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海洋小说中的自由贸易经济思想.docx

19世纪英国海洋小说中的自由贸易经济思想引言1978年，马克夏尔(MarCShell)在文学的经济(TheEconomyof1.iterature,1978)一书中提出文学与经济学跨学科研究范式，认为“文学作品是由小的修辞转化或隐喻而成，其中一些可以用符号化的经济内容来分析；所有文学作品都可以用经济形式来分析”(Shell,1978：7)。19世纪英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形式变革。早在17、18世纪,英国为了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实力增长，实施了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包括实施保护主义、殖民扩张和贸易顺差等。重商主义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和海上霸杈的形成。但随着工业革命在19世纪的不断深化，“重商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于是，突破重商主义的束缚，建立新的理论，就成为新时代的需要”(刘成等，2016：3)。最终，以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英国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不仅“使英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发挥竞争优势，为大宗工业品的输出和大宗原料、粮食的输入准备了前提“，还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贸易的中心”(刘成等，2016：3)o19世纪的英国海洋小说家们对这一经济变革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并通过创作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和文学再现。他们在创作时将抽象的自由贸易思想映射到小说人物对其经济生活的主观体验中，从文学层面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自由贸易原则展开了对话。重商主义之批判与自由贸易诉求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讨论了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国际贸易、政府角色等自由贸易经济问题。该书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早期英国的不少作家也对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FredriCkMarryat)(1792-1848)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马里亚特常被称为“英国海洋小说之父”。据克里斯托弗劳埃德(Christopher1.loyd)考证，马里亚特在船上常读国富论唐璜(DonJuan)和忧郁的解剖(TheAnatomyofMeIancho1y),他惊讶于这样“一个古怪的海军军官，竟然在自己的船舱里有这样的读物，而且还在写小说”(1.loyd,1939：241)。1832年，马里亚特出版了牛顿福斯特(NewtonEorster),小说的副标题为“海上贸易”(TheMerchantService),表明它在主题上与贸易、经济的关联。马里亚特通过描述英国商人牛顿(Newton)在英国海外贸易点与殖民地间的重商主义贸易行为，向读者展现了19世纪初英国海上贸易的具体行为及其弊端，表达了他对自由贸易的诉求。马里亚特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重商主义主导海上贸易的时代。牛顿福斯特中所描写的海上贸易行为具有典型的重商主义特征。首先，牛顿所进行的海上贸易受着国家的严格管控，而对贸易行为“主张国家干预”是重商主义的特征之一(刘成等,2016：3)。小说多处提及一个事实，即牛顿是否能够出海贸易，关键在于他是否得到国家的批准。在第九章中，当牛顿把所有货物都搬上船后，”他赶紧从海关取回他的许可证和其他文件”，并“将文件小心翼翼地扣在大衣里”(Marryat,1832：56)。“小心翼翼”一词揭示了国家许可对牛顿进行海上贸易的重要性。