朴自然的“芦青河”，转而批判世间的“恶”。这一时期的张洋在文坛上多少显得有点特立独行。宋遂良最先注意到张炜早期创作的与众不同之处：“他（指张炜）不像这个时期涌现的大多数青年作者那样以写'问题小说崭露头角，他不追求重大的题材，也没有迎合时下流行的一些艺术习尚，他铺开一张白纸，独自魅心魅意地去写他熟悉的动过感情的生活。他歌唱美的自然，美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芬芳，人间的纯朴。”正是童年“流浪”的生活体验促使张炜从时代潮流中“挣脱出来”。或许有一天张炜身体的流浪会终结，但只要他还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他的精神流浪就将永远“在路上”。这是他自我主体建构的内在需要，也是他注视“现代”丑恶现象的一种策略。虽然相比于张炜稍后的写作，他的早期创作略显单薄,但预示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创作“底线”，这将伴随张炜创作始终。在“芦青河”之后，张炜向历史的深处开拓，以长篇小说古船在文坛上声名鹊起。二、启蒙语境下的历史批判与现代反思从中篇小说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起，张炜创作进入第二阶段。古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也是张炜的成名之作。古船酝酿于1980年下半年，起稿于1984年6月，定稿于1986年7月，同年10月在当代第5期发表。评论界不再把古船看作是“芦青河系列”。“古船是张炜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张炜的创作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早期对自然环境的赞美到对社会历史、人性的深刻挖掘。但是对于张洋来说，这是否意味着他的创作完全转向了呢？如果古船是张炜“基因突变”之作，那么是怎样的契机促使他的转向？如果他没有完全转向，那支撑张炜前后创作的内核又是什么？这促使他的创作与同时代思潮之间又处在怎样的张力之中？古船开创了文学史上新的历史叙事模式。1949年以后的“革命历史叙事”中，类史诗叙事与类传奇叙事具有宏大叙事与史诗气派相结合的“革命美学”特征，突出典型人物的塑造，强调对于社会的简单描摹。古船率先突破五六十年代所确立的这种宏大革命历史叙事，代之以家族历史叙事模式。小说以洼狸镇上隋、赵、李三家的家族冲突来结构文本与反映历史，叙述时间横跨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如火如荼展开的时期。在古船之前，历史即是主流政治意识的体现,个人经验的历史书写模式至90年代方才取得合法性。古船开创了以作家个人经验来书写历史的模式，这种模式影响了其后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1991）、陈忠实白鹿原（1992）、李锐旧址（1993）、高建群最后一他匈奴（1993）等一大批小说的创作，在当代文坛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力。对于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写作思潮，张炜并没有盲目跟随,而是向历史与现实深处开掘，理性地审视历史。古船是张炜对中国历史与现实长期思考的结果。四年的档案管理生涯也让他看到了迥异于“主流”的历史。隋抱朴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上思考四十年灾难是怎样造成的，他的忏悔意识与原罪意识也是对于中国民族与历史的反思。古船揭示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给农民带来的苦难事实。古船中的赵炳和赵多多原是特殊年代里灾难的制造者，然而在改革开放后又掌握了乡村政权，他们的地位类似于传统的“乡绅阶层”，处于乡村社会权力秩序的核心位置，但却几近抽空了“乡绅”作为乡民保护者的内涵，转而成为苦难的制造者。小说中的四爷爷赵炳尤其体现了传统宗法制与极左思想的结合，李家与老隋家的灾难都与他脱不了干系。赵炳在“土改”时期对李其生的利用与戕害，以“干闺女”之名对含章长达二十多年的控制与胁迫，皆证明他的虚伪本性。赵多多在“土改”时期作为民兵头儿制造了很多苦难，改革后，又精于算计将粉丝大厂据为己有，以“企业家”的身份剥削外族工人。在赵炳等人身上俨然存在着封建压迫力量的影子。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政治上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为什么在“文革”时期封建专制又会借革命之名还魂呢？张炜揭示出历史表层之下巨大的荒谬性，传统小生产方式浸润下的封建意识，又梦魇般地纠缠在国民性格之中，成为中华民族跨入现代社会的严重阻遏。古船对中国革命历史进行了反思。在古船之前，文学对于“土改”的叙述主要突出其正确性与必要性，缺乏理性的反思。建国前描写“土改”的小说揭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与农民的矛盾心理。