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礼学遗产与朱子礼学（参考资料）.docx

北宋礼学遗产与朱子礼学（资料）夫三王制礼，因革不同，皆合乎风气之宜而不违乎义理之正。正使圣人复起,其于今日之议，亦必有所处矣。一一朱熹朱子并不主张制度上盲目、激进的复古。那么，他晚年全力编纂仪礼经传通解，又是出于何种考虑？朱子注重对经典古制的考证，仪礼经传通解所担负的工作就是力求以经典自身的方式理解古礼，由此形成古今之分的视野，以思考今制，通古今之变。“人不可不知此源流”“恐后来者愈不复识”，朱子清楚地意识到，推行古礼的现实基础已不存在，古礼徒具形式，然却要尽力保存，真正诠释了孔子“爱礼存羊”的精神。汉唐礼学以经典的文本解释为核心，在三礼经典的解释史上具有奠基意义。今人研习礼经，虽以郑注唐疏为阶梯，却大多疏离了“经典”作为礼学乃至教化之核心所依赖的基本信念。汉唐人认为“礼”的成立是基于圣人的制作，圣人制礼的成果以“经书”的形式呈现，经书也因此具有圣人成文规范的权威地位。汉唐时期普遍流行“性三品”说，中人的自然情性有善有恶，礼乐教化使人情中的善质得以培育，人情中的恶欲受到约束。圣人“缘情制礼”，使中人能够在自然情性的基础上实现礼法之善。中晚唐至北宋中叶，国家与社会经历了从失范到秩序重建，“礼学”作为儒家反思人间秩序的思想形式，也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一转变集中体现为“经书”意义的变化以及理解“圣人制礼”的两种模式。一是依然认为礼从根本上是由圣人所制，但圣人制礼的实质内容不是法典意义上的经典，而是历史上实存的制度，通过经书等文献得以记载；二是，理学家认为，圣人制礼并非无中生有的创制，而是天理自然的反映，圣人制礼顺应天理自然，但礼从根本上并不依赖人为（包括圣人）的创作。在这两种思想看来，“礼”都不再特指经书所说的那个样子了。通过朱子礼学，既可观察北宋礼学如何得以重整、收束，反之，以北宋礼学为历史背景，又可获得对朱子礼学的若干新理解。朱子在不同层面继承、整合了北宋礼学遗留的思想资源，又在反思的基础上对礼学予以推进。首先，在“礼文”层面，朱子接受了北宋学者以圣人制礼为制度创建的观念，朱子提出：古礼非必有经，盖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达闾巷，其仪品有章，动作有节,所谓礼文之实者，皆践而履之矣。古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则岂必简策而后传哉！其后礼废，儒者惜之，乃始论著为书以传于世。今礼记四十九篇，则其遗说，已学而求所以约之者，不可以莫之习也。仪礼，不是古人预作一书如此。初间只以义起，渐渐相袭，行得好，只管巧，至于情文极细密，极周经处，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成书。大抵说制度之书，惟周礼仪礼可信，礼记便不可深信。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遭秦灭学，礼乐先坏。汉晋以来，诸儒补缉，竟无全书。其颇存者，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乃其义说耳。在朱子看来，传世礼经是在已有礼仪实践的前提下，为了礼的传承逐渐写就的，秦以后更散佚不全。仪礼之为本经，就在于它记载了圣人制作的“仪法度数”，礼记诸篇是对仪法度数意义的阐释。也就是说，朱子之所以以仪礼为本经，除了以“人伦”为本，还有以制度为本的意思。仪礼在内容上记载的是礼的仪文度数，而朱子认为圣人制礼所制的，本就是制度。朱子又批评王安石于科举废罢仪礼：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诸生又不过诵其虚文以供应举，至于其间亦有因仪法度数之实而立文者，则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议，率用耳学臆断而已。朱子批评王安石废罢仪礼，独存礼记之科，博士诸生在学习礼记的过程中，又不能就礼记中“因仪法度数之实而立文者”究其根源。朱子曾称赞陆佃“煞能考礼”，又在对陆佃的批评中指出：本朝陆农师之徒，大抵说礼都要先求其义。岂知古人所以讲明其义者，盖缘其仪皆在，其具并存，耳闻目见，无非是礼，所谓“三千三百”者，较然可知，故于此论说其义，皆有据依。若是如今古礼散失，百无一二存者，如何悬空于上面说义！是说得甚么义？须是且将散失诸礼错综参考，令节文度数一一着实，方可推明其义。若错综得实，其义亦不待说而自明矣。朱子以名物器数为求义之本，又有云：古者礼乐之书具在，人皆识其器数，却怕他不晓其义，故教之日：“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日：“失其义，陈其数者，祝、史之徒也。”今则礼乐之书皆亡，学者却但言其义，至于器数，则不复晓，盖失其本矣。朱子指出，礼制是推求礼义之本，在古礼散佚的情况下，需先将散失诸礼错综参考，令节文度数一一着实，方可推明其义。因此，朱子晚年编纂仪礼经传通解时，便说“今所集礼书，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J朱子又尝论礼书编纂体例：“若疏中有说制度处，亦当采取以益之。”