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到底盛在哪儿-正式版于赓哲.docx

图1武则天真容像四川广元皇泽寺藏图2洛阳龙门石窟摩崖三佛龛S三EH¢1照臣月曰星生西室击团人天地正国图3武则天创造的十个字图4唐草纹图5鸟衔花草纹图6几何图纹图7葡萄纹图8宝相花纹引言遇见中国历史的青春期大约二十年前，各大历史博物馆基本上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但是最近这些年要换词了：博物馆必须用“门庭若市”来形容，到了假期更是“水泄不通”。要知道，人在衣食无忧之后，一定会思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而历史学正好可以给人提供问题的答案。在我国的历史爱好者当中，隋唐史的爱好者人数众多。的确，隋唐时代有着极高的魅力值，这也是本书要讲唐朝的动力来源。唐朝的文化为什么让我们魂牵梦萦？因为它有一种令现代人感到心气相通的气质。它开放包容，恣意张扬，也不压抑人的个性。就连在中国历史上屡受欺压的女性，在唐代也能找到自己发挥的舞台。而且，唐人有着超强的文化自信。他们对外来事物有一种"拿来主义”的精神，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魄，所以他们的文化海纳百川，包罗万象。唐人与今人的心气相通还有一个突出的体现，那就是他们不屑于进行道德说教。他们在文学作品当中，真实地展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快意恩仇，甚至连情爱也可以亳无保留地表达。这让我们感到无比地亲切。唐朝历史上名人辈出，而正是因为唐朝人具有那种特殊的气质，所以这些名人个个性格鲜明，事迹令人难忘。在本书中，我们会谈到唐朝历史的性质、唐代的民族关系、唐人眼中的外部世界、外国人对唐朝的看法、丝绸之路对唐人日常生活的影响，还会谈到唐代众多女性的风采、唐代的婚姻观贞操观、唐代的那些黑科技，以及唐代的科举与文学。在网上流行的关于历史的诸多说法当中，有的是真知灼见，甚至对于我这样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来说都颇有启发性，但有的则是亳无根据的传言。在本书中，我们将选择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传言加以分析，以帮助大家认知一个真正的唐朝。欢迎大家一起走进中国历史的青春期一唐朝，去感受它的热情和美。第一章大国气象：唐朝为何有开放包容的气质？谈及盛唐，我们自然会想到一种开放包容的气质。正如鲁迅先生写过的"拿来主义"，月的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气质，是真正的"文化自信"，也是唐朝跟其他朝代不一样的特质。那么，这个气质是从何而来的呢？其实，我们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特别容易形成一种封闭的形态一一北边是广袤的草原，东边是浩瀚的大海，南边不仅有大海，还有热带丛格口令古人谈之色变的瘴气。至于西南边，则有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只有一条能够顺利到达中亚、西亚的交通干道，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丝绸之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开放包容的心态，不主动地对外去寻求往来，就很容易陷入闭关锁国的状态。更何况，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民族为主的国家，而农业民族天然地具有封闭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农业民族不像游牧民族那样具有那么大的流动性，而是往往长期定居于某地；也不像商业民族，对于各地原材料的输入、产品的行销等方面有着强烈的需求，所以农业民族更容易闭关锁国。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纵观这几千年的历史，除了少部分时间（比如明朝和清朝）外，我们中国都怀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尤其是在唐代，这样的开放包容达到了一个巅峰这与唐人那种多元文化的混合气质密切相关，与他们永不停止的好奇心密切相关，也与他们渴望获得更美好的物品、更先进的技术的内在心理需求密切相关。总之，唐人的开放包容，在我们看来，是中华民族的幸运点。文明因交流而更加文明。闭关锁国带来的恶果，我们在清代就已经见到了。此外还有一个反面典型，就是历史上的美洲原住民。自打上古时代，白令地峡变成白令海峡之后，美洲原住民与旧大陆之间就断绝了往来，几乎成了闭关锁国的一个典型。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选择，他们也别无选择。至于所谓“徐福到达美洲”之类的说法都是不可信的，都是虚无缥缈的小说家言.我们也知道美洲原住民这种闭门发展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除了会冶炼黄金，美洲原住民几乎没有掌握其他的金属冶炼技术，以至于在面对西方殖民入侵者的钢铁刀剑和枪炮的时候，美洲原住民用的还是黑曜石做的兵器。他们也没有见过战马（马在美洲大陆上原本是存在的，但是后来被美洲原住民的先祖猎杀殆尽），以至于在西方殖民者骑着战马出现在战场的时候，他们甚至以为这是神。还有，当一个民族不与外面交往，逐渐形成纯血体质后，甚至会导致身体应对疾病的能力下降，美洲原住民正是如此。