建国后，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小说聚焦在先进与落后、个人与集体的矛盾冲突上，讲述在党影响下的社会主义“新人”带领农民走上“金光大道”的故事。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即反思前一时期“一体化”格局带来的弊端。对于“四人帮”的控诉也好，人道主义的提倡也罢，作家总是在时代要求的契领下进行创作。因此，古船之前，从历史理性层面上反思“土改”中存在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文学表现。古船发表后，批评家延续着“高大全”与“模式化”的极端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以“阶级斗争”和“顶天立地的人物”为标准苛责古船。忽视了古船所表现出的异于前一阶段的历史反思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船的“异质性”将会凸显出来。从表面上看，张炜此时的写作风格与早期清新的人性书写有天壤之别。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张炜写作的“内面”就会发现，古船并非张炜的基因突变之作，依然延续了他对人性的书写与对实现国家与民族现代化的探索。古船中隋抱朴在痛苦中的自省，对于人的尊严与自由的呼号，对于黑暗与丑恶的抨击，堪称为一部“中国农民心灵痛苦纠缠和自我搏斗的史诗”。隋抱朴由此成为一个因别人的不幸而变得多有思虑和忧郁的“哈姆雷特”，同时他又兼具了以拯救人民群众为重任的“堂吉诃德”式的责任感。因此，他承载着“精神的重负”日复一日地在老磨屋中思考，在对共产党宣言和天问的反复阅读与追问中寻求对真理的信仰，最终“出山”挽救粉丝大厂与洼狸镇的“命运“。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行美好想象的历史乐观精神，在今天看来多少有点过于理想化。张炜并没有跟随大流盲目自信，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的开放式结局，古船中四爷爷的伤而不死，地质勘探队钻井造成的“大地震动"“星球大战”中丢失的铅桶埋下的忧虑种子，李知常设计的“变速轮”机器刚启用就染上人血等等，这些人物和情节预示了现代化进程中改革的艰难与历史的轮回。作为知识分子的张炜并没有盲目追随80年代“主流”参与对现代化的理想高歌，而是坚守知识分子主体精神进行批判与反思。张炜对于人性的探索可以说处在鲁迅思想的延长线上，接续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与思想启蒙。古船“对国民性的刻画乃'鲁迅之后鲜见者”。但是，张炜古船的批判国民性是基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如果说鲁迅始终站在被欺侮、弱小的一方，启蒙主义的先在论使得他的叙事策略集中在对恶的揭露与鞭挞上，时代语境使其坚持着一种悲观的绝望哲学，带有尖锐的批判性。那么，张炜除了对恶的鞭笞外，也赞扬善。对于“丑、恶”的揭示正如对于“美、善”的赞扬一样，是他“道德理想主义”的一体两面。因此，在塑造了老得（秋天的思索）、李芒（秋天的愤怒）两个思想者后，在古船中他又塑造了隋抱朴这一具有救世情怀和原罪意识的思想者。这种有道德人格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其后柏慧（宁伽）、外省书（史珂）、怀念与追忆（老宁）等创作中也频频出现。张炜笔下的一系列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的道德立场和原则，独战着失范的科技理性与物质欲望。他们是与张炜情感相通的同路人，是张炜的文学自况。从整体上看，张炜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处在与时代“主流”的“共名”与“张力”之中。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古船与8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同构性，表现为对五四启蒙资源与话语的征用。古船深入到对历史和现实的挖掘之中，指向对封建专制思想与极“左”思想的批判。同时，古船可以说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迄今为止的改革题材文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它们的集大成者。”古船对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可以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找到某些影子。班主任伤痕已表现出文化批判与文化启蒙的色彩，蕴含80年代文学“向内转”的力量。在其后反思文学中得到进一步强化，桑树坪纪事黑骏马琥珀色的篝火等小说发掘人物言行背后的文化支配力量。然而古船又表现出与传统现实主义不一样的质素。“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在叙述模式与话语表达上仍保留着“十七年”的某些特色。