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汉译及其社会背景.docx

最终一课汉译及其社会背景一部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接受，总有其特定的社会土堵和话语空间。而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借助翻译，在接受国胜利地实现其生命的持续，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获得本土化再造，也总是反映着接受国独特历史条件，有接受国本土社会情感的运作参加其间。因此，追溯一部异国作品在中国的命运，就其与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的联系加以考察，可以更好的相识它以及对它接受的历史，也更好地相识承载了这历史的我们自己。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终一课1912年被译入中国，从上一世纪二十年头起先，长期入选我国中学语文教材，超越了时间和不同意识形态的阻隔，是在中国最有普遍群众基础的法国文学名著之一。尽管在它之后，都德的其他作品也接连译入，为数不能算很少：但是关于都德，中国人记忆最深的，恒久是普法斗争，是最终一课。可以说，在汉语言说都德的语汇中，最具表现力的就是最终一课，她甚至可以作为都德的代名词，作为“爱国主义”的符码编入了近代中国人百年的阅历史和情感史。法国人眼中或许更是擅写南方风情的温婉的都德，在中国语境中被爱国主义作家置换。尽管学者文人曾在以哀逝情怀叙写湘西风士的沈从文身上体认了都德的韵致，显示了他们对这位诞生于普罗旺司的法国作家的审美回应，而对于一般的中国受众，星光下牧羊人的柔情和赛甘先生的山羊遥远而生疏，只有最终一课和都德一起熔铸为爱国主义的代码，成为我们自己精神财宝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对一个作家的接受，尤其是对一个异域作家的跨文化接受，有时会出现对这一作家的部分的强调或部分的偏废，它是接受者自主选择的结果，与接受者所处的历史文化现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曾言，“每部代表作的历史都浓缩着生产该作品的民族以及接受这一作品的其他民族的爱好史和敏感史”。因此，还原一个作品的跨文化闵读中所牵涉的历史语境，考察其最初接受者的阅读敏感，有助于理解这一作品在相异文化中的机遇，同时也能揭示接受者自我在外来作品的本土化运作中的意义。本文从最终一课最初的译本着手，结合其他早期出现的译本，分析这部法国文学名著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特殊文化语境中被接受时，中国本土文化的切身阅历和民族情感的积郁怎样制约着译者，并通过译者的个人敏感穿透作品，奠定了接受之基，使这部作品成为几代中国人在割地赔款的阴影下，在亡国的现实危机中爱国感情表达的媒介。依据目前驾驭的材料，胡适翻译的最终一课（原名1.aDernireclasse）是都德作品汉译的第一篇，它最初刊登'在1912年11月5日上海大共和日报，译名割地。此后，同一译本又由留美学生编辑，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在1915年春季号仍以割地之名重新刊出。1919年，亚东图书馆为已然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译者出版短篇小说集，以最终一课原题收入该译本。而后，这一译本又在二十年头初起先，在白话文进入基础教化的背景下，被收入由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成为都德这部作品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最有力地参加了汉语语境中都德形象的构造。与胡译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同在1915年，同样在上海，创刊于1915年6月，以都市市民为读者对象，以消遣休闲为旗帜的小说周刊礼拜六推出了署名“静英女士”译的最终之授课，是胡适译本之外今日所见最早的他译：由于礼拜六所牵涉的与留美学生李报不同的读者层，这一新译本的出现对于还原最终一课在中国的接受语境别有意义。此外，在上述两个译本出现之间的1913年，在长沙出版的湖南教化杂志刊载了标明“匪石译”的最终一课，尽管经过文本的对比分析发觉这个译本只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但是这一现象本身，和都德之同一作品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一再被选择被发觉，都从不同层面显示着接受者社会集体意识在对异域文学作品移植和化入过程中的有力运作。胡适译本初名割地，这一译名的选择就已精确无误地传递着显明的时代印记和剧烈的情感信息，以一个词语的选用开启了本土阅历、民族情感对都德的再创建。最终一课法文原名1.aDerniereClasse,显明而贴近故事内容:一个学童对自己“最终一课”的深切记忆。