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西方殖民者入侵美洲之后，杀死美洲原住民最多的，不是刀剑与枪炮，而是殖民者带来的各种细菌和病毒一天花、流感、伤寒等。为什么将它们携带到美洲大陆的西方殖民者没事？因为他们要么有抗体，要么有应对的经验。可是不要说天花那种大杀器，有时候，往往对于旧大陆人来说非常稀松平常的一场流感，一种普普通通的细菌和病毒，就能要了很多美洲原住民的命，因为他们亳无抵抗这类疾病的免疫力。所以西方殖民者带来的那些疾病，杀死了成百上千万的美洲原住民。闭关锁国、闭门造车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当然，开放包容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事，但它带来的益处远远大于坏处。其实，与其说是唐朝选择了这种气质，不如说它根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历史大势造成的，与唐朝所处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唐朝文化，是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和中原传统文化的结合体。唐朝之前，是魏晋南1蒯与隋朝。魏晋南北朝本就是一个各民族间有冲突有融合的时代，而隋朝虽然自称为“汉人政权"，实际上却有着很强的"胡化"特点，甚至连杨坚的家族也曾一度用过鲜卑人的姓一一普六茹氏。而西魏宇文泰所创立的关陇集团，正是隋唐两代的政治基础。关陇集团，顾名思义，是出身于关、陇这些地方的军功贵族集团。它还有个特点，就是胡汉结合。当年宇文泰创立这个集团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西魏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增强内部凝聚力，所以他在鲜卑旧制的基础上，结合汉族的制度，创立了八柱国和府兵制。以宇文泰为首的八大柱国，控制着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命脉。除了他自己和北魏宗室元欣不掌兵之外，六大柱国大将军又各自下辖两名大将军。换句话说，八大柱国加十二大将军，这二十个家族把中国的政治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长达数百年。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观点，这个集团有两大特征，一是"融治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胡汉结合，结合的都是胡汉精英。二是"人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在那个年代，受到草原游牧民族部落政治的影响，并没有文武官的分别。比如被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文官之首的长孙无忌，曾经带兵打过仗；而被大家都毫无疑问地认为是武将出身的李劲，其实也当过文官。所以，李唐集团的统治基础，就是胡汉结合的军功贵族集团。就连李唐皇室自己，本身也有一半的少数民族血统。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就是鲜卑人。李渊的老婆夏氏，也是鲜卑贵族。李渊当年娶窦氏的方式，都不是汉人的方式。是什么呢？比武招亲。关于比武招亲，许多人都是从武侠小说里边看来的，但那是中国传统文化吗？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哪有比武招亲这一说？比武招亲本来就是胡人文化中的一个特色。当年的篓氏本来就是鲜卑贵族，爱家要选女婿，就在门屏上画上两只孔雀，谁能射中孔雀的眼睛，谁就能娶他家的女儿.贵族子弟都去应征，最后李渊脱颖而出，他一箭就射中了孔雀的一只眼睛。之后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蒙的，李渊张弓搭箭，又射中了第二只孔雀的眼睛，超规格完成了任务，抱得美人归，娶回了窦氏。窦氏为他生下了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李玄露，以及平阳公主等子女，这使得李唐皇室拥有了一半的鲜卑血统。所以，李唐皇室自身就是汉人与鲜卑人的混血。前些天有一位记者采访我的时候，他问我："唐与宋究竟有什么不同？“我谈了好几点，其中有一点是这么说的：我们极少把宋朝称为帝国，但是我们说唐朝是一个帝国。为什么这么说？那是因为唐朝在整个东亚世界的秩序当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它是整个东亚、东d娅国家的领袖。在李世民灭掉东突厥之后，他被当时的各国酋长共同拥立为“天可汗"。当时李世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意思就是说："这真新奇，我是中原的皇帝，同时也能够称可汗吗？"但是到了后来，他还是接受了这个称呼。在写给这些少数民族酋长的信里，李世民也称自己为"皇帝天可汗"。在此之前，中国的皇帝没有同时称可汗的。当然，要是较真的话，也有那么两位：一个是隋末割据山西地区的刘武周，他曾经既称皇帝，又被突厥任命为"定杨可汗”；还有一个,就是侵占今天内蒙古南部和陕北的梁师都，他也是隋末的，也是既称帝，又被突厥人立为”大度毗伽可汗"。问题是，这两位所建立的政权都不是正式的政权.在中国真正的大统一王朝里，又当皇帝又当可汗的，应该说唐太宗是第一人。这意味着，中国的统治者变成了一个二元统治者。也就是说，他对中原人来说是皇帝，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和外国来说是可汗。