古船则吸收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以时空的跳跃与怪诞寓言的传说结构文本，这明显与80年代先锋文学又有共通之处。80年代的张炜及其文学创作可放置于多个文学脉络与思潮之中，但是又没有哪一个思潮能够完整地体现出他的创作意图，这本身就说明了张炜此时创作的复杂性。而他在文学史上的不可通约性恰恰是其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体现。在90年代，张炜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道德精神，向时代深处进一步开掘。三、退却中的坚守与“精神原野”的深处古船之后，张炜又创作了短篇小说集美妙雨夜九月寓言（1992）、柏慧（1994）、家族（1995）等。其中九月寓言是张炜这一阶段的代表作。九月寓言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起稿于1987年11月，完稿于1992年1月，同年5月发表于收获。它的诞生与张炜重回故地龙口有密切关系。在“知识分子被其所创造的历史放逐”了的90年代，作为知识分子的张炜并没有选择一股脑地拥抱商业市场，而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行反思性批判，包括生态恶化、人性异化、物欲横流等方面。九月寓言不仅书写了工业发展对小村生态样貌带来的表面影响，而且揭示了现代工业文明对于人心产生的诱惑与异化。张炜延续着前期对于人性的探索与苦难的叙述，只是小说中人类得以救赎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古船中隋抱朴的原罪意识需依靠内省自我拯救，到九月寓言，则“只有与其他生命和谐相处并于自然中汲取神秘力量才能使自身得到修正和升华，人类精神才能得到超越。”从古船到九月寓言，张炜找到了人性救赎的基本点：从内省到自然大地。相比于前一阶段对于恶的直面批判，张炜的创作确乎发生了转变。这一时期激进愤怒似乎退却，他更加倾向于拥抱大地、自然。但是，我们是否就可以据此认为张炜放弃了曾经的知识分子立场，开始退却了呢？或如批评家所说他是反现代的、保守的？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裹挟着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全面扑来，知识分子阶层化与边缘化。以1993年贾平凹废都发表为标志，商业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侵蚀全面展开。废都中庄之蝶的精神状况更像是知识分子在90年代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镜像。张炜面对现代社会的伦理失范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召唤德性的重建。在张炜看来：“德性将不仅维持使我们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也将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遭遇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从而在对相关类型的善的追求上支撑我们，并且还将把不断增长的自我认识和对善的认识充实我们”。张炜认为人类最终的“救赎”是通过培养人类的“德性”来达到的，而他所说的“德性”更多存在于本真纯朴的自然世界、未受现代污染的乡野大地上。因此，张炜甘作“大地守夜人”，在小说中构筑一个理想回归之地一一“野地”，其小说中主人公纷纷奔向自由的野地。从早期的“芦青河”系列到古船，张炜书写了一系列野地意象，九月寓言则描写了更多奔向野地、融入野地的孩子。这些人物形象共同见证了张炜对于诗化意境的营造，对于现代精神家园的追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九月寓言比古船更真写出了人与大地的本源关系，更符合作家的本真个性。张炜在野地与大自然中找到了最终的生存根基与精神生活的源头。九月寓言发表时曾引起巨大的争议，秦兆阳从“真实性”层面上否定九月寓言，认为小说“失去了合理虚构的现实基础”，表现的是“抽象人性”。而批评界对九月寓言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反现代性的层面上。批评家延续了80年代的现代启蒙精神，以现代发展观看待张炜的小说创作，认为他的作品是反现代性的、坚守农业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贺仲明认为张炜“站立的是绝望、向后的农业文化立场”，他“成为了90年代文化对80年代精神进行戕害的帮凶”。邓晓芒认为九月寓言是复古、怀旧的反人道主义思想倾向。黄轶认为乡村也藏有令人绝望的特质，应该辩证地看待。对现代的反思，不是说要回到“前现代”，而是要批判的继承。换句话说，黄轶承认张炜对于现代的反思精神，但是“乡野”本身能否成为或孕生出抵抗的力量却需要进一步思考。基于以上的梳理，我们有必要追问张炜笔下的“野地”究竟是指什么？这与张炜“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立场息息相关，是我们理解张炜90年代创作及其文化追求的符码。