绍熙五年（1194）,朱子入朝居经筵时，曾参与庙制以及宁宗丧服两次重要礼议，朱子编纂礼书的设想由来已久，而在朝议礼的种种经历，愈发坚定了朱子修成礼书的决心，成为他晚年的一大抱负。皮锡瑞更认为朱子晚年修仪礼经传通解，盖因乎丧服之议。朱子在议礼时的困惑由贾疏所引郑志而得到解决，遂叹：“礼经之文诚有阙略，不无待于后人。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终未有决断。不可直谓古经定制，一字不可增损也J在朱子看来，郑玄的功劳是对圣人之制的发明，从制度考证的角度看，甚至“不可直谓古经定制，一字不可增损也:朱子称道“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可知他是立足于制度考证来理解注疏的，礼书编纂带有同样的“制度”取向。礼书的编排,以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大传外传为纲，将包括仪礼在内的经文全部按照礼制门类进行编排，形成一套自下而上的家国典礼。仪礼等经书的原有篇次被调整，按制度门类与其他经书传记更为有机地整合在了一起。正因对制度的关注，朱子对陆佃、陈祥道在礼制考证上的成就评价颇高，再三言“荆公门人陆农师，自是煞能考礼”，“礼书，如陆农师礼象、陈用之礼书，亦该博，陈底似胜陆底。后世礼乐全不足录”，“陆解多杜撰，亦煞有好处，但简略难看。陈祥道礼书考得亦稳”。朱子认为圣人制礼的实质是一套制度的创设，但是这套制度绝非与当代无关的古代历史或风俗，由于圣人所制之礼体现了天理，因而对于后世具有典范意义,朱子称之为“典礼”。这个典礼，自是天理之当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圣人之心与天合一，故行出这礼，无一不与天合。其间曲折厚薄浅深，莫不恰好。这都不是圣人白撰出，都是天理决定合着如此。后之人此心未得似圣人之心，只得将圣人已行底，圣人所传于后世底，依这样子做。做得合时，便是合天理之自然。在礼的本体意涵与人性论层面，朱子继承了北宋理学对礼的基本理解，以礼之本体为天理之自然，礼的人性论基础是人的天命之性。朱子云：“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在礼的本体论层面，朱子的说法较于北宋诸子又有推进。朱子认为，“礼”之本体既是天理之自然，并且理在本体意义上就具有规范性意涵，是有所节文的，“节文”并不只是“用”而已，朱子云：礼乐者，皆天理之自然。节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乐也是天理自然有底。然这天理本是侗一直下来，圣人就其中立个界限，分成段子，其本如此，其末亦如此；其外如此，其里亦如此，但不可差其界限耳。才差其界限，则便是不合天理。所谓礼乐，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则无不可行也。也就是说，在朱子看来，“礼”之为天理，不仅是指“礼”所体现的爱与敬这类精神原理，礼当中的分别、仪文这些规范性内容也有天理自然的基础。朱子言“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天理之节文”仍指本体意义的礼是自然而有节文的天理，对此，门人曾致疑问于朱子：问：“先生昔曰：'礼是体今乃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似非体而是用J曰：“公江西有般乡谈，才见分段子，便说道是用，不是体。如说尺时，无寸底是体，有寸底不是体便是用；如秤，无星底是体，有星底不是体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纸糊，此便是体，人摇之便是用J朱子指出以理体无节文，就如说尺无寸、秤无星是体，皆是离用而言体。朱子批评陆学“才见分段子，便说道是用“，又谓：“江西人说个虚空底体，涉事物便唤做用J朱子释“理”云：“理是有条理，有文路子。文路子当从那里去，自家也从那里去；文路子不从那里去，自家也不从那里去。须寻文路子在何处，只挨着理了行J“理如一把线相似，有条理，如这竹篮子相似J指其上行短曰：“一条子恁地去。”又别指一条曰：“一条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横是一般理J“理”的体用兼备，就体现在“理”既是浑全的道理，也是可以使人遵循的规范、仪则。“礼”之为天理之节文，与“理是有条理，有文路子”正是对同一道理的不同表述。殷慧指出，朱子所言之“礼”兼备体用，应是合乎朱子本意的论断。朱子用“体用无间”“理一分殊”来诠释礼之理与礼之文，云：礼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会得时，繁文末节皆在其中。“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却只是这个道理。千条万绪，贯通来只是一个道理。夫子所以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盖为道理出来处，只是一源。散见事物，都是一个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与他夏葛冬裘，渴饮饥食，君臣父子，礼乐器数，都是天理流行。