此时的帝国具有二元性，这就是一个大帝国的特质。所以说，唐朝真正实现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共存。因此，唐太宗自愿称可汗，能反映出在这个民族融合的过程当中，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而且唐太宗还说过这么一番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就是把他们视同一体。说实话，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魏晋南北朝以来，在中原大地上，既有民族的仇杀，也有民族的融合。而到了隋唐这个时期，民族融合已经占据了上风。所以对于唐朝来说，它应该是历史大趋势的集大成者。因此可以说，他们这种开放包容的气质，与其说是自己的选择，不如说是别无选择的一种继承。唐朝对于少数民族以及外国,采取册封制度加羁鹿制度，这是汉朝以来的传统。从汉代以来，中国的皇帝就非常热衷于“万邦来朝""万国衣冠拜冕旅”这种事，唐朝也不例外。而在中国的胡人、胡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要配合政府进行一下政治表演，因为每个皇帝都有个"万邦来朝”的梦。比如，王莽当年非常羡慕上古天子"有远夷重译而来"，意思是远方来的外国使节，语言跟汉地都不能直接相通，要先经A国到B国，将他的语言由A语翻译成B语，然后再由B语翻译成汉语,这就叫作"重译而来”。王莽登基的时候，想找远邦的贡使"重译而来"又找不到，于是就找了一个人来扮演。这人嘴里嘀嘀咕咕，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不过对王莽而言，只要给他表演好就可以了。在朝贡机制之下，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要求，就是用"朝贡"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臣服.至于实际上贡了多少，中国皇帝根本不在乎。作为“天朝上国”的君主，他们并不在乎那点小钱，在外邦上贡之后，他们往往会以两倍、三倍甚至十倍的价值进行回馈。在这种机制之下，如果周边少数民族以及外国服从中国的朝贡机制，那么对于中国的皇帝来说，这就是他的属国；如果不服从，那就是与他为敌。甚至连唐代的皇帝死了之后，都要在他的陵墓前面竖立藩臣像，以示君临天下。比如，隋唐两代为什么都要伐高丽（隋唐时期，在正史和当时的政府文件当中，这个国家的国名都叫"高丽"而不是"高句丽"）？隋唐两代矢志不渝，就是因为在中原王朝看来，高丽不肯被纳入朝贡机制中来，是整个东亚国际秩序当中的一个缺环。我们今天并不会觉得这是多大的事，但是在那个年代的国际秩序之下，这就是天大的事。我在韩国甚至看到过,在相当于我国唐代的新罗时期，他们新罗王的陵墓前面，也模仿唐朝竖立了胡人形象的藩臣像。可是新罗哪来的胡人藩臣呢？此外，唐代国子监讲学，要有外国使节站立听讲；宣布德音，也要有藩民在场。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很多的胡人入汉地之后是穿汉服的，但是每到这种特别的时候，政府就会下令”藩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为的就是花团锦簇，好展现"万邦来朝”的气象。说实话，有的时候，中国皇帝为了"万邦来朝”，在有些地方做得有些过分了，隋炀帝就是个典型。隋炀帝应该算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但是这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突出，而他的那些缺点最后导致了隋朝二世而亡。在对待“万邦来朝"这个问题上，他就展现了他性格当中的一个缺点一好大喜功。隋炀帝曾为了追求"万邦来朝"的盛世景象，在洛阳举办万国大会，而且还人为地去制造这样的繁华景象。例如，他规定万国大会期间，洛阳城里所有的行道树的树干，要全部用丝绸包裹起来；城里所有的酒店老板，在来朝客商去吃饭时不许收钱，过后由官府结账。到了晚上,城中还要给来朝客商表演歌舞，光伴奏的乐队就有一万人。一万人的乐队，像指挥家小泽征尔一样拿一根小指挥棒来指挥肯定不行，或许都得像指挥军队一样，拿大旗来指挥。万国大会的歌舞晚会，就盛大到这样的地步。有些聪明的胡商也能看出问题来，比如隋炀帝想展现洛阳城里"吃饭不要钱"，有胡商马上就问了，说："隋朝真的富到这种地步了吗？那沿途过来的时候，我怎么还看到有吃不饱饭的乞丐呢？既然吃饭不要钱，他怎么不来吃？”这就一语中的了。这种"万邦来朝"就属于"演"得过分了。真正的“万邦来朝"，应该建立在各国对你国力的敬仰、对你文化的向心力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万邦来朝"。"万邦来朝"，确实可能是秦汉以来中国历代封建帝王的追求和梦想。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唐朝的开放包容就是在追求政治符号，追求政治形象。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开放包容的气质是来自唐人骨子里的。这是他们的历史造就的，是他们的出身造就的，也是他们的文化价值观造就的。但唐朝文化的主流仍然是中原传统文化。这里牵扯到史学界的一个著名的争论隋唐文化的底蕴究竟是什么？唐长孺先生坚持认为，唐朝文化的底蕴是南朝化的，换句话说，唐朝文化最根本的基调是由保留了汉魏文化的南朝文化所决定的。而以北大的田余庆、阎步克等先生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则坚持“北朝出口”的说法，意思就是说北朝文化对唐代的影响更大。