张炜深受齐鲁文化“万物有灵”思想与方仙道文化的影响，认为人与其他物种都是地球上的一员，自然的和谐会促进人与万物的和谐相处。在融入野地中他曾写到：“我远投野地的时间选在了九月，一个五谷丰登的季节。这时候的田野上满是结果。由于丰收和富足,万千生灵都流露出压抑不住的欢喜，各个与人为善。”在九月野地这一空间里，社会生态因富庶的大地而得到改善。九月寓言书写了一个物质匮乏但精神富足的时代。小说中“鱼廷稣”们在土地上狂奔的欢乐，有关地瓜干的传说，金祥千里背鳌的故事，皆是富庶九月最动人的注脚。张炜笔下的“野地”孕育着生活的本真与生命的真实，与评论家所说的藏污纳垢的民间相去甚远，而是寓指一个真实的精神家园。随着“工人拣鸡儿”的到来，小村被挖空，小村的姑娘被澡堂、黑面肉馅饼、胶靴等现代之物诱惑，丢掉了身为小村人的原则和底线。小村的陷落标志着物质消费对于人类精神侵蚀的全面展开，而“忆苦”则是对大地精神的再一次召唤与对资本、暴虐的抵抗。故而张炜笔下的大地与自然是其90年代人文道德精神的来源，也是其反思现代的精神资源。因此，我们似可将张炜归入广义的“寻根文学”脉络之中。80年代的文化寻根思潮源于人类对现代化进程的迷惘与担忧。寻根文学以“向后回望”的姿态代替“直接的前瞻”，既发现传统文化的魅力（受戒棋王北方的河），又对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加以批判（爸爸爸、厚土系列）。90年代文学界对于传统文化的反顾，接续80年代“寻根文学”开创的传统。现代化在极大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切实带来诸多威胁。环境污染、水污染、人性异化、道德沦丧等负作用在90年代集中爆发。因此，寻根文学脉络下的这种回望并非是回到“前现代”的保守主义，或是“反现代”的，而是在文化人类学的发展立场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发出警醒与反思。张炜在90年代仍延续着启蒙精神进行创作。柏慧家族继承鲁迅的战斗精神，表达了张炜对邪恶的绝不宽容，体现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九月寓言向民间汲取精神力量，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反思特征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逃离”与“反现代”。陈星宇指出“道德理想主义”本是“新儒家”在1990年代复兴时所提倡的，它蕴含着中国儒家通过自身调整一一“内圣”，最终实现现代化的诉求。也就是说，张炜提倡的“道德理想主义”是在现代性话语范畴内的自我质疑与批评，最终目的还是要促进中国的现代性发展，是处于“寻根文学”所开创的反思现代的脉络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炜的文学创作蕴含了对中国现代化的担忧与检视，这是一种真正的思想现代化特征。这对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尤具警醒意义。李航育最后一个渔佬儿(1983)、张承志心灵史(1991)等也表现出这种审美现代性特征。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与大众的娱乐、消遣达成联盟，席卷整个90年代文坛。作家以轻飘的写作姿态逃避精神道义的担当。以方方、池莉等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作家以零度叙事的手法书写个体欲望与庸俗日常生活。90年代后，自由主义思想携带着个人化、欲望化写作崛起。陈染、林白女性意识的私语表达，何顿、韩东对欲望化的本能叙事，忽略了文学与社会大众的关涉。其中，王朔以“游戏”的姿态进行创作，在90年代文坛产生巨大轰动效应。张炜并没有与以上任一时代潮流“合奏”，他始终在形而上层面上揭示生存的意义与人性的本质，从而克服了90年代文学中一度盛行的把消遣、娱乐作为旨归的肤浅倾向。90年代，孟繁华提出“新理想主义”，认为文学应关注人类精神处境，除娱乐功能外，还应给人心灵以慰藉。这一时期的张炜正是在铺天盖地的市场潮流之中，坚守着他一贯的人文知识分子立场，关切人类的精神现状。吴义勤即从知识分子的当代境遇出发，肯定张炜的知识分子品格与对物化社会的批判、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因此，尽管在90年代，对于张炜主张的“道德理想主义”多有贬抑之声，但是历史已证明，张炜的忧思不无道理。到新世纪之后，张炜更加坚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四、思想的沉潜与独站“高原”的发声经由“流浪”而形成的知识分子主体身份意识，以及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文关怀，使得张炜的思考点始终锚定在对人的精神的探寻与生存的关注上。九月寓言之后，张炜又创作了外省书（2000）、远山远河（2005）、独药师（2016）、艾约堡秘史（2018）等作品。耗时22年的鸿篇巨制你在高原（2010）是张炜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创作。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现代化弊端的日益显著、权力与资本结盟的猛烈侵蚀，文学界开始反思90年代作家“逃避现实”的书写模式，试图恢复文学“介入”社会现实的能力。