马里亚特在聚焦牛顿整个海上贸易过程时，有意回避向读者展示牛顿向海外贩卖了什么，只使用“货物”(goods)一词统而称之。但当牛顿完成贸易返航时，马里亚特则有意向读者展示牛顿用这些“货物”换取了什么：“温莎城堡号在一场有利的大风面前，满载着金银珠宝在浩瀚的海洋上穿行“(314)。马里亚特对故事细节进行的选择性叙述，向读者呈现了一个文本暗示，即读者不必在意牛顿贩卖了什么，而要关注他通过商品买卖换回的是“金银珠宝”。这里，马里亚特对“金银珠宝”进行的前景化描写，一方面反映了19世纪早期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中的金本位制度，即货币的价值与一定数量的黄金相对应；另一方面，也暗示了“金银珠宝”作为国际贸易通用货币的属性。19世纪，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制造和贸易中心。金银是当时英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英国主导国际贸易的货币媒介。然而有趣的是，牛顿的重商主义贸易行为在小说中却成为了马里亚特批判的对象。小说开端呈现了牛顿一家用餐的场景。牛顿母亲问他父亲：“和往常一样，所有东西都是冷的一一（注：晚餐包括一个吃剩的冷羊肩）一一或者你晚餐想吃什么？,（23）0在母亲的问话中，马里亚特有意插入注释“一个吃剩的冷羊肩”，而且这个冷羊肩其实”已经吃过两次了"（23）,当它被再次尝过几口后又被牛顿母亲“锁进了橱柜”（25）。马里亚特通过对一块冷羊肩反复食用的叙述，凸显了牛顿一家食不果腹的生活境遇。这种凸显与其后小说叙述的葡萄牙殖民地的婚礼形成了鲜明对照：宴会非常精彩，而且是按照葡萄牙的习俗。第一道菜是煮的:包括煮牛肉、煮羊肉、煮火腿、煮舌头、煮培根、煮鸡、煮火鸡、煮香肠、煮白菜、煮土豆和煮胡萝卜。第一道菜被撤下后，第二道菜出现了，都是烤的：烤牛肉、烤小牛肉、烤羊肉、烤猪肉、烤火鸡、烤鸡、烤香肠、烤所有食材；中心菜是一头大猪的一半，像一块巨大的牛肉片一样卷起来。之后，所有的甜点都被清理掉了，包括橙子、甜瓜、松子、番石榴、柠檬、香蕉、桃子、草莓、苹果、梨不了解情况的人现在以为晚餐结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甜点被清理掉后，接着是各种冒着热气的煮着和烤着的馅饼和布丁、撒有奶酪的甜点、撒有奶酪的橄榄、各种腌制的水果，以及上百种其他的东西。（219）这里，马里亚特不惜笔墨，对婚礼宴会上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道菜品都进行了精雕细镂般的勾勒，凸显了葡萄牙人生活的富裕、甚至奢靡，它与牛顿一家的生活窘况形成了巨大反差。马里亚特有意在小说中设置这一反差场景，目的是为小说设置有别于情节发展的隐性进程，即隐藏在英国重商主义情节之下呼吁自由贸易的隐性情节。“隐性进程”是申丹教授提出的一个理论概念，“指涉一股自始至终在情节发展背后运行的强有力的叙事暗流。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的并列前行表达出两种不同的主题意义、两种相异的人物形象和两种互为对照的审美价值”（申丹，2019：82）o从表面上看，牛顿福斯特的故事情节主要是描述当时英国盛行的重商主义贸易及其具体行为。但马里亚特通过在不同章节设置两个毫不相干的情节，在文本深层制造了强有力的叙事暗流，将小说的主题指向对英国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贸易保护政策的批判。众所周知，追求贸易顺差、获取更多的黄金和银币是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的主要措施。正如亚当斯密所言：“重商主义所提倡的增加金银量的第二个方法，是对其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英国的那些国家的几乎一切货物的输入加以异常的限制”（亚当斯密，2017：47）o这种保护主义的做法在1815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政府实施了新的谷物法，几乎禁止了粮食的进口”（qelikkol,2011：5）。可这种做法不但没有起到保护贸易的作用，反而抬高了税收，为国内粮食商人抬高物价制造了机会。正如马里亚特在小说中的评价：“这种最可恶、最令人痛心的税收甚至在劳动者的家中也能感受到，因为他们需要支付比平常高出两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日常所需品“（160）。这就解释了小说中常年在海外做贸易的牛顿一家依旧食不果腹的原因。