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个问题在学界是不存在争论的，那就是唐朝的文化同时融合了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和中国传统本土文化。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开放政策的背后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当时的唐朝，对夕M呆持着足够开放的态度。少数民族以及外国人进入长安之后，可以经商，可以出家，可以当官，可以考进士，可以成亲。但是对于本国国民，政策就非常严格了本国国民，无故不得出国。这也就造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丝绸之路从汉代就已经开辟了，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我们一说起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些少数民族或者是外国人的形象，很少有汉族商人。汉族商人当然是存在的，比如吐鲁番文书中就有汉族的商人在弓月城（今新疆伊犁地区）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商人发生贸易纠纷的记载。但为什么胡商是主流？因为唐朝自己的国民一般无故不得出国。所以我们就能理解，鉴真为什么去日本要"六渡"，因为前面几次遭到了政府的层层阻挠；而玄奘取经甚至要"偷渡"，就是因为这是一以贯之的规定，除非政府委派，否则唐朝国民是不允许出国的。玄奘出去的时候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接受政府的委派。之所以在他回来时为他举办那么盛大的欢迎仪式，是因为他在印度声名鹊起，并传回了中国。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出去和回来的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此外，当时还有一个规定，虽然外国人在华可以娶华人女子为妻,但是外国人要返回本邦的话，即便作为他的妻子和孩子，唐朝国民也是不能被带出国境的。所以，这种情况就使我们形成了一种印象：一说起丝绸之路、大漠驼铃，在我们脑海当中，牵骆驼的人就是高鼻深目的胡商。唐朝开放包容的气质，来自它独特的历史渊源。它对待少数民族以及外国人的政策，并不见得同样适用于本国的国民。所以这种包容，有些地方令我们心驰神往、魂牵梦萦，有些地方也真的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不过，相比较于中国其他的时代来说，唐朝仍然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放精神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说起唐朝文化时，会觉得那么神往。唐人开放、包容、自信的心态，是非常受我们现代人喜爰,让我们憧憬的。开放包容的气质，就是唐朝的时代符号。第二章另类视角：日本.突厥,阿拉伯对唐朝看法各不相同？想要了解唐朝时的中外关系，我们当然不仅要看中国的史书，也得看一下外国人是怎么看我们的，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兼听则明。当时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不过限于交通和通信条件，能够跟唐朝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也不可能遍及全球。我们选其中一些主要的来看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东邻日本。在唐朝看来，日本对于它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征讨朝鲜半岛时，唐军先是灭掉了百济，然后南北夹击要灭高丽。在这个过程当中，向来与百济是盟友关系的日本决心发兵干涉。于是，在齐明女天皇的策划之下，日军出动支援朝鲜半岛上的百济残余势力，与唐军对阵，双方爆发白村江口战役。这场战役，唐军大获全胜，几乎全歼了日本的舰队，日军的前线主帅也被当场击毙，日本大败而归。这场战败给日本留下的教训是刻骨铭心的，但是这对他们来说也有好处这更加强化了他们向中国学习的决心。而对于这场胜利，唐朝的态度则很有意思。唐朝打了这么一场胜仗，歼灭敌人三万多人，烧毁敌舰几百条，怎么都算是一场大胜。但这场胜利在唐朝的史料当中只留下来短短的几句话，两三行就写完了。我们现在研究白村江口战役，只能靠日本书纪等日本史料。为什么日本史料里把这场战役写得篇幅极长？因为他们被“打疼了"，对他们来说这是刻骨铭心的。而对于唐朝来说，尤其对于当时唐军前线的总指挥来说，这场胜利只是“洒洒水（小意思）"，只不过是唐军在朝鲜半岛众多战斗当中的一环而已，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因为在当时唐朝的眼睛里，像日本这样的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乃至文化影响力，几乎都没有办法跟唐朝相提并论，当时的日本是无法向中国输出什么东西的。虽然到了宋朝时，向中国学习了很多之后的日本，开始不断地有发明能够反馈到东亚大陆上来，但是当年的日本没有这样的实力，所以中日两国看对方的视角并不平等。当时的日本，对中国是一种全面学习的心态。在日本的飞鸟时代，推古天皇让圣德太子作为摄政，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圣德天子当时制定了十二阶冠位、十七条宪法，并且派出了遣隋使。