2004年兴起的底层文学即是一种应对之策。在新世纪张炜延续早期确立的知识分子品格，站在弱者的立场上，书写底层民众的苦难遭际与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情怀。舆90年代家族柏慧等作品急峻、激愤的反抗风格与战斗精神相比，这一时期他的创作则更为沉潜与冷静。张炜延续其早期山楂林古船柏慧等作品表达的反思现代的主题，警惕现代化发展进程给底层农民带来的苦难。只不过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张炜更加关注其对人类社会、精神产生的影响。外省书不仅表达了现代消费主义对于自然的毁灭性破坏，而且突出了现代技术与全球化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生态的巨大影响。在外省书中，史珂是有着强烈道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不愿迎合市场需求写一些“现代主义”作品一一“精液、屁、各种秽物，再掺几片玫瑰”，得到的也只能是“你别写了”的呵斥；他不认为人类正通过科技实现自我解放，技术商业时代带来虚幻的东西，让人类走入普遍沮丧，因此，他被人看作怪异的“外星人”；他不愿融入充斥着畸形性欲的时代，在一隅注视着现代人的精神疾病，呼唤着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伟大事业。所以他从京城回到故土河湾老屋，傍海而居，过着“心远地自偏”的生活。与早期表达的“现代忧思”主题相比，张炜在新世纪的书写更加突出技术、消费对于人类精神的侵蚀。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精神的背景等创作也表达了同样的主题情节。你在高原是张炜创作的又一高峰。小说集中对时代影响下的人类精神进行探寻。你在高原以宁伽的家族历史为叙述中心，讲述“父辈”（宁珂）在“革命”时代的经历与“后革命”时代的不平遭遇，以及“子辈”（宁伽）长大后在平原、山区等地的求索见闻。小说以类似于“游记”的视点记录了诸多的底层苦难现实。荒原纪事凸显底层民众的生存苦难，小说中农民的土地被掠夺，现代工业与淘金者对人类生存环境无情破坏，进而引发人类身体出现病变。鹿眼无边的游荡叙述底层农村女性的悲剧，她们更多成为物质利益的牺牲品。橡树路写到海边打工者漂泊无定的苦难生活。张炜在看到现代发展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底层民众在这一过程中经受的苦难。这是由他自小生活经历与独立的文学立场所决定的。你在高原中，宁伽是张炜塑造的忠诚于自己内心的理想知识分子，他见识了殷弓等人的丑恶、商业资本对平原的侵蚀，经历了被柏慧背叛的痛苦、与梅子分道扬镀的无奈，但是依然保持内心的清洁。通过他的“游走”经历与人物视点，张炜向我们揭示了更多残酷的社畲现实。小杆儿、冉冉、加友、瓜妞是被欺侮、被蹂蹒的底层受害者，他们的被欺辱不是如鲁迅笔下祥林嫂与封建势力的遭逢那般，而是处于商业与资本的压倒性优势状况下。忆阿雅中的林蕖，海客谈瀛洲中的秦茗已，家族中的陶明都是被时代物欲所“击倒”的人。因此，面对现代发展对人类精神展开全面侵蚀的语境,张炜在新世纪创作中少了“鲁迅式”的激愤反抗，而多了几分沉潜的味道。在面对“橡树路”“阿蕴庄”“环球集团”“卡拉娱乐城”等藏污纳垢的地方时，宁伽也只能如赶鹦（九月寓言）、刘蜜蜡（丑行或浪漫）、史珂（外省书）等人一样，不停地“在路上”。从小说的叙事空间上看，张炜似乎在时代面前一直退却与逃离。譬如，张炜笔下的主人公纷纷逃离城市的喧嚣与拙劣的建筑,回到老磨屋（古船）、登州海角（柏慧）、河湾老屋（外省书）、葡萄园（你在高原）等空间，与小茅屋、葡萄园、大海朝夕相处。也难怪评论家在90年代指责张炜将苦难诗意化、躲避到“野地”。如果我们联系时代语境与张炜的整个创作生涯来看，可知这是张炜的一种策略：以退为进。在八九十年代，现代化一路高歌猛进，文学也参与到这一“理想化”的宏图之中。张炜不愿加入这场“大合唱”，宁愿在旷野上“独奏”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以此默默地对抗被同化。贺仲明认为“退却并不一定就是溃退，它还有另一种内涵，就是战略性的撤退。”换句话说，退却的背后是坚守。张炜曾自言：“置身潮流之中，被一种惯性推拥着，需要多大的坚韧和倔强才能挣脱出来。我认为一个搞创作的人应该具有那样的雄心和力量。”正是因为具有这种雄心与力量，所以张炜才能在众人沉迷于未来一片光明时，独站“高原”之上发出警醒的呼声。这在古船中所表现的忏悔与反思意识中已有所体现，并在其后的创作中得到进一步的表现。新世纪以来，在大众传媒与影视的驱动下，作家以“利”为目的追求短、快的创作效益。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张炜能够沉潜20多年写出你在高原，这本身就说明了他所坚守的主体精神。从创作内容上看，虽然张炜的创作与新世纪的底层写作有共谋之处，但这并不是他有意识地加入“主流”的结果，而是在张炜自身创作脉络的延长线上。早在一潭清水古船九月寓言等小说中就可以找到影子。你在高原之后，张炜创作的儿童文学半岛哈里哈气寻找鱼王等也处于这一脉络之中。五、结语作为知识分子的张炜处于与时代“主流”的“共名”与“张力”之中。