“礼”既同于“理”，但在语义上，“礼”更指向分殊、规范的意味，用朱子的话来说，是“说得较细密”，朱子云：只是这个道理，有说得开朗底，有说得细密底。“复礼”之“礼”，说得较细密。“博文、约礼”“知崇、礼卑”，“礼”字都说得细密。知崇是见得开朗，礼卑是要确守得底。较之张载、二程，朱子对礼之“理”“文”关系的阐释重在谈论“理”与“文”的区别，意蕴更为丰富。从汉唐时期以文为本的“文”“理”的不分，中经张载、二程主于“理”的“文”“理”之别，再到朱子以“体用无间”来统一“文”“理”,呈现出思想的辩证演进。同于张载、程颐，朱子以“礼”既是成性工夫，又是成性之效验。前引朱子云，圣人制礼，将理之节文明白指示了出来，“就其中立个界限，分成段子”，“后之人此心未得似圣人之心，只得将圣人己行底，圣人所传于后世底，依这样子做。做得合时，便是合天理之自然:又论“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不可将“理”字来训“礼”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复天理。不成克己后，便都没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这里恰好着精细底工夫，故必又复礼，方是仁。圣人却不只说“克己为仁”，须说“克己复礼为仁”。见得礼，便事事有个自然底规矩准则。朱子早年在解释“克己复礼”时，将“礼”字训为“理”，也就是将“复礼”单纯地理解为克己功夫之效验，这里朱子特别强调“不可将理'字来训'礼'字”，就是针对他早年的讲法。在答林择之中，朱子云：程子言敬，必以整齐严肃、正衣冠、尊瞻视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论。而先圣说克己复礼，寻常讲说，于“礼”字每不快意，必训作“理”字然后已，今乃知其精微缜密，非常情所及耳。信中朱子提及自己讲说孔子“克己复礼”时，曾必训“礼”为“理”而后快，事实上是将礼之“文”与“理”分别对待，突出了“文”“理”之别而强调“理一”，从而将“复礼”单纯作为“克己”的效验。与明道“克己则私心去，虽不学文而礼意已得”的说法类似，朱子云：“克己，则礼自复；闲邪，则诚自存。非克己外别有复礼，闲邪外别有存诚。”贺孙标注此条语录为“非定说”，朱子后来更强调“复礼”的工夫论意义，语录记：贺孙问：非天理，便是人欲。克尽人欲，便是天理。如何却说克己了，又须着复于礼？0:固是克了己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复于礼，故圣人对说在这里。却不只道“克己为仁”，须着个“复礼”，庶几不失其则。下文云：“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缘本来只有此礼，所以克己是要得复此礼。若是佛家，尽有能克己者，虽谓之无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复得礼也。圣人之教，所以以复礼为主。若但知克己，则下梢必堕于空寂，如释氏之为矣。又，语录此条颇能反映朱子前后的思想变化。时举曰：先生向所作克斋记云“克己者，所以复礼；非克己之外，别有所谓复礼之功”，是如何？0:便是当时也说得忒快了。明道谓“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虽不学文，而礼意己得”，如此等语，也说忒高了。孔子说“克己复礼”，便都是实。“克己”表达了人对私欲等负面因素的克除，而“复礼”则表达了人的行为合乎天理、规范的积极内容，释氏有前一个层面，于后者则堕于空寂，故圣人将“克己”工夫与“复礼”工夫对说，既表达了“复理”的效验，又同时表达了“克己”工夫和“复理”效验的规范含义。朱子不是认为自己过去和明道的讲法从根本上错了，而是“快了”“高了”，不如圣人得其实处。朱子又云：“只说理，却空去了。这个礼，是那天理节文，教人有准则处。佛、老只为元无这礼，克来克去，空了。”“佛氏之学，超出世故，无足以累其心，不可谓之有私意。然只见他空底，不见实理，所以都无规矩准绳J朱子对“复礼”工夫含义的强调容易让人误认为“克己”与“复礼”是“两节工夫二对此，朱子表示：“也不用做两节看。但不会做工夫底，克己了，犹未能复礼；会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复礼也“是克己便是复礼，不是克己了，方待复礼；不是做两截工夫。就这里克将去，这上面便复得来。明道说那'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虽不学礼文，而礼意已得'，这个说得不相似J克己复礼'，是合掌说底。”在朱子看来，“克己”与“复礼”既有各自的工夫内涵，又是统合在一起的。指出克己工夫具有行为的规范面向，还有针对二程弟子、陆氏心学的意思在，这一点殷慧已经指出。朱子答林择之云：比因朋友讲论，深究近世学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灭裂。其言敬者，又只说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于容貌词气，往往全不加工。设使真能如此存得，亦与释老何异？上蔡说便有此病了。朱子批评的“上蔡说”前文尝有引。“上蔡又论横渠以礼教人之失，故其学至于无传。据二先生所论却不如此。盖日'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据守但讥其说清虚一大，使人向别处走，不如且道敬耳。