这种反差式场景描写从文本层面质疑了重商主义贸易形式和财富观，表明金银不是衡量国家富裕的唯一标准，缺乏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的重商主义虽然为国家累积了足够的金银，但不能实现英国民众与国家的共同富裕。此外，马里亚特通过设置希尔顿先生（Hilton）这一次要人物，将隐性进程的情节发展由批判重商主义推向对自由贸易的呼吁。19世纪初的英国，重商主义实施的贸易保护政策限制或杜绝了外国商品的进口，抑制了市场竞争，导致国内产业的垄断和高物价，不少英国民众为了生存只能避开国家管控进行贸易走私。牛顿福斯特中的希尔顿先生就是一名走私者，”直到'做了一点违禁品生意'，他才赚到了足够的钱，使他能够为自己购买一艘单桅船“（36）。在18与19世纪，“走私者常被称为自由贸易者”（CeIikk01,2011：23）。虽然整本小说只简要提及希尔顿先生的发家史，但寥寥数语却表明，具有自由贸易特征的走私已成为当时英国民众累积财富的主要渠道。在马里亚特看来，只有突破重商主义的关税壁垒，使自由贸易合法化，英国民众才可能在国际市场进行自由的贸易交换。因此，他在牛顿福斯特中有意设置了一对反差性人物：走私者希尔顿先生和重商主义者牛顿。通过赋予走私者的叙事合法地位，马里亚特推动小说的隐性进程朝着呼吁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小说的结尾表明，只有撼动当时英国盛行的重商主义经济的合法地位，让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自由选择权，英国民众以走私为具体表征的自由贸易行为才能合法化，并最终实现个体的富裕。国际分工与自由贸易经济殖民思想西蒙赫弗(SimonHeffer)曾指出，19世纪40年代，“英国正处于严重的内乱时期，饱受贫困之苦”(赫弗，2020：38)o造成英国如此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英国政府推行的谷物法等保护性政策，限制或杜绝了英国民众获取更多物质生活生产资料的途经。当时英国各地爆发了大大小小的反谷物法运动。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Martineau)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完成了黎明岛(DaWnISland,1845)的创作。马蒂诺是当时关注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也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在她生活的年代，“因工业革命完成，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英美和其他西方国家人口中的一个很大比例现在有了一大把闲暇，甚至已经有能力以阅读来打发时光”(高照成、阮炜，2023：22)。因此,她试图通过小说创作来扩大自由贸易在英国民众间的影响。她在小说序言明确指出：“我创作的这个故事是给全国反谷物法联盟集会的献礼如果它能在其他无数对自由贸易事业感兴趣的声明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将感到欣慰"(Martineau,1845：序言)。显然，黎明岛的创作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即在英国反谷物法运动中为推行自由贸易进行合理性辩护。黎明岛讲述了英国商人将自由贸易事业带到黎明岛，为当地土著居民带来文明与进步的故事。帕特里克布兰特林格(PatrickBrantlinger)曾在题解黎明岛时指出，“黎明岛的这次商业降临'，在马蒂诺看来，是唯一真正的黎明”(Brantlinger,2013：31)o自由贸易的到来是黎明岛居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黎明。在英国商人到达黎明岛之前，这里的居民还处在拜物教的原始阶段。他们信奉一位名为奥罗的神，一根红色的羽毛是“作为奥罗神存在与认可的象征”(Martineau,1845：10)o根据习俗，他们必须将每位夫妻的第一个婴儿作为祭品献给他们的神，并在与其他岛上居民战斗后“吃掉他们的敌人”(Martineau,1845：33)。黎明岛上这种未开化的野蛮状态一直到英国商人的到来才有所改变。在小说第六章，英国人带着商品登陆了黎明岛，并在遇见当地居民时提出可以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他们想要的英国商品。这是商业活动第一次降临黎明岛，也是该岛居民第一次通过物物交换体验先进文明带来的便利。在这之后，黎明岛的居民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够与其他先进文明国家进行贸易，“他们就能得到舒适的生活”(Martineau,1845：72)。