第一个遣隋使的名字叫小野妹子一千万不要真的以为他是个妹子，小野妹子是男性，只是名字叫"妹子”而已.这是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位遣隋史。当时日本人最羡慕隋唐的律令制，所以后来日本的历史学家把隋唐称为"律令制国家”。用律令、格式等法律条文来管理国家，在我们看来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所以唐朝人不会这么自称。但日本是由混乱的部落政治国家演变为律令制国家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所以"律令”两个字对于他们至关重要。他们模仿当时唐朝的律令典章，制作了自己的律令典章，比如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总之，日本靠着全面学习唐朝步入了文明阶段，甚至连他们的城市建设都在亦步亦趋地模仿唐朝的长安城。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有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几乎完全模仿了隋唐长安城的基本样式，甚至连街道的名称都有沿用。长安城的中轴线叫朱雀大街，平城京的中轴线也叫朱雀大街；我们的宫殿叫太极宫，他们的就叫太极殿。之所以连名称都要抄，就是为了进行完全的仿造。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还有后来西夏的兴庆府,也几乎都是在模仿隋唐长安城。关于日本的平城京和平安京究竟模仿的是长安还是洛阳这个问题，有个说法认为平城京模仿的是长安，而平安京除了一部分模仿长安外，还有一部分模仿的是洛阳。但是现在的研究认为这个说法不对，它们应该都模仿的是隋唐的长安城，而没有模仿洛阳.关于这个问题，推荐大家看一下中国社科院王仲殊先生的试论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东半城（左京）为更繁荣。这本书的标题很长，但是它很有意思，里边提到了一个观点：平城京也好，平安京也好，实际上模仿的都是长安。那么为什么后来平安京又被称为“洛阳"，乃至于到了战国时期，各路军阀去京都都被称为"上洛"呢？王仲殊先生认为，这跟后来日本天皇的推动密切相关。嵯峨天皇更加喜欢洛阳，尽管平安京是按照长安城来建造的，但是他在给宫殿、城门、街道取名时，往往都采用了洛阳的名称；在他口中，也往往用洛阳来指代京城。在他的推动之下，后来的平安京具有了越来越多洛阳化的色彩。这座都城按照长安城来建造，后来却又按照洛阳的建筑、街道来命名，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于当时日本的影响。日本真的很在意它在唐朝的文化地位、形象究竟如何。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个“含元殿日本使者争长事件"。争长，就是争座次。唐玄宗天宝年间，正是大唐盛世最鼎盛的时候，当时日本国的使者（第十批遣唐使）来到含元殿，给皇帝祝贺新年。在进入含元殿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被排在了东边这一列，而这一列排在最前面的外国使节来自新罗。这下，日本的遣唐使不干了，他向唐朝官员声明说："新罗还要向我大日本进行朝贡，可现在我们的座次竟然排在他们下边，我不干。"当时值殿的将军叫吴怀宝，他见日本使者闹得厉害，便决定临时给他们调换位置。吴怀宝把新罗的使者由东边的一列调到了西边，放在了西边的第二位（第一位是吐蕃），然后把日本国的使者放在了东边的第一位次上。这下日本国的使者高兴得不得了，回去之后连忙向天皇汇报。在他看来这是"为国争光”的行为，但这件事在唐朝的史料当中根本没有记载。和前面的例子一样，在唐朝人的眼里这是非常小的T牛事，但在日本人的眼里，这件事大得不得了。关于"我们怎么看外国”，有史书为证，史书中有很多当时唐朝与少数民族乃至外国往来的记载。而“外族怎么看唐朝”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做到兼听则明了。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研究突厥史离不开突厥的碑刻，在这些碑刻中，有一块著名的碑叫“阙特勤碑"，它描述的是突厥的毗伽可汗和他的弟弟阙特勤的事迹。而值得关注的一点在于，这块碑是由唐朝的使节带着唐朝的工匠竖立的，一块完全秉持着唐朝风格的碑0碑的两面是两种文字，一面是汉文，一面是突厥文字，但汉文和突厥文字完全是两个意思，这块碑也就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两面派"。在碑的正面，唐玄宗盛赞阙特勤和毗伽可汗的盛德与武功，说的那些话都好听得不得了。当然，在我们看来这也就是一些外交辞令，但起码是非常有礼貌的那种外交辞令。但是在碑的反面，突厥文字所描述的内容，听起来就让人不那么舒服了。碑的反面说："我（毗伽可汗）与汉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他们给予了我们大量的金子、银子和丝绸。汉人的话始终甜蜜，汉人的物品始终精美。利用甜蜜的话语不髓美的物品进行欺骗，汉人便以这种方式令远方的民族接近他们。"当一个部落如此接近他们居住之后，汉人便萌生恶意。汉人不让真正聪明的人和真正勇敢的人获得发展。如果有人犯了错误，汉人绝不赦免他们，从其直系亲属直到氏族部落。你们这些突厥人，曾因受其甜蜜话语和物品之惑，大批遭到杀害。啊，突厥人，你们将要死亡，愚蠢的人便去接近汉人，因而遭到大量杀害。"西传史中说："罗马帝国末年之财政，因为黄金硬通货的外流，陷于极度困苦之境地。"