此等处，上蔡说皆有病。如云'正容谨节，外面威仪，非礼之本，尤未稳当。”朱子指出，程子的持敬工夫与横渠以礼教人相近。礼规范下的持敬工夫、复礼的成圣效验，才使儒家从根本上区别于释、老。朱子批评上蔡以“正容谨节，外面威仪，非礼之本”,并不是说礼的本质就是外面威仪，而是说不可离威仪而言礼，与理之体用无间是一个道理。朱子继承并发展了张载、二程的礼思想，在实践层面，他和张载、二程一样，需要面对礼文规范如何制定的问题。朱子早年编定祭礼时，主要依据二程礼书而参以诸家。乾道初年，朱子与张械讨论其编定的祭礼初稿，张械对朱子祭礼中的墓祭及节祠提出质疑，指出墓祭不经，而节祠如中元等则出自释氏，朱子覆书云：”祭说辨订精审，尤荷警发。然此二事，初亦致疑，但见二先生皆有随俗墓祭不害义理之说，故不敢轻废。”朱子知墓祭不经而于二程说不敢轻废，对二程之拳拳遵奉可见一斑。朱子后来编定家礼，亦多参考宋人礼书为之，杨复注家礼云：先生所定家乡邦国王朝礼，专以仪礼为经。及自述家礼,则又通之以古今之宜。故冠礼则多取司马氏，昏礼则参诸司马氏、程氏，丧礼本之司马氏，后又以高氏为最善。及论衬迁，则取横渠遗命。治丧则以书仪疏略而用仪礼。祭礼兼用司马氏、程氏，而先后所见又有不同。节祠则以韩魏公所行者为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爱礼存羊之意，此又家礼之大义所系，盖诸书所未暇及，而先生于此尤拳拳也。惜其书既亡，至先生没而后出，不及再修以幸万世。杨复指出了通礼与家礼在性质上的区别。作为实践层面的礼制需要因时制宜，表明朱子对圣人所制“典礼”的理解包含了时间向度。圣人制礼的典范意义就在于能够顺应其时的风俗民情而合乎天理，朱子云：“夫三王制礼，因革不同，皆合乎风气之宜而不违乎义理之正。正使圣人复起，其于今日之议，亦必有所处矣。“显然，朱子并不主张制度上盲目、激进的复古。那么，朱子晚年全力编纂仪礼经传通解，又是出于何种考虑？圣人制礼的典范性，使经典古制构成了朱子思考今制的重要维度，而圣人制礼的时间向度，决定了圣人制礼之义，须回到经典、古制自身的视域下来理解。因此，朱子注重对经典古制的考证,仪礼经传通解所担负的工作就是力求以经典自身的方式理解古礼，由此形成古今之分的视野，以思考今制，通古今之变。杨复指出，家礼是朱子通古今之宜的书，但传世家礼乃朱子早年所作，其中多未定之论，晚年不及再修，为未成之阙典。在通古今之变的问题上，相比程颐强调“时”与“义起”，朱子晚年的态度更近关中礼学。在答陆子寿一信中，朱子言：伊川先生尝讥关中学礼者有役文之弊，而吕与叔以守经信古，学者庶几无过而已，义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则此等苟无大害于义理，不若且依旧说，亦夫子存羊爱礼之意也。朱子表明自己更愿意效仿吕大临“守经信古，庶几无过”，保持对经典古制的谦逊态度，言“义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在北宋几部礼书中，朱子对温公书仪评价最高，便因书仪最近古礼，朱子云：横渠所制礼，多不本诸仪礼，有自杜撰处。如温公，却是本诸仪礼，最为适古今之宜。二程与横渠多是古礼，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八分好。朱子遵行古礼的倾向，在与门人论礼的文字中亦数有表露，语类记：问：“所编礼，今可一一遵行否？”曰：“人不可不知此源流，岂能一一尽行？后世有圣人出，亦须着变。夏商周之礼已自不同，今只得且把周之礼文行J问子升：“向见考衬礼，煞子细。不知其他礼数，都考得如此否？”曰：“未能及其他。”曰：“今古不同。如殡礼，今已自不可行J子升因问：“丧礼，如温公仪，今人平时既不用古服，却独于丧礼服之，恐亦非宜，兼非礼不足哀有余之意。故向来斟酌，只以今服加衰经。”日：“论来固是如此。只因今丧服尚存古制，后世有愿治君臣，或可因此举而行之。若一向废了，恐后来者愈不复识矣J今不异庙，只共一堂排作一列，以西为上，则将来挑其高祖了，只趟得一位,死者当移在祢处。如此则只当衬祢，今衬于祖，全无义理。但古人本是衬于祖，今又难改他底。若卒改它底，将来后世或有重立庙制，则又着改也。又答郭子从云：宗子虽未能立，然服制自当从古，是亦爱礼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汉时宗子法已废，然其诏令犹云赐民当为父后者爵一级，是此礼意犹在也，岂可谓宗法废而诸子皆得为父后乎？朱子清楚地意识到，推行古礼的现实基础已不存在，古礼徒具形式，然却要尽力保存，真正诠释了孔子“爱礼存羊”的精神。朱子对古礼的爱护、保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作为生活方式的践行，如家礼对古礼的继承改造；二是作为文化的保存与传承，如言“人不可不知此源流”“恐后来者愈不复识:从文献、知识的传承上使人知晓古礼的源流，被朱子视作学者的本分，谓“修缉礼书亦是学者之一事。学者须要穷其源本，放得大水下来，则如海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泛二前论朱子是基于“制度”来理解圣人所制之礼的，因此礼书编纂在体例上带有“考礼”的性质。与此同时，由于朱子始终强调经书的典范意义，他对古礼的考证又以经书为核心。