只要他们与附近的其他部落进行贸易，那么为争夺资源而发起的战争就会消失，“他们之间就会有持续的和平”(Martineau,1845：72)。从这一维度来看，自由贸易带来了进步，是解除黎明岛野蛮状态的良药，因此可视作黎明岛进入文明与进步社会的黎明。但从黎明岛的创作意图来看，仅将自由贸易解读成黎明岛的黎明并不全面，无法实现黎明岛在“其他无数对自由贸易事业感兴趣的声明中占有一席之地"(MartineaU,1845：序言)。在美洲殖民地独立后，英国内部开始质疑开拓殖民地式的英帝国发展模式。随着英国在19世纪海上箭权地位的确立,“'贸易优先于统治成为新的殖民政策”(刘成等，2016：380)o在细察了英国人与黎明岛人之间的自由贸易行为后，本文认为，促使马蒂诺为自由贸易辩护的真正原因是她认为自由贸易应该成为帝国重建的核心思想，因此，自由贸易也是英国的黎明。英国人在初登黎明岛时，并不是抱着与当地居民进行自由贸易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船上的粮食储备已严重不足，他们想登岛''四处寻找水果和其他新鲜食物”(Martineau,1845：53)。当他们发现岛上居民以猪、鸡和水果为生时，他们决定与岛民进行物物交换，”并拿出一些神秘的奇珍异宝，重复着表示猪、鸣和水果的词语”(MartinCaU,1845：55)。但这种物物交换并没有立即完成，因为英国人发现岛民们“是多么不习惯以物易物,多么不了解所生产的物品的价值”(Martineau,1845：55)。于是船长决定将这些奇珍异宝铺陈在岛民面前供他们观察，直到他们意识到这些东西“比一整片可可果树林更有价值”(Martineau,1845：55)。这里，"奇珍异宝”的价值通过自由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和商品的稀缺性表现出来。这次物物交换之后，尝到甜头的岛民还以食物与英国人进行了几次交易往来，直到船长要他们“好好考虑岛民能提供什么，或学习什么，以换取这些有益的物资"(Martineau,1845：72)。显然，此时的食物不仅代表着使用价值，还代表着交换价值。在船长拒绝再以食物进行交换后，岛民们意识到“这些都是吃的或喝的东西，这些东西很快就会消失如果陌生人能够带些东西到他们自己国家，而那里的人会欣赏或使用它们，船长可能会回来，给岛上带来更多精美的礼物”(MartineaU,1845：75)o显然，黎明岛上的居民对物品的崇拜逐渐转化为对物品所代表的劳动力和价值生产关系的崇拜。于是，发展制造业的想法开始在黎明岛萌生,“那些有斧头的人开始提供檀香木；还有一些人对棉布和亚麻布很感兴趣于是开始询问如何能够指导他们种植这些东西。他们很快就能提供少量的垫子和绳索”(Martineau,1845：87)。毋庸置疑，商业的再次降临暗示着黎明岛居民提供的工业产品正是船长所期望换取的东西，但它同时也表明了马蒂诺试图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国际分工的设想。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Mill)曾指出：“有些商品只能在特定的地方生产。金属、煤炭和其他各种最重要的商品，都是特定地点的产品有些商品虽然不局限于特定地点，但在某些地方生产比在其他地方更方便、更便宜"(MiIl,1826：113)。在英国商人与黎明岛居民以“价值”为导向的物物交换中，英国船长最后选择与黎明岛居民所生产的工业产品进行交换，这表明这些产品在黎明岛生产比在英国本土生产更方便、更便宜，因而这些产品更具有可交换的价值。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19世纪穆勒重申了斯密自由贸易思想中关于国际分工的论述，并指出：“一国与另一国的贸易实际上只是分工的一种延续，人类可借此得到诸多益处”(MiIlj808：38)。但马蒂诺在使用国际分工概念进行创作时，赋予了其殖民的语义内涵。在黎明岛中，自由贸易带来的绝大部分益处都流向了英国而非黎明岛。英国脂长凭借英国先进的工业产品将黎明岛居民变成了英国商品的拜物教信徒。黎明岛居民对英国商品的迷恋使得他们自愿接受以英国价值为导向的贸易行为，他们之间的国际分工遵循着英国需要什么，黎明岛居民就制造什么的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自由贸易的降临虽然为岛民带来了进步与文明，但黎明岛也被迫成为了为英国提供生产、生活资料以及廉价商品之地，从而廉价地被圈入了英国的商业版图。显然，在马蒂诺笔下，自由贸易披着自由交换与进步的外衣，使得英帝国的对外扩张不再诉诸武力与殖民地抢夺，而是通过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等经济形式完成了对类似黎明岛等国家或地区的干预、控制与剥削，从而使英国成为19世纪世界范围内名副其实的经济帝国。