在翻译时，译者与第一读者胡适，放弃了干脆将其译为最终一课这样合情而又轻松的做法，而选择把这部作品最能激起他回应的故事的本质干脆推向前台，“割地”一语道出了超出作品主子公孩子所能理解的，国土沦丧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学问分子心中激起的屈辱与悲愤。正是二十世纪初年承载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历史，刻骨铭心地日夜感受着亡国焦虑的阅历促使他做出了对这一词语的选择。在为译本写的短序中，胡适看似随意地交代了译名的变更，字里行间也清茫地透露了译者对都德作品的最突出敏感点：著者都德生于公历千八百四十年，卒于千八百九十七年，为法国近代文章巨子之一。当公历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与普普土国开坤，法国大败，普国尽据法之东境。明年进国法京巴黎，法人力竭求和。赔款五千兆弗郎，约合华银二千兆元，盖五倍于吾国庚子赔款云。赔款之外，复割阿色司娜恋两省之地以与普国。此篇托为阿色司省一小学生之语气，写割地之惨，以激扬法人爱国之心。原名最终一课，今名乃译者所更也。民国元年九月记于美国。下笔所及，到处以法国反观“吾国”，涉及赔款，则折以“华银”，比照“庚子”。对于近代中国，“割地赔款”可以说是驱之不散的梦魇，是“亡国”命运的压迫，而译者本人正是在这压迫的苦痛中发觉并感受了都德。所以，“割地”这一词语交织着接受者情感历史与现实的积郁，在都德作品的刺激下脱口而出，几乎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集体意识借青年胡适之手的“自由写作”。当时的胡适以庚子赔款公费身份留学，在美国已经两年。这种经脸和境况是他作为最终一课译者的独特资源。尽管被美国“泱洪大国之风”浸漫，并已渐生其次家乡的感情，故国之忧未能稍减。从他当时的日记和书信中屡屡可见其“远人焦思”随国内风雨而动。在给母亲的家信中，他多汇报异国见闻，记述友人仁善，学业进步，尽管也难掩对家乡局势的关切，对家境窘迫的担忧：而在对同辈挚友的书信中，在日记里，“亡国”之威逼与贫困之压力是当时并悬于头上的双剑，尤其是侧身于优游的美国中产阶级社会里感受的贫困，更加剧着对弱国、对亡国的体会。可以说，作为译者的青年胡适，是在某种极其个人化的背景中，独特地阅历着亡国的惨剧和弱国的悲伤。在当时国人的眼中，他或许应是幸运的，庚款留学，脱离了以朝不保夕的小生意或卑微的教职谋生的苦境，来到“风俗极佳”、“无不有泱泱大国之风”的美国。但是，这一幸运却又是宿命地使他感受亡国悲伤的根源：他的留学本身正是割地赔款的伴生物，他的“幸运”又正是家国不幸的镜子。因此，他的留学身份带给他的，不仅是美式生活陶冶的平和温厚，而且使他比一般中国人更痛切地体认割地赔款的情感意味。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而这压迫使他反省，分别写于1913年和1915年的赔款小史和非留学篇，见证了他对自身境况与家国命运的独特敏感。所以当他被都德的小说所感动时，他听从自己的情感波澜，在翻译活动中注入了自己正在身历的阅历，并借移译都德之作一浇心中块垒。割地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上海的报纸，而报纸作为成熟中的都市生活的公共空间干脆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敏感。胡适留学在美，长期处于“远人闻乱，心日夕不能安”的境地，报纸是他借以关注故国的主要媒介。就在他翻译最终一课前后，1911年3月25日日记:“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吃，无非亡国惨状”。在1912年11月15日，则有“读英报纸论吾国事，中心如捣，又至邹秉文处读上海报纸”等语，真实记录了青年胡适现实情感与国内危亡局势的呼应，而他对祖国命运的焦虑则成为他感受都德、接受最终一课的精神土壤。胡适与大共和日报的联系，在于他中国公学时代的同学叶德贞，当时叶在这家创办于1912年初的报纸工作。在胡适的日记中，19111912年间曾频频出现与“德征”书信交往的记载。如：1912年9月28日，译割地期间（据日记载，9月26始，至9月29日译毕），“夜作长书寄德征”，9月29日“夜译割地成，寄德征，令载之大共和”。1O月15日，又见“得德征寄报甚多，一一读之。”可见，此时德征和报纸更干脆联系起了在异乡的胡适与祖国。而故国的报纸对游子来说总是切盼而又深恨的因为它经常传递着“国亡在旦夕”的哀音，加剧着远游者的焦思。查阅仅见的大共和日报1912年1O12月，割地题名与连日各版面警报般的标题相互呼应，彼此和谐，感染着那个时代学问者层体认亡国在即的高度惊慌：1O月27日社论呜呼蒙古，竟为朝鲜继也，1O月28日评论忠告濒死之支那，10月29日呜呼蒙古，呜呼青岛一来自故国的消息声声入耳皆为泪，成为亡国危机下译者胡适以中国悲怀演绎异国之最终一课的基本语境。同样浸涧着故国焦虑、伴随译文发表的周边文本译者的前言后记，更干脆地体现了其作者翻译活动的意义指向：借“他者”之历史，写'自我"之现实。在前引译序中，他以法国命运对中国的比附，不仅使译文的读者更贴近都德，也使中国人遭受的割地赔款的历史干脆介入对外来文本的解读。比之前言，置于文后的“译者识”表现了青年胡适对都德短篇小说艺术的观赏，但他最不能忘怀的还是作品艺术地表现的“割地之惨，奴隶牛马之痛”，并呼吁“读者勿轻易放过”。