虽然朱子编纂仪礼经传通解的文献范围不限于三礼而旁及“其他经传类书说礼文者”，但朱子认为经书和其他文献之间具有价值上的差异，应反映在编排上的主从之别上。朱子曾批评余正甫所编礼书过于芜杂，而于经书的尊崇、注疏的编采颇有不足：恐所取太杂，其间杂有伪书，如孔丛子之类。又如国语家语虽非伪书，然其词繁冗，恐反为正书之累。又如不附周礼，如授田、地政等目，若不取周礼而杂取何休等说，恐无纲领，是乃名尊周礼而实贬之。设使便仿朝事篇，亦恐在后而非其序，此为大矛盾处，更告详之。又如不附注疏异义，如嫡孙为祖之类，云欲以俟学者以三隅反，如此则何用更编此书，任其纵观而自得可也。此亦一大节目，当试思之。朱子称经书为“正书”“纲领”，仪礼经传通解的编纂体现了朱子对圣人之礼的述而不作。虽然研究圣人之礼的方式变了，但经书却再一次成为礼学的核心，汉唐礼学为解释经书奠定的基础，也被更完整地继承下来。通解以家国礼制为纲，悉心编排经传注疏，以致陈澧谓“朱子通解之书纯是汉唐注疏之学”。朱子在对北宋礼学予以整合、发展的同时，又融汇、重铸了汉唐时期的经典解释之学。经过朱子的重整，礼学在完成由汉唐向两宋转型的同时，又保持了自身的连续性。附参考资料：朱熹礼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朱子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思想家、教育家。在他建构的庞大而精致的理学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礼学思想。Ol朱子治礼的大致经过与贡献中国古代社会，“礼”通常指各种典章制度、礼节仪式和行为规范。它起源于事神祭礼，是人们进行这些活动的礼节礼仪。儒家思想体系中，“礼”是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孔子曾提出“不知礼，无以立”、“克己复礼为仁”等思想。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荀子强调“礼”维持社会差异结构的功能和价值,“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国无礼，则不正。礼之于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轻重也，犹绳墨于曲直也，犹规矩之方圆也，既措之而人不能诬也。”朱熹作为儒家思想的承前启后者，一生极为重视礼学。他在青年时期就因父丧而考订诸家礼，语类日：“某自十四岁而孤，十六而免丧。是时祭祀，只依家中旧礼。礼文虽未备，却甚整齐，先妣执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订得诸家礼，礼又稍备。”朱熹在任期间常常编定一些实用的民间日常礼仪颁发到各地，为世人的行为提供规范。晚年更是热衷于编修礼书仪礼经传通解。在朱子语类中有关朱子与学生讨论各种礼制和礼义的记录比比皆是，朱子文集中涉及礼学的文章和书信也很多。朱子的礼学研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仪礼经传通解和家礼。仪礼经传通解是朱子晚年编撰的一部礼书。此书由朱熹及其弟子黄翰和杨复续修而成，凡三十七卷，续二十九卷。朱熹早年就有意编撰这部礼书，“先以仪礼篇目置于前，而附礼记为后。如射礼则附以射义，似此类已得二十余篇。”绍熙五年他又上乞修三礼劄子，试图借助朝廷之力来完成礼书的编修工作，可惜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所以他只好另寻他法。庆元二年（1196年），朱熹不得不发动弟子共同编纂这部礼书。尽管到朱熹逝世时该书还没有完全完稿，仍堪称是一部礼书大全。仪礼经传通解重新确立仪礼在三礼中的核心地位，打破三礼相分的传统注经方式，采取三礼合一、经传合一，同时注入理学精神的编纂方式也在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家礼是朱子礼学思想的另一重要代表性著作。它是朱子以司马光的司马温公书仪为基础，参照各家之说增损裁剪而成的。家礼以家庭、家族为中心，以礼仪实践为主导，从世俗生活本身入手，重新在冠、婚、丧、祭生活起居应对进退各方面，融入礼的精神，并进一步对礼制进行整理考订，将繁琐重复的仪节加以改进，为人们提供了人生各个阶段，包括冠、婚、丧、祭等家常日用的仪节和实践方式。家礼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学者翻刻或注释，或仿照它重新编定。明代，朝廷将它颁行天下，要求民众一体通行。02朱子礼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朱熹在构造宏大的性理之学时，以儒家传统礼学思想为渊源，与时俱进，结合当时的社会风俗和时代需求，建构了理、礼融为一体的新礼学思想。一方面，重视义理，赋予“礼”天理的内涵。另一方面，应社会之需，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周礼为纲，编撰家礼仪礼经传通解等，不仅为土庶阶层确立了通用之礼，而且在礼制构想上形成了家、乡、学、邦国到王朝的系统礼仪制度，为人们的践履提供了重要的依凭。朱子礼学思想大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以理释礼。