这种经济殖民不仅为英帝国在19世纪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遮蔽了19世纪英国统治世界的帝国野心。从这一维度上看，马蒂诺将自由贸易从经济行为上升到了一套英国发展的帝国修辞，黎明岛的“黎明”也成为了英国从殖民地拓殖发展模式向经济殖民发展模式转变的蒙明，它为英国推行自由贸易提供了一个新的辩护思路与借口。自由贸易的国家伦理取向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英国进入自由主义经济时代。自由贸易的实施不仅帮助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还确立了其“世界工厂”和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到19世纪60年代，自由贸易“已成为英国政治的正统观念，几乎与新教继承一样根深蒂固”(Matthew,2011：525)。但伴随着自由贸易正式地位的逐步确立，英国内部出现了对这一经济形式的担忧。不少英国人担心，个人财富的无限制累积与对外国商品的无限制消费会消解英国的国家主权与边界，使个人对英国的依恋与忠诚变得子虚乌有(Celikkol,2011：3-5)。因此，自由贸易的反对者们反复告诫英国人：“我的同胞们，不要忘记，你们与英国人一一你们自己的同胞一一的关系比你们与外国人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你们还不是世界公民，而是这个伟大国家的公民；你们应该以最神圣的责任、情感和忠诚的纽带保持与国家的联系”(转引自CCikkOl,2011：46)。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IiZabethGaSkell)创作的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Sylvia's1.overs)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一担忧的思考与文本回应。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的故事发生在海滨小镇蒙克莎汶。蒙克莎汶”人人都以捕鲸业谋生”(盖斯凯尔，1991：3)o捕鲸业给蒙克莎汶带来了财富，以至于“在那些气味难闻的码头上,常有老人孩子闲逛，一逛就是好几个钟头，真好像他们迷上了鲸油味似的"(盖斯凯尔，1991：3)。但蒙克莎汶的财富来源不仅仅依靠捕鲸业，”哪怕最低一级的水手，除了工资外还有许多赚钱机会”（盖斯凯尔，1991：8）。这种赚钱机会与走私有关,“在蒙克莎汶，能走私的都走私，穿戴得起走私物品的都穿戴走私物品”（盖斯凯尔，1991：25）。据陈礼珍的考证，盖斯凯尔“至少看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且在这方面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陈礼珍，2011：23）o盖斯凯尔不仅在小说中反映了国富论中业已阐明的自由贸易优势，还以自由贸易小镇为故事发生背景，从国家层面表达了她对英国自由贸易的担忧。在小说第一章，盖斯凯尔点明故事发生于拿破仑战争时代，并指出在这一时期，“英国人勃然大怒，反高卢的情绪高涨”，“于是他们颁发了强募令，要求全国各级地方政权支持海军军官们执行强募任务”（盖斯凯尔，1991：6）o强募队是为国家招募海军以抵抗外敌的入侵，“他们是在为国王效劳，为国家出力”（盖斯凯尔，1991：10）。但奇怪的是，面对法国的入侵威胁，蒙克莎汶人却表现出与其他英国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当强募队来到蒙克莎汶并入驻一间下等酒馆时，“每个蒙克莎汶人走过时都要朝它唾上一口，以示厌恶”（盖斯凯尔，1991：9）o蒙克莎汶人之所以厌恶强募队，与他们的走私事业不无关系。在那个年代，法国是英国人进行贸易走私的核心国家之一。强募队的驻扎与执行强募任务，不仅可能削减蒙克莎汶捕鲸者的人数，而且一旦蒙克莎汶人卷入与法国的战争，他们与法国之间的走私贸易也将毁于一旦。盖斯凯尔以强募队入驻蒙克莎汶作为小说的开篇，其实是为蒙克莎汶的居民设置了一个伦理困境：即在外敌入侵的时代，他们究竟是继续对国外商品进行无限制消费，使个人对英国的依恋与忠诚变得子虚乌有，还是接受强募队的海军招募，成为为国效力的一员，在英国国家框架内发展经济生活。这显然是小说要探讨的主题之一。虽然盖斯凯尔熟知自由贸易的好处，但蒙克莎汶人对强募队的态度也表明盖斯凯尔对自由贸易的担忧。