胡适的译文为白话，简洁朴实，尽管有细微环节的删略，那以天真的孩童口吻传递的深挚的伤痛以其朴实平实打动了几代中国读者。在胡适译本对细微环节的删略中，有一点比较突出体现了译者的翻译策略，更值得留意，这就是对人名的尽量简化：第一人称叙事的主子公小佛朗茨之名在原文有三次出现，而译本从未出现。这一变更削减了由于生疏的名字带来的文化隔膜，拉近了本土读者与异国故事的情感距离，使读者更简单干脆进入主子公的情境，产生超越地域与文化的呼应。尽管也要看到，在胡适译本以后的广泛传播中，译文载体白话的崛起和译文作者的身份都可能是重要因素，但是译本本身及其产生之初的基本语境已然奠定了这一作品的总体接受指向，并给后世以深刻影响。当胡适译本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时，处于欧战背景下的中国进一步从历史在现实的持续中再度选择了都德。假如说留美学生季报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学问分子，涉及最为敏感的精英的社会阶层，那么，同期出现在通俗文艺期刊礼拜六的另一个译本则可能从不同层次揭示最终一课在中国被普遍接受的情感基础。礼拜六是创办于1915年6月的小说周刊。在编者为其发刊写的“赘言”里有编辑者钝根的闻名言论：“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它不仅说明了该刊所以命名的缘由，也张起了健康休闲的旗帜。而在该刊创办不及一年，第38期（1915年2月20日）就有作者马二先生在其“寓言小说”，赌的“著者日”中说：“时局至今，何暇更做小说，然小说未始不行利用以促起国民之迷梦”。在他的寓言中，子孙众多、曾广有财宝的“华老头”家成了赌场，被来自“西村”的赌徒“英”“法”“德”“俄”“管领”，而又有阴险的紧邻“东方”的欺凌觊觎都德最终一课的又一译本，静英女士译最终之授课就刊出于同时期的1915年3月27日第52期。在此前后，关于斗争、爱国、英雄的作品密集出现于礼拜六，如血性男儿、爱国少年传、裸英雄等等，小说实已成为“惊起迷梦”的工具，而不再追求使人“万虑全消”。第56期裸英雄的作者黑子呼应马二先生的感慨，说，“时局如此，吾人非特无暇做小说，且亦不忍作小说，呜呼，强邻狼突，或战衅将开”。刊登于同一期，署名“剑侠”的短篇小说弱国余生记则全然没有一般小说的艺术架构，只是用几百字，叙写了一个青岛少年在日德交战中家破人亡的惨剧。作者在后记中说，“此次日军德军战于青岛，我国人民被害者甚众，特识少年事以寄哀悼，愿我同胞毋忘此痛”。编者钝根也特殊为此篇加了“按语”，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时代印记：“剑侠此作投到时，日军初下青岛，及今整出，而日本之侵略手段已一日千里，要求条件之苛虐，浸浸有吞并中国之势。嗟我同胞，不起防卫，行且尽为亡国奴，何暇悲少年哉!”静英女士译最终之授课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使都德最终一课进一步参加了被时局激起的救亡合唱。这一文言译本本身或许在当时或以后都没有犹如胡适译本的反响，而且犹如很多当时的译文，它在刊出时甚至没有提到原作者的名字。但在都德的中国接受进程中，结合此时的礼拜六对民情民心的真实记录，原作者的缺席好像更突出了最终一课与本土语境的深刻和谐，体现了都德这篇小说中国接受与再造的深厚土壤。曾以引导健康消闲为已任的礼拜六，与远在异国的留学生胡适一起，在国事危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笔J艮国”，并在唤起迷梦的努力中，使来自异域的声音汇入本土文化的激流，获得新的面貌与新的生命。与礼拜六休闲不得继以救亡不同，湖南教化杂志的主办者是忠实的“教化救国论”者，他在国事艰危中更痛切关注外侮之下民族内在的痼疾，欲挖掘所以贫弱被辱的根源，并以教化疗救之。1913年初，署名“匪石”译的最终一课在该刊是以“教化小说”出现的。值得留意的是，这篇译文基本上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而发表时间仅在大共和日报刊出割地几个月内。这一速度与频率，再次从一个侧面为我们供应了当时读者与青年胡适敏感共通的例证，也在最终一课的中国接受史上留下其实而富有戏剧性的一页。纵观以上所见，最终一课入华的最初三年，都德已在本土特殊语境中成为中国人爱国情感谢发和表达的媒介。而后，当胡适译本被选入语文教科书，它的接受随之进入了新的更广袤的空间。今日所见最早收入胡适最终一课全文的教材，由洪北同等编，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文范在半年内出了四版；而1923年为适应新学制编的国语教科书在七年中印行曾高达112版，传播及影响甚远。在1932年，当出版这两种教材的商务印书馆毁于日本人的大火后，几个月内，它就推出了国语教科书的“国难后第一版”，并在一个月内连出了五版。收入了都德这篇小说的“国难版”教材的战火经脸具有象征意义，它所掀开的将是最终一课中国接受新的一页：抗日斗争的血与火将使它最终定型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代码，深深地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