朱熹认为，礼体现了天理，礼由圣人所作，但并非凭空而做，而是由天理所决定的。他说：“礼者，节文也。礼数“礼者，天理之节文。”“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礼，具有强制和规范之意。朱熹说“礼是严敬之义”，但这种严敬并不违背天理之自然。“礼之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又说“礼乐者，皆天理之自然。节文也是天理自然，和乐也是天理自然。”朱熹认为，天理是人本心所具有的。“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仁义礼智是人的本性，是天理。“仁义礼智，性也。性无形影可摸索，只是有这理也耳。惟情乃可得见，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是也。”性有未发之性和已发之性，未发之性是天理，已发之性则为情，情是一个善恶相混的概念，只有发而中节才能符合天理。而礼则具有节制、中节的作用，它能够约束情感，使之符合天理。“才说理，便自有个中制，贤者可以附而就之，不肖者便可企而及之。“所以他强调“礼贵得中只有内心感情表达适中，外在行为才能合乎时宜。朱熹正是通过这样的以理释礼，赋予了“礼”以“天理”的内涵，实现了理、礼的融合，使礼学得以理学化。（二）明礼致用。朱子修礼、治礼，根本旨趣在于经世致用。朱子在家礼序中这样写道：“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昏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官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中。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困于贫宴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熹之愚，盖两病焉。是以尝独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而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修定家礼，其主旨是为了谨名分，崇爱敬，略浮文,敦本实。博通古今，以补礼之不备和匡正“遗其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文”，“不能举其要”而“终不能有以及于礼”的时弊，使人“谨终追远之心”，熟讲而勉行古人所以修身之道，国家所以敦化导民之意，做到行之有时，施之有所，临事之际，以合宜而应节。朱熹在乞修三礼劄子中，针对“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作传，遗本宗末的现状，请求皇帝允许他网罗一批学者共同参与礼书的编纂。编纂的基本原则就是“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他认为，这样不仅“可以兴起废坠，垂之永久，使士知之学，”而且“异时可为圣朝制作之助。”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朱子明礼致用，试图通过对古礼的整理注释，为普通民众制订日常礼仪，实现社会教化、改变社会风俗的目标和追求。（三）适时易行。朱熹认为，礼要做到切实可行，就必须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因时变通，删繁就简，在不失本原的基础上，对累积下来的繁琐礼文加以简洁，使其易知易行。他说：“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理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必不至复取古人繁缗之理而施之于今也。''又说"礼时为大。使圣贤用礼，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还说：“礼学多不可考，盖为其书不全，考来考去，考得更没下梢，故学礼者多迂阔，一缘读书不广，兼亦无书可读。”“今所集礼书，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后人自去减杀，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尽古人衣服冠履之纤悉毕备，其势也行不得。”他甚至认为，只要遵循了礼的大义，“随俗不碍理”，即使不符合古礼也行。考古礼，最重要的是要看它在今天是否可行，只要“不碍理”，不失礼之大义，随俗亦无不可。"三王制礼，因革不同，皆合乎风气之宜，而不违乎义理之正。”对于冠礼、婚礼、丧礼等这些重要的仪礼，朱子也主张从现实出发，不拘泥于礼书和古礼而加以变通。适时易行，体现了理学经世致用的追求。（四）重在践履。朱熹认为，礼不仅是调整人际关系的规范，更是自我实践“仁”的现实之路。因此，他十分重视礼仪规范的推行和实施。有感于礼学实践中“礼不难行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难''的现实，他在任同安主簿时曾亲自着手日常礼仪的修订和实施。