作为英国公民，盖斯凯尔自然不希望英国由于实施自由贸易而消解了国家的主权与边界。因此，她以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不同命运作对比，为英国民众做出了她的伦理选择，即自由贸易实施者的伦理取向应为国家认同。小说中，“福斯特铺子”是蒙克莎汶的一家老商号商铺。从表面上看，“铺子里一半地方卖杂货，一半地方卖布匹，算是个小小的绸缎铺”（盖斯凯尔，1991：24）；但暗地里，它则是蒙克莎汶走私贸易的中心，因为它的老板们虽然“事事认真谨慎,但购进些走私物品并不觉得问心有愧”（盖斯凯尔，1991：25）。作为铺子的伙计，男主人公菲利普偶尔也会做些走私的勾当。但与蒙克莎汶的走私者不同的是，菲利普是为数不多有国家认同的走私者。在小说“菲利普赫伯恩”一章中，叙述者花大量笔墨讲述菲利普拜访西尔维亚一家并与她的父亲罗布森谈论关于强募队的话题。在菲利普看来，“我们正在和法国人打仗，我们又不愿意战败。要是我们的兵数赶不上人家，战败的风险就大了”（盖斯凯尔，1991：42-43）,因此他认为立法推行强募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在这次拜访后不久，菲利普被福斯特兄弟选中，成为了“福斯特铺子”的接班人。小说中虽未直接说明菲利普被选中的原因，但菲利普具有的强烈国家认同感显然是盖斯凯尔将他设计为店铺接班人的理由之一。罗布森是女主人公的父亲，即菲利普的岳父，他“当过水手，走过私，贩过马，最后又种田”（盖斯凯尔,1991：38）o在反驳菲利普的国家利益论时，罗布森问道：“张国家，闭口国家！我是一个人，你又是一个人，可是国家在哪儿”（盖斯凯尔，1991：44）。“国家在哪儿”的反问表明，多年的走私经历已经消解了罗布森对英国国家主体与边界的认同。这也合理解释了之后罗布森为何会领导叛乱公开报复代表国家的强募队。而同样身为走私者的菲利普，却在认同国家的前提下带领着“福斯特铺子”更上了一层台阶。盖斯凯尔通过设计这对正反人物的命运启示读者：自由贸易的“自由”并不是跳脱出国家框架的绝对自由。若一味地追求通过自由贸易与国外发生密切联系而消解本国的主体与边界，不仅可能招致自身的毁灭，更可能招致国家的灭亡。自由贸易者应以国家认同为前提，通过适当限制“自由”，实现自身财富的累积，从而最终实现国家财富的累积，达到个人与国家的共同富裕。结语无论在中国学界还是西方学界，施行何种单一的经济形式成为学者们定义一个民族的重要维度。19世纪，英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变革，实现了从重商主义向自由主义经济的转型。这些变革深刻地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也影响了19世纪的英国文学创作。19世纪的英国海洋小说家们通过小说创作对自由贸易经济思想进行了合理化辩护。他们不仅承认自由贸易的财富累积优势，而且认同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对他国经济的干预与统治。此外，他们通过小说创作积极改写自由贸易的“自由”内涵，将自由贸易置于国家认同的伦理框架之下，主张自由贸易者通过自身财富的累积最终实现国家财富的累积，从而达到个人与国家的共同富裕。研究19世纪英国海洋小说中的自由贸易经济思想，不仅可以帮助读者了解19世纪英国的经济政策与社会面貌，了解自由贸易政策对英国经济发展和“日不落”帝国形成的推动作用，而且可以加深读者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理解，以及这些价值观对个人自由、社会秩序和国家认同的意义。注释：关于马里亚特为“英国海洋小说之父”的评价，参见McKellanJG.1968.AstudyofcaptainMarryatandlIisContributionstotheEngliShNauticalNovelD.Rexburg：BrighamYoungUniversity；BlaszakM.2006.Sailors,ShipsandtheseaintheNovelsofCaptainFrederickMarryatM.0pole：WydawniCtwolniWersytetuOpolSkiego.凡引自马里亚特牛顿福斯特中的内容，均出自：MarryatF.1832.NewtonHorsterM.NewYork：GeorgeRoutledge&Sons.引用时只出现页码，不另做注。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主义一一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徐杰舜、彭英明的民族新论等都将共有、统一的经济形式视作认知民族的一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