从表面上看，张炜的写作内容、风格与时代“主流”错位而行，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张炜却处于与时代的“张力”之中。张炜以道德理想为基点，基于各个时代特点选择不同的艺术方式和写作风格，形成所谓的张炜的文学“转向”。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大多数作家以“问题小说”蜚声文坛时，张炜在芦青河上以孙犁的浪漫抒情笔调赞扬人性之善。80年代，文坛上“伤痕”与“反思”的声音大行其道之时，张炜以古船加入到启蒙主义的批判队伍之中，深入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对恶的批判。90年代，文学与大众的娱乐、消遣达成联盟，文人放弃任何担当。张炜坚持着知识分子的品格，在广义的“寻根”脉络下发现了“野地”，以此抵抗被时代“收编”与发出警醒。新世纪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在资本与市场结盟的语境下，张炜独站“高原”之上发出内心的“声音”，对于底层民众的关注与时代“主流”形成共谋。可以看出，作为知识分子的张炜始终坚持着对于“真”的恪守与“善”的追寻，对于“洋野蛮”（商业扩张主义）和“土野蛮”（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这是经由早期“流浪”而形成的知识分子品格的体现，是处在鲁迅思想的延长线上。2016年张炜在接受访谈时说：“我提防在潮流中走向模仿和依从，提防自己失去原则性。因为人都是软弱的。我希望自己能做自立和自为的写作者，进行独立创作并排除外界干扰。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冷静和安静的人，这样的人会有一点原则和勇气。潮流来了，先要站住。有原则的人才能谦虚，而不是相反。”张炜以他的“德性”之火点亮时代的精神荒原，默默地充当着商品经济社会“废墟”之中的精神“拾荒者”。因此，张洋恰如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是一个有充分主体意识与基本原则的知识分子，而并非一个看热闹的、个性模糊的“人群中的人”。OnzhangweisSelfFormationand1.iteraryNarrationReflectionontheRelationshipbetweenlntellectualsandtheTimesAbstract：ZhangweiisanindispensablewriterinthecontemporaryChineseIiteraryworld.ZhangweihasbecomeanobjectofcontinuousinterpretationanddiscourSebyscholarSduetohisambiguouspositiOninliteraryhistoryandliterarytrends.OnlybyreturningtothetextandplacingZhangWeiintheintertwinedweboftimeandliterature,andexaminingthesynchronicfIeldofeacheraandthediachronicfieldofZhangWeiSowncreativecontext,Canwefunyrevealtherationallogicbehindhiscreations.TheinteIlectualcharacterformedbyZhangWeithroughhisearIyuwandering,runsthroughhiscreationandputshiminauconame,jand“tension"withthetimes.Whetheritistheearlywritingofhumannature,theensemblewithenlightenmentinthel980s,thepassiveadditionof“moralidealism''inthel990s,Orthefocusonthelowerclassafterthenewcentury,Zhangweihasalwaysadheredtothemoralconscienceofintellectuals,Observingmodernhumannatureandthespiritofhumanityontheextensionof1.uXunsideology,andexploringmethodstoachievemoderniZationofthecountryandnation.ExaminingzhangweismentaljourneyasanintellectualProvidesacasestudyforreflectingontherelationshipbetweenintelIectualsandthetimes.InthecurrentcontextwhereliterarycreationiSdeeplyinfluencedbycapitalandthemarket,refIectingonithasparticularlypracticalvalueandsignificance.Keywords：ZhangWei；Self-construction；1iterarynarration；intellectual；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