在白鹿洞书院期间，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五教之目中的修身之要、处世之要、接物之要，都是要求学生遵守礼仪规范。他编撰小学教儿童以明伦，敬申之礼，又撰童蒙须知，教儿童以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之礼，他作增损吕氏乡约，推广“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主要内容的乡约制度，对礼俗交往等日常行为规范作了详尽规定，希望人们以这些礼俗为标准，”同约之人，各自进修、互相劝免”，"各自省察、互相规戒，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以达到社会教化的目的。朱熹认为，礼作为天理之自然，本身就是表里如一的，因而对礼的践履也必须是发自内心。”礼是恭敬底物事，尔心中自不恭敬，外而空做许多般模样；乐是和乐底物事，尔心中自不和乐，外面强做和乐，也不得。心里不恁地，外面强做，终是有差失。纵钱做的不差失，也只表里不相应，也不是礼乐。”又说："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铿锵鼓舞，许多劳攘，当不得那礼乐。”所以他强调为礼须以敬为根本，把持敬作为践礼的基本原则，“盖圣贤之学，彻头彻尾只是一个敬字，致知者，以敬而知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那么，什么是敬？朱熹说：“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不闻，目不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敬有死敬，有活敬。只有心中真正敬畏并把其切实贯彻到实践中的敬才是活敬，只有“敬义夹持''的敬才是活敬，只有做到活敬，才能真正做到表里如一，身心合一。03朱子礼学思想的当代意义毋庸讳言，朱子礼学思想作为特定时代的思想产物，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今天看来不合时宜的内容和形式。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朱子礼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如朱子礼学思想中强调家国同理，忠孝一体，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关联,把个人与社会、家庭与国家视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忠孝互为表里，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对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作用，这对于推动新时代家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又如，朱子礼学思想中以理释礼，把理与礼贯通起来，从天理的高度对礼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同时又注重日常的践履功夫，视礼为现实规则，作为实现仁的过程中绝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把道德教育渗透到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各个方面,通过各种礼仪、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言行，这在今天，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再如，朱子礼学思想要求明礼致用，适时易行，这对于帮助我们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也有重要性启迪。朱子家礼的礼学价值、传播和历史影响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宗法社会生活中，"家''是人们以婚姻和血缘的形式所组成的基本的社会单元。中国古代的“家”，大到数世同堂，成员多寡不一，小到数口之家，然多为聚家而成族，同姓而为宗。家庭成员，一般以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公婆媳妇以至祖孙等的身份关系而存在。因此，自古以来，如何维系家庭生活的和谐稳定，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作为一种秩序的表现和维护秩序的手段的“礼”，成为古代中国人解决有关“家''的问题的观念依据和文本依据，如果从礼的实施范围来说，就称之为家礼。朱子家礼一书，又称文公家礼，对后世宗法家族社会生活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清儒陆陇其（公元一六三一六九二年）在三鱼堂文集四礼辑宜序中说：“儒者言礼，详则有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约则有朱子家礼,是二书者，万世规矩准绳也，人道之纲纪备矣。”