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里也说："由东方贸易造成的黄金和硬币的外流，乃是罗马世界经济衰落的主要因素之一°”黄金自古以来就是天然货币，哪个国家的商人都可以接受。罗马帝国晚期最大的问题，就是使用黄金作为货币，中亚、西亚的这批商人在把中国的丝绸贩卖到罗马之后，直接拿着黄金离开，造成了黄金硬通货大量外流，罗马帝国由此陷入了财政危机。所以，丝绸贸易被认为是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之一.在中国出土了很多东罗马帝国金币。这种金币，在河南、山西、宁夏、陕西乃至湖北等地都屡有发现。这就是丝绸之路上罗马黄金硬通货大量外流的体现。罗马以及东罗马的金币，遍及了整个丝绸之路。既然丝绸之路不是中国的经济命脉，那为什么从汉到唐，中国政府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呢？因为它是西域诸小国的经济命脉。当时西域的地形导致那些国家往往以城邦国家的形态出现，而城邦国家并不适合发展农业或者畜牧业，他们生存的根本是商税。中国作为"天朝上国"，必须尽国际义务，起到保护小国的作用。所以，为了维持东亚世界领袖的地位，中国必须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张骞出使西域是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一环。我们把张骞此行称为“凿空"，就是说他对丝绸之路起到了开拓的作用。其实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商贸之路在张骞之前早就存在。比如殷墟玉器的原材料，经过鉴定之后，发现其中有一部分是新疆和田玉，那就代表着早在殷商时期，内地就有通往西域的商贸之路了。但张骞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睁眼看西域的政府使节，是第一个正式去西域地区的政府代表。他被匈奴扣押了长达十三年的时间，因此他有足够的机会去了解西域地区的风土人情、政治状况，给汉朝带回了很多准确的情报。丝绸之路打通之后，中国人的地理观、世界观都发生了巨变，并且有了对外交往的努力。因此，张寒之前的中国和张骞之后的中国，有着巨大的不同。张骞之前的中国，以尚书禹贡为代表，中国人真的以为自己就是"天下之中"，以为"四夷"就像一个同心圆一样，分布在中国的周边。但是在有了丝绸之路后，我们中国人突然意识到原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佛教顺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这种概念就更普及了。因为佛教产生于印度，所以他们把中国称为“东土".随着佛教的兴盛，中国人逐渐接受了这种概念。西游记里唐僧每次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说"贫僧来自东土大唐"，这也是"东土"这个概念深入人心的证明。中国疆域的延伸，就与这种地理观的进步密切相关。秦始皇时期的中国疆域，实际上就是中国最适合农耕的地区。在西北方向，秦始皇的长城只修到了甘肃的临洪，这意味着对临洪以西的河西走廊和西域，秦始皇一点兴趣也没有，因为那里不适合农耕。但是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建立起的疆域就不一样了，它东起朝鲜半岛，向西一直到达天山南北，地型、气候更加多元，民族成分也更加复杂，而且包含了多个经济地带。这种巨大的变化，与张骞带来的地理观的变化，关系十分密切。所以，现在中国的疆域版图与丝绸之路带来的这种世界观、地理观的变化，可以说不无联系。丝绸之路也大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从汉到唐，一直如此。丝绸之路也与唐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不要以为丝绸之路是很久远的事情，实际上，丝绸之路对你的生活一直影响到你刚才那顿饭下面说到的这些食物，你今天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一点。比如安石榴。按照政和本草引西晋陆机的说法："张寿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安石榴是也."张骞从安石国引入了一种水果，在长安附近试植成功，这就是安石榴，后来改称石榴。到现在，陕西仍然盛产石榴，西安市的市花是石榴花，就是因为石榴象征着丝绸之路。还有大蒜。齐民要术里说：“张蓦使西域，得大蒜、胡荽。“这两样东西都很常见。大蒜我们都不陌生，而什么是"胡荽"？胡荽还有个名称叫芫荽，其实就是香菜。香菜跟咱们的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即便有的人讨厌吃香菜，点外卖的时候也得在备注里跟老板说一声"我不要香菜"，可见丝绸之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还有黄瓜，按照本草纲目的说法，黄瓜也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从这些古人的说法来看，张骞真是个优秀的"吃货"，吃到好吃的东西也没有忘了同胞们，总知道带一点回来。但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个特点，喜欢把什么东西的发明或者引入，归功于某个名人。我们不必相信这些东西真的都是张蓦带回来的，不过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是这些东西传入的主要渠道，所以这样说也不为过。大约汉朝的时候，黄瓜传入中国，原名叫"胡瓜"。