朱子晚年曾对弟子自述其年轻时考订家礼的经历说：“某自十四岁而孤，十六而免丧。是时祭祀，只依家中旧礼，礼文虽未备，却甚齐整。先妣执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订得诸家礼,礼文稍备。”由此可知，朱子最早就是从家礼的活动中开始关注礼文考订的。钱穆认为此条正可以作为辨析朱子家礼之真伪的依据。（一）家礼的著述渊源及朱子家礼的真伪问题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史学略说中讲到古代礼书分类时说：“仪注，以汉旧仪为首。汉旧仪卫宏所作，记当时礼制，今已残缺，本亦不甚详也。六朝时礼书甚多、今皆散佚，唐开元礼亦不存，惟会典中略引数条，宋太常因革礼犹存，明有集礼，清有大清通礼，皆仪注类也。汉旧仪但记朝廷之礼，开元礼则稍及民间杂礼。其专讲民间冠婚丧祭者，有书仪一类（书仪亦入仪注，始作者刘宋王弘，晋王导之孙也）。文公家礼亦其属也。家礼，六朝时已有之，或曰书仪，或曰家礼，名目异耳。”朱子家礼，宋史艺文志有著录。谓“朱熹家礼一卷，然而此书在后世却有不同的反响。一方面，传本家礼在宋元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受到士大夫和民间百姓的普遍遵行，乃至传到同是汉文化圈的高丽李朝；另一方面，元明间及其以后，家礼一书是否为朱熹所著在学术界则引发了疑议和考辨，成为研究朱子学术及其思想不可回避的问题。就传本家礼所引发的疑议和考辨的问题来说，实源自于家礼一书曾有一个失而复得的经历。因此，元朝至正年间有武林应氏作家礼辨，对朱子生前是否撰成此书提出疑议，之后清人王懋亚在朱子年谱考异和家礼考中更详加论辩称“家礼非朱子之书”，之后四库全书总目作者承袭应氏、王氏之说，认为“是书之不出朱子，可灼然无疑:在这期间，明代的邱浚在家礼仪节、清代的夏惭在述朱质疑跋家礼中，分别对应氏、王氏之说提出反驳，确认家礼为朱子所编著。近代学者如钱穆、高明（仲华）、陈来、束景南、杨志刚、蔡方鹿，韩国学者卢仁淑等，均在论著和文章中对此问题加以考论,确认家礼是朱子所作。对于宋以后学者的疑议和考辨及今人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只就学者确认家礼是朱子所作的几个要点稍加叙述。一是朱子作家礼序，证明朱子曾作家礼一书。二是朱门弟子在朱子生前便知此书“草定”，当此书抄本被寺庙僧童窃去，后来又在别处出现时，朱门弟子曾经加以确认。周复家礼附录记有：李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孺人忧，居丧尽礼，参酌古今，因成丧葬祭礼，又推之于冠昏共为一编，命曰家礼。”黄翰曰：“先生即成家礼，为一行童窃以逃，先生易赞，其书始出，今行于世。”陈淳曰：“嘉定辛未岁，过温陵，先生季子敬之伴郡，出示家礼一编，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又士人录之，会先生葬日携来，因得之。”杨复曰：“家礼始成而失之，不及再加考订，先生既没而书始出。愚尝窃取先生后来之考订议论，以与朋友共参考云。”以上数条略现朱子曾作家礼且失而复得的过程。此外，李性传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中说：“先生家礼成于乾道庚寅”，“家礼编成而逸，既殁而其书出，与晚岁之说不合，先生盖未尝为学者道也工再有，就是家礼序所体现的朱子作家礼的意旨所在。家礼序云: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婚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礼（体），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始终，虽其行之有时，施之有所。然非讲之素明，习之素熟，则其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应节，是亦不可以一日而不讲且习焉者也。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衷。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因于贫篓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熹之愚，盖两病焉。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务本实，以窃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意。诚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家社前附）由此可知，朱子认为，就礼之施于家者而言，其根本在于“名分之守、爱敬之实''的家族伦理，其形式在于“冠婚丧祭、仪章度数”的礼仪规范，因此“有家日用之常礼，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