这里普及一个文史常识：汉唐时期，外来的东西往往冠以一个"胡"字，因为他们把西域的少数民族称为"胡"，所以从陆上丝绸之路输入的东西，一般都有个"胡"字，比如胡瓜、胡床、胡饼、胡乐、胡姬、胡服等。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对外交往的主要渠道变成了海路，所以明清时期外来的东西往往冠以一个"洋"字，比如洋油、洋火、洋布、洋枪、洋炮、洋药。这就证明了，明清时期外来物种的渠道，和汉唐时期外来物种的渠道不一样。那么"胡瓜"是怎么变成"黄瓜"的呢？这跟十六国时期的石勒密切相关。石勒是个羯人，也就是胡人，他有个特点，特别讨厌别人说"胡"字。所以在他那个时候，就把"胡瓜"改名为"黄瓜"了。胡饼是唐人常吃的一种面点。新疆的朋友会说："这是什么胡饼，这不就是慢吗？"其实我个人认为它就是慢，它跟雷很像，是由面粉烤制的，甚至连边缘高、中间薄、上面撒果仁这些特点都有。胡饼分为带馅的和不带馅的，后来这种烤制的面点，名称由“胡饼”变成了"读"。关于这个变化，其实本身就值得作一篇文章，因为"慢"这个词体现了伊斯兰化之后伊朗语系对新疆地区的影响。丝绸之路对餐桌的影响，一直寺寺续到现在。我家住在西安，陕西人就爱吃一碗油泼面。这一碗油泼面，用到了各地的食材。首先，面粉是小麦做的，小麦原产于两河流域，五千年前传到新疆通天洞遗址，三千五百年前传入了河西走廊，然后才进入内地。还有，这碗面离不开辣椒。辣椒可是美洲的作物，是明朝末期传入中国的。因为是从海上来的，所以最初叫"海椒"。还有"吃面不吃蒜，味道减一半”，大蒜、香菜、黄瓜丝都得放。算一算，吃这一碗面时，可以说把整个丝绸之路都端在手上了。除了食物，通过丝绸之路也传入了许多经济作物。比如胡麻，胡麻就是今天的芝麻，据说也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中国本来也有麻，是大麻和点麻，不过这些麻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以芝麻为例，它可以当纺织原料，但非常粗糙。而胡麻被引入中国后很好地改善了这个问题，因此胡麻成了重要的经济作物。还有胡桃。胡桃就是核桃，到现在还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作物。胡桃，按日华子本草的说法，是"汉张骞使西域还，得其种植之秦中"。还有葡萄.葡萄也是这样，汉武帝时期伐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军队得到了葡萄种，带回内地。但可能因为品种退化等原因，到了北魏，葡萄变成了珍稀水果。北魏洛阳伽蓝记里记载，在洛阳，如果谁提着一串葡萄去看望自己的朋友，那么请珍惜他，因为当时的葡萄是贵族水果，价格非常昂贵，只有真爱才舍得花钱去买.到了唐初，这个现象仍然存在。有一次国宴之上，唐高祖宴请群臣。有位宰相级别的官员陈叔达，竟然在宴会上偷葡萄。唐高祖坐得高，望得远，看到他偷偷往宽大的衣袖里藏葡萄，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陈叔达回答说，他的老母病重，一直说想吃葡萄，但他在长安城的市场里根本买不到，今天在宴会上看到了葡萄，想带几颗回去给老母尝一下。唐高祖听了之后潸然泪下，说："你毕竟还有老母可以奉养，你这是孝道啊。"唐高祖的母亲早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所以他很感动，给了陈叔达很多赏赐。从陈叔达的故事就能看出，即便贵为宰相级别的官员，想吃葡萄都不容易。幸好唐高祖的儿子唐太宗解决了这个问题。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军吃到吐鲁番的马奶葡萄后大为赞叹，于是把这良种葡萄带回长安，试植成功。葡萄一下子变成了大众水果，也给唐朝带来了兴旺的葡萄酒行业。正如唐诗中说的，"葡萄美酒夜光杯”。说起丝绸之路对唐人的影响，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就是香药。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我们对外输出的主要货品都是丝绸，而在对内引入的货品种类里，香药是其中相当大的一宗。在有丝绸之路之前，中国人虽然也爱用香，但是种类很有限。宋代的香谱中就提到过，秦汉以前中国人用的香，无兰、蕙、椒、桂等几种。而到了丝绸之路开辟，也就是汉武帝时期以后，中国人用香的种类就常多了，沉香、檀香、木香、甲香、龙涎香、鸡舌香等,种类非常丰富。在唐代，香药的运用极其广泛，几乎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尤其对于上层社会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礼佛要燃香，居家要熏香，衣服在穿之前要熏香，甚至藏书也要熏香。唐德宗时期，有人在洛阳的书市上买到了上官婉儿的藏书.好几十年过去，那些藏书上竟然一个蛀洞都没有，这是因为上官婉儿是一个做事非常仔细的女性，她会反复用香去熏自己的每一卷藏书，这样可以防虫蛀。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流行香水，第一次有关于香水的记载还是在宋代的诸藩志里，而且描述的是海外风情。中国人不用香水，对香的主要运用就是香药。还有一个对唐人的日常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那就是音乐。中国音乐的发展，是以唐玄宗为分水岭的。在唐玄宗之前，宫廷音乐讲究的是"正声雅乐"。隋文帝这个"老夫子"就特别讨厌民间的通俗音乐（当时称之为"散乐"）0他禁止民间散乐进入宫廷，要维持宫廷音乐"正声雅乐”的地位。但到了唐玄宗时期，情况就不一样了。唐玄宗是狂热的音乐爱好者，也是杰出的演奏家、作曲家。除了美貌，他喜爱的那些妃子还有个共同的特点能歌善舞。他的宫廷里，不仅有梨园子弟，有众多乐工，而且简直就是充满国际元素的大荟萃。按照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所说，在唐玄宗的宫廷里，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天竺乐、高丽乐，甚至印度的婆罗门乐，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霓裳羽衣曲0虽然这个名称听起来非常中国化，但实际上"霓裳羽衣曲"原名"婆罗门曲”，是河西地方长官听到之后觉得好，把它打成谱子送到了长安，送到了唐玄宗面前。唐玄宗听了之后也觉得好，于是提起笔来改编了这支曲子，起了一个中国化的名字。所以，虽然曲子和舞姿我们无法完全复原，但可以想见里边一定充满着印度乐曲的风情，或许杨贵妃跳起来时就是那个样子。丝绸之路还使得许多胡人来到长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很多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唐代的文物中有很多牵骆驼的胡人形象。骆驼别称"沙漠之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象征。一些文物的服饰可以向我们展示这些形象的身份。尖顶帽和翻领胡袍代表着粟特人。粟特人的居住地位于中亚地区阿姆河到锡尔河流域，大约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一带。他们又称"昭武九姓"，是丝绸之路上商旅的主力军之一。还有赤膊的胡人形象，他赤膊是在进行"泼寒胡戏"。泼寒胡戏是唐代长安胡人的风俗，每到冬至这天，胡人们个个赤裸上身，骑马上街，互相追逐游玩，互相泼水，就像现在俵族的泼水节一样。他们认为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之后，可以保证一年不得病。故宫博物院中还藏有T牛唐代昆仑奴俑。昆仑奴一般被认为是南海矮种黑人，不过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凡是在中国的黑人，不管是从南海来的还是从西域来的，都叫作"昆仑奴"。当时来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非常多。南方地区有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大食人、波斯人（伊朗人）、天竺人（印度人），还有林邑人、爪哇人、僧伽罗人；北方地区有大食人、波斯人、天竺人、回纥人、突厥人、粟特人、吐火罗人等各色人种。他们来到中国，身份多种多样，有的人当官，有的人经商，有的人代表本国国王来出使，有的人来这儿出家。还有李白在诗中写过的："胡姬貌如花，当讲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欲安归？""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最爰去的“胡姬酒肆"，其实指的就是有外族女孩子当服务员的酒馆。由此可见，中国朝廷对于来唐的胡人，政策是非常宽松的。他们可以在中原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可以结婚生子，甚至军队中也有很多胡兵胡将。他们中有很多人为唐朝流血牺牲，但也有像安吊录山、史思明这样的野心家，这样鱼龙混杂的现象是打开国门后难以避免的。不仅在其他方面相当自由，在中国，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可以得到尊重。对古代全世界的人民来说，宗教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宗教传播之路。东汉时期，佛教顺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唐朝贞观时期，丝绸之路上传来了景教。景教，也就是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教派。唐朝有所谓“三夷教"，指的是景教、袄教和摩尼教，它们都是顺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在公元8世纪中期为中国人所知，11世纪以后在西北地区大面积传播。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渠道之一，在泉州、广州等地都有早期伊斯兰教文化的遗存。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唐朝对外交往有七条主要交通干道，这七条交通干道几乎涵盖了当时人们的全部已知世界我指的是欧亚大陆，当时没有澳大利亚，也没有美洲。所以，当时的这张对外交通网，已经是人们能够做到的极致了。丝绸之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这一点从历史记载中可见一斑。第八章千古女帝：武则天如何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不仅仅来自她女帝的身份。陈寅恪先生认为，武则天堪称唐朝乃至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武则天在无意当中完成了一个历史使命，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她的称帝，意味着官僚政治开始取代贵族政治，意味着中国的皇权走向了强化。而中国皇权的强化从她这个时代开始一路高走，到明清时达到了